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十议董仲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4 07:28:08
文章作者：董寅生 来源：董仲舒故里-衡水市儒商研究会
像董仲舒这样精深博大的一代儒宗，就算是穷毕生之力怕也难以真正了解他真实的思想，同时代的人且未必能，而况两千年后的我们。
可是再浩淼再无边的大海，也总不会拒绝人们的好奇与探索，管窥蠡测，可能难以把握整体，盲人摸象，也总会得到某一部分的影像吧。
一
董仲舒究竟生于何年，卒于何岁，众说纷纭，清朝的苏舆说他生于文帝元年(前179)，卒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后来的不少词典、著作也都跟着称他是前179年—前104年，享年76；也有说他是生于前2世纪初，卒于前104，享年80左右；张岂之编中国文化思想史，说他是前176—前104，享年73，恰与孔夫子相同，(但安知不是后人有意为之)；王永祥作《董仲舒评传》好象是目前为止让他最高寿的，王先生认为《汉书》里说他亲见四世，因此他该是在惠帝时出生，王先生认为他生于前192年，卒于前106或前104年，享年当在87、89。
董仲舒到底算是哪的人，现在争执的主要是景县、枣强，和山东的德州。历史上的董仲舒出生于广川，在汉代广川属于信都国17县之一，当时的治所在现在景县的西南，但这个县在北齐时期撤并归入了枣强，也可能有一些划给其他州县，这样说来，三地都有相当的理由。但我看这场官司恐怕是很难有个了局的。一则此地行政区划多变，二则河道渠流频改；三则此地历来是征战的杀场，土著的居民不太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来传承保管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至于什么祠堂、碑墓，十有八九是后来人们想当然的作品，作为证据怕是很难说服彼此的。
《汉书·董仲舒传》讲得明白，董仲舒“年老，卒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也就是老董家2000年前就移民去了陕西了，当时那可是首都呀。去了那么好的地方，子孙又都做了大官，他们还有必要再回迁吗?
争名人故里也是咱们许多国人热衷的雅事，历史上南阳襄阳争了多少年；现在往往又有政府及商业利益掺和进来，像什么孙子的惠民、广饶；曹雪芹的丰润、辽阳，牵扯了不少的精力，甚至动用了行政资源。这其实有些不必。真正能把经济搞上去的，有几个靠名人故里的；倘若是发展旅游资源，没有很好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旅游设施，光靠一个名人撑着，就想捞银子，天底下恐怕没有这样的便宜。
2005年，敝乡邯郸开文化研讨会，就有一外来的先生鼓吹，邯郸对外推销，最好的方法是宣扬邯郸——秦始皇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可真要这么干，那恐怕就得考证秦始皇具体地生在哪个胡同，这任务谁能完成?
二
董仲舒的好学，那可真是没得说，如果单比读书做学问刻苦专心，孔子孟子也未必是个儿，但这里头的一些记载也有层累加工的痕迹。《史记·儒林传》说他是“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到《汉书·董仲舒传》是“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前者说是不游玩舍中之园，后者不管什么园，一律是看都不看一眼。等到了东汉桓谭嘴里，则又成了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个人自问，这样的学习生活，一天两天熬得住，六十多年，这也太夸张了。至于《太平御览》里说他“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倒还觉得亲切一些，现在的人不常连骡马都分不清吗。
在《汉书·艺文志》里，董仲舒的著作是两种，一是列为春秋二十三家之一的《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二是列为儒家五十三家之一《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历经风雨，这里头散轶可也不少。
现行的《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是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名也是隋唐以后才有，这样看来，有人往其中加点去点改点删点，怕也是再所难免的。按今天的观点，这近于作伪篡改，但在我们古代，从孔夫子开始，就有删书正书的传统，并不觉得非常不对。
三
董仲舒的著作那么多，学问那么深，可是最为人熟悉是他的一条建议——独尊儒术，一个主张——天人感应。而天人感应最突出的作用是谴告人君。
在他看来，上天谴告人君，“过有深浅厚薄，而灾有简甚”(见《春秋繁露·顺命》，也就是会根据情节轻重分一定的档次来予以谴告。一般是先以灾，再以异，再以大异，如果仍然不知改悔，就要用咎殃、伤败来实行严惩了，这有点像《圣经·出埃及记》里耶和华对埃及人逐次加强的惩戒，却比耶和华有更大的耐心和善意；也有点像球场上的口头警告、黄牌、红牌，但一经罚下，也就意味着政治生涯的永远结束。
天人感应，董仲舒个人也是深信的，除了学习钻研，他还身体力行，做江都相时，他“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汉书·董仲舒传》)。据说这招儿还挺灵，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不过我估计事先是经过一些准备的)。他不像孔夫子那样对天道敬而讳言，而是勇于表达自己对祥瑞灾异的观点。汉武帝建元六年，先是辽东的高庙被火，接着是长陵的园殿遭灾，他老人家未经朝廷批准立项，就开始对这两起重大事故开始调研。主父偃乘其不备，窃走他的成果密报给了皇帝，汉武帝隐去董仲舒的名字，让大家对其发表意见，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蒙在鼓里，对老师的观点大加批判，一个人开了头，自然是万炮齐鸣，于是公布作者的名字，将董犯仲舒定成了死刑。汉武帝大概也不想杀他，诈唬了一阵之后，还是将他放了。董仲舒从此不再敢论说现实社会的任何灾异了，至少是不敢发表了。今天我们看《汉书·五行志》，言汉朝灾异的主要是刘向，董仲舒只有这么一例。
董仲舒到底说了些什么，以至于连弟子也以为大愚呢，《汉书·五行志》里收录了他的主要观点：其一是这两把火烧得好烧得对，高庙不当立辽东，园殿不该立陵旁，僭越了礼制，所以上天才给他降了灾；其二，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现在是内外一起灾，说明形势不是大好，而是大坏，应该立刻警觉起来，首先是杀几个在远方图谋不轨的亲戚贵属，其次是杀几个在君侧贵而不正的近幸大臣，这才是仰答天意的举措。
试问这样的建议，连皇帝带诸侯带近幸带大臣，全都得罪了个够，你要是蒙在鼓里的吕步舒，你能说这不是反动宣传吗?
两汉时期，士大夫特别关注各种所谓的灾异，朝廷也特别注重对其的解释。彼此之间对最终裁判权的争夺是相当激烈的。
一方面当时的皇权在士大夫心目里还不是那么神圣威严(夏侯胜就对宣帝以字相称)；另一方面，当时士大夫也还没有后来者那样圆滑谨慎，于是他们经常不管不顾地充当讨厌的乌鸦，许多不懂得揣摩迎合的儒生，因此把自己陷入了绝境。像孝昭元凤三年，泰山大石自立，上林枯柳复生，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孟竟然公开上书，要求皇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自封百里，以顺天命。他打的旗号是“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由此我们可知，思想家在其正式的文本外，还有多少丰富多彩的活思想呀，这样的人，能够仅仅只是一个甘心匍匐于皇权下的奴才吗?)此外如夏侯胜坚决反对为武帝立庙乐，下狱几死；京房数论灾异，结果被构陷处死；身为宗室的刘向不断借灾异批判时局，不惜被朝廷免为庶民。班固因此感叹，“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凡此诸人，都是一些执著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希图用自己对灾异的解释来改良政治的仁人志士。两千年后的我们，读着这些事迹，依然不能不为之感动。套句陈寅恪的话，可以说是灾异谴告之作用或可商，唯此伤时忧世之苦心当共日月以争光。
之所以说效果有限，是下有批评，上有对策，对某些灾异，两汉的皇帝们可不像宋景公那样好心，他们往往找一个倒霉的大臣来代为牺牲，像绥和二年，即公元前7年，荧惑守心，丞相翟方进被逼自杀以应天象，有意思的是二月翟方进自杀，三月汉成帝也跟着去了，灾没有躲过去，却白白逼死一个丞相。明朝的朱元璋杀李善长，借口也是以应天变。在强大的专制面前，士大夫们的口舌笔墨毕竟是绝对的劣势。但也不能因此就否认其抗争的精神。
我个人有这样一个粗浅的认识，判别一政治人物思想人物的品质，大致可以看他是热衷于报喜还是执著于报忧，前者在现实生活里往往如鱼得水，但祸国败
俗的多是此辈；后者每每在现实世界里到处碰壁，但砥柱中流也多是他们。
倘若把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看成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倘若我们承认历史阶段是无法也不能随意超越的，那么西汉大体上该算是我们的童年或少年时期，在这样的历史阶段，灾异谴告这样的把戏也许还有它应用的价值，我们小时候谁没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呢?
四
思想家作为整体是伟岸的，是博大的，是几乎无法把握的，我们今天通过仅有的文本来揣测他们，其实是一件不可能真正完成的任务(吕步舒都不能，何况我们)。但即或如此，也不必将思想家的任何细节都看得过分复杂精密。像董仲舒也提过对匈奴的政策，但所谓厚利质子，不过是些迂腐的议论；提过在关中种麦，但他毕竟还不是袁隆平，效果也应该说是寥寥。如果因为对其整体的敬畏，便过分夸大这些细节，甚至随意赋予他不应有的光荣，那也是从另一面去厚诬古人了。
五
董仲舒生活的那个时代，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蓬勃上升的时期，儒学或者说是儒术就在这个时候成为了封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干，从而大大加强了封建国家封建秩序的巩固。这个过程是激烈的，也是残酷的。汉武帝初年，太皇太后窦氏曾经因为对儒学的不满，而将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迫害致死；汉武帝亲政之后，用法极其残酷严苛。在这样的时代里，董仲舒的一生也是很不平静的。根据现有的资料，我看他至少有三四次面临横死的威胁。
前面提到的建元六年，是一次，当时的董仲舒几乎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他那一次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可以说是民(官)愤极大，其处境可能比司马迁还糟糕。
第二次是做江都相的十年，当时的江都王刘非，可以说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汉书·景十三传》说他是“好气力，招四方豪杰，骄奢甚”，他与淮南王之间有共同谋反的约定。董仲舒在他的王国里做相，可以说是在刀尖上舞蹈。
第三次，是被丞相公孙弘所嫉，特意让他去做胶西相，这一干是四年。胶西虽是个小国，倾陷毒害死的官员却是最多的。董仲舒面对的是一个心理生理都不甚正常的刘端，这样的日子如何艰辛，可以想见。
董仲舒为官多年，操守可以说是很好，《汉书》说他是教令国中，所居而治，这说明他的执政能力是不错的。他为官廉洁，去位归家，终不问产业，唯以修学著书为事。他反对政府、官员与民争利，在天人三策中，坚决主张“受大者不得取小”，“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他看到官员们凭仗所掌握的优势资源，“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民安能如之哉!”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无论如何也争不过当官的，结果必然是富的更富，穷的更穷，最后是民不聊生，也就不避横死的铤而走险了。这对于双方都是不利的，因此当官的不该在俸禄以外，别求生财之道，“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这思想现在看来也不过时。许多地方小煤矿事故频发，背后往往有当地官员参与经营的背景，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清退官股，也是这个道理。
六
对于思想家，我们似乎不能要求他们完全彻底地言行如一，董仲舒有时候也耍滑头，《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里他讲要“伏节死义，难不惜其命”，可是在建元六年吃了苦头后，他就再不敢对汉之灾异加以评论了，这不是滑头吗？可是倘若不耍这个滑头，他又怎么能完成整个封建理论大厦的设计工作呢?(王永祥先生说他是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设计师建筑师)。
思想家是复杂的，有时候有些话，明知不妥，也只有硬着头皮坚持去讲，有时候有些话明知该说，也只好三缄其口。现在传下来的文本，有相当一部分是铺垫掩饰，倘若将这些都当成思想家本身的真实思想甚至核心思想，那恐怕就会买椟还珠了。陈寅恪主张要有“同情之了解”，这才是比较合理的态度。
七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对后来影响深远。在他那个时期，相对于文法吏、酷吏，春秋决狱也许有点优越的地方，可是长远看来，其弊甚大。“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是故逢丑父当斮，而辕涛涂不宜执，鲁季子追庆父，而吴季子释阖庐，此四者，罪同异论，其本殊也。俱欺三军，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诛或不诛；听讼折狱，可无审耶!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阁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见《春秋繁露·精华》)。
这段话，简单说就是动机态度比情节事实更重要，判决轻重要看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如何。现在我们讲求法治，可是还有人自觉不自觉有这样的遗毒，喜欢抛
开案件本身，强调所谓民愤极大，社会影响如何如何，这都不是应有的法治理念。
八
性三品说，有没有一点道理；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就是把人分成了三等九级，上等的有圣、仁、智，圣人只有三皇五帝、三代开国君王和周公、孔子，连孟子都只是个仁人。不过最极端的下下愚人也不多，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无德君臣。
现实当中，好象人们还是倾向把人分成三等，不管是禀赋、道德还是地位、财富。孙中山讲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也近似。毛泽东说人群左中右，也仿佛。
九
甘蔗没有两头甜。同时与董仲舒齐名的是三位，另两位是公孙弘、儿(倪)宽。把这三位放在一起，一是他们都是儒家；二是他们都是关东人，董仲舒是广川，公孙弘是薛，儿(倪)宽是千乘，按今天的区划，后两位都是山东人；三是他们都当了大官。董是诸侯王相，公孙是丞相，儿(倪)是御史大夫。
若论仕途得意，那当然是后两位；可是说到学术地位，连当时的司马迁都在《史记·儒林列传》里抱不平，说是“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大概也不服气，“以弘为从谀”。外宽内嫉的公孙丞相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恨，竟然借刀杀人，特意保举董仲舒去当胶西王相。
可是文章千古事，权位一时荣，大约古来能够在学术史思想史上占一席地的就该在活着的时候不很得意，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有时间有精力有机会发挥好
自己的才智。在《汉书·艺文志》里，董仲舒的著作是两种，一是列为春秋二十三家之一的《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二是列为儒家五十三家之一的《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而公孙丞相只有《公孙弘》十篇，儿(倪)御史大夫是九篇。
学者的最大财富是什么，我觉得除了著作外，就是学生，某种意义上，后者可能比前者还重要得多，先秦诸子，传世的作品多是言论集，这还不多亏了弟子的整理宣扬。公孙丞相、儿(倪)御史大夫的地位够高，生前的弟子想必也不少。可是说到给老师争气增光，那还是董仲舒的弟子要出息得多。
司马迁说董仲舒弟子当大夫、郎、谒者、掌故的以百数，而董仲舒个人的子和孙也都以学做了大官。相比之下，那两位的弟子是默默无闻，公孙弘的儿子虽一度继承侯爵，官至太守，可是后来竟因为拖延公事沦为城旦，做了苦役了。
十
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里说，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是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是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现在流行谈国学，可是国学难道就只是到处宣扬吗?
思想家的文本是衣服，可是我们能只凭衣服来继承思想家的精神吗?
何况古人是宽袍大袖?
（作者单位：邯郸学院历史系）
像董仲舒这样精深博大的一代儒宗，就算是穷毕生之力怕也难以真正了解他真实的思想，同时代的人且未必能，而况两千年后的我们。
可是再浩淼再无边的大海，也总不会拒绝人们的好奇与探索，管窥蠡测，可能难以把握整体，盲人摸象，也总会得到某一部分的影像吧。
一
董仲舒究竟生于何年，卒于何岁，众说纷纭，清朝的苏舆说他生于文帝元年(前179)，卒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后来的不少词典、著作也都跟着称他是前179年—前104年，享年76；也有说他是生于前2世纪初，卒于前104，享年80左右；张岂之编中国文化思想史，说他是前176—前104，享年73，恰与孔夫子相同，(但安知不是后人有意为之)；王永祥作《董仲舒评传》好象是目前为止让他最高寿的，王先生认为《汉书》里说他亲见四世，因此他该是在惠帝时出生，王先生认为他生于前192年，卒于前106或前104年，享年当在87、89。
董仲舒到底算是哪的人，现在争执的主要是景县、枣强，和山东的德州。历史上的董仲舒出生于广川，在汉代广川属于信都国17县之一，当时的治所在现在景县的西南，但这个县在北齐时期撤并归入了枣强，也可能有一些划给其他州县，这样说来，三地都有相当的理由。但我看这场官司恐怕是很难有个了局的。一则此地行政区划多变，二则河道渠流频改；三则此地历来是征战的杀场，土著的居民不太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来传承保管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至于什么祠堂、碑墓，十有八九是后来人们想当然的作品，作为证据怕是很难说服彼此的。
《汉书·董仲舒传》讲得明白，董仲舒“年老，卒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也就是老董家2000年前就移民去了陕西了，当时那可是首都呀。去了那么好的地方，子孙又都做了大官，他们还有必要再回迁吗?
争名人故里也是咱们许多国人热衷的雅事，历史上南阳襄阳争了多少年；现在往往又有政府及商业利益掺和进来，像什么孙子的惠民、广饶；曹雪芹的丰润、辽阳，牵扯了不少的精力，甚至动用了行政资源。这其实有些不必。真正能把经济搞上去的，有几个靠名人故里的；倘若是发展旅游资源，没有很好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旅游设施，光靠一个名人撑着，就想捞银子，天底下恐怕没有这样的便宜。
2005年，敝乡邯郸开文化研讨会，就有一外来的先生鼓吹，邯郸对外推销，最好的方法是宣扬邯郸——秦始皇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可真要这么干，那恐怕就得考证秦始皇具体地生在哪个胡同，这任务谁能完成?
二
董仲舒的好学，那可真是没得说，如果单比读书做学问刻苦专心，孔子孟子也未必是个儿，但这里头的一些记载也有层累加工的痕迹。《史记·儒林传》说他是“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到《汉书·董仲舒传》是“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前者说是不游玩舍中之园，后者不管什么园，一律是看都不看一眼。等到了东汉桓谭嘴里，则又成了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个人自问，这样的学习生活，一天两天熬得住，六十多年，这也太夸张了。至于《太平御览》里说他“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倒还觉得亲切一些，现在的人不常连骡马都分不清吗。
在《汉书·艺文志》里，董仲舒的著作是两种，一是列为春秋二十三家之一的《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二是列为儒家五十三家之一《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历经风雨，这里头散轶可也不少。
现行的《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是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名也是隋唐以后才有，这样看来，有人往其中加点去点改点删点，怕也是再所难免的。按今天的观点，这近于作伪篡改，但在我们古代，从孔夫子开始，就有删书正书的传统，并不觉得非常不对。
三
董仲舒的著作那么多，学问那么深，可是最为人熟悉是他的一条建议——独尊儒术，一个主张——天人感应。而天人感应最突出的作用是谴告人君。
在他看来，上天谴告人君，“过有深浅厚薄，而灾有简甚”(见《春秋繁露·顺命》，也就是会根据情节轻重分一定的档次来予以谴告。一般是先以灾，再以异，再以大异，如果仍然不知改悔，就要用咎殃、伤败来实行严惩了，这有点像《圣经·出埃及记》里耶和华对埃及人逐次加强的惩戒，却比耶和华有更大的耐心和善意；也有点像球场上的口头警告、黄牌、红牌，但一经罚下，也就意味着政治生涯的永远结束。
天人感应，董仲舒个人也是深信的，除了学习钻研，他还身体力行，做江都相时，他“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汉书·董仲舒传》)。据说这招儿还挺灵，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不过我估计事先是经过一些准备的)。他不像孔夫子那样对天道敬而讳言，而是勇于表达自己对祥瑞灾异的观点。汉武帝建元六年，先是辽东的高庙被火，接着是长陵的园殿遭灾，他老人家未经朝廷批准立项，就开始对这两起重大事故开始调研。主父偃乘其不备，窃走他的成果密报给了皇帝，汉武帝隐去董仲舒的名字，让大家对其发表意见，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蒙在鼓里，对老师的观点大加批判，一个人开了头，自然是万炮齐鸣，于是公布作者的名字，将董犯仲舒定成了死刑。汉武帝大概也不想杀他，诈唬了一阵之后，还是将他放了。董仲舒从此不再敢论说现实社会的任何灾异了，至少是不敢发表了。今天我们看《汉书·五行志》，言汉朝灾异的主要是刘向，董仲舒只有这么一例。
董仲舒到底说了些什么，以至于连弟子也以为大愚呢，《汉书·五行志》里收录了他的主要观点：其一是这两把火烧得好烧得对，高庙不当立辽东，园殿不该立陵旁，僭越了礼制，所以上天才给他降了灾；其二，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现在是内外一起灾，说明形势不是大好，而是大坏，应该立刻警觉起来，首先是杀几个在远方图谋不轨的亲戚贵属，其次是杀几个在君侧贵而不正的近幸大臣，这才是仰答天意的举措。
试问这样的建议，连皇帝带诸侯带近幸带大臣，全都得罪了个够，你要是蒙在鼓里的吕步舒，你能说这不是反动宣传吗?
两汉时期，士大夫特别关注各种所谓的灾异，朝廷也特别注重对其的解释。彼此之间对最终裁判权的争夺是相当激烈的。
一方面当时的皇权在士大夫心目里还不是那么神圣威严(夏侯胜就对宣帝以字相称)；另一方面，当时士大夫也还没有后来者那样圆滑谨慎，于是他们经常不管不顾地充当讨厌的乌鸦，许多不懂得揣摩迎合的儒生，因此把自己陷入了绝境。像孝昭元凤三年，泰山大石自立，上林枯柳复生，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孟竟然公开上书，要求皇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自封百里，以顺天命。他打的旗号是“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由此我们可知，思想家在其正式的文本外，还有多少丰富多彩的活思想呀，这样的人，能够仅仅只是一个甘心匍匐于皇权下的奴才吗?)此外如夏侯胜坚决反对为武帝立庙乐，下狱几死；京房数论灾异，结果被构陷处死；身为宗室的刘向不断借灾异批判时局，不惜被朝廷免为庶民。班固因此感叹，“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凡此诸人，都是一些执著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希图用自己对灾异的解释来改良政治的仁人志士。两千年后的我们，读着这些事迹，依然不能不为之感动。套句陈寅恪的话，可以说是灾异谴告之作用或可商，唯此伤时忧世之苦心当共日月以争光。
之所以说效果有限，是下有批评，上有对策，对某些灾异，两汉的皇帝们可不像宋景公那样好心，他们往往找一个倒霉的大臣来代为牺牲，像绥和二年，即公元前7年，荧惑守心，丞相翟方进被逼自杀以应天象，有意思的是二月翟方进自杀，三月汉成帝也跟着去了，灾没有躲过去，却白白逼死一个丞相。明朝的朱元璋杀李善长，借口也是以应天变。在强大的专制面前，士大夫们的口舌笔墨毕竟是绝对的劣势。但也不能因此就否认其抗争的精神。
我个人有这样一个粗浅的认识，判别一政治人物思想人物的品质，大致可以看他是热衷于报喜还是执著于报忧，前者在现实生活里往往如鱼得水，但祸国败
俗的多是此辈；后者每每在现实世界里到处碰壁，但砥柱中流也多是他们。
倘若把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看成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倘若我们承认历史阶段是无法也不能随意超越的，那么西汉大体上该算是我们的童年或少年时期，在这样的历史阶段，灾异谴告这样的把戏也许还有它应用的价值，我们小时候谁没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呢?
四
思想家作为整体是伟岸的，是博大的，是几乎无法把握的，我们今天通过仅有的文本来揣测他们，其实是一件不可能真正完成的任务(吕步舒都不能，何况我们)。但即或如此，也不必将思想家的任何细节都看得过分复杂精密。像董仲舒也提过对匈奴的政策，但所谓厚利质子，不过是些迂腐的议论；提过在关中种麦，但他毕竟还不是袁隆平，效果也应该说是寥寥。如果因为对其整体的敬畏，便过分夸大这些细节，甚至随意赋予他不应有的光荣，那也是从另一面去厚诬古人了。
五
董仲舒生活的那个时代，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蓬勃上升的时期，儒学或者说是儒术就在这个时候成为了封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干，从而大大加强了封建国家封建秩序的巩固。这个过程是激烈的，也是残酷的。汉武帝初年，太皇太后窦氏曾经因为对儒学的不满，而将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迫害致死；汉武帝亲政之后，用法极其残酷严苛。在这样的时代里，董仲舒的一生也是很不平静的。根据现有的资料，我看他至少有三四次面临横死的威胁。
前面提到的建元六年，是一次，当时的董仲舒几乎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他那一次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可以说是民(官)愤极大，其处境可能比司马迁还糟糕。
第二次是做江都相的十年，当时的江都王刘非，可以说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汉书·景十三传》说他是“好气力，招四方豪杰，骄奢甚”，他与淮南王之间有共同谋反的约定。董仲舒在他的王国里做相，可以说是在刀尖上舞蹈。
第三次，是被丞相公孙弘所嫉，特意让他去做胶西相，这一干是四年。胶西虽是个小国，倾陷毒害死的官员却是最多的。董仲舒面对的是一个心理生理都不甚正常的刘端，这样的日子如何艰辛，可以想见。
董仲舒为官多年，操守可以说是很好，《汉书》说他是教令国中，所居而治，这说明他的执政能力是不错的。他为官廉洁，去位归家，终不问产业，唯以修学著书为事。他反对政府、官员与民争利，在天人三策中，坚决主张“受大者不得取小”，“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他看到官员们凭仗所掌握的优势资源，“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民安能如之哉!”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无论如何也争不过当官的，结果必然是富的更富，穷的更穷，最后是民不聊生，也就不避横死的铤而走险了。这对于双方都是不利的，因此当官的不该在俸禄以外，别求生财之道，“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这思想现在看来也不过时。许多地方小煤矿事故频发，背后往往有当地官员参与经营的背景，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清退官股，也是这个道理。
六
对于思想家，我们似乎不能要求他们完全彻底地言行如一，董仲舒有时候也耍滑头，《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里他讲要“伏节死义，难不惜其命”，可是在建元六年吃了苦头后，他就再不敢对汉之灾异加以评论了，这不是滑头吗？可是倘若不耍这个滑头，他又怎么能完成整个封建理论大厦的设计工作呢?(王永祥先生说他是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设计师建筑师)。
思想家是复杂的，有时候有些话，明知不妥，也只有硬着头皮坚持去讲，有时候有些话明知该说，也只好三缄其口。现在传下来的文本，有相当一部分是铺垫掩饰，倘若将这些都当成思想家本身的真实思想甚至核心思想，那恐怕就会买椟还珠了。陈寅恪主张要有“同情之了解”，这才是比较合理的态度。
七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对后来影响深远。在他那个时期，相对于文法吏、酷吏，春秋决狱也许有点优越的地方，可是长远看来，其弊甚大。“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是故逢丑父当斮，而辕涛涂不宜执，鲁季子追庆父，而吴季子释阖庐，此四者，罪同异论，其本殊也。俱欺三军，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诛或不诛；听讼折狱，可无审耶!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阁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见《春秋繁露·精华》)。
这段话，简单说就是动机态度比情节事实更重要，判决轻重要看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如何。现在我们讲求法治，可是还有人自觉不自觉有这样的遗毒，喜欢抛
开案件本身，强调所谓民愤极大，社会影响如何如何，这都不是应有的法治理念。
八
性三品说，有没有一点道理；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就是把人分成了三等九级，上等的有圣、仁、智，圣人只有三皇五帝、三代开国君王和周公、孔子，连孟子都只是个仁人。不过最极端的下下愚人也不多，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无德君臣。
现实当中，好象人们还是倾向把人分成三等，不管是禀赋、道德还是地位、财富。孙中山讲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也近似。毛泽东说人群左中右，也仿佛。
九
甘蔗没有两头甜。同时与董仲舒齐名的是三位，另两位是公孙弘、儿(倪)宽。把这三位放在一起，一是他们都是儒家；二是他们都是关东人，董仲舒是广川，公孙弘是薛，儿(倪)宽是千乘，按今天的区划，后两位都是山东人；三是他们都当了大官。董是诸侯王相，公孙是丞相，儿(倪)是御史大夫。
若论仕途得意，那当然是后两位；可是说到学术地位，连当时的司马迁都在《史记·儒林列传》里抱不平，说是“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大概也不服气，“以弘为从谀”。外宽内嫉的公孙丞相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恨，竟然借刀杀人，特意保举董仲舒去当胶西王相。
可是文章千古事，权位一时荣，大约古来能够在学术史思想史上占一席地的就该在活着的时候不很得意，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有时间有精力有机会发挥好
自己的才智。在《汉书·艺文志》里，董仲舒的著作是两种，一是列为春秋二十三家之一的《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二是列为儒家五十三家之一的《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而公孙丞相只有《公孙弘》十篇，儿(倪)御史大夫是九篇。
学者的最大财富是什么，我觉得除了著作外，就是学生，某种意义上，后者可能比前者还重要得多，先秦诸子，传世的作品多是言论集，这还不多亏了弟子的整理宣扬。公孙丞相、儿(倪)御史大夫的地位够高，生前的弟子想必也不少。可是说到给老师争气增光，那还是董仲舒的弟子要出息得多。
司马迁说董仲舒弟子当大夫、郎、谒者、掌故的以百数，而董仲舒个人的子和孙也都以学做了大官。相比之下，那两位的弟子是默默无闻，公孙弘的儿子虽一度继承侯爵，官至太守，可是后来竟因为拖延公事沦为城旦，做了苦役了。
十
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里说，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是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是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现在流行谈国学，可是国学难道就只是到处宣扬吗?
思想家的文本是衣服，可是我们能只凭衣服来继承思想家的精神吗?
何况古人是宽袍大袖?
（作者单位：邯郸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