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写作者、鸡奸者和捍卫者

2010-05-25
读安德烈·纪德的时候，我总有种强烈的困惑感。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史上，总有人把他与普鲁斯特相提并论，比作是法国文学的两座丰碑。但我发现进入普鲁斯特的世界很容易，只需捧起那几卷厚厚的《追忆似水年华》来阅读，一个痴迷于回忆与时间变形的文学大师形象顷刻立显。但对于纪德来说，情形似乎变得复杂起来，我读他的小说越多，反而觉得他的形象愈加扑朔迷离。他给我的印象是个琢磨不透的人，他的作品没有固定的套路和模式，他信奉自由意志行为，他是法国文学的巨大背景，他的身影深深地藏在《新法兰西杂志》的后面，他混迹于众多法国作家中间，多数时间不动声色，但却没有人能忽视他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萨特对他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法国的各种思想，不论是马克思的思想，黑格尔的思想，还是克尔凯郭尔的思想，都要以纪德作参照才能说明它的特点。
一、写作的神秘需求
1869年，纪德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资产者家庭，这个家庭信奉新教。指出这点并非毫无用意，因为在富有的资产者的循规蹈矩和清教主义墨守成规的夹击下，作为个体的纪德很早就意识到了内心的压抑和不安，一方面他暗自庆幸财富使他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不会因为受到社会的隔离而痛苦，但与此同时笼罩在童年阴影中的清教氛围则成了他内心深处灵与肉冲突的根源。对固有规范的敏感，对传统律法的刻板遵循，对宗教改革中丁点自由的恐惧，对肉体和性事的极端厌恶和蔑视，对罪恶感的自我忏悔无不时刻浸染着他弱小脆敏的心灵。像当时许多的作家一样，年纪轻轻的纪德身体羸弱，很少接触外界，内心的冲突加剧分裂，为了逃避现实中的单调乏味，自然会隐遁到一个梦幻的世界中去。这种方式似乎已经成了作家少年成长时期的某种套路，比如普鲁斯特，同样生长在富庶的资产者家庭，同样少年羸弱，同样沉迷于自我世界中，但普鲁斯特所建构起来的自我世界充满了温情的记忆，他能隐身其中，自我治愈。但对纪德而言，他对外部真实世界的无所适从会更强烈，这种感觉甚至驱使他要么以为外部世界不存在，要么就是将外部世界复杂化到一种神秘的程度，以便他在同样神秘的个体世界种寻找自我。正如他在后来的日记中回忆到的样子：“我已经发现了用那种神秘来填充我所不熟悉的世界的精神需求。发生在我背后的事情对我纠缠不休，有时我甚至觉得，假如我快点转过身去，就会看到一些我不知道东西。”自然，我们都已经知道，写作就是那种精神需求，而这种神秘乃至模糊的特性一直伴随他的一生，甚至保留在了他的作品中，乃至我现在都无法识别出这个真正的人。
人们曾经描述过着这样一个情景，有一天纪德对保尔·瓦莱里说：“假如我不写作，我就自杀。”事实上，他的这种志向早已显露无疑，他对分析和自省的热衷，对抒情诗或者日记的不断书写和尝试，他对内心冲突的清醒认识和把握，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必备的优秀品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的生活不过是那个喜欢幻想的孩子的延伸，他为了“增加生活的厚度”而创造了一个适合自我的世界。纪德在1891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安德烈·瓦尔特笔记》，这本处女作凝聚了他的文学抱负。他对自己的小说信心满满，认为这本书会满足时代的各种诉求，能够解答大众各种类似的困惑，因此既是“一份长篇宣言”，也是“一份爱情公告”。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本书并未受到很大关注，卖出了不到二百册。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他继续写作和旅行，截止到1901年《背德者》，纪德生命中的第一个时期完成了。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硕果累累，写了九本小说，两本评论集，这些创造似乎预示了这个一直都声名不彰的写作者的破茧成熟，而成熟的标志无疑是1909年的《窄门》。在这本自传性质的爱情小说中，纪德转而向少年时期最隐秘的材料中寻找写作的源泉，甚至不惜公开使用自己的日记，糅合了纪实与虚构，倾注自己的全部激情，将爱情中的神秘主义体验推向极致，为我们讲述了一段纯洁炙热、却又含着无边孤寂和无限辛酸滋味的爱情故事。然后是1914年，他发表了小说《梵蒂冈的地窖》，用他的话说，这是一部“傻剧”，讽刺的手法，传神的描述，曲折的情节，可笑的人物成就了一部经典。这部小说中的主角拉夫卡迪奥，信奉一种自由行为理论，即是说，任何决定都无法解释和理解行为，行为就是行为本身唯一的原因。在这种理论的驱使下，他甚至无缘无故把一位火车上的旅客推出了车厢。这个人物对战后法国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影响甚大。从这部作品开始，纪德开始了不一样的写作，一种战斗性质的写作，用一种讽刺喜剧的形式，反抗一切虚伪的宗教，人类和社会。
二．纪德的时代
二十世纪的法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世纪，我们都熟知二战以后是萨特的天下，而在二战以前毫无疑问应该称作是纪德的时代。当然这种成功对纪德来说，有些姗姗来迟，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他的作品，虽然已经有了不好佳作，但是直到一战后才真正被读者知道。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放纵自己的个性和名声，他占据了人们的思想，成为了各种媒体的头条和大众饭后的谈资。尤其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每一本书的写法都不一样，时而神秘，时而浮华，他的一个个变化令人有种目不暇接的震惊。但是最令人震惊的还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八卦、爱情、乱伦、性取向、恋童癖。一战后，纪德曾经想从幕后的阴影中站出来正式领导他主持的《新法兰西杂志》，但这一举动遭到了许多作家和同事的反对，其中尤其以诗人克洛岱尔的反应最为有代表性：“如果是这样，我绝不会再在这个杂志上写一个字。纪德的名字意味着鸡奸和反天主教。”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在当时都是天理不容，更别说纪德两者兼具。事实上，他始终为压在他性生活上的禁忌而痛苦不堪，很久以来，他就打算写一本描写同性恋的书，甚至打算向公众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他觉得说出来不但是为了自我解放，也是为了解放所有被世俗和宗教偏见制造出来虚伪所折磨的人。1910年，他写了第一版《科里登》，1917年又重新写这个题材，第二版发行量更低，几乎不为读者所知。1922年他写了一个新的前言，打算重版这本书，再次为同性恋辩护。天主教界听到了消息派人来试图说服他不要出版，反而激发了他的反抗。新版本还是于1924年重新面世，对纪德来说，这是“一种解放的保障，谁能说清，究竟有多少人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得到了解放呢”。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一部自传体作品，是他在一战期间完成的《如果种子不死》。他在书中讲述他的童年，他的家庭，他的读书岁月，他的宗教情感，当然也免不了提及他最初的同性恋倾向以及他的同性恋爱情，他的冲动与那种清教徒信仰之间的不断冲突的性格。这种公开而真诚的袒露，再加上《人间食粮》的抒情，终于把纪德推上了“当代最伟大作家”的宝座，从而使他成为了真理的捍卫者。
三、真理的捍卫者
当然，捍卫者的名声并不是如此容易就唾手可得。1932年夏天，当纪德公开对苏联表示自己的好感时还是让很多人感到错愕不已。随后，当受到法西斯胁迫的苏共竭力摆脱孤立境遇时，当法国共产党也向同情者敞开怀抱时，当形形色色的人都向左派知识分子靠拢时，纪德也加入了共产主义阵营。我们看到他在大街上游行，看到他签名请愿，看到他主持会议，看到他在大会上发言。这种“介入”行动的一个结果是，1936年，纪德接受了莫斯科政府的邀请，到苏联进行为期十周的访问。回到巴黎后，他决定公开发表他旅行中的日记，这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访苏归来》。纪德在书中委婉而审慎地表达了一个想象中的苏联与真实苏联的差距给他带来的失望。他在其中找到了什么？一个僵化的体制，一种教条主义，一种对绝对权力的屈服和畏惧，一种对标新立异的打击——当然，还有那些非人道的惩治同性恋的法律。在他原来设想中的共产主义应该是摆脱一切束缚和禁忌，摆脱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的乌托邦，但他最终发现那里其实不过是又一个清教徒式的教堂而已。因为这本书纪德招致了很多的谩骂，得罪了许多的友人，介入了许多的论战，但是他从没后悔这样做。在他看来，坏事就是坏事，坏事就需要揭露，需要真实。他只是在捍卫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理论，永远捍卫真理，不管代价有多大，哪怕丧失自己的威望也在所不惜。正如他去世前所言：信赖正在寻找真理的人，怀疑那些已经找到真理的；怀疑一切，但不要怀疑自己。他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虔敬地实践这一方法的光辉范例。
对我而言，纪德始终是一个困惑的存在，他的存在不断解体又重新组合，每个时期都大为不同。他是一个变幻无常，谜一般的人物。他的存在显示了人在自我探寻中必然经历的彷徨和反复的过程，他正是在这些反复矛盾的过程中袒露了他始终不渝的真诚，对人性永无休止地追问，对真理永不停息的渴求。他坚信人具有多种可能性，所以他的人生格言是：体现尽可能多的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了人的形象“不可替代的典范”（萨特语）。
思郁
2010-5-18书
安德烈·纪德作品系列：
窄门，【法】安德烈·纪德著，桂裕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定价;18.00元
梵蒂冈地窖，【法】安德烈·纪德著，桂裕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定价：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