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场：潜伏台湾最后被捕的交通员

文章摘自《潜伏归来》
作者：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组   出版社：黄山书社
本书简介：根据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改编。特工、战犯、囚徒、杀手；潜伏、逃亡、越狱、漂泊……他们是“双面”潜伏者，在历史的舞台上跑龙套。大时代兜兜转转，光阴逝去，潜伏归来，却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独守内……[连载内容]
他是潜伏台湾的地下交通员，以商人身份传递情报。生死关头，他隐身墓地，成为最后被捕的地下党员。坚持信仰，他孑然一身，在农场劳动二十余年，独守内心的忠诚与愧疚。
人物档案
刘青石，本名刘英昌，1923 年生于台湾基隆，台北工业学校(现为台北科技大学)毕业。
1940 年因为和同学计划给日本军队投毒，被捕入狱。
1945 年日本战败后被释放，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从事进步活动。
1947 年加入中共台湾地下党，担任地下交通员，直接受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指挥，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多次冒着危险往返于台海之间，传递重要情报。
1950 年因蔡孝乾叛变，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捕，在墓地中潜伏4 年后于1954 年被捕，成为最后一名被捕的中共台湾地下党员。
1956 年假意答应国民党去大陆做特务，返回大陆向组织说明情况。经过一年审查，被送到北京郊区一个农场劳动长达22 年。
1979 年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担任日语教师。现独居北京。
□ 陈晓楠
1950 年，由于中共地下党在台湾最高领导人蔡孝乾的叛变，岛内先后有400 多名共产党员被捕，所有的高层领导都被枪杀。其中包括了国民党中将、位居高位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还有中共华东局的特派员朱谌之。中共地下党在台势力可以说是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这起大规模的地下党员被捕被杀案件中，有一个和蔡孝乾关系十分密切的人却侥幸逃脱了。他就是在台湾潜伏时间最长的地下交通员——刘青石。
1923 年，刘青石出生在台湾一户普通人家。在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日子里，尽管从小接受着日式教育，但刘青石却清楚地知道自己与日本人不同。对日本殖民者的仇恨一直埋藏在他的心中，见到中国人被日本人欺负，他都会去帮忙教训日本人。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青石对侵略者的仇恨进一步加深。1940 年，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谋划着给日军投毒。不料计划败露，17 岁的刘青石和其他几个同伴一起被捕入狱。
刘青石：我在学校是以打日本人出名的，看见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我就去打，用暴力对付暴力。
陈晓楠：真的？你那会儿个子很大么？
刘青石：个子很大，我那时候体格是最好的。有一个日本人听说我经常打日本人，要找我算账。我就跟他定了一个时间决斗。他是柔道两段啊，那是真的厉害。我就凭胆量应战，根本不在乎他什么柔道几段，跟他打的时候，我们两人捆在一起，我还抄家伙了。可是他很厉害，打了半天最后我们俩不分胜负。
陈晓楠：有受伤吗？
刘青石：没有。从那以后我在台湾人中间就更出名了，他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打手”。
陈晓楠：所以当初计划给日军投毒的时候你没有丝毫犹豫？
刘青石：有什么好犹豫的，我本来就仇恨他们，不去的话才奇怪呢！日本人的拷问，什么刑法都有。给你吊起来拷打，还要灌水。怎么灌水呢？把棉花给你塞到嘴里头，往鼻孔那里灌水。
陈晓楠：人就等于窒息了。
刘青石：对啊，就要逼你说话呀！受不了了你就说。最后我说什么呢？我告诉日本人，不管怎么样，我都愿意做一个中国人，哪怕只是做一兵一卒，我都愿意；我就是不愿意做日本人。我对日本人是这么说的，我承认我想毒死你们，反正我豁出去了。
刘青石被日本人投进牢房，一待就是一年多。1941 年12 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加入战局。此时，刘青石发现，自己所在的监狱上空时常盘旋着美军的轰炸机，监狱也常常遭到炸弹的袭击，很多囚犯被炸死。刘青石和好友唐志堂幸运地在美军的轰炸中活了下来。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的刘青石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前来受降的国民党军队。然而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比日本军队好多少，一到台湾，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百姓怨声载道，刘青石大失所望。带着对国民党的失望，刘青石离开了监狱。出狱后，他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①，组织游行集会，从事进步活动。
1947 年2 月27 日，台北专卖局在缉查走私香烟的过程中，不慎开枪误伤围观群众。愤怒的群众在惩处肇事稽查员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包围了宪兵队。此事件触发了2 月28 日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和罢市。同日，包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请愿市民遭到驻署的卫兵攻击，事件因此由请愿转变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进而激化为省籍、族群冲突。抗争与冲
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最终导致国军镇压。此事件造成许多台湾平民伤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台湾迅速掀起反对国民党的浪潮。
刘青石：我回自己的故乡，基隆那儿正在发动群众来阻止国民党军队，大家想要设一个障碍阻止它进军。可是我回到家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就上来了。一上来，见到人就用枪扫射。基隆有一条运河，尸体就用麻袋装好，扔在运河里。河上到处浮满死尸，大家都看见了。
陈晓楠：很血腥的场面。
刘青石：太血腥、太残忍了。从那以后我就很反对国民党。“二二八”事件发生不久，我有一个同乡叫吴克泰，突然来找我，说有一位我们台湾很出名的人物是共产党的领导人。
陈晓楠：他其实给你说了一个很大的秘密。
刘青石：反正是那么一个意思，但当时也没有那么清楚的表白，他只是说跟你谈一些事情。
吴克泰所说的共产党领导人，正是后来叛变的中共台湾地下党书记蔡孝乾。蔡孝乾曾经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八路军敌工部长。他也是唯一一个跟随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人。1945 年12 月台湾光复之后，中共中央派蔡孝乾前往台湾去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工作委员会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联络台湾的知识菁英、爱
国青年，吸收他们加入共产党，开展台湾地区的地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既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又组织过大游行、大集会的热血青年刘青石成为了工作委员会的发展对象。
陈晓楠：你当时听说想吸收你入共产党，心里是什么感觉？
刘青石：反正我想尽早把国民党推翻，可能这个心情太急迫了，就没有考虑那些。共产党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我相信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国民党实现不了的事就由共产党来实现。
陈晓楠：当时你对共产党有了解吗？
刘青石：不了解，可以说完全不了解。我所做的一切是真心实意地从爱国主义出发，觉得共产党才能实现我们的理想，民主的理想。所以我就加入了共产党，他们也没跟我说我要做地下工作。
陈晓楠：当你得知要从事的是地下工作时，他们有没有告诉你参加这个工作的危险性？
刘青石：最坏的情况就是牺牲，就是被枪毙。一般人都这么想的，一旦干这个，被抓到就是枪毙，连坐牢都不敢想。
陈晓楠：你是做了思想准备的。
刘青石：我过去看过间谍小说之类的，很好奇，觉得很神秘，有英雄色彩。我挺欣赏这种工作，觉得很有人生价值，好像那时候认为最危险的就是最英雄的。当了地下党员，我就觉得一个很危险很离奇的人生开始了。
1947 年，24 岁的刘青石在基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忆起60 年前的这一幕，刘青石记得相当清楚。他说因为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仅仅是口头宣誓，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而这个时候，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在台湾已经工作有一年多了，共产党员的人数从原来的400 人已经增加到900 人。
入党之后，刘青石的身份是地下交通员，他直接接受上级蔡孝乾的指挥。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隶属于中共华东局，由于身处内战的特殊时期，当时华东局能给予他们的地下活动经费非常有限。在最初开展地下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工作委员会甚至连一台电台都没有。台湾地下党和中共华东局之间的一切联系，包括档案的传递、转移活动资金等，全部都由身为交
通员的刘青石来担当。每次执行任务，刘青石以跑单帮商人的身份作掩护，秘密游走于台湾和大陆之间。
陈晓楠：密件一般怎么处理？
刘青石：有时候把新牙膏打开，密件先搁在避孕套里，再塞在牙膏里。因为牙膏是软的，插一点纸裹起来的东西也鼓不起来，不会有什么痕迹，看起来很自然。一般都是蔡孝乾把牙膏装好了之后再交给我，我自己装的机会很少，因为内容不允许我看。
陈晓楠：那一旦遇到危机，有没有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刘青石：没有跟我说过这个，也没有这方面的指示。当时老觉得一抓到就完了，一切都完了。
1948 年6 月的一天，刘青石乔装成商人，拎着一份包装精美的点心从台湾前往大陆。他此行的任务是把用密写水写在包装纸上的情报传递给上级组织。作为直接接受蔡孝乾领导的交通员，刘青石曾多次往返于台湾和大陆之间。不出意外的话，这一次他也将顺利地通过检查，送出情报。然而令刘青石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抵达舟山时，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
刘青石：出发前，我把包装纸检查了一遍，没什么毛病，也没有漏字。点心比较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所以就把它当作点心包装纸这样包起来。一路都挺顺利的，结果到舟山的时候就出状况了。一到舟山列岛的沈家门，就看见陆海空军警察排一大队在带枪检查。这个包装纸经过太阳一晒，很模糊地变色了，本来是黑色变成黄色了，隐约有个别字漏出来了。
陈晓楠：如果再多晒一会儿，字就全出来了。
刘青石：多晒一会儿就完了。这可不好处理，如果扔掉了，组织上可能会怀疑我，你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交给特务了还是怎么了？你不扔吧，那就连命都没了。干这个事啊，弄不好里外不是人。当时我非常紧张，心跳得很厉害，恐怕会受怀疑。我临时应变，叫朋友帮我带。到检查的时候，我抢先一步去给他打开，让他看，这就表明我们这帮人带的货都是公开的。
陈晓楠：如果不能过关，就只有硬闯了，听天由命。
刘青石：对，我连被捕的准备都做好了，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还好最后顺利过关。过那一关的时候，实在太舒服太幸福了。也幸亏赶上那个检查人员是笨蛋，赶上我运气好，要是里面有内行的或者一些比较机灵的，仔细地看那就麻烦了，我肯定完蛋。
陈晓楠：这得特别好的心理素质才行！
刘青石：反正我就是傻大胆呗！幸运地通过检查之后，刘青石来到上海的一家医院。这座看起来十分普通的医院，实际上却是中共华东局和台湾地下党的秘密接头地点。
刘青石：这所医院是吸毒人戒毒才来的，男男女女都有，戒毒还是挺困难的，那些人都在那儿大叫。上面就利用这种场所跟我联系，要交给我的文件先放在那儿，我再去拿。还有个干部装作医生在那儿。
陈晓楠：你怎么能看出来他不是医生是干部？
刘青石：他虽然穿着白大褂，但不像医生。我一看，马上就感觉到他不像医生，因为他见到我会微笑。陌生人怎么会冲我微笑呢？于是就明白了。
陈晓楠：在这种情况下看出哪个人是自己的同志，心里会不会觉得特别亲切？
刘青石：真的像自家人一样，但是又不能明说，不能跟他说话。自从加入地下组织，刘青石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看任何进步书籍，和亲近的朋友们也开始逐渐有意识地疏离。如同生活在真空里的刘青石，一方面为自己从事着的这么有意义的工作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内心也时常感到某种孤独。但是从参加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刘青石就明白其中的残酷。在执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任务之后，刘青石逐渐成熟起来，他从一个爱热闹的很活跃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内敛寡言的、独来独往的地下工作者。当然这些由于工作需要必须做出的改变，刘青石说他无怨无悔。对上级蔡孝乾交给他的所有任务，刘青石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都能够顺利完成。唯独有一次，刘青石却违背了上级的意愿，这也是他从事地下工作的生涯当中唯一的一次例外。通讯员曾来发曾是一名新四军战士，他的公开身份是华盛贸易行的职员，而实际上他一直担任着蔡孝乾和刘青石之间的联络人。因此，当刘青石听说曾来发被敌人逮捕，他的妻子生活窘迫时，刘青石便去找自己的上司蔡孝乾，希望能够给曾来发的妻子一些帮助。
刘青石：生活无着落，还有一个孩子，她们日子不好过。我跟蔡孝乾说了，蔡孝乾说不能去，这是组织原则，这时候要是出了事，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整个党组织都会受影响。但是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袖手旁观，这是我们的同志啊，最亲密的同志，怎么能够见死不救？我反复劝说，后来他心软了，同意我去。他告诉我应该这么注意那么注意。我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一下马上回来。就去了，到了那个胡同口，我不叫曾来发的名字，叫他“木匠”、“木匠曾”。过了四五分钟，他老婆抱着孩子出现在门口，比划着叫我赶紧跑。我骑着自行车就跑，那时候是冬天，我骑得满头大汗。药店的人都问我怎么回事儿，怎么冬天出大汗？我说跟人家骑车赛跑来着。
陈晓楠：就差一步。
刘青石：那个特务就在里头等着我，我要再走近一点就完蛋了。
刘青石侥幸逃脱，不久后却得知曾来发被杀的消息。这令他再一次感受到地下工作的残酷。
随着内战局势不断变化，国民党的力量在逐渐消减。1949 年4 月21 日，
百万解放军横渡长江。胜利的消息传来，台湾岛内的地下党员们备受鼓舞。
刘青石：那时候国民党的特务意识到国民党要全面溃败了，他要考虑他的前途，所以即使对你有一点怀疑，他也不敢告密。
陈晓楠：那时候你们都很乐观。
刘青石：过分地乐观了。不要说是我，连领导者都太乐观了，叫学生在公园集会，唱那个“你是灯塔，照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好像都不怕了，好像特务都怕共产党，不是共产党怕特务。那时候觉得胜利指日可待。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立刻开始了攻打台湾的进程。1949 年10 月24 日，金门战役打响，9000 多名解放军渡海进攻金门，在岛上苦战三昼夜最终
却全军覆没。金门战役的失败，令身处台湾的蔡孝乾意识到，台湾的解放并不会如想象中那般顺利。而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必须考虑如何应对台湾地下组织生存更加艰难的严峻现实。于是蔡孝乾再次派刘青石前往大陆，向上级求援。
刘青石：最后一次去的时候，要船、要钱、要武器，跟他们讲台湾是一个岛，不像大陆似的，今天这块游击地被破坏了，我可以转移到第二个游击地第三个游击地去；台湾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要武器、要船。最后，船和武器都没有给，只给了一点钱，说战争的事交给国内组织，台湾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同志们的安全和组织不被破坏，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头一次他们说解放以后台湾的政治主要由大陆派去的干部主持，这一条后来觉得不合适就删掉了。我回去的时候，还是一五一十地跟蔡孝乾说了，头一次说了什么，第二次说了什么，内容有哪些变化，全都告诉他。他听了以后挺不高兴的。
1949 年12 月，蒋介石父子登陆台湾后，立刻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破坏。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地下党员。在这样紧张的局势下，蔡孝乾安排刘青石离开台湾，前往香港避难。
刘青石：你说有家的人谁不会想家？这要换成别人，最危险的时候起码要把老婆孩子带出来，甚至看情况能回来就回来，不能回来就到解放区去。谁不想到解放区做干部，平平稳稳地生活？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那时候真的是死忠到底，就觉得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所以让我走的时候我都没有考虑带我的家庭。
陈晓楠：妻子没有要求你带她走吗？
刘青石：有啊。但我不敢张口。我跟她说，马上回来，没什么事。尽管心里明白此行可能一去不返，但是为了安慰妻子，刘青石还是撒了谎。他不敢告诉妻子，蔡孝乾曾经嘱咐他如果形势无法回转，就直接从香港去大陆解放区，不要再回台湾。抵达香港后不久，刘青石就得知台湾地下党的第二把手张志忠被捕的消息。在香港停留了一个月之后，香港地下党书记万金光找到刘青石，希望他能够重返台湾，在十日内把蔡孝乾安全转移出台湾。
刘青石：找不到人，除去我以外没有合适的人。万金光告诉我，这一趟你回去其实非常危险，但是你有一定的觉悟，希望你从大局考虑。他征求我的意见，我那时候也表达心甘情愿为党为国为台湾人民牺牲。
陈晓楠：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你当时心里没有犹豫吗？
刘青石：除我以外没有人能完成这个任务，在组织上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我不出头谁出头啊？就是这样。
陈晓楠：是那种我不去做谁去做。
刘青石：对啊，谁去做啊？
陈晓楠：但这真的是冒着杀头的风险啊！
刘青石：是啊，如果抓住了，百分之百地杀头了，我就放手一搏吧。我回到台湾，去找我的朋友何荣全，请他帮忙解决离开台湾需要的船。我没有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就说一个和我做买卖的人出事了，想躲到日本去。他就给我准备了一艘船。哪知道蔡孝乾没有来。
陈晓楠：他失踪了？
刘青石：对，我这次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他转移出台湾，现在他失踪了，怎么办？我想他是不是被抓了，就去联络以前的同志，到处打听他的下落。这时候台湾的特务都在抓共产党，很多同志都被捕了。我带着我老婆去找一个同志，一进去看特务在那儿，说时迟那时快，特务拿枪叫我不要动，把我俩押到一个房间里。我一看非死不可，也就没什么好顾虑的了。为了解除特务的注意，我把帽子摘了，褂子也脱了，然后假装不会说普通话，用台湾话问特务发生了什么，一边暗示我妻子准备逃跑。
陈晓楠：你假装是一个没关系的人。
刘青石：对，没有关系的人。刚说了两句，特务就吼不能说话。我又说对不起对不起，半台湾话半普通话。我看他稍微有点松懈了，突然把他推翻在地，夺门而出。但我老婆没有跟上来，她去找他的枪了，怕这枪伤害我们。她要是不找他的枪，跟我一块儿跑，就能跑掉了。哎呀，当时多难受啊！想回去吧，两个人一块儿死！所以这个是命运注定的。我一面跑一面听到后面我老婆被打，听到她的叫喊。我在那个胡同里转来转去，转到人家屋里去了。家里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人家害怕，问怎么回事儿。我说后面有人追我要杀我。那是间日式房子，炕跟地面有一个大空隙，里
头积满了鸡粪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躲起来了。门口有个小水沟，
这家的老太太在那儿佯装洗衣服。后来好多宪兵特务追过来，到处找，问这老
太太有没有看到什么模样的人从这里过。她还给他们指，说刚才好像有个人急
急忙忙地从这里去了。
第二天趁着下雨的时候，我假装成煤矿工人跑了出来，去找我姐姐，让她用暗语向香港地下联络站发出十万火急的告急电报，说“公司老板已经住院了，很多亲戚朋友去看他”，意思是他被捕了，连累到很多人；还有“我现在在你母校的山上种茶”，意思是我在这儿躲起来了。他们回电给我说“放心吧，叔叔马上回去”，意思是你先坚持下去。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刘青石和另外四个中共地下党员在家人的帮助下，最终逃到了郊区一个荒凉的墓地潜伏了下来。就在他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时，刘青石才得知蔡孝乾已经叛变的消息。而帮自己联络找船的朋友何荣全也已经被扣上协助台共总书记潜逃的罪名，被捕入狱。
刘青石：一开始还不相信，真的不相信。后来报纸登了一篇文章叫《第二战线的胜利》，谈共产党怎么被破坏的，还有所谓的《告台湾地下党同志书》，劝我们出来自首。蔡孝乾的照片也被登出来了。
陈晓楠：当时心里什么滋味啊？
刘青石：什么滋味？哭笑不得！他在我心中代表着党，又参加过长征，那么坚强的革命战士居然也叛变了，亏我对他那么尽忠，真叫人寒心。为了帮他离开台湾，我把我的朋友也害了，他是最无辜的。
陈晓楠：你心里很难过。
刘青石：真难受！害得人家被特务抓去了，他的妈妈、哥哥全部都被抓去了。他体格像泰山似的，听说被打得最厉害。你说我听了心里受得了吗？这影响面太大了，哪有这样牺牲的？我一个人牺牲是我自己选择的，牺牲这些无缘无故的人，我实在是觉得愧对人家。蔡孝乾叛变后，交出了中共台湾地下党所有成员的名单，中共地下党员纷纷被捕，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和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也被逮捕。不久，刘青石得知，妻子因为无法忍受特务的刑讯，把所知道的情况都说了出来，因此多名战友被捕，其中包括曾和他一起蹲过日本监狱并在他带领下加入中共的唐志堂。1950 年6 月10号，吴石、朱谌之和另外两名中共党员被枪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不久，刘青石的好友唐志堂也被枪决。
刘青石：是我老婆带特务去抓的，她领路去的。
陈晓楠：当时什么感觉？
刘青石：太复杂了！为什么连这样不必要的人都要说出来？唐志堂跟我，那是比亲兄弟还要亲的。她的行为让我觉得很痛苦，对不起同志，对不起我的兄弟。
陈晓楠：你的妻子并不是党员，但是也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她其实并不是说有这个信仰，她是为了你在干这些事情啊。
刘青石：她对共产主义、对政治恐怕也不太感兴趣，都是为了我，为了爱。所以她的行为我也能够理解。后来时间一长呢，谣言就多了，说敌人逮到女同志就乱来了，十个八个都让他们给欺负了。我听了挺难受的，我对她的感情特别复杂。
陈晓楠：在墓地里听到那么多同志被枪决的消息，心里是什么感觉？刘青石：我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当时我跟父亲商量，能不能给我准备氰化钾。那个一喝，几秒钟就没命了。一旦敌人想要逮捕我，我就自尽了，不要影响别人。但是最后我父亲还是没有给我准备氰化钾，我就和那四个战友在墓地里开荒种地，一有情况就藏起来，和敌人打游击战。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有时候棺材里的死人已经化了，没有了，有危险的时候我们就跳到棺材里。或者附近煤矿有废旧的坑道，就跑里头躲起来，坑口用草掩盖。有一回我们对面那座山突然紧张起来了，被包围了，戒严。我们以为出事了，紧张得不得了。第二天才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些人被捕，他们也是藏在那儿的地下党员，不过不是我们这个系统的。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来了个阿兵哥，我们正好面对面碰上了，我们正准备跑，谁知道他一看见我们就跑了。
陈晓楠：他为什么怕你们呢？
刘青石：你不知道，国民党挺乱的，他是来偷地瓜的，做贼心虚！陈晓楠：那你们一直在墓地里潜伏，没有想过和组织联系吗？刘青石：没办法联系啊。每年通缉令一个一个地查，市委书记以上的都没有了，就我这个通缉令每年都有。基本上我知道整个组织都被瓦解了，与大陆党组织的联系已经彻底中断，我们算是在孤军作战。作战也没有活动余地呀，你哪怕是有一点武器跟他拼命也是一个出路，但是只能藏起来，真难受。
陈晓楠：你在通缉令上一次次看到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感觉？
刘青石：哪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只是共产党的一介小卒。
陈晓楠：有没有想到下山去自首？反正自己的组织都不在了。
刘青石：没有，我相信共产党一定有把握解放台湾，相信党不会忘记我们这些同志，不会忘记台湾。反正台湾是个小环境，我们又是在交通最方便的地方，有什么情况上山就是了。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出于围堵新中国的战略需要，于1954 年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成为保护台湾不被解放军突破的一道有力屏障。眼看着国民党政权获得美国的有力支持，在山林中已经潜伏了四年多的五个中共地下党人内部出现了动摇。
刘青石：大家本来是一步都不敢离开的，后来他也想要出去看看，我也想要下山去看看，内部就开始动摇了。躲得时间实在太长了，意志比较软弱的人早就扛不住了。那个姓吴的说他老婆带着孩子在街上要饭，没吃没喝，也没穿的。他要去看他老婆，不然放心不下。要是没有朝鲜战争爆发，我是绝对不允许他去的。果然他下山后再也没回来。后来我知道他投降了，就紧急转移，但是来不及了。跑了三天实在不行了，都戒严了。一被捕，特务科长就“哦”了一声，好像是说你们真了不起，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躲了四年多。
陈晓楠：被捕那一刻心里有什么想法？
刘青石：终于解决了。不管怎么解决的，这也是一个归宿吧！枪毙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这种不是人的生活结束了。我是这样想的，有一个快意的了断就好了。但是敌人却让我忍受比死还可怕的煎熬。他们把我关进了监狱，我的父母妻子都关在这里，他们还特意把我和我妻子关在同一间牢房。
陈晓楠：上次生死离别之后，再见到是什么情形？
刘青石：怎么讲呢，两个人没话讲了，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她也不说别的，我也不说别的，一言难尽。她也关了两年多，没少受折磨。我的一位同志，他老婆是在监狱里生的孩子，拷打的时候给打下来的。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的亲人和在逃亡潜伏过程中给我提供过帮助的人，几乎全部被捕入狱。而我居然是最后一个被捕的台湾中共地下党员。我母亲骂我，人家都说了，你怎么还不说？人家说了都没事了，当他们的官，你心那么狠，真是不孝。
陈晓楠：你母亲这么说你心里怎么想？
刘青石：我能说吗？我说了我就变成真正的叛徒了！
陈晓楠：那可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父母。
刘青石：不可能，我的个性是个人牺牲没关系，千万不能害人。
陈晓楠：这个原则对你为什么那么重要？
刘青石：太重要了。害人比我害自己还难受，不要说害自己的同志，害一般人我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一直没有改变，这是我坚持的原则。对于自己和家人在监狱里那段日子，刘青石其实不愿意太多地回忆，那是留在他心里太深的太痛的一道伤。1955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武力保卫台湾和澎湖。同年11月，美国在台成立了“协防司令部”。美国的态度使得蒋介石产生了“光复大陆”的幻想。早在1952 年10 月，国民党就通过了“反攻大陆案”，正式确立了“攻势作战”的军事战略。此时，台湾招募派遣了大批特务潜入大陆，台海之间的暗战空前激烈。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向已经入狱一年的刘青石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只要他愿意前往大陆，利用曾经的身份为台湾刺探情报，一切都可以既往不咎，即刻放人。
刘青石当然立刻明白了敌人的用意，他知道如果自己回到大陆不能够重新获得组织信任的话，那么台湾方面就等于是借刀杀人。而反之，如果他能够获得信任的话，他也只能为了在台亲人的安全而替国民党卖命。思前想后，刘青石觉得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大陆，把一切向组织说清楚，得到组织信任之后迅速消失，给台湾造成自己已经被杀的假象。这样他才
能够既不违背自己的信仰，又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虽然对刘青石来讲，未来的一切都是无法预知的，但他最终还是作出了返回大陆的决定。
陈晓楠：当时回大陆去有没有顾虑呢？
刘青石：当然有顾虑啊！特别是我的四哥反对，他看的书多，对政治斗争的利害关系比较熟悉。他说你有这种情况，经过敌人的手再回去，人家不会相信你的，你说破天也不会相信你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好下场。
陈晓楠：你当时怎么想？
刘青石：当时我没有给他回答，但是我心里已经拿定主意了，我有责任把被破坏的情况交给组织，这样我就算完成任务了。我是被捕的，组织破坏的情况，蔡孝乾的情况，就我一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所以当时我一直觉得有很多事情得跟组织说，跟组织交代完了之后，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至于你怎么处理我就不管了。我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负责任。我跟敌人说我同意回大陆，我们一家人就被放出来了。在一个小旅馆里，最后一次一家人团聚。那时候大家心里明白只有分离了，但是时间多长就很难讲了。
陈晓楠：走的时候给妻子留下什么话了吗？
刘青石：我跟她说你要是生活有困难呢，可以另外再嫁给别人，反正我是不会再结婚了。迟早有一天我能和你再见面，那时候如果你愿意回来我欢迎，你要是有更好的生活我也不反对。
陈晓楠：你这么说了以后她什么反应？
刘青石：哭也哭不出来了。她经过这一系列磨难，人已经麻木了。告别了妻子、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1956 年春夏之交，刘青石途经香港进入了大陆。从台湾回到大陆的刘青石，很快和上级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写下了十多万字的材料，经过一年的审查后，他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开始了既不是罪犯也说不清身份的农场生活。
陈晓楠：第一步踏上大陆土地是什么感觉啊？
刘青石：在台湾是孤儿，这儿是真正的家。
陈晓楠：虽然这里没有家里人，可你觉得这是真正的家。
刘青石：对，可是孤独寂寞的心情一直没有解除，尤其是后来又被送到农场。那儿都是政治犯、刑事犯、劳动教养犯。我当时心里想，怎么把我下放到这儿来了？是不是把我当敌人啦？日本人怎么打我，国民党怎么欺负我，我都没有那么痛苦，现在自己人却把我当敌人，我就觉得受不了。所以一到那儿我就跑，想跑到铁路去撞火车，死了算了。随行的干部把我拉了回来，后来每个月给我寄来30 块钱生活费，意思是没把你当职工，也没把你当坏人，更没把你当干部，就是把你暂时搁在那儿，等台湾解放了情况弄清楚了再解决。既然这么安排，我就在农场安顿下来了。我在农场劳动，插秧、种菜、种苗比谁都快。
陈晓楠：成了一个农民了。
刘青石：比农民还厉害，我插秧八个小时能插一亩二。
陈晓楠：那时候心里后悔回来吗？
刘青石：不后悔。我没有做过违背良心的事，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的信仰。我问心无愧，有什么好后悔的呢？五年过去了，刘青石没有等来台湾的解放，却意外地等来了由组织交给他的一封妻子辗转寄来的信件。妻子在信中诉说了一个人独自抚养孩子的艰难和希望和他早日见面的心情。刘青石捧着妻子的来信看了好几遍，夫妻之情、父女之情在心中纠结，然而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给妻子回信，这封信也被他扔掉了。
对于台湾的亲人，刘青石只能做一个活“死人”。而在农场，他又是一个因为保密的责任，不能暴露自己的历史，没有一个朋友，身份不明的人。刘青石时常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在台湾那个荒凉的墓地潜伏的岁月，陪伴他的只有漫无边际的孤独。
刘青石：太苦闷的时候我就马上去劳动，哪怕是夜里也这样。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跑出来去跑跑步。白天的时候参加劳动，累了一睡就算完了。反正不能让自己静下来，静下来就坏了。有一次斗争会，有一个干部站起来说你是蒋介石什么什么爪牙，我说你是什么玩意儿，你怀疑我我还怀疑你呢！就被拉进去批斗了。斗是斗啊，可是我挺高兴的，因为有发泄的地方，要不然神经会错乱的。虽然被批斗，但我好像又活过来了，人家看着我好像挺可怜的，但是我还望着他们，挺着胸，好像挺英雄似的。
在农场劳动了22 年后，已经56 岁的刘青石被安排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当上了一名日语教师。1979 年的一天，他意外地收到了一封四哥从日本托人寄来的信。从信中他得知了妻子还活着，两个孩子在美国的消息。刘青石大喜过望，迫切希望能够见到妻子，向她表达自己内心深深的歉意。刘青石的两个孩子把母亲从台湾接到了美国，安排两个老人在美国见
面，刘青石开始马不停蹄地办理签证。然而妻子得知刘青石在大陆的情况之后，给刘青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不认识刘青石这个人。妻子的来信，把刘青石对久别重逢的种种美好想象都击得粉碎。没有等刘青石到达美国，妻子就返回了台湾。刘青石和两个孩子相隔30 年后的相见，也没有太多久别重逢的激动。
刘青石：妻子是这样的反应我也理解。在台湾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危险人物。1992 年的时候，我从香港坐飞机回台湾给父母扫墓，这是我36 年来第一次回台湾，我哥哥什么的所有家属都在机场排队等着。结果我坐的班机延误了，听到喇叭消息说班机延误，他们以为是我又被抓了，大家一个个都跑了。
陈晓楠：还是心有余悸。
刘青石：对，他们觉得我和危险是连在一起的，和我太接近了没有好下场，所以我在台湾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和孩子们见面也有隔阂，我们一见面就分三国，一个是赞成独立的大女婿，二女婿是倾向国民党的，我是倾向共产党的，说话都不一致。我总觉得有内疚啊，只尽到生育之责任，没有尽到养育之责任，所以我自己到洛杉矶去找工作。找什么工作呢？帮厨。我那会儿59 岁了，每天干12 个小时，因为我受过苦啊，也不觉得怎么样。人家日本人都害怕了，说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重体力劳动。要关门的时候，我负责刷油锅，一小时挣三块七毛五。
1983 年，得知自己已获得平反的刘青石，一个人从美国踏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在他看来，这里是他精神上的归宿。回到北京的刘青石只想安静地走完自己的余生，然而1990 年，一个台湾中年男子的突然到访又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这个不速之客是40 年前因刘青石妻子告密而被捕枪决的唐志堂的儿子。在唐志堂被枪决之后，他在台湾一直过着受歧视的生活。因此心中对刘青石充满了仇恨，一度想要杀了刘青石替父亲报仇。刘青石对好友的愧疚消弭了他心中的仇恨。
1991 年，刘青石见到了唐志堂的妻子陈玉枝。丈夫被枪决后，陈玉枝为了孩子一直未婚，62 岁依然孤身一人。1992 年的冬天，刘青石和陈玉枝结婚，在人生的黄昏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2003 年，在一起相依相伴走过10 年后，陈玉枝老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告诉刘青石，这10 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刘青石：我心里跟唐志堂讲，受苦受难的是你的家属，我想只要能够做一点哪怕是微薄的贡献来弥补我的良心的苛责，我就满足了。希望他理解我，谅解我。
陈晓楠：你有一种还债心理。
刘青石：还债的心情。这么多年来，说实话我也有埋怨的时候，但都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因为我想到我当时参加革命的目的，想到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想到牺牲的同志，想到这些就觉得自己内心是平静的。我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的信仰，唯一对不起的就是那些被我连累的人。我现在回台湾就是给父母扫墓，除去这个以外我谁也不敢见。说实在的，比起他们来，我心里有愧，毕竟我还活着，我本来应该跟他们一块儿走的。
□ 陈晓楠
86 岁的刘青石如今独居在北京，和其他大爷大妈一样，每天早上他都会出门遛遛弯，锻炼锻炼身体，天气好的时候，他也会下楼和其他的人聊聊天、下下棋。每天小时工给他上门做一顿饭。而大部分时间，他也只是待在屋子里面读读书、看看报。在外人眼里，他的确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退休老人。只是稍让人们觉得有点奇怪的是，80多岁的老人了，却一个人孤身居住，很少看到他家里有人拜访，对自己原来是从哪里来的，做过些什么，经历过些什么，他也很少提及。周围没有人能够想得到，眼前的这个并不引人注目的老人，拥有着和他们绝然不同的人生。
总结自己的人生，刘青石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一言难尽”。知道他的故事的人非常少，但是知道的人都会跟他这么说：“您的人生真的是太传奇了！”每当这个时候，刘青石就会意味深长地笑一笑，因为他知道，对他来讲，这“传奇”二字写来实在不轻松。
文章摘自《潜伏归来》 作者：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组   出版社：黄山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