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实力何以能持久延续？

刘 鸣
摘要：美国霸权持续不衰的原因有多方面：在数次新科技革命中保持领先性和主导权，至今垄断着科技的创新能力；吸取了历史上霸权国家衰落的教训，经济包袱得到了分担；引起经济周期的两个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美国在国防、消费和投资方面存在着很多矛盾，从经济的结构因素和长期发展趋势看，它具有衰落的态势；但是，消极数据和因素尚不构成充分证据来证明它已经开始衰落，目前它仍然握有抗衡经济颓势的法宝。到2050年，中国肯定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经济体，是最有资格接替美国成为最强国的国家。然而，要改变国际体系结构关系和成为新的主导国家，并不单单取决于生产总值和军事能力，还要看其综合实力、国际认同的角色地位。中国除经济总量外，在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距离。
对于未来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当代许多自由主义理论往往会以经济全球化、经济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发展、核武器产生后的代价、大国战略互动后形成的规范、共识和它们间的协调性和共同利益等因素作为新的基本的分析变量。毋庸置疑，这些战后逐渐形成的或冷战后进一步强化的趋势是我们考察未来体系模式的理论参照物。但是，只要无政府的体系仍然存在，只要大国的战略竞争和政治地缘冲突的因素继续影响着国际政治的关系，只要霸权体系还是主导性的国际力量结构，我们就不得不首先研究霸权国的发展趋势：以传统的要素去评估它的实力变化的态势，它与别国力量关系的互动导致的渐进影响与后果。同时，需要研究其他潜在大国的静态和动态实力的增长趋势，展望或预测其对未来结构的影响。因为随着实力的不平衡增长，国际体系内权力的配置在一定时期必然会发生变动，虽然它的变局将受到本时代的全球化、政治文明理念和科技发展的制约。为此，本文将主要围绕美国霸权实力的现状、问题和中国的实力要素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以使我们能较客观地注意到未来国际体系变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一、美国强劲的经济地位与霸权衰落理论失效的理论解析
美国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战略学家判断，现阶段是一个战略间歇期，是一个没有大国威胁的时代，但这种时期不会延续很久。这种论断的言下之意是，力量配置出现结构性调整之后，新兴大国还会按照原有规律，向体系霸权国发起挑战，并最终改变体系。某些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在下一个时代，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国实力的增长可能造成中美关系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双方都把对方视为自己的主要对手。美国将把中国视为对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的一种威胁，而中国将把美国视为自己获得霸权的主要阻碍。因此，美国极有可能与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所以，不能被目前暂时的和平合作时代所迷惑，过早做出错误的决策。
这种思想反映了霸权国对历史规律性问题的一种坚信心态。因为它处于国际体系顶点的聚焦之中，对任何潜在的威胁和针对体系的挑战都持敏感态度，并总是从最坏处着眼考虑问题，做出战略部署。无论体系是否会变更，它都会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以保证这种情况不至发生或延期发生。
美国的霸权已经延续了60多年，现在仍然保持着超强的地位。从历史经验看，在持续的时间上它并没有超越其他国家。只不过它的权力要远远大于其他的霸权国家，而且其力量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衰迹。对此，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熊彼特认为不间断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可保持长波上升势头，决定经济的发展速度，也能避免实力下降的趋势，长期确保对别国的技术优势差距。美国的霸权比历史上的霸权具有更有利的条件是，它垄断了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上世纪80～90年代新科技革命的主导权；它优越的科技条件、宽松的研究环境、适宜于新产品开发和获取巨额利润回报的商业机制、自由的移民政策和优厚的生活待遇源源不断地吸引着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材，使其一直能处于世界科技的前沿，垄断科技的创新能力。工业技术的革命和不断革新各种生产方式带来了巨大的生产效益。在世界信息技术的总投资中，美国已占到了40％以上的份额，信息业产值已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8％，超过汽车和钢铁业，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信息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35％，成为推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1991年至2001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国内总收入年递增10.42％，在全球市场份额中占有43％。世界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的总体格局是，美国是全球最大信息生产国和消费市场，它几乎垄断了全球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市场。目前美国生产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全球的27％，日本占22％，欧盟占18％，而亚洲发展中国家则占有24％的份额。
美国学者尼科尔-布斯凯在有关科技对霸权兴衰的作用的独到研究中提出了“异质化”和“同质化”的观点，即霸权国是通过生产方法的根本革新才带来生产地位的优势，形成同其它国家的“异质化”。但这种生产优势不会持续很久，随着技术的扩散，世界很快趋于同质化，霸权也就衰弱了。
美国为什么至今未与其他国家同质化，其原因是复杂的，它包含美国和其他大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在美国方面，它拥有世界最顶尖的高科技人材，并不断在商业化的压力下和各国输送不同种类的优秀人材的基础上，进行产业技术的快速更新和创新；美国人口增长适度，劳动生产率高，人才培训、技术和劳动力流通等方面均保持良好状态；美国的产业已不是过去霸权国那种高度资本化，劳动密集型的重型工业，而是高科技含量的产业群，它们会因技术的不断创新而直接运用到产业中去；同时，新的经济增长又会有助于军事技术的领先，反过来，美国所具有的垄断性的军事力量，也有力地推动着武器的现代化、尖端化，其结果必然要加强其它有关的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的发展。
在追求本国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同时，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技术运用、学习采取了种种限制，这包括以高额费用来限制知识产权的购买和转让；控制跨国公司在海外开展核心技术的研发；禁止重要的与军事技术有关的产品、技术和相关设备的出口；限制非西方大国的专家与科研人员接触美国的技术资料；与发达国家和盟国联手，制定规则禁止先进武器和设备出口到非西方大国(如美国2004年有4885项发明被列为机密；英国每年的3万项专利中有600-1500项要得到军事专家审核后才可决定公布)。与此同时，新兴的大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其主要经济产业越来越纳入了西方跨国公司的生产链中，成为了它的加工基地，使其无法全面和充分掌握自己的经济发展主导权。其结果之一是，科技上很难独立创新。
其次，历史上霸权国家的衰落还有其他原因，如吉尔平在其研究中提出，一个霸权国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战线拉得太长，背的包袱过重。在此问题上，现在的霸权国已经吸取了一定的教训，开始让西方各大国和中等盟国分担责任与负担，共同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经济繁荣的成本。无论是在驻军费用、使用军事打击的开支，还是联合国会费上，解决贸易的平衡以及一些重大安全与经济项目的经费上，美国都迫使其盟国或其他与其安全和贸易有关系的国家做出贡献，分担义务。这避免了它耗尽财力，无力支撑体系的窘境出现。
同时，美国至今没有步英国后尘的原因还有：其一，美国是统而不治的霸权结构，不需要像英国那样花很大的精力和代价去管理殖民地，这会耗去自己的财力，也会引起被统治国人民的反抗。它只需要养一支可以用于全球调配行动的军队就可以了，再加上盟国的集体力量，它完全可以应付来自不同地区的挑战。其二，战后，美国的本土、其海军、其直接统治的地区均没有遭受过严重的军事打击和破坏(“9•11”恐怖主义袭击仅仅停留在两栋民用建筑上，并局部破坏了一栋军用办公楼)。这也使得它能保持国家的元气。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使其士兵遭受了严重伤亡，也使其财政上增加了负担。但前者的数量是可以承受的(伤亡)；后者的包袱可以由美元霸权和海外的资金来弥补(财政负担)。其三，由于历史上英国、荷兰等霸权国地域面积有限，所以，它的政治、民族组合、经济和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流动性要比美国差得多。由于美国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有利于它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这确保了其结构老化的延缓。
最后，我们还应该看到当今经济发展特征的变化。康德拉季耶夫所提出的引起经济周期的两个因素，目前也已发生了变化。康氏认为，大型基本投资增加过快，使资本积累无法跟上，引起了投资与资本需求的矛盾；追求新市场，加剧了政治、军事冲突，加大了非生产性消费，引起资本积累的下降。
战后的经济现实表明，这种周期性原因已基本上不存在了。第一，资本积累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通过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的现代化，资本市场的扩大化，使得投资的需要完全可以通过种类多样化，流动无国界化和快捷的国际融资方式解决。马克思认为，工业生产生命周期为10年，其立论的基础是，资本积累的盲目扩张，造成消费无法跟上并引起两大部类发展不平衡，所以，“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但现在的高科技由于转型快，资本积累并不高，成本低，第二部类的生产完全能够协调发展，消费能力也能跟上；第二，战后发达国家对原材料等海外市场的竞争程度也已下降，最好的投资、贸易市场仍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同时，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对世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其贸易增长也对经济周期起了调节作用；第三，高科技带动起来的经济，因不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来刺激社会购买力，产生通胀压力小，也就较少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其四，服务行业就业人数大量增加，也使周期性因素减弱，美国的服务业产值已占国民经济的80％，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也约达4／5，服务业成为推动美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从这些方面来看，经济周期律对体系变革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许多学者为此提出了历史性转变论，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的美国正在经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这种新经济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冷战后地缘政治发生了变化，使得国际贸易壁垒大幅度降低，全球化的生产布局和工业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军备开支的大幅度下降，使得巨额资金转向了市场和生产性经济；“新经济”是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其中信息产业又是劳动生产率极高的一个产业。随着美国劳动生产率迅速的增长，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却比较缓慢，这就导致了以知识产品为主的生产呈现出成本递减的特点；新经济的数字技术又使石油勘探技术大幅提高，大大增加了全球石油生产量。同时，其他传统经济产业如石油、钢铁、汽车制造等也大大地提高了效率和利润率。由高科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必然增加了抵御经济风险——如油价飙升——的能力，可避免美国经济周期性地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中。而戈德斯坦则从安全上提出，现在的一代人正处于一个过去一百年和未来的战后阶段的大分野时期，过去是由战争来扮演主要的作用；未来则由至少最低的全球政治稳定为标志。
二、对可能变更美国霸权体系的中国实力的认知
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看，随着新科学技术的转移、扩散和新兴制造业的发展，一个新兴的大国将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开始崛起，它会通过战争的手段或和平过渡的方式逐步推动权力中心的转移，最终在全球权力配置上替代守成的霸权国家。按照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和态势观察，中国显然是最有潜力和机会改变美国霸权体系的新兴大国。为此，我们有必要把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各种存在的问题放在全球的框架内进行一个科学的评估。
就世界范围而言，目前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6年)是13.24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的27.5％(48.144万亿美元)，在全球消费增长中占50％强，而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相比而言，作为发达国家集合体的欧盟，国内生产总值14.527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的30％，贸易额也占世界的20％，人口和贸易额均已超过美国；日本国内生产总值4.367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的9％。又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报告看，日本的综合国力约为美国的60％，法、英、德三国居同一水平，是美国的一半，而中国则为美国的1／4。(但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已由1980年的5倍缩小到2000年的2.5倍)目前，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维持在3～4％左右(2004年为4.4％，2005年和2006年为3.4％)，而欧盟和日本仅仅为1％上下，1992年以来，欧盟经济增长率超过3％的只有一次，其消费和投资持续不振，出口增长疲弱。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11％，在1995-2002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中，中国的比重为25％，美国为20％。2006年中国的GDP达到21.087万亿人民币(约2.70万亿美元，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是2.2343万亿美元，规模仅仅次于美、日、德，排名世界第4)，占世界总产值5.6％，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平均13％的贡献。同时，它还是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了1.7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外汇储备超过1.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鉴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率，估计到2020年，美国占世界总产值的份额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降至10.15％)。其减少的份额将主要被中国(24％)和欧盟分享。但也有不同的预测，认为2020年时美国仍将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其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7万亿至18万亿美元，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估计为4.9万亿美元左右，欧盟的比重将下降。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5.5万美元，为欧盟的1.5倍到2倍，分别是中国和印度的5倍和9倍。不管怎么讲，到2050年，中国非常有可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因为按实际购买力平均计算，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综合国力国家和第二大经济实体。另外，根据高盛公司预测的报告，2041年中国GDP总量将达28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27.9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2050年更高达44万亿美元，大大高于美国的3 5万亿美元。当然，胡鞍钢教授的预测比其还要乐观，认为2020年时，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或超过世界人均水平，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将建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总之，从潜在的经济实力来看，中国似乎最有资格接替美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即使中国在2020年前后会达到或接近美国现时的水平(占世界总额17％)，但从人均数值看，中国的差距还是很大(现在刚达到1100美元，在世界上排第109位)。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指出，中美现代化的差距达百年，中国将在2050年才达到美国2002年的水平；到2100年，中美之间差距才能够缩小到10年以内，中国才能名列世界10强。2002年中国综合经济现代化指数在世界108个国家中排在第69位。如果把人均GDP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年代差视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年代差距，那么，2002年，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相当于1858年的英国、1892年的美国、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韩国经济现代化水平。需要强调的是，这份预测报告是建立在中国顺利发展的条件下的，它并没有计入发展过程中的停滞、中断和倒退的因素。另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5至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为第49位，较2004年下降了3个位次。这种排名已经是连续3年下降了。2003年从2002年的33位降到了第44位，2004年降到了第46位。基于此种态势，笔者认为，一定的谨慎和保守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以劳动密集性产品的出口和大量公共资金投入为推动的模式，资金的投入过度地依赖于对未来回报率的预期值、人为的炒作效应、低廉的商务成本、高储蓄率、政府出售地皮和非严格商业程序的贷款保证等要素，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旦宏观层面某个资金链、回报率、信心要素出现问题或短期外来热钱大量流出中国市场，脆弱的经济结构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无法想象的危机。中国的经济能否保持像现在一样的增长速度，无人可以担保。
另外，除中国外，印度的发展潜力也不能低估。由于印度劳动力素质较高，在技术和通讯领域有一定优势，它们将成为服务业大国。另据美国兰德公司预测，到2015年，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增加到日本的82％，军事资金储备增至日本的204％，达到中国的79％。如果中国增长中断，印度这方面将超过中国。
另外，要改变国际体系结构关系，成为新的主导国家，并不单单取决于生产总值和军事能力，而是要看综合实力和国际认同的角色地位。前者包括生产总值、国民经济的总体规模、产业的技术水平、技术革新与创造力、军事规模、武器装备质量、军事投送力、国家科技教育水平、人均生活水平、货币信用度、金融机构商业运作的能力、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中的份额、在国际生产领域中跨国公司地位与数量、对国际资本占有率和调控能力、国家的面积、人口与资源供给、市场的容量等。在这些指标中，也许某个国家能在单项指标中超过美国，但无法在绝大部分的指标上达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地步。如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了美国，在一些新技术领域也比美国有优势，但在一些重要指标上，日本就很难与美国竞争。如因为语言、文化环境和已有科技开发地位的优势，美国比日本、甚至欧盟国家更能吸引世界一流的科技专家。
中国除经济总量外，在上述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距离(经济上具有新兴国家的特质，但一些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却是衰落或落后国家所拥有的)。如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弱(中国企业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投资之比是1：0.078，而日本和韩国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投资之比为1：10)；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粗放式)；贫富差距悬殊严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限度)、人口庞大(2020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将超过9亿，比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还多3亿，2034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86亿)、城乡收入差距在20年以上(农村贫苦人口有2900万，再加上农村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000万人，低收入人口6000万人，城市民工及其家属4000万人以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2140.3万人，中国社会贫困人口总数大约有1.5亿以上。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年均所得只有2936元，远远不如城市居民的9422元。)；银行的坏帐仍然较高；对外能源依赖度增加(发展的瓶颈)；还有大量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东西部差距大；环境恶化(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部分地区官员与群众关系对立，官员腐败态势无法遏制；在全球资源和生产要素配置中处于从属或低端地位；人民币还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储备货币等。
在国际认同的角色地位上，主要是指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影响，在大国互动关系中的政治威望与信誉。从政治、军事、经济或技术的部分国力来看，日本、中国、俄罗斯都是潜在的最强大的国家，但从文化情感与思想的作用来看，它们都会因某个方面的因素而不能被国际上多数大国所接受和支持，因为，现代的国际体系的主流文明是西方式的，是以这种文明来塑造的游戏规则。所以，在这种国际体系中，非西方国家的软权力的扩展与影响是有限的。这就是说，从目前相对的威望涵盖面看，美国仍然有维持其地位的余地，而其它候选的主导国，都有着各种先天性的结构问题，制约着它们全面、顺利地提高其地位。
三、如何看待美国经济中的问题和它的潜在影响
2000年后，美国又遇到了一场经济衰退和停滞，这被认为是经济周期的典型现象，所以，“新经济时代”的理论不再被认为继续有效，因为美国并没有进入一个超越传统生产、消费模式和资源约束的新时代。与此同时，在观察到美国经济持续不衰的现象或趋势时，学界也注意到了其它将会推动美国慢性衰弱的因素和问题。这种观点包括：第一，经济的全球化会使技术迅速分散化，其他国家科技上赶超美国的间隔期会越来越短，直至寻找到自己的创新点(但现在这方面表现并不明显)。第二，美国的教育制度存在着缺陷，这可能使美国的下几代人中出现高科技人材比率减少。近期，仍有80％的厂家不仅仅缺工程师和IT员工，而且或多或少缺乏熟练生产人员。第三，美国无节制地消费(个人储蓄率为1％至负数)、享乐、贪欲会导致社会道德、伦理观的进一步沦落，文化衰败，再加上贫富差距扩大、种族仇恨加深，最终可能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分裂，并削弱美国在海外的军事义务与领导。第四，权力(主要是经济上的)的扩散会使欧洲联盟赶上美国。第五，由于缺少对手的威胁，美国的国际主义会转为孤立主义。
显然，这些分析和描述的情况比较空泛和笼统。我们既不能被短期的积极的经济宏观形势所迷惑，也不能高度夸大潜在的社会性问题的消极影响。因此，对一些具体的数字需要进行反复比较观察。总体上讲，美国在国防、消费和投资方面有着很多矛盾。
首先，军费问题最为严重。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统计，美国2004年的军费开支为4553亿美元，与上一年相比，增长速度高达12％。美国2005年的军费占全球军费总额的48％(全球1.2万亿美元)，比排名在美国之后的32个国家的军费总和还多，是俄罗斯194亿美元军费的23.5倍多，是法国、英国、中国和印度军费总和的3倍。更是超过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军费总额。美国军费支出占联邦政府总预算的至少21％，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也不断上升，2004年这一比率已高达3.9％。美国2006年的军费增加5％，为5287亿美元，预计2007年会增加17％，2008年将增加11％(如果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费用和能源部核武器维持成本，其总额将高达6470亿美元)。
其次，美国财政和外贸赤字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记录，其中，外贸赤字始于1971年，90年代中期有所下降，到2006年已达到了7636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超过6.1％)，几乎与所有主要的贸易伙伴都有逆差。2006年财政赤字达3550亿美元；2007年财政预算总额2.8万亿美元，赤字达3590亿美元(从2005年起情况略有好转，2006年预算赤字降到4年来最低点)。它的外贸赤字几乎涉及到所有生产领域，但其先进技术产品上的赤字主要来自于它的大量在海外跨国公司的产品返销(3700亿美元)。1990年时，美国先进科技产品还为其带来350亿美元顺差，但到2002年，它出现了逆差。由于它的国内储蓄率几乎是零，为此，它只能靠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结果它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共10.040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7％(外债净值相当于GDP的20％左右)。另外，还有美国企业和私人债务，至少也在10万亿美元以上，外国人持美国股票达15000亿美元。而从国内需求看，随着“婴儿潮”中出生的美国人将大批退休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私有化进程，美国需要2万亿美元来弥补困境。
综上这些情况，美国与当年衰落时的英国有一些类似点。如英国就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导致彻底衰落的。1914年后，英国从净债权国变成了净债务国。二战后外债达到400亿美元，相当于1948年整个经济规模。1920年，美元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兑换黄金的货币，到战后它就完全替代了英镑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如果美国国债率保持现在的增长势头，不出6年，它就会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美国一部分人往往把这种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逆差归罪于中国的人民币比值太低，但没有看到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国内的经济结构问题，而主要不是人民币比值和美国投资与储蓄不平衡的问题。按照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藤的观点看，只要人民币升值25％，并且亚洲国家也效法的话，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就可以减少1000亿美元。但他没有看到，即使没有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出口，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向美国出口的，因为它自己不生产这方面的消费品，或生产的成本价格太高，没有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会明显减少，这会导致中国停止购买或抛售美国债券，这对高度依赖外资的美国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如果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净值继续上升，主要外国债权人很可能不愿持有美元(如日本和中国及外国央行拥有1.9万亿美元，但它们拥有的美国债务增长率在降低，2005年前7个月只增加20亿美元，而2004年达到了2，950亿美元，2003年为1750亿美元)，如果大量抛售美国债券和美元的话，那么，由于美国清偿能力非常有限，其股市就会暴跌、美元大幅贬值、财政崩溃，从而引发一场世界性的经济、金融大恐慌。库普乾也从另一角度表示，由于证券市场被危险地高估了，大量外国人到美国的证券市场进行投机，使得美元被人为高估，形成了美国经济假象的繁荣。一旦股价和美元一并跌落，它对美国经济可能形成致命的打击。
当然，目前这些消极数据和因素尚不构成充分证据证明它已开始衰落，这仅仅是潜在的衰落因素，或表明美国的经济实力是脆弱的；但从近30年的发展轨迹看，它的弹性或伸缩力仍然是很大的。彼德•德鲁克在预测美国未来20年的地位时提出：在技术与革新领域，它仍是无可争辩的领袖；在信息经济中也仍然是主角；但在货币世界经济(欧元和人民币的影响扩大)、跨国公司控制的世界经济(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只有185家总部仍在美国，欧洲有126家、日本108家)和贸易领域里，它仅仅是主角之一。据研究，如果在货币领域，美元对一篮子其他货币每年贬值3.6％，而欧元每年升值4.6％(美元2002年对欧元贬值28％)，欧元2024年可能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或至少会与美元共享这种地位，除非美国能够大幅度降低国际收支赤字和控制外债数增加。在跨国公司与霸权力量的关系方面，也有一种论证虽不全面，但值得我们进行比较、思考和研究的观点。即意大利世界体系论学者阿瑞吉认为，与18～19世纪荷兰、英国的国家特许股份公司比较，它们当年的扩张和开拓一方面是由公司自担风险和费用的；另一方面，它们完成任务后，其贸易特权就被国家收回，这类公司的数量大幅减少，世界经济力量仍然掌握在霸权国家手上。但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建立的是独立的生产、交换、积累的全球体系，不受任何国家权威的控制，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对全球经济层面和国内经济层面的调控能力在衰落。所以，与当年特许股份公司相比，跨国公司是霸权国家可塑性更差的世界力量工具。
在研究证明衰落的数据时，我们还应比较吉尔平在上世纪80年代对美国当时的衰落困境的分析，他提到：里根时期的国债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到1990年时达到2.3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占个人所得税的40％。这些债务是空前绝后的，将威胁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稳定，美国已史无前例地把其前途典押了出去……。美国在能源、技术及农业上的经济垄断权已丧失，美国从经济上支撑其霸权的能力已削弱。随着经济增长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下降，美国现在已无法量入为出，履行义务也力不从心。
从吉尔平的这些评价或警告看，当时美国的大幅度衰落几乎已经接近非常危险的边缘了，或不可逆转了。但是，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的许多问题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但是，它却并没有彻底跨掉，而且总体实力仍然高居其他大国之上。为什么这些政治经济学家和周期理论的信奉者无法解释这个谜语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以上与美国经济不利的数据，也有学者从另一种积极的角度去解读，这可能为我们拓宽了思考的角度。如主张美国衰落的肯尼迪表示，“军费开支大不是问题，关键是看经济能否迅速增长，制造业是否欣欣向荣，技术是否发达，人才及投资是否充足，贸易收支有无逆差和有无巨额外债”。根据这些指标观察，美国经济的好坏显得参差不齐，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所以乐观派提出了几点新论据来替美国经济现状进行辩护：美国资产总额达33.4万亿美元，要比外国投资者所拥有的美国8.1万亿美元资产高出4倍。外国央行拥有的美国资产仅占流入美国的净资本额的26％，其余3／4来自于私人投资者，所以，美国不担心外国央行抛售美元。在把资本收益、退休计划和国内价格等因素纳入计算后，美国国内的储蓄率可达到20％(名义上是零增长)。对于经常项目的赤字，主要是由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美元比值的升高及进口导向的政策，导致了大量资金和商品进入美国金融和消费市场。今后几十年美国经济仍然会以比欧洲和日本快的速度增长，所以，各种资本和商品将继续涌入美国，这不是美国经济竞争能力下降的表现，而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善体制的良好成绩的证明。鉴于此，他们认为，美国的霸权所依赖的是一种技术优势，美元作为全球货币基准的地位并未受到威胁，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66％仍然是美元。与此相对照，其他货币没有实力和资格替代美元。如欧元经济区经济增长乏力，前景不看好；中国由于实行的是资本控制，再加上金融市场缺乏流动性、巨额的坏帐和金融机构商业化程度差等因素，所以，未来十几年人民币要与美元竞争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能继续维持如此高的军费和愿意花费3.3亿美元去深度撞击“坦普尔”彗星，还准备在未来22年里，用1000亿美元打造导弹防御体系(一个完善的防止导弹袭击的系统需要最高费用1万亿美元)。美国利用了它的政治与军事霸权地位、金融强势地位(繁荣的虚拟经济)、高科技的创业和开发优势、服务业的完善程度、美国人民无限度的高消费、庞大的国际跨国公司群的存在和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控制吸引了国外源源不断的投资，从而确保了它的产业的产出和国际竞争力。除发行国债外，它抗衡经济颓势和国际收支逆差的法宝至少还有6种：美元铸币权和国际结算市场的美元定价权、高科技和文化商品的知识产权的转让、大量廉价的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确保了美国10年的低通货膨胀)、跨国公司利用在东亚的生产基地降低生产成本，获取巨额利润、实现单方面贸易保护主义、从石油中获取更大利益(以军事力量控制中东石油供应和部分定价权，美石油业利润仅次于金融业、制药业)(!)、大量先进武器出口。特别在后一项中，在2003年，美国曾控制了世界武器市场的63％的份额。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从2000年到2004年，在常规武器出口方面，美国为259.3亿美元；2005年为106亿美元，2006年其对外出口军火及相关服务总值接近130亿美元(另有统计资料称216亿美元)，在全球500亿美元价值的军火市场中占26％。与此同时，2006年它还签订了一系列新的供货合同，价值440亿美元。
但是，美国现有的积极有利因素或“王牌”能否确保前述不利的因素不会导致美国经济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呢?这可能是谁也无法打包票的。肯尼迪的结论是，21世纪，美国不至于是输家，但能否成为赢家，实无把握，因为它的比较优势在丧失。如果伊拉克战争长期化，或反恐战争扩大化，特别是美国面临新的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或其本土陷入大规模的战争或巨大的自然灾害，从而导致各国对美国前途开始丧失信心，大批资金将撤离美国时，它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有人曾把伊拉克战争比作1900年导致大英帝国衰落的布尔战争，在那场战争结束后，英国仍维持了45万军队，但在此后的40年的霸权中，它日渐衰落，每况愈下)。即使没有这种安全上的问题。从中期看，它的财政也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因为，随着东亚国家货币储备的多元化，美元将失去其唯一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元会进一步贬值，美国财富也将下降。欧洲的跨国公司也可能撤回资本，投资国内。
四、结语
对于未来体系的变更，我们既要关注霸权国地位的变化趋势，它所产生的影响与冲击；又必须跳出以传统的霸权变更因素作为唯一的依据来判断体系是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模式。由于经济规律的变化；大国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频率和几率越来越低；霸权国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和把权力溶入到了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制度中，所以，霸权国已不太可能按照历史的轨迹在长期的战略竞争中逐步消耗实力，最终在大战中轰然倒下。当然，生命和生物意义的衰老与衰落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是与多数大国的发展同步的，是一种渐进、长期的演进过程。
当然，如果美国确实在一场战争中被彻底地打败，或它不可逆转地变衰落了，那时总会有一个相对实力较强的国家或多个国家发挥主导性的替代作用；或以大国协调的方式发挥领导与治理作用。但是，未来实力最强的国家已不太可能再担当起类似现在美国发挥的霸权作用，因为很难再有大国拥有美国那样的全面和独特的自然禀赋，并可以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发挥作用；也很难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几乎所有的大国会自愿和不自愿的去臣服一个超级霸权大国。最后，当今的时代已不适合于新强权的登台，若任何一个新崛起的国家尝试这样做的话，就会成为各大国围剿的中心。美国能够使用强权而没有受到各国遏制，是因为它是众多西方国家的保护人，大战中的拯救者，现行秩序的缔造者，它的自由主义理念和软权力具有它的特殊感召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如布热津斯基所预言的那样，届时，全球经济可能不再由某个单一实体来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