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台湾间谍的悲剧人生:不想当卖国贼(组图)

台湾的情报人员名单中，这些老人的名字恐怕根本不会被提起，他们是历史当中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但这特殊的一笔，却改写了他们的整个人生。
事儿搞大了
2007年3月30日晚上8点，刚成立三个月的香港民间组织“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会长姜建国住在台湾朋友家里，却开始做起了辞去会长职务的打算。
来台湾21天，其实这一天他最高兴——下午台湾军情局的梁参谋打电话来，说长官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处理姜建国等一批情报人员的补偿问题，让他先不要回香港，等着军情局答复。
这天中午，姜才首次和台湾前“立委”冯沪祥见上面，冯担任“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秘书长，由他出面与军情局沟通召开质询会，解释对这批老特工的处理。下午，冯沪祥还拜见了李敖，向他介绍了这批老特工的情况。作为台湾现任无党籍“立委”以及知名作家、学者，李敖的掺和，无疑将给台湾军情局更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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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香港商人姜建国作为台湾特务被大陆国安逮捕，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近15年，出狱后回到香港，失去了工作，失去的名声，贫病交加，妻离子散。今年初，他联合同样遭遇的香港狱友，共同向曾经利用了他们后来又抛弃了他们的台湾军情局进行索赔。索赔清单上列明：要求补偿15年服刑期间的工资1000多万元台币，要求补发出狱至今的工资1200多万，要求发放台湾身份证……
他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索赔，但他曾经为“台湾间谍”这一身份付出的巨大的人生代价，他希望台湾方面至少有个表示。
姜的算盘这么打：如果台湾军情局同意补偿他们一批8位香港籍的间谍，这笔钱一半将给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海峡两岸交流协会”作为经费，两成将捐给刚由他牵头成立三个月的“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同时，他还想说服比自己年轻12岁的陈景圣接会长的职，把为相同命运的人讨回应得利益的工作继续下去。
于是，他选择在长久的缄默之后站出来，公开他曾经的间谍身份。
一件让姜建国有些费神的事是，到底给台湾的报纸《联合报》还是给香港的凤凰卫视做独家报道？这两家媒体都提了一样的要求。而姜建国更期盼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这个事情现在搞大了。”他兴奋地说。
事情确实搞大了。2001年从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回到香港的姜建国，已经到台湾军情局做过三四次“客”，每次都被敷衍地打发，最后拿着1000至3000元美金回家。
这次不一样，他感受到了除媒体以外的关注，台湾军情局的人两次拜访他，梁参谋还对他说：“你来可是大事情啊！”
联合索赔
在“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担任秘书长一职的陈景圣早就意识到了个人的力量有限。去年，他只身去台湾，尽管带去了香港议员写给当时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推荐信，最后也没见上公务繁忙的马主席。
住香港政府的公屋，拿香港政府的救济，过的是入不敷出的生活，“我们不应该 由香港政府来养，养我们的应该是台湾军情局。”姜建国愤愤不平地说。
相关背景◎台谍见证两岸关系
处于敌对状态时期的海峡两岸，曾经是世界上最活跃、最危险的情报战场之一。潜入大陆的台湾间谍，一般由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负责派遣，其前身是国民党“军统局”。1985年，“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并，成为“军事情报局”。其总部在台北阳明山下的芝山，设有情报学校训练间谍，军方内部称该处为山竹营区。
据了解，台湾“军情局”通常收买小本经营或生意上有困难的台商做间谍，如此做法容易一拍即合，某些生意面临失败的台商，为使生意起死回生，往往铤而走险当间谍。这些去当间谍的台商，通常受训10天就会被安排工作。
台湾间谍的任务包括搜集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情报，以军事最重要。台谍搜集大陆军情，主要针对三方面：所谓瞄准台湾目标的导弹类型和数目、解放军最新动态、大陆军事防线之死穴等。
据台湾军情部门的透露，在过去五六十年间，台湾总共有三千多名间谍“殉职”。而事实并非如此。台湾情报部门一直是把情报员宁死不被俘当作必须执行的信条，许多到大陆从事活动的间谍人员，只要是一失踪，或者是被俘，很快就被台湾当局宣布为“死亡”。如果有一天，这些“起死回生”的人重新在社会出现，他们也不会被台湾军情部门继续录用。 (综合国际先驱导报报道)
台湾军情局只是应付他，承认了他情报人员的身份，但却说“既往不溯”，给了3000美元打发他回来。“一个人讲话没什么分量，他们也没压力。大家抱成团，集体的力量，台湾才会正视你，把你当一回事。”
住香港政府的公屋，拿香港政府的救济，过的是省吃俭用入不敷出的生活，“我们不应该由香港政府来养，养我们的应该是台湾军情局。”姜建国愤愤不平地说。然而，这都是为“党国”付出落得的下场，这些神情落寞的老人们，在得知当时同在一个监狱服刑的台湾籍间谍在去年终获得补偿时，倍感振奋。所以他们决心联合起来，用余生向台湾当局讨回自己“应得的那份”。
在台湾籍狱友的指点下，姜建国找到了台湾“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协会”寻求帮助。协会秘书长冯沪祥的秘书陈小姐向记者证实，他们正在跟进这单案子。她觉得棘手的问题在于姜等人都不是台湾籍，而且，他们之前都或多或少地领取过补偿。因此，至于能否帮他们争取到利益，陈小姐审慎地说：“我们只能尽力通过‘立委’给军情局施压。”
1987年国安部门缴获的台湾间谍在大陆进行恐怖活动的部分罪证，包括发报机2部、手枪4支、子弹100余发，以及其它特务器材、指令、经费等。
这是历史悲剧
“这是一个历史悲剧。”中国社科院台湾问题研究专家王建明这样概括姜建国等一批台湾间谍的命运。
他说，1949年以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两岸之间随即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间谍暗战。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台湾的战略是保台澎金马，伺机反攻大陆，但到了70年代，两岸关系出现很大变化，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关系改善，蒋经国上台之后，在军事政策上也进行了调整，变成了积极防御，独立互守。到蒋经国后期，香港开始成为台湾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桥头堡。香港作为自由港，历来是国共两党情报站的重要基地，是台湾向大陆渗透的基地，当时大陆渐渐地开放，所以利用一些内地籍的香港人做情报工作，成为台湾编织巨大情报网的重要手段。
姜建国，陈景圣，他们只不过是这个巨大网络当中小小的一环，只是他们并没意识到，作为最外围的情报人员之一，他们是可随时被牺牲的，这种牺牲对于台湾情报工作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他们的一生，就这样无法挽回地改写了。
“这就是历史的悲剧。一个选择错误了，命运就无法改变。这种历史现在应该结束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还原历史的真相。”王建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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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6名被释放的台湾间谍1976年1月30日离开北京。戈春江/摄
台湾间谍之一——姜建国：我是间谍，代号5331
女儿至今音讯全无，姜建国也知道，再见她一面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当时台湾给我的代号是5331，每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电台就叫三遍：5331同志请注意，中央现在给你讲话，请记住，1034……
如果没有别的安排，姜建国在大多数的日子里，都要从他在葵涌的公屋到附近的百佳超市，步行三十分钟，捡废纸皮去卖钱。
过去他从来没想过会到这地步，就是在监狱里的时候都没想过。“如果出狱之前想过会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出来了。”
1988年，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的姜建国，被判刑十五年。在被关进监狱的第三天，他就企图吞一个铝合金饭勺自杀，“感觉还是早点死的好，这十五年怎么过啊。”
宣誓
姜建国出生于上海，父亲是旧上海的资本家，1949年抛下子女逃到了台湾。姜建国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当了一名普通医生。1981年，他成为父亲的唯一遗产继承人，于是，姜建国马上携妻女来到香港，弃医从商，在“小甜甜”龚如心的公司里做到中层职位，拥有百万家产。
1985年5月，他从大陆购买一批蚕丝运往台湾，由于台湾的贸易壁垒政策，姜建国在蚕丝外包装的袋子上，都用“印度尼西亚制造”的假标签装饰起来，为了省钱，里头小袋包装上印的“中国制造”他却没清除干净。这批货没能混过去。台湾当局将他的货品全部扣押没收。“当时是个营业代表去的，去了之后打电话来，说姜先生不得了，这批货要全部没收了！哇，我说怎么回事，我一下子愣了。”
突然的变故让姜建国面临一次大的经济损失，想到马上就要到手的四五十万美元可能就这么泡汤，姜建国火速赶往台湾找当地朋友活动。朋友向他引荐了一位沈先生，沈先生答应归还他的货品，但同时提出了一个条件，要他参加国民党。
“参加什么党都可以，吊儿郎当党都可以，只要东西拿回来。”出于商人的本性，姜建国一心只想着把货拿回来。但眼前的这位沈先生，并不是普通人物，而是台湾军情局的一名军官，他的目标是要姜建国为台湾军情局服务，否则蚕丝全部没收。
此时，姜建国还可以选择，要么做一个眼前亏一笔的商人，回去继续经商，要么这次不亏钱，但要从此做他们的人。姜建国脑子里的天平迅速倾向了眼前利益这一边，他一口答应了。
第二天就在沈先生家里，姜建国宣了誓。“我忠心参与中华民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忠于三民主义，绝不叛党，如果我有对党国不诚不意，愿从纪律惩处，包括家人。”这段誓词，姜建国在之后很多年都反复回味过，但他当时并不知道他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从宣誓的那一刻起，姜建国便开始被推着往前走。他开始接受军情局对他为期七天的特务培训，学会配制药水写密信，学会反跟踪，学会通过电台接收任务。“当时给我的代号是5331，每星期一到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钟，(电台)就叫三遍：5331同志请注意，中央现在给你讲话，请记住，1034……就报数字，一般来说，每一组数字报两遍，第一第二两个数字为一标，比如0933，就是第9页第3行第3个字。……”
只进行了七天的突击训练，姜建国被台湾军情局委任为中校处长，领取960美元的秘密月薪，并如愿拿回了蚕丝。
执行任务
姜建国回港后不久，就从“上锋”(上司)那里领到第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并不简单，是让他携带大量的反共传单潜入大陆派发。
“宣誓讲得很清楚了，你如果有叛台或者背弃的话，不单是你要受处分，还有你的家属。我出事了没关系，老婆孩子怎么办？”接到指令后，姜建国如坐针毡，他不敢将一切告诉家人，偷偷上路了。一切比想象的顺利，姜建国先到深圳，之后乘火车到广州，没人盘查。他开始拉着行李箱，走走就坐下歇歇，坐的时候就拿张宣传单垫着，看到四周无人马上站起来走，宣传单就不拿了。“这带有危险性的嘛，万一被人家看到，我就完蛋了。”这晚上在广州火车站到白云机场的路上，没有人留意到这个走走停停的貌似旅客内心忐忑的男人，从晚上9点走到凌晨1点，传单散发完毕，他立刻赶回火车站，搭清晨6点第一班车赶回香港。
第一次行动出乎意料地顺利。此后，1987年，姜建国作为港商返回上海洽谈港口开发，他的这个身份再次被台湾军情局利用，在姜建国拿到港口图纸后，台湾方面给了他丰厚的奖赏——4000美元。同年，姜建国又来到大连，这次，他的一切行踪早已进入了大陆安全部门的监控
被捕
在坐船去大连的路上，发生了一件让姜建国觉得“很奇怪的事”，同去有三个人，但有一张票在另一个房间，他们房间已经有一个男乘客，正在床铺上看书，姜建国跟他商量想跟他换，被拒绝了，原因是“那里黑不溜秋的，看书都看不到”。后来姜建国想，这个人为什么不肯，“可能是跟踪监视我们。”
在大连期间，姜建国到军港游览，刚一出港即被大陆安全部门捕获，他短暂的仅一年多的间谍生涯就此戛然而止。“一个男的出来说，你(被)逮捕了，我说，我什么事啊，什么事还要问我们？签字，铐了。我心里就寒了，冷了。”
姜建国没有立即坦白他的间谍行动，他在猜测，到底是谁出卖了他。可能是香港公司的女秘书？或者军情局里就有“无间道”？一切已经想不明白，但心里还存着一线希望，因为香港居民的身份，或许他可以被解送出境。
经过近两年的羁押，1988年，他终于等来法官对他命运的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
“我一下愣掉了，我就跳起来，说后边呢，没有解送出境吗？”答案是没有。
姜建国糊里糊涂一年多的冒险生涯，换来的却是人生十五年宝贵的时光在狱中度过，在人生顶锋的时候突然锒铛入狱，姜建国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那个时候的他，没有想到，在狱中苦挨了十几年之后，年过六十的他终于有一天走出监狱，又发现，失去的不仅仅是这十几年。
暮年
走出他度过了13年零四个月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姜建国急匆匆地赶回香港。
在他是个风光的间谍的时候，他铁了心和妻子办了离婚，当年17岁的女儿说：“爸爸，你良心黑掉了，你可以娶年轻漂亮的，妈呢？”姜建国那时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比他小22岁的上海女子刘玲，他先是喜欢上这个友人推荐给他做秘书的女孩，继而发现刘玲父母是上海的“高干”，他可以借机接近更多情报源，于是更加坚定地抛弃发妻和女儿。
这次回来，他抱着一线希望，或许可以再见见她们？
回到香港，姜建国蒙了，他发现，别说家人，连自己的房子，甚至房子附近的街道都不见了。据说他入狱不久，妻子将房产卖掉，带着女儿远走他乡，房子卖了1400多万港元。他站在那里，看着陌生的高楼大厦，整条路都不认识了。“心里好寒啊，什么都没方向了。身上没有钱，这日子怎么过啊。肯定要到台湾去拼命啊。”
他的想法是，找台湾当局，至少坐牢期间的工资要补给他，拿这一笔钱买个小房子，可以住下来。2003年，他找到台湾军情局，台湾方面承认了他的身份，但给了3000美元就将他打发了，没有别的补偿。
在香港，姜建国只能靠政府综援和自己捡废纸皮来卖维持生计。每隔一段时间，他会在报纸上刊发寻女启事，可是没有音讯。当年他在监狱的时候，女儿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姜在上海的哥哥，留下一句“伯伯，我们要出国了，照顾好我爸爸”。6年下来，姜建国也渐渐意识到一件事情，“她(女儿)现在不可能不知道我在找她，可能她有自己的生活，不愿意见我吧。”
姜建国又找到了刘玲，两人结了婚。当年他入狱时，刘玲怀了他的骨肉，儿子现在已经20岁了，在上海做救生员的工作，爱穿名牌，不过对老爸是“007”的说法不以为然：“007才不会被抓到嘞。”
现在姜建国的心愿是，拿到补偿，开一个报摊，把刘玲母子俩申请到香港，从此一家团圆。而女儿，则恐怕这辈子都无法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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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1987年福建省国家安全机关缴获的台湾“军事情报局”在大陆进行恐怖活动的部分罪证。林慧/摄
台湾间谍之二——简志钧：我不是卖国贼
当年的神学院教师当了间谍，经历狱中14载，重新回到社会，只希望一生不留臭名声。
女儿当他是卖国贼，这让简志钧很痛苦。向台湾当局索赔，对他来说，意义不仅在于经济补偿，更重要的是：“希望人们对我们的看法正确一点，人不能一生留个臭名。”
简志钧82岁生日在2006年12月26日，女儿这天没有来给他庆祝，她还在生气，气老爸娶了个42岁的沈阳后妈，后妈带来的小妹妹，比她自己的孩子都要小。
对于这段晚年的婚姻，简的说法是，他需要照顾。这个当年的“台湾间谍”，在狱中度过了14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1982年7月1日，因潜入大陆发展情报人员，简志钧在广州被逮捕。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香港九龙区一个神学院的语言教师，教人说英语和粤语，每周上三天课，月薪6500港元。其他时间，他的身份是台湾间谍，经常到毗邻香港的广州活动。
那一次，他记得离开香港那天，天下着雨，鬼使神差地，他跑到弥敦道买金链，店员拣了一条细的，他立刻骂“狗眼看人低”，差点跟人打起来。他挑了条最粗的。太太收到很惊讶，又不生日又不庆祝的，怎么买这个？没想到，这个礼物成了他们的告别。现在回想起来，简志钧说，真不可思议，可能这就是预兆。
直到1996年11月26日，简志钧在服刑14年后才得以释放，回到香港。但是，太太没再等他，嫁了旁人。那天，是女儿到口岸来接他的，92岁高龄的老母还健在，一家人在等他吃这口团圆饭，直等到晚上11点半，才终于动筷。团圆饭过后，他又是一个人了，直到他娶了现在这位来自沈阳的新太太。
女儿脾气不好，心里一直有点疙瘩，当他是卖国贼，这让简志钧很痛苦。向台湾当局索赔，对他来说，意义不仅在于经济补偿，更重要的是：“也希望世界上的人对我们的看法正确一点，人不能一生留个臭名。”
台湾间谍之三——陈景圣：生命中三个女人离他而去
没什么表情，话也不多，陈景圣平静的外表下仿佛心也变得冰冷。
当初，他义无反顾地加入台湾军情局，本来是希望赢回逝去的幸福生活，但他反而离幸福越来越远，他生命中三个最重要的女人，因为他的这个决定，都相继离他而去。
看到这双白皙细嫩的手，断不会把它跟这位年近60的男人联系起来。就是靠着修长灵活的手指，陈景圣捏出无数点心来养活自己。
3月3日，陈景圣用这双手用力地搓了搓脸。虽然他没什么表情，话也不多，但别人是敷衍还是真心帮自己，他能判断得出来。
做间谍的代价
陈景圣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当时我家里的环境很好，住在一幢花园别墅里，是整条街最好的房子，花园很大很大，小时候真是很享受。”
陈景圣的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外交官员，因此他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他在花园里奔跑着度过童年时，哥哥姐姐们都接受了当时能想到的良好的教育。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爸爸被红卫兵斗得惨不忍睹。家境的变迁，让陈景圣的心里蒙上了难以磨灭的阴影，挥之不去的怨恨缠绕着他。于是改革开放后，他执意只身离家到香港投奔亲戚。但香港并不是他梦中的天堂，陈景圣只能蜗居在一个上海菜馆里做煮面师傅，低微的身份让他非常失落。
这时，餐馆里一个叫陈希凯的同事主动接近他，于是两人成了朋友。开始两个人谈双方的家庭，一谈到家庭，陈景圣心里就有很大的怨气。不久，陈希凯就把陈景圣引荐给一个叫小林的特工。第一次听小林提到“为台湾做事”时的感觉，陈景圣说使他想起了革命样板戏里一句台词，“找到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只不过，他现在找到的是国民党，也好像走上了革命道路。陈景圣“感觉很兴奋”，他在比较压抑的生活里，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他觉得很有挑战，很兴奋，“没有半分的迟疑”。
在回上海策反亲友时，陈景圣吸引了国安部门的注意力。1981年11月26日晚，陈景圣被逮捕。他的间谍生涯只维持了短短九个月，他坐在监狱里，感觉人生走上了另外一个阶段。
陈景圣被捕后一个月，他的妻子因无法承受丈夫是台湾特务的事实，服毒自杀，而母亲也在两年后痛苦病逝。陈景圣被判刑13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993年11月减刑后出狱。出狱时，当年3岁的女儿也长成了15岁的大姑娘。在监狱的时候，陈景圣每个月写信回去，找了些香港邮票，把信从监狱寄回上海家里，假装是香港寄到上海的。为了避免伤害女儿，他要编织美丽的谎言。出狱前，陈景圣的姐姐把真相告诉了女儿，得知爸爸的真实身份后，女儿开始回避他。“都是天意，我影响了她，我的上一代影响了我，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命运都是什么？国共两党长时间斗争的后遗症，对我们两代人的影响，是太直接了。”
平静外表下悲伤的心
1994年，陈景圣带着女儿返回香港，但女儿还是一直不理他，感情上的结还是解不开。不幸的是，女儿被诊断出身患白血病。在香港一起生活的几年里，相依为命的两人却形同陌路，女儿脾气很犟，不叫爸爸，甚至跟陈景圣连话都很少讲。只是在临终前大约一个礼拜，突然有一次在医院打电话给陈景圣，叫了一声“爸”，那一声“爸”，陈景圣听得很心酸，为人父二十几年了，却只听到女儿在这个时候叫的一“爸”。
“人生的悲剧我都没有漏掉一个。”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女。女儿去世的时候，陈景圣没有眼泪，有的只是麻木。他的表情总是很平静，甚至有点冰冷。别人都说女儿漂亮，说她长得像蔡少芬，“红颜薄命吧。”陈景圣淡淡地说。
女儿遗愿是葬在祖母身边，陈景圣亲自捧着女儿骨灰，来到了上海母亲安息的墓园。上海已是深秋，他将女儿安放进墓穴时，突然一股难以自持的情绪击中了他，他放声大哭，眼泪叭挞挞砸在盛装女儿骨灰的灰白色瓮上。
在香港，陈景圣又是孤单一人，只有女儿生前的男友常常来看他，小伙子是个警察，有情有义，3年多来一直单身。
为了给女儿治病，陈景圣欠了亲友30多万元，2004年8月，陈景圣到台湾军情局表明身份，要求赔偿，军情局承认了他的身份，但表明：“既往不溯”，闭口不谈赔偿事宜。
陈景圣想起小林说过的那句话，蒋“总统”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这些特工人员，他当时非常感动。但是，现在，他只有被牺牲掉，被欺骗、被抛弃的感觉。
在妻子、母亲死去之后，女儿是陈景圣生命中最后一个重要的人。但是，女儿也因为白血病离他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