“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吴兴唐/文
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可以有多个“切入点”。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中，有两个“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于世界已经20多年，成为世界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美国因素”则在世界上无所不在。从苏东剧变到伊拉克战争，从北约东扩到中亚“颜色革命”，我们都能看到“美国因素”。我们在谈论“美国因素”时，还包含这样一个思路，即美国要把“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我们在分析现代国际重大事变和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时，如果从这两个“点”切入，那就可以把问题看得透彻些。
“新自由主义”的三面旗帜：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
战后，西方大国为了恢复经济，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目的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放弃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凯恩斯主义”要求由政府进行“需求管理”，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用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消费从而带动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在战后30年取得了显著成就。欧洲、美国和日本实现了新的经济飞跃。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战后德国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这种市场经济除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外，还强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公平公正”为发展目标，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缓和社会矛盾;在所有制问题上主张股份公司相互控股;在企业管理上实行“共同决定权”，出资者同职工代表进行共同管理。“社会市场经济”虽在阿登纳任联邦德国总理时推行，但也深深地打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烙印，因而为西欧国家所普遍采用，称为有别于美英式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由石油危机引发经济危机，人们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把“新自由主义”引为国策。
“新自由主义”有各种派别，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其基本特征和理论。
自由化：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反对“福利国家”政策。控制货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经济自由同政治自由有必然的联系，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计划是同民主对立的，政府作用要尽可能地缩小。工会影响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
私有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使经济活动得到充分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并逐步形成市场规模和市场调节机制。私有制还能保证政治自由的实现，因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制度。
市场化：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经济人”就是指“以牟取利润为惟一目的”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人们利己本能和天性。“经济人”在利己本性的指导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会“自然均衡”地形成“市场机制”。市场本身具有足够的竞争性，来有效地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而不需要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只有市场的自愿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才具有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力。市场的作用除在经济领域外，还应将其作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社会领域。
“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主要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生变化和进行调整。它在实践中并不完全同“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相反吸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做法，如在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方面。
“新自由主义”就其本义而言是要回到古典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因而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也有人把经济与政治分开来分析，即经济上是“新自由主义”，政治上是“新保守主义”。这特别是指美国。
美国要把“新自由主义”
推广到全世界
冷战之后，美国霸权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种新发展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要在全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美国的国际战略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美国的国际活动也是围绕着这个主旋律进行的。美国使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思想渗透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使我们看到“美国因素”在全球各地普遍存在。美国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就是进行全球的“民主化”、“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美国因素”、“华盛顿共识”是可以划等号的。
“新自由主义”首先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推行。苏联解体、东欧改制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发生的。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作为外因，就是从美国吹过来的这股“新自由主义”之风。戈尔巴乔夫主政苏联时期，邀请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改革方案”，于是搞了一个“休克疗法”，即全面私有化。发起“全球民主化第一战役”的，正是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齐名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和实施者美国总统里根。美国“不战而胜”，里根立第一大功。因而，美国“全球民主化第二战役”的发起者布什要盛赞里根。作为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家赖斯也有功劳，于是当上了国务卿。
这股风也吹向西欧。西欧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发源地。在当时，西欧国家的重要经济领域都有国有企业或者政府控股企业，“新自由主义”之风一吹来就全部私有化了。1998年2月，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推动下，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张。德国（社民党）总理施罗德是积极支持者，发表了“施罗德——布莱尔文件”，把“第三条道路”推向西欧和拉美。“第三条道路”是想在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搞折衷，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因而也可以说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冲击莱茵模式，“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但是“第三条道路”并未成功。随着克林顿下台，英德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发生深刻分歧，布莱尔首相地位动摇，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失利和施罗德下台，“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破产。
布什以“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的国际战略，发起“全球民主化的第二战役”。发动伊拉克战争，除石油利益外，主要是要把伊拉克作为“推翻独裁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的样板，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化”计划，向伊斯兰地区推行美国式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与此同时，美国向中亚地区发起“颜色革命”。扶植反对政府的“民主派”，用美元收买方式进行舆论宣传和“街头革命”，以推翻现政权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政权”。
美国要把经济全球化变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美国当然也不会忘记，向俄罗斯、向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
“中国威胁论”是棍子，
“中国责任论”是套子
中美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合作与竞争共存和交织，在合作中竞争和在竞争中合作。同任何事物发展一样，也同任何大国关系一样，中美关系是曲折地向前发展的，有起有伏，而不会有“良性互动”。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把中国视为“潜在对手”。无论美国对华政策的说词有多少改变与翻新，美国这种对华战略思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因而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也不会改变。
10多年来，“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根棍子。近年来美国又抛出“中国责任论”，这是一个套子。现在美国对中国是“两论并举”，“双管齐下”。
“中国威胁论”细分起来名目繁多，主要是“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军事威胁论”。
美国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有两个直接目的。其一是要中国全面开放市场，特别是全面开放金融保险业市场。而一个国家全面开放市场是做不到的，美国自己也做不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实行“双重标准”，对人“开放市场”，对己“保护主义”。其二是要使人民币马上自由浮动。这也是做不到的，因为这涉及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问题。去年以来，美国特别起劲地宣传“中国军事威胁论”，其直接目的有三:一是卖先进武器给台湾，向“台独”发出错误信号，而2007年和2008年是“台独”猖狂活动期。二是为美国军事战略东移找一个借口。三是以此加强美、日军事联盟。
“中国责任论”最早提出者是鲍威尔。几年前，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说过一句话，美国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此话怎讲?难道中国过去和现在还不是负责任的大国吗？难道中国是不是负责任的大国还要美国来“钦定”吗？难道美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吗？鲍威尔只是含糊一说，并未提出负责任大国的标准和内容。一年多之前，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提出，美国愿把中国视作“利益相关者”（或称“共同经营者”）。“利益相关者”是“中国责任论”的变相说法。你想成为“利益相关者”吗?那你必须是“负责任大国”。“责任”是前提，“利益相关”是结果。佐利克没有像鲍威尔那样笼统，而是开列出中国必须做到的“条件”：
1、中国在全世界“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利益;
2、同美国一起共同构建美国—超独霸的“全球秩序”;
3、中国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实行“自由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这难道不是一个套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