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向毛泽东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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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强制为自觉：让员工自己管自己
向毛泽东学管理 解析毛泽东成功管理、整军治国的最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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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纪律而言，分析古今中外军队的治军经验，可以发现两个基本套路：
一是纵容。对于部属，特别是打了胜仗的部属的违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以此作为犒赏部队、鼓舞士气的一种手段。史书中常可找到这样的记载：某某城池久攻不下，为激励士卒，将领在阵前允诺，破城之时，可大掠三日。
二是强制。对违纪官兵给予严惩，靠加大惩罚力度来威慑士兵。
解放军初创时期，这两种带兵套路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毛泽东均不赞成。在50年代的上海，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次，毛泽东向刘少奇和周恩来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说：“这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它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毛泽东不满意地摆了摆手说：“决不能用暴力，每件事都应该是自觉自愿的。”①
在非自愿的情况下，采取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并不是十分理想的方法和举措。毛泽东认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
有许多企业老板老抱怨：自己在场时，公司一切正常，运转良好。可刚一出门，甚至刚一转身，情况就完全不同。一天八小时盯着员工干活是不现实的。对于这一管理难题，坊间流行的管理书籍，如《致加西亚的信》、《老板不在》等，都给出了解决之道，归结为一点就是：不能靠加大奖惩力度来解决，更不能靠发动员工互相告密来解决，而要靠员工自觉的纪律来约束。
有些企业家也承认自觉纪律的优越性，可认为员工素质太差，让他们自觉遵守纪律很难。甚至说，对一些素质不高的员工，没什么道理好讲，只有罚点钱，甚至踢一脚，他们才能长点记性。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与旧军队“棍棒底下出好兵”的说法如出一辙。说到底，还是没有掌握正确的观念和方法。
靠惩戒维护纪律，只在少数人违纪时有效。如果违犯纪律的人多了，以至形成一种风气，那惩戒就会失去威慑作用。这也就是常言说的法不责众。而自觉的纪律建立在多数士兵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当然产生的效果不同。
1940年5月，朱德到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警卫部队是385旅的三连。康克清后来回忆说：“到了星期天，战士们可以轮流上街购买日用品，战士们自觉遵守纪律的行动，进一步扩大了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到处流传着八路军战士的美谈。卫立煌知道了，就问朱总司令：‘你们的兵这样随随便便上街，如果乘机开了小差，怎么办？’朱老总听了，哈哈一笑说：‘我们在红军时期就是这么办的。我还没有听说过星期天上街开小差的事。’看着他不解的神色，朱老总接着又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一条，他们都是自觉的革命战士，懂得只有抗日救国才是自己的出路。抗日救国最光荣，当逃兵是最可耻的。’卫立煌连连点头：‘是啊！我们现在治军，要都能达到你们这样就好了。’”①
建立自觉纪律，毛泽东采取的就是“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的办法。辽西战役时，某部经过苹果园不吃群众一个苹果，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十分动情地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纪律就建立在这个自觉性上。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①
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在连以上各级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在党代表的指导下工作，为士兵参与管理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方式。
对于这段历史，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这样写道：“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有些学者虽也意识到自觉纪律的重要，却给出不同于毛泽东的解决办法。如《从优秀到卓越》一书的作者提出：“实现跨越的公司建立了一贯制度，但他们也给予员工制度框架下的自由和责任。他们聘用严于自律、无需管理的人，公司只需管理系统，而不需管理这些人。”
作者的愿望是美好的，但问题是从哪里去找这种“严于自律、无需管理的人”。再说，人的思想不断变化，即使找到一些思想基础不错的人，刚来公司时有一定的自律性，可谁能保证他们的思想就不发生变化，能一辈子严于自律？所以，根本的解决办法还在教育。
从纪律教育的方式方法看，部队主要有以下一些经验做法：
一是搞好入伍教育。
从入伍的第一天起，就要让新兵建立起纪律观念。通过教育，使刚刚穿上新军装的官兵明白，自步入军营大门的这一刻起，自己就不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入伍教育一般要搞二个月或者二个半月，目的是尽快完成由老百姓向合格军人的转变。一般大企业，如华为、联想，入职教育也是这样，花费很多时间，名曰入模子。这与部队的做法是一致的。
二是搞好经常性教育，不断强化纪律意识。
纪律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
在部队，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学习条令，包括纪律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有要求、有具体规定，也有违反了规定的处罚措施。学习的时候进行对照检查，战士相互之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是用整顿的方法进行学习。每一次教育，都有针对性，目的是要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而不是不疼不痒地读一读文件就了事。
现在有许多企业也有纪律，也有制度，但谁都不知道具体内容，全在办公室里锁着。这些制度大都是请咨询公司帮助制定的，咨询公司又是从别的公司抄来的，这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其实，纪律不在多，而在抓落实。部队是这样做的：首先针对自己的问题，制定出几条纪律规定，一般不超过十条。然后就抓这几条的落实，反复学，反复对照检查，巩固以后再进一步细化。这样一步步抓下去，定能收到实效。
三是结合典型事例，开展随机教育。
教育并不全是座谈和上课，教育有多种形式。有时候抓住机会，甚至一句话不讲，就能收到课堂教育难以收到的效果。
笔者在河北山区当战士的时候，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较差，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每月只放一两次电影，是官兵们的主要娱乐之一。放电影时，分散居住在附近村庄的各个营连，要打上背包，走几里山路，赶到团部操场集合。有一次，到了规定时间，全团整队完毕，发现有一个连未能按时赶到。值班首长很不高兴，黑着脸，一句话不说，让全团官兵都等着。几分钟后，那个连队急匆匆地从远处跑步赶来。到了集合地点，带队连长向值班首长报告人数。首长还礼后问了一句，“通知你连几点赶到？现在几点了？”然后，第二句话就是：“原队带回！”全连一百多人就这样原路返回。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的全团官兵，恐怕再也忘不了什么是时间观念了。
[参考文选]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
（一九三八年十月）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过去，由于克服了张国焘一类破坏纪律的倾向，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的顺利执行。在今后，又必须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
在这里，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
为此原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那些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过去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一类，则利用一部分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所以纪律教育，不但在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监督党的领袖使之服从纪律，也有其必要。
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
（摘自毛泽东《论新阶段》，题目为编者所加。）
变强制为自觉：让员工自己管自己
向毛泽东学管理 解析毛泽东成功管理、整军治国的最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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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纪律而言，分析古今中外军队的治军经验，可以发现两个基本套路：
一是纵容。对于部属，特别是打了胜仗的部属的违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以此作为犒赏部队、鼓舞士气的一种手段。史书中常可找到这样的记载：某某城池久攻不下，为激励士卒，将领在阵前允诺，破城之时，可大掠三日。
二是强制。对违纪官兵给予严惩，靠加大惩罚力度来威慑士兵。
解放军初创时期，这两种带兵套路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毛泽东均不赞成。在50年代的上海，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次，毛泽东向刘少奇和周恩来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说：“这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它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毛泽东不满意地摆了摆手说：“决不能用暴力，每件事都应该是自觉自愿的。”①
在非自愿的情况下，采取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并不是十分理想的方法和举措。毛泽东认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
有许多企业老板老抱怨：自己在场时，公司一切正常，运转良好。可刚一出门，甚至刚一转身，情况就完全不同。一天八小时盯着员工干活是不现实的。对于这一管理难题，坊间流行的管理书籍，如《致加西亚的信》、《老板不在》等，都给出了解决之道，归结为一点就是：不能靠加大奖惩力度来解决，更不能靠发动员工互相告密来解决，而要靠员工自觉的纪律来约束。
有些企业家也承认自觉纪律的优越性，可认为员工素质太差，让他们自觉遵守纪律很难。甚至说，对一些素质不高的员工，没什么道理好讲，只有罚点钱，甚至踢一脚，他们才能长点记性。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与旧军队“棍棒底下出好兵”的说法如出一辙。说到底，还是没有掌握正确的观念和方法。
靠惩戒维护纪律，只在少数人违纪时有效。如果违犯纪律的人多了，以至形成一种风气，那惩戒就会失去威慑作用。这也就是常言说的法不责众。而自觉的纪律建立在多数士兵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当然产生的效果不同。
1940年5月，朱德到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警卫部队是385旅的三连。康克清后来回忆说：“到了星期天，战士们可以轮流上街购买日用品，战士们自觉遵守纪律的行动，进一步扩大了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到处流传着八路军战士的美谈。卫立煌知道了，就问朱总司令：‘你们的兵这样随随便便上街，如果乘机开了小差，怎么办？’朱老总听了，哈哈一笑说：‘我们在红军时期就是这么办的。我还没有听说过星期天上街开小差的事。’看着他不解的神色，朱老总接着又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一条，他们都是自觉的革命战士，懂得只有抗日救国才是自己的出路。抗日救国最光荣，当逃兵是最可耻的。’卫立煌连连点头：‘是啊！我们现在治军，要都能达到你们这样就好了。’”①
建立自觉纪律，毛泽东采取的就是“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的办法。辽西战役时，某部经过苹果园不吃群众一个苹果，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十分动情地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纪律就建立在这个自觉性上。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①
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在连以上各级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在党代表的指导下工作，为士兵参与管理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方式。
对于这段历史，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这样写道：“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有些学者虽也意识到自觉纪律的重要，却给出不同于毛泽东的解决办法。如《从优秀到卓越》一书的作者提出：“实现跨越的公司建立了一贯制度，但他们也给予员工制度框架下的自由和责任。他们聘用严于自律、无需管理的人，公司只需管理系统，而不需管理这些人。”
作者的愿望是美好的，但问题是从哪里去找这种“严于自律、无需管理的人”。再说，人的思想不断变化，即使找到一些思想基础不错的人，刚来公司时有一定的自律性，可谁能保证他们的思想就不发生变化，能一辈子严于自律？所以，根本的解决办法还在教育。
从纪律教育的方式方法看，部队主要有以下一些经验做法：
一是搞好入伍教育。
从入伍的第一天起，就要让新兵建立起纪律观念。通过教育，使刚刚穿上新军装的官兵明白，自步入军营大门的这一刻起，自己就不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入伍教育一般要搞二个月或者二个半月，目的是尽快完成由老百姓向合格军人的转变。一般大企业，如华为、联想，入职教育也是这样，花费很多时间，名曰入模子。这与部队的做法是一致的。
二是搞好经常性教育，不断强化纪律意识。
纪律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
在部队，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学习条令，包括纪律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有要求、有具体规定，也有违反了规定的处罚措施。学习的时候进行对照检查，战士相互之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是用整顿的方法进行学习。每一次教育，都有针对性，目的是要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而不是不疼不痒地读一读文件就了事。
现在有许多企业也有纪律，也有制度，但谁都不知道具体内容，全在办公室里锁着。这些制度大都是请咨询公司帮助制定的，咨询公司又是从别的公司抄来的，这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其实，纪律不在多，而在抓落实。部队是这样做的：首先针对自己的问题，制定出几条纪律规定，一般不超过十条。然后就抓这几条的落实，反复学，反复对照检查，巩固以后再进一步细化。这样一步步抓下去，定能收到实效。
三是结合典型事例，开展随机教育。
教育并不全是座谈和上课，教育有多种形式。有时候抓住机会，甚至一句话不讲，就能收到课堂教育难以收到的效果。
笔者在河北山区当战士的时候，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较差，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每月只放一两次电影，是官兵们的主要娱乐之一。放电影时，分散居住在附近村庄的各个营连，要打上背包，走几里山路，赶到团部操场集合。有一次，到了规定时间，全团整队完毕，发现有一个连未能按时赶到。值班首长很不高兴，黑着脸，一句话不说，让全团官兵都等着。几分钟后，那个连队急匆匆地从远处跑步赶来。到了集合地点，带队连长向值班首长报告人数。首长还礼后问了一句，“通知你连几点赶到？现在几点了？”然后，第二句话就是：“原队带回！”全连一百多人就这样原路返回。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的全团官兵，恐怕再也忘不了什么是时间观念了。
[参考文选]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
（一九三八年十月）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过去，由于克服了张国焘一类破坏纪律的倾向，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的顺利执行。在今后，又必须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
在这里，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
为此原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那些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过去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一类，则利用一部分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所以纪律教育，不但在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监督党的领袖使之服从纪律，也有其必要。
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
（摘自毛泽东《论新阶段》，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