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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正高于意诚
——官员的道德行为探求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靳凤林 中央党校哲学部　　发布时间：2010-05-28 06:00
道德行为作为现实生活中最基本的道德活动现象，在形式上表现为人们通过抗拒诱惑去实践社会道德规范的过程，但其本质是肉体欲望与内在良心两种力量不断斗争的结果。人们的道德信念、道德心理只有外化为道德行为才能获得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因此，对道德行为的研究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地位。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历代伦理学家主要通过对知行关系的界说去阐明自己的道德行为理论，如孔子就十分重视道德实践问题，主张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意识，而且还要把这种意识外化为实际行动。“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宋代的朱熹提出“知先行后”的理论，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代王守仁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出了“知行合一”论，反对“把知行分作两截用功”，强调“知行工夫本不可离”，把两者视为同一过程，即所谓“知行并进”。清代王船山一反朱熹、王守仁的观点，提出知与行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但行毕竟是第一位的，知必须以行为基础，行比知更重要。“知行相资以为用”，“行可兼知，不能离行以为知。”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出于对柏拉图“惟知识论”伦理学的不满，明确区分了实践理性和思辨理性，认为道德本质上是实实在在的每日行为，并把政治学视作伦理学的完成，因为伦理学主要是沉思人的善和幸福，而如何实践沉思所获得的东西，何种政治体制能使人们亲近和获得人的善和幸福，只有到城邦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去寻找。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康德也明确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深入探讨了理论理性中认识能力的条件、范围和界限，而在其续篇《实践理性批判》中则对人在具体道德实践中欲求能力的条件、范围和界限进行了分析，为了解决道德实践中的德福悖论，他将《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否定的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又重新做了肯定性假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理性二分法对西方伦理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后来的马克斯斯韦伯在其《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明确区分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认为以道德信念为伦理原则的人只在于确保意念之火焰的长存不熄，而以政治为志业的人所关心的是社会事件的现实后果和具体责任，他们为实现善的目的，经常要冒着产生罪恶的副效果的可能性去行使其职责，只有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人，才是能够“从事政治之使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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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为作为现实生活中最基本的道德活动现象，在形式上表现为人们通过抗拒诱惑去实践社会道德规范的过程，但其本质是肉体欲望与内在良心两种力量不断斗争的结果。人们的道德信念、道德心理只有外化为道德行为才能获得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因此，对道德行为的研究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地位。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历代伦理学家主要通过对知行关系的界说去阐明自己的道德行为理论，如孔子就十分重视道德实践问题，主张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意识，而且还要把这种意识外化为实际行动。“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宋代的朱熹提出“知先行后”的理论，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代王守仁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出了“知行合一”论，反对“把知行分作两截用功”，强调“知行工夫本不可离”，把两者视为同一过程，即所谓“知行并进”。清代王船山一反朱熹、王守仁的观点，提出知与行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但行毕竟是第一位的，知必须以行为基础，行比知更重要。“知行相资以为用”，“行可兼知，不能离行以为知。”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出于对柏拉图“惟知识论”伦理学的不满，明确区分了实践理性和思辨理性，认为道德本质上是实实在在的每日行为，并把政治学视作伦理学的完成，因为伦理学主要是沉思人的善和幸福，而如何实践沉思所获得的东西，何种政治体制能使人们亲近和获得人的善和幸福，只有到城邦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去寻找。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康德也明确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深入探讨了理论理性中认识能力的条件、范围和界限，而在其续篇《实践理性批判》中则对人在具体道德实践中欲求能力的条件、范围和界限进行了分析，为了解决道德实践中的德福悖论，他将《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否定的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又重新做了肯定性假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理性二分法对西方伦理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后来的马克斯斯韦伯在其《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明确区分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认为以道德信念为伦理原则的人只在于确保意念之火焰的长存不熄，而以政治为志业的人所关心的是社会事件的现实后果和具体责任，他们为实现善的目的，经常要冒着产生罪恶的副效果的可能性去行使其职责，只有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人，才是能够“从事政治之使命的人”。
弄清了道德行为（实践）在个体道德构成中所占有的突出地位，就为我们进一步阐明其深层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伦理学界对道德行为问题的探究主要围绕三方面的内容展开：（1）环境决定论与意志自由论的关系。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的行为选择是受外界环境制约的，人的动机、目的、观念、情绪皆是环境造成的，把人的一切行为推给环境，最终将走向听从命运安排的宿命论。如美国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斯金纳继承了华生和巴甫洛夫等人的“刺激―反应（S-R）”模式理论，建立了“刺激―反映―强化”的新模式，认为人的行为不仅受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且也受强化作用的影响，并将强化分为正强化、负强化和惩罚三种形式。与之相反，自由意志论者否认人的行为要受环境条件和外在必然性的制约，强调意志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惟一条件，是人应负道德责任的前提和基础。如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在其《存在与虚无》中提出“绝对自由的本体论”，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包括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人作为自为的存在具有意向性、创造性和否定性，人的存在根源于他的绝对自由，并由此推导出他的价值选择和道德责任理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主张，在道德行为的选择、进行和结果三个阶段，自始至终存在着客观必然性和意志自由的关系问题，人们只有借助于对客观必然性的正确认识，才能获得真正的意志自由，也只有去过和必然性相协调的生活，才是真正自由的人，人只有辩证地看待客观环境和意志自由的关系，才能正确地抉择自己的道德行为。（2）行为目的与手段选择的关系。所谓目的主要指道德行为主体预计要达到的行为结果；手段则指道德行为主体为实现其目的而采取的途径与方法。各种目的论者强调崇高的目的可以使手段圣洁化，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手段的选择贵在其效用性的大小强弱，无所谓道义与否，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堪称这类主张的杰作，他认为，为了国家生存这一根本目的，君主可以不择手段地去采取各种行为。与之不同的是，手段论者强调道德主体的行为目的在最终结果尚未分晓时，人们无法做出善恶与否的正确评价，但每一次为实现其终极目的所采取的各种具体手段是否正义，完全可以进行阶段性的有效度量，因此，只有彻底抛弃各种不道德的具体手段，才能保证终极目的的善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主张目的的善恶决定手段的是非，而手段的是非对目的的善恶具有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目的的善恶与手段的是非可以相互转化。（3）道德冲突与行为选择的关系。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德只有在非常环境中以及在那些关系的冲突中，才有地位并获得实现。冲突必须是真正的，因为道德的反思可以到处为自己的目的制造冲突，并且使自己意识到是某种特殊物，意识到已经做出了牺牲。”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日渐分离的现代社会，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趋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利益矛盾集中化的特征，这就使得建基于各种利益需要之上的道德原则相互冲突，让道德主体在行为选择过程中面临两难处境。到底如何处理行为选择中的道德原则冲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强调，一是必须在多层次、多向度的道德原则体系中树立道德原则价值内涵的等级观念，择大善而舍小善；二是要依据道德情境的特殊性，对不同的道德原则通权达变，正确认识道德原则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关系，既要反对道德原则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要反对道德原则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依据上述道德行为理论，反思当前我国官员阶层普遍存在的非道德行为，可概括为：一是在环境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关系问题上，部分领导干部受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随波逐流，完全丧失了个人的道德意志自由。二是在行为目的与手段选择的关系上，部分领导干部不择手段地疯狂聚敛钱财，甚至通过杀人灭口的犯罪手段去达到获取权力、金钱、美色的目的。三是在道德冲突与行为选择的关系上，面对各种权力冲突、角色冲突和利益冲突，个别干部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言行不一，行为分裂，在道德实践中无力将一种道德原则贯彻始终。要克服在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上述种种非道德行为，其正确方法只能是牢固树立道德自主意识，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实现知与行的真正统一。因为要衡量领导干部道德水平的高低，懂得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固然重要，但更为要紧的是，要充分发挥个人的道德主动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去一以贯之地践履这些道德理论。正如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言：“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刘少奇概括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在道德行为方面的特点时指出：“他们尽管满篇满口的仁义道德，然而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男盗女娼。国民党反动派尽管熟读‘三民主义’，背诵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然而实际上却横征暴敛，贪污杀戮，压迫民众……我们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我国历史上的一切优秀遗产，完全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学到的，就必须做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人民，也不能欺骗古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的上述报告，之于现在的共产党人，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它启示每一位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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