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对于经验的主导作用与整体主义

蒋劲松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100084）
摘要：依时间顺序，在认识活动中理论对经验有三种作用，即理论对经验的先行激发作用、理论对经验的共时建构作用以及理论对经验的事后解释作用。除此之外，理论还可通过理想实验来构造“虚拟经验”。在认识的任何一个环节中，只要有经验出现的地方，理论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验主义应该为整体主义所取代。
关键词：理论   经验  观察渗透理论  经验主义  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笔者在“经验、理论与整体主义——兼与柯志阳先生商榷”[1]一文中曾经主张，经验与理论都是认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验是可错的，具有社会性，无论是经验还是理论都不具有独立自足的地位，都无法充当认识活动的牢固基础，并且主张整体主义应当突破经验主义的藩篱。
为了强调认识活动的整体性质，笔者在文章中指出，理论在科学认识中是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不仅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正确的理论，而且在科学研究的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理论的参与。理论在认识活动可以促进经验的产生、帮助塑造经验以及对经验进行解释。经验在科学认识中要发挥作用总是离不开理论协同的作用。理论在认识活动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由于篇幅的限制，理论对经验作用的相关论述并未得到充分地展开，作为上文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将按照理论与经验的时间关系，详细探讨理论对经验的三种作用，并且探讨理论是如何通过理想实验构造“虚拟经验”的，希望这会进一步论证我对整体主义的支持。
一、理论对经验的先行激发作用
经验主义在正确地强调认识过程中经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往往会忽视经验产生所依赖的条件，往往会无意识地接受一种没有根据的“事实相对自立性假设和自立性原则”。“这个原则并不断言，事实的发现和描述独立于一切理论过程。它是断言：属于某个理论的经验内容的事实，其获得无关乎是否考虑过理论的种种可取替代。······按照它，一个单一的理论被同一个事实类（或观察陈述类）相比较，这些事实据假定是以某种方式‘给予的’”[2]。
但是，实际上在科学研究中经验的产生对于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在科学研究中，经验构成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并非任何一种经验都是有同等意义的。只有那些能与有关理论密切相关，并能提供新信息的经验才是最有意义的经验。而经验是科学实验的产物，科学实验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获得有意义的新经验往往需要进行新的科学实验，常常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所以经验的突破往往只有在理论突破的指导下才能产生。例如，爱丁顿的日食观测的经验对于广义相对论的确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为了获得这样的经验，要派遣两支观测队到地球上相距很远的两个地方，在日食的时候同时观测某个视位置在太阳附近的恒星。显然这样耗费资源的实践活动，要不是为了检验相对论，是很难设想的。所以，经验的产生对于理论是强烈依赖的。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费耶阿本德才提出了著名的理论增殖原则，即为了扩展人类的经验，有必要鼓励不断提出新理论。“不仅每个单一事实的描述取决于某个理论。而且也还存在一些事实，若不是借助被检验理论的可取的替代理论，就不可能揭露它们，并且一旦排除这些替代，它们就成为不可得到的了。”[3]“既然事情如此，可取的替代理论的发明和明确表达必须先于反驳事实的产生。”[4]这样通过理论的增殖，来促进科学实验的增殖，最终达致经验的增殖。
实际上，不仅理论的增殖，可以通过科学实验的增殖来促进经验的增殖；而且有时候理论的会聚和收敛同样可以通过实验的增殖或收敛，来促进经验的增殖。例如，一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科学界所接受甚至聚焦后，对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其他理解方案被拒斥或冷落后，科学家就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各种研究资源来研究相对论，各种更加新颖和更加精确的经验就开始涌现了。T·库恩所强调的常规科学活动中，科学家对于范式的教条主义态度，就是强调理论的会聚和收敛，对于科学实验在特定方向上的深化和扩展的影响，并进而深化和扩展某一方面的经验[5]。
所以，全面分析经验和理论在认识过程中作用的整体主义，比仅仅关注经验作用的经验主义更接近真理，能更好地指导我们进行认识活动。以上介绍的理论激发经验的生产，强调的就是理论先于经验的关系。
二、理论对经验的共时建构作用
所谓理论参与经验的建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观察中渗透着理论，理论成为经验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对于不同的认识主体，处于相近的认识环境，面对相近的认识客体，由于所持有的理论不同，所获得的经验也不尽相同。这是因为经验的获得，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刺激的被动反映（或反应），而是主体利用客体刺激主动认知的结果。
理论参与经验的建构，是在多个不同层次上进行的。在知觉层次上，现代心理学已经通过严格的实验证明了：对于相同的感官刺激，由于主体的背景信念不同，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知觉模式，如著名的鸭兔图。N.R.汉森因此提出了“观察渗透着理论”的著名论断[6]。这不仅是因为持有不同的信念和理论的主体，对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进行选择性关注。如古代中国和西方对天象的观测能力相差不大，观测的经验也基本相似，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占主导地位的天文理论相差很大，所以对观测经验的解读就有天壤之别。中国古人更多地将日食、彗星、超新星爆发等“奇异”天象与灾祸联系在一起，更多关注偶然性的天象变化，所以彗星、超新星爆发、流星和流星雨以及太阳黑子的记录方面远远走在西方前面。[7]而西方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关于太阳是完美无缺、不可能有瑕疵的偏见则大大地阻碍了太阳黑子的发现。而西方古代的几何学传统则帮助西方人在构建宇宙模型的理论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注重行星运动和黄道的视角则是西方在岁差 认识上领先于中国。[8]。而且是因为，我们获得知觉的过程，实际上是将神经信号重新编码的过程，在编码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量并非是来自外部的信息，相反主要是来自主体内部的信息。人的神经系统大约有1亿个外部感受器，用于接受外部刺激。而接受内部信息的感受器却有105亿个。神经系统在整体上更象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9]
理论参与经验的建构的另外一种途径是理论为描述经验提供基本的语言框架。我们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经验都是以语言表述的、可以成为人类公共知识的陈述。相近的感官刺激，甚至相近的知觉，用不同的理论表述就会形成完全不同的认知经验。例如，在托勒密体系的支持者看来是太阳落山，而在哥白尼体系的信奉者看来则是地平线向上转动。
当我们说理论作为表述经验的框架语言时，可能会给人产生一种误解：即语言与经验是分立的，是能表达与所表达的关系。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存在一种先于语言的纯粹经验，它是尚未受到语言“污染”的。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理论参与经验建构的主张就要大打折扣了。而事实上，语言是经验的内在组成部分，先于语言的纯粹经验在科学认识中只能是一种虚构，是无法谈论、研究甚至是无法意指的。上述观点实际上就是戴维森极力批判的经验论的第三个教条：即概念的内容与框架的两分。[10]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对经验的渗透这一“事实”的存在，对于经验主体间性的普遍性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质疑。既然不同的认识主体，可能会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会有不同的心理预期，可能会有不同的世界观和理论，而这些因素都是经验的内在组成成分，所以从本质上说来对于相近的认识客体而产生的经验的主体间性是不存在普遍性的。正如柯志阳先生所言，主体间性的缺失，未必是消极的，未必指示经验的不可靠性，相反它完全可以作为指示主体状态的经验依据在认识活动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1]。上述介绍的理论参与经验的建构，强调的是理论与经验共时性的关系。
三、理论对经验的事后解释作用
所谓理论对经验进行解释，是指在主体已经获得了经验之后，理论对经验的内容和意义的理解以及对所解释的经验的认识价值的评判。其中包括两个方面：1，理论解释经验的内容。 2，理论审查经验的性质，作出评价。
理论解释经验的内容。人类的知识从来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经验的简单拼凑。经验产生后，认识主体必须要确立相关经验与其他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经验才能在主体的认识活动中发挥其功能，而在确定这种关系的活动中，理论充当了关键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有通过理论对于经验的解释，经验的内容才得以确定，经验的意义才得以解读。同样的经验，在不同理论的解读下，意义完全不同，与之相关联的经验和理论也完全不同，经验的认识价值也相去甚远。
理论审查经验的性质，这涉及到对特定经验的认识功能的评价。在人类的经验中，只有一部分的经验被纳入到认识活动中去，或者说被赋予正面的认识功能。许多经验由于无法为主导性理论所解释甚至显现出与主导性理论相冲突的性质，常常会被贴上幻觉、错觉、妄想、魔术、欺骗等标签，尽管这些经验也会被用来说明主体的身心状况，但是被排除在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基础的范围之外。当然，这种审查是依赖于理论的，也是相对的和可错的。伴随着科学理论的更迭，“有效的”经验的范围常常也会发生变化。例如，伽利略利用望远镜获得的天文观测经验，由于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亚里士多德相关理论相冲突，曾被当作魔法的产物而遭到拒斥，[12]而现在利用望远镜获得的资料，由于和天文学理论以及光学理论的一致性，则被当作最为可靠的观测经验。而亚里士多德用以支持力是运动原因的大量日常经验，今天则由于和力学理论相冲突被贬斥为不精确的错觉，削弱或丧失了原先所拥有的认识价值。[13]
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我们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一种极端形式。一般来说，我们对于经验的内容按我们接受的通常理论进行解释。尽量假定我们已经接受的理论和获得的经验都是正确的[14]。而一旦难以解释，则或者会开始考虑援引那些我们不太信任的那些“边缘”或“另类”的理论，这可能是科学的突破，也可能是陷入伪科学的泥潭；或者会开始怀疑经验的性质，将这种难以解释的经验解释为幻觉、错觉或者魔术、欺骗等等，这就是理论对经验的审查和评价。例如，在所谓“人体科学”的案例中，争论的双方就是分别采取了不同选言枝所代表的立场。
理论对于经验的解释和审查生动地体现了人类认识活动的整体性质，即无论认识过程的哪个环节都不是绝对的，其作用的发挥都要依赖于其它环节的作用。既然任何一个经验在原则上都可能被重新解释，都可能被排除出认识的基础，则抽象地谈经验不可错、必然正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并且很有可能误导我们忽视认识的复杂性，忽视在认识过程中经验对理论的深刻依赖性。以上所涉及的理论对经验的解释，强调的是经验先于理论的关系。
然而，以上理论对于经验作用的三种区分只是一种人为的分类而已。事实上，三个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经验的获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甚至经验本身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循环的过程，所以柯志阳所抱怨的理论对经验解释和对经验的渗透概念混淆虽然确实不够严谨[15]，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曲折地反映了一些深层的真理。例如，在所谓的“人体科学”研究中，持有不同立场的人所获得的经验是不同的，在否定者看来，这种理论对经验的渗透的“山羊与绵羊效应”证明了它是伪科学，肯定者则认为否定者太不敏感，或者是做实验时某种外在因素干扰所致，引入了对有关现象的另类解释，这就从理论对经验的渗透过渡到了对经验的解释。而对于那些难以解释的“公共经验”（例如，看到某个人竟然能用手指“识字”等），肯定者引入了各种主流科学难以接受的各种理论予以解释，从而设计一系列新的实验来验证这些另类的理论；而否定者则斥之为魔术伎俩，从而设计了各种更加严格的实验以防范作弊，这就从理论对经验的解释转向了理论对经验的再生产，从而又开始了新一轮理论对经验的渗透和解释，如此循环往复······。
四、理论构造“虚拟经验”
除了以上介绍的理论对现实经验的不同作用方式之外，理论还常常通过理想实验来构造一种我称之为“虚拟经验”的认识手段。我们之所以称理想实验的结果为“虚拟经验”，是因为它具有经验的某种形式，但却是推理和思维构造的结果。
科学史研究表明，“科学家从······思想实验既学到了关于世界的知识，也学到了关于他的概念的知识。历史上它们的作用十分接近于实际的实验室实验和观察所起的双重作用。第一，思想实验能够揭示自然界不符合于以往坚持的一套预测。此外，它们可以提示一些具体的途径，今后都必须通过这些途径来修正预测和理论二者。”[16]
有意思的是，实验室实验能够促进科学的进步，是因为可以向科学家提供新的和未预料到的信息。而思想实验却完全相反，必须完全依靠已经到手的信息。按照T·库恩的观点，理想实验之所以能够带来新的认识，主要是因为理想实验可以构造一些在现实的实验中很难产生的情景，在这些情景中人们原先使用的概念的缺陷更容易容易暴露出来。通过思想实验构造出来的场景，我们发现，原有的概念“不能适合世界整个的精细结构，人们本来期待这个概念是适用于这个世界的结构的。”[17]
而人们之所以常常发现不了原先概念不能适合世界整个的精细结构，是因为科学家通过专业教育获得了科学研究范式，其中“经过时间检验过的信仰和预测的组合告诉他世界是什么样子，同时也定义了一些还需要专业注意的问题。”[18]原先的概念应用于这样理解的一种世界中是合理的，并且在一定的科学研究阶段中用于解决相关问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科学实践的边缘地带，会不断产生一些不能为原有范式所包容的反常现象，即有时世界显现出新的特质。
这些一些经验一方面为科学家们所熟知，但由于和现有范式相冲突，所以常常不能和对于原有概念的理解联系起来，不能进入注意的中心。而思想实验就是援引这些既为科学家所熟知，又未进入注意中心的经验，并且重新组织这些经验，从而“可以使科学家用他以前不能达到的知识作为他的知识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些思想实验改变了科学家关于世界的知识。”[19]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实验虽然依赖于这些处于注意边缘的经验，但并非这些经验本身能够使得我们发生认识的飞跃，而恰恰是理论以及理论思维才可以发现并组织这些经验，使那些人人习见的经验化腐朽为神奇，放射出夺目的光芒。例如，爱因斯坦狭义、广义相对论建立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火车和升降机，两个思想实验中，所援引的经验是众所周知的，真正体现科学创造力的是爱因斯坦对绝对时空观的怀疑和批判，对科学规律在不同参照系的表现形式一致性的强烈信念。所以出色的思想实验从来都是杰出理论科学家的专利。
正是因为理论在认识活动的各个环节中都能对经验产生如此全面的、强有力的主导作用，拉卡托斯才强调由研究纲领构成的“成熟科学”与试错法拼凑出的“不成熟科学”有很大不同：研究纲领不仅可以预见新颖事实，而且还可以预见新颖的辅助理论，这使得成熟科学具有更大的想象力和启发力，就保证了理论科学的自主性。“在有力的研究纲领内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合理地选择哪些问题，是由纲领的正面启发法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心理上使人发愁（或技术上急迫）的反常决定的。只有那些从事于试错法练习的科学家，或从事于其正面启发法停止下来进入退化阶段的研究纲领的科学家，才全神贯注于反常。”[20]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认识的任何一个环节中，只要有经验出现的地方，理论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说，理论在认识活动的全过程中无所不在。但强调理论无所不在的作用，并非是要倒向相反的极端，并非要抹杀经验在认识活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是要强调认识活动中经验和理论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共同构成了认识活动的整体。所以说作为基础主义的经验主义应该为整体主义所取代。
The Dominance of Theory upon Experience and Holism
Jiang Jings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Key Words: Theory Experience， Observance permeated by Theory， Empiricism， Holism
Abstracts: This article has systematically studied 3 kinds affections of theories upon experiences by time sequence, has claimed that theory can induce production of experience, help construct experience, explain and check experience. Theory also can through ideal experiment to construct ‘visual experience’. In every stages of cognition, where there is experience, theory has active function. This article claims that empiricism should be replaced by Holism.
[1] 蒋劲松，经验、理论与整体主义——兼与柯志阳先生商榷.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J].2003年.4期.待发.
[2] 保罗·法伊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15-16.
[3] 保罗·法伊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16.
[4] 保罗·法伊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17.
[5] 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李宝恒 季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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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保罗·法伊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96-102.
[13] 保罗·法伊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52-66.
[14] 类似戴维森意义理解的“慈善原则”.参见唐纳德·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77.
[15] 柯志阳.论经验的性质. 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J]. 2002年1期.21.
[16] 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纪树立 范岱年 罗慧生译.1981.259.
[17] 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纪树立 范岱年 罗慧生译.1981.256.
[18] 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纪树立 范岱年 罗慧生译.1981.259-260.
[19] 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纪树立 范岱年 罗慧生译.1981.262.
[20] 拉卡托斯.科学纲领研究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