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人间发展史：超越娱乐场所成为特权象征

南方周末2010020期封面：“天上人间”声色之外

虽然霓虹灯仍然闪亮，但“天上人间”重新开业要在6个月之后了。张丁/图

5月25日，已停业整顿的“天上人间”门外不复车水马龙。 （张丁/图）
“天上人间”声色之外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般若 南方周末记者 谢鹏 发自北京
■“天上人间”的神话更多来源于其政商资源交流平台：它成了特权的象征，它被作为一个上等身份的秀场被尊贵富有的“消费者”购买使用
■无论是持续十年的平安无事，还是突如其来的被关停，都注定会在公众舆论中持续引爆关于钱权新贵们的话题
蜕变：从人间到天上
高档，尊贵，漂亮且拥有高学历的姑娘，这些概念被延续并推上了新的极致，除了那句曾经的严斥：“这里是首都”。
和现在人们所谈论的“天上人间”相比，1990年代中期以前，这家坐落于长城饭店西侧副楼的夜总会更像是一个“台湾包装、大陆口味”的半洋不土的地方。
那时候的“天上人间”，老板来自台湾，基本可被称为一个兼有多种营业的高档餐馆：人们在里面办各种宴席，席间有漂亮姑娘陪酒，在客人的要求下，她们有的即席唱起京剧，有的则跳起专业的芭蕾舞。这种现在看起来有些“雷人”的表演方式，却是当时区别于少量老式夜总会的一种极时尚的消遣。
王刚曾经是一个非法移民的中介，1990年代中期一直到2003年SARS之前他都活跃在东三环的使馆区一带。曾有一段时间他是“天上人间”的常客。和今天相比，这个坐落在北京CBD地带五星级酒店的夜总会惟一不变的就是它的“尊贵”，论身份和财富，王刚离出入这种场所还有很远的距离，带他去的通常都是一些他所熟识的使馆工作人员。
在当时，这称得上是个“高雅”的场所。陪酒的姑娘们多半来自北京的艺术院校，谈吐才艺俱佳，但在这里“玩起来”并不比在别的地方尽兴：偶尔王刚的朋友们想对哪个姑娘动手动脚，对方恼怒之余还会正色严斥：“这里是首都！”
就算这样，到这里消费也成了新富新贵阶层的时尚。高档、尊贵甚至是姑娘们的清高，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其他声色场所难得的既纠结又神秘的感受。
而转变源于1995年，一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甫一现身江湖却有深厚背景传闻的商人的接手。此前还是铁矿石商人的覃辉向当时的首都机场管理公司的总经理李培英借款180万美元，并由军队一家贸易公司担保，买下了“天上人间”。这正是覃辉与李培英交道的开始。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李培英因贪污被判处死刑，尽管其被控的大部分受贿款来自于覃辉，而覃老板却全身而退。
1999年，覃辉开始了日后成为传说的第一步。他将“天上人间”75%的股份置于自己新注册的北京中外合资长青泰餐饮娱乐公司，工商登记出资额195万美元。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业装修之后，“天上人间”从老式夜总会改成KTV式的经营格局，消费标准也随之飞升，连服务生的小费都被陡然提高到当时令人咋舌的每人500元的标准。
高档，尊贵，漂亮且拥有高学历的姑娘，这些概念被延续并推上了新的极致，除了那句曾经的严斥：“这里是首都”。
姑娘们并不拒绝显贵们的邀约了。标志性的举措包括：“天上人间”推出了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拳头产品——“四大名旦”。她们号称被送去香港培训过，并且都会说英语——尽管在熟知京城各大夜总会的商人吴浩看来，她们实际上也就懂那么一两句。但她们睥睨当世的优势毫无疑问：身高一米六五以上，容貌夺目，谈吐相对优雅，陪侍费用高达3000元到5000元，如需邀约，费用上不封顶。
除了这四大名旦，一支覃辉自称为“马仔队”的红粉军团被接着打造出炉，她们都号称来自艺术院校，还经过严格的服务训练。吴浩曾经与“天上人间”有过业务往来，他曾目睹业务经理向员工示范如何把一只茶垫精准地放到离桌沿两边各20厘米的地方。除了要求管理人员理短发，每晚8点开业之前每个人要把皮鞋擦到锃亮，还有一个说法是：夜总会专门请来教员训练侍者们的形体动作。
四大名旦，红粉军团，卫队一样的服务生，诸如此类的噱头从未公开宣传，却经由各种地下渠道飞速传播。这正是在当时的中国经营此类场所的秘诀之一：富贵与隐秘，高档与低调如此纠结在一起，笼罩在“天上人间”之上的神秘色彩被无限制地发酵膨胀，就像一层缭绕的薄纱，半遮半掩之间激发了无数人对其后真实面容的想象与渴望。
这正是覃辉接手之后，“天上人间”作为高端声色场所之发端的奥妙。这一年，覃辉充分显示出了包装造势上的才华，他从一个听起来土里土气的铁矿石商人，摇身而成夜总会老板。尽管相对于他在资本市场上的长袖善舞，这仅仅堪称注脚——从夜总会老板再蜕变至资本玩家，是在“天上人间”成为传说之后了。
神话：上等身份者的交易场
要谈合作吗？去天上人间，必须的！
1990年代，夜总会兴盛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先富起来了，激增的财富使很多人一下子从“人间”到了“天上”，新富的阶层渴望刺激但又时尚、体面的消遣方式。“烂夜总会让人想吐”，一位山西煤老板描述那种混合了酒精和烟草的味道，脸上充满了厌恶：“玩夜总会的人鼻子特别灵，你到‘天上人间’，就发现一点儿味道都没有。不得不承认人家服务做得就是贴心。”
直到今年“4·11”扫黄行动之前，他都是“天上人间”的常客。让他津津乐道的是那里“妈咪”们细致入微的专业服务，“她们会记住你前几次消费时订了什么房间，找了哪个小姐陪聊，甚至你平时周几会出现，哪个时间段适合接打电话”。
一个深得原本出身贫寒的煤老板之心的服务细节是：在包间里，服务员总是跪在地上。他们跪着进出，跪着倒酒，跪着点烟，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对客人的极端恭敬与服从。
而在总统套房的过道上，端坐着几个拉大提琴的漂亮女孩，巴哈或者海顿的名曲从她们手下优雅地流淌而出。这样的场景对大多数新富阶层们来说简直堪称梦幻，也十分契合新贵阶层对“富贵”的理解。在这里，身份通过财富得到最大的同时又是最优雅的彰显。
由于业务交往的缘故，吴浩十分了解这套“极具想象力”的顾客营销系统，那上面记录了客人们的名字、生日、消费喜好、平均消费额，甚至包括婚姻情况和使用的手机型号。这种“尊贵”的服务体验在2000年以后越来越显得重要，由于京城其他高档夜总会的兴起，“优质”的小姐队伍在高薪挖人的情况下处于频繁的流动之中，打造一套稳定的服务标准成为经理们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工作。
此时的覃辉又有何高招？和公众想象错位的是，除了满足极端彰显富贵的心理，“天上人间”并不仅仅是“找乐子”的声色犬马之去处，它的神话更多来源于搭建了一个政商资源交流的平台。覃辉精明地树立起了这样的业界标杆，直到现在国内似乎还没有别的夜总会夺过这个山头。
这才是“天上人间”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这一点来说，至少在公众舆论之中，堪称“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在覃辉以身体力行构建起这一强大“交流气场”之后，众多跨国企业商人、私企老板、政府官员、金融管理者纷纷侧身其中。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单独前往消费，大多数都是商务宴请。
郭志辉是一位世界500强IT企业曾经的销售人员，如果你在2003年到2004年想找到他，每天晚上8点在“天上人间”门口等着就可以——除了他，那些林林总总期待在金钱和权力之间有所斩获和兑换的人，都可能在这里照面。“白天在办公室谈业务都是假的，只有夜总会才是真正的工作场所，只有在这里，生意才可能真正谈起来。”
在郭志辉的观察里，出没于“天上人间”的人大约有10%是来自聚集在CBD的世界500强企业，剩下的大部分人来自政府部门。
“就像你是抽中华还是抽中南海，喝威士忌还是二锅头，去哪个夜总会象征着你的身份。谈交易、交朋友更是这样，朋友们对‘天上人间’认知度高，你请他们去，那就是极富‘诚意’的一件事情。”前面提到的那位熟客煤老板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