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化的最大障碍在哪里

    “中国的法治与文化”是一个古老而又意义崭新的话题，也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永远都谈不完的话题，今天这里的很多专家学者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我只想随便聊几句供大家参考，可能话题有些扯远，不合适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不管走到哪里经常被问及一个问题：我们国家还不是法治国家吧？我只能回答我们国家的立法工作者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早在30年前就开始逐渐搭起了一个基本的法治化国家的框架，但由于设计这个框架时有诸多前提条件和多元目的，更重要的是填充这个框架的机构，特别是构成机构的社会成员个体（人）中有不少人分不清或者压根就不想分清公与私，导致这个框架在另一种机制下运行着，运行方向和结果往往会有一些偏离大家心里的公平和正义这些基本准则的事情发生，所以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个完整的法治国家。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年我们又有那么多社会成员的所作所为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林林总总的大小贪官们就不说了，大家从这些年的新闻报道中估计也看到了。前不久我在国外某个饭局上偶尔遇到一位原国内官员，若干年前他在国内几乎犯事，然后利用早就准备好的因私护照和转移到国外的资产家人等有利条件，逃到了一个法律程序轻易长期化的国家，一个很难通过国际司法手段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国家，这个人是个六零后，不是什么名人，名字我也不知道(对我们格外戒备)，他在国内具体工作地点和涉及的案件情况也没有见到公开资料。那天酒后他有一句话给我很深印象：我这点事情太不算什么了，比起领导和同事干的事情不过九牛一毛，没能安全着陆只是运气差点而已，也想过这样做不好，想过这样和自己当年追求的理想大相径庭，可是社会衡量一个人的分量不再是以前的标准了啊，没有经济实力就是什么也干不成，再说你不这样干周围的人也不会相信你真的清白，还有就是我能干到那个位置花了不少心血不少银子，不多少捞回来点太亏，也没人相信你会真的两手空空清白度日。

    如果说这个人说的几乎就是我们目前的社会的基本文化风土，可能有点夸张，但有一点没错，那就是我们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大家对于以权谋私行为不再嫉恶如仇，反而更多的人是在羡慕并向往成为其中一个分子。这是不是大家争相去考公务员的一个主要原因呢。这样的文化风土上的中国“法制”能否发展为真正的“法治”恐怕很难，同样，如果有大量的类似执法者去执行中国的法律制度，结果也可想而知。

    另一种更可怕的丧失起码道德底线的行为就是为了挣钱拿他人的生命和他人的死活不当回事，甚至用杀死莫不相干的人挣钱。一段时间曾经喧喧嚷嚷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往往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下有关部门不得不表个态处理些人，在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后又开始干了。让几十万收入较低家庭的孩子们成为可怜的受害者的三聚氰胺奶粉某些地方还在流通，河南有比山西黑砖窑更可怕的黑煤窑，我们在这里开会的时候，也不知道有多少离家出走的少年被拐骗到黑煤窑黑砖窑里，在那些没有道德底线人的皮鞭下被牛马一样地强制劳动。我们吃的大米很多是抛光后加了某种油脂的，所以才都像正宗东北大米一样透明铮亮，市场上见不到南方杂交稻米了，大米产品使用的标志几乎都是东北大米。面粉是加了漂白剂的，据说官方还在为该不该加这个漂白剂进行讨论。据我所知，国内的食品安全得不到基本保证是不少新移民再次挥泪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少新移民是二三十年前曾经海外留学后学成回国的，其实他们并不像离开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再次流浪他方，但没有办法。

    为什么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准堕落到了这种程度？前不久我看过著名作家张贤亮的一个演讲稿，他说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个人崇拜结束后到现在经历着一个很长的信仰危机时代，特别是近些年到了一个特别危险的状态，不光信仰危机、信念危机，还有一个信任危机时刻伴随着千千万万的人。

    信仰危机的结果就是内心不再受到任何力量有效地控制和压制，随心所欲不顾后果地我行我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也不再感觉愧疚或者胆怯，因为在这些人心中没有“天”和“理”的存在，也不再觉得对不起良心，不再觉得对不起佛祖或者上帝或者真主，更不会想到对不起先祖代代。

    因此，即使有了法律制度这个基本框架，但我们的执法者和执法对象里面的很多人是这样的没有内心道德约束力的人的话，这个框架只能形同虚设，制度形同死亡。

    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人心皈依的地方。我同意张贤亮的观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信仰，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一种社会形态，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那不是信仰而是理想，是要你努力奋斗去实现的。说到信仰，必须是“彼岸”的事情，与现实的政治理念、社会理想有区别，信仰有更深的精神深度。因此张贤亮疾声呼吁重构文化、重建信仰，我特别同意他的观点。

    对于先祖的敬畏，对于祖上的尊敬，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世代延续的一个传统，也是构成内心约束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的确我们民族有对先祖敬仰的传统，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人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祖先的牌位，每逢年节祭日都会烧香上供。修家谱也是每个大家族长辈们世世代代必做的事情，这些传统都伴随着十年文革的“破四旧立四新”被彻底破坏。如今旧的被破坏，新的经历了文革前后一二十年疯狂后，伴随着对个人崇拜的反思而被废弃，于是进入了一个信仰和内心权威的真空时代。

    上个月我去大兴安岭旅行，实现了一个多年的梦：参拜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鲜卑族祖庙嘎仙洞。《魏书》有过记载，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４４３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往距离代京（今大同）向北四千里的乌洛候国境内的祖庙石室祭祖，对其祖先歌功颂德，祭祀皇天后土，以其先祖、先妣，然后，把祝文刻在石壁上作为纪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考古学者米文平在大兴安岭嘎仙洞发现1500多年前的石刻祭文，从而证实嘎仙洞就是考古学界寻找多年的鲜卑祖庙石室。现在还清晰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刚上大学时从《人民日报》读到这篇新闻时的兴奋。你想，在交通通讯那样艰难困苦的1500多年前，大臣李敞受皇帝指派带领几千名随从来到三千里以外的遥远的大兴安岭，面对祖庙石室该是怎样一种敬仰和肃穆，这样的敬仰和肃穆会使人的内心变得十分纯洁和寡欲，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心态，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所欠缺的。

    若干年前我们提起过“以德治国”这样的口号，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或者是对长期提倡“依法治国”没有取得预想结果的反思。“以德治国”也好，“依法治国”也好，实施者也就是行为主体归根结底是人，在一个不完整的法治框架下的实施者，主要是掌握了公共资源的某些自然人个人，而不是组织或者推举出民意代表机构，这些掌握着全力等社会公共资源的个人如果没有道德底线的话，法治国家的实现将是一个遥远的梦。

    当然也有不少让人感到欣慰的事情发生。前不久我们办的一个案件，我们代理的当事人是世界500强企业，一家著名的跨国公司，对于这个案件的结果他们特别满意，他们说，这个案件改变了他们公司上上下下对中国司法的印象。他们满意，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在北京法院系统的一个民事诉讼案件获得了基本胜诉，还在于办案法官的积极工作、廉洁公正和高度的专业性，而这名主办法官十分年轻，是一个准八零后。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这个年轻法官经常加班，查阅了大量证据资料和专业文献，把案件中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梳理得井井有条，显示出了十分高超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好几次周末加班把双方当事人约到法院了解相关情况，并做了最大努力调解该案，最终在法定期限内判决了此案。直到案件结束，我们连该法官的手机号码也不知道，炎炎夏日下几次现场取证或者冻结资产等，甚至连我们准备好的一瓶矿泉水都拒绝喝。大家可能会说这些不是理所当然吗，这当然是理所当然，但在当今中国许多理所当然的事情已经不再那么理所当然了，所以我们才有点感动，我们的当事人才一再要写感谢信给他。

    这样的人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毛主席说过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他老人家接见留学苏联留学生代表时讲的这句话，里面说的下一代人是指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些人，恰恰是目前中国社会掌握着大部分公共资源的人，加上部分六零后，很遗憾，这些曾经经历过十年文革的当年相当狂热的人，是否还记得老人家的这句话，是否心中还怀有当年要为人民做点什么的热情，的确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