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争史：想说爱你不容易

——从高饶到文革的国政之泪眼朦胧
寻觅多年，终于在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里读到风传多年的，关于开国元勋粟裕大将1958年被莫名整肃的历史内容评述。其情节细腻入微，丝丝入扣，感人至深。
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欧洲听国外的汉学家们讲过这样的说法：研究中国现代史必须从高饶事件入手，因为那是中国现代政治以及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后来整个走向的分水岭。打那以后，中国政治走向了标准的，彻底的中央集权体制，而此前新中国却仍在地方自治为主与中央集权之间犹豫摇摆。当年听说此议，虽明白其理论含义，但并未从历史史实的漩涡中充分体会到其中的深意与史实背景。
事实证明：文革后的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所逐渐揭示出的早年史实与历史含义，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政治走向对于民众的命运与生计是何等的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中央集权了，然后又都关起门来搞内斗，还在实在捂不住了以后，干脆就公开恶斗的话，那么老百姓们的命运就如同文革那样的绝不会好。所以，内争史同样是全民应当关心的历史领域，把它当作上层人物的私相授受是一种过时的莫名权力的傲慢。历史不容忽视，更容不得抹杀或掩盖，对历史史实的不恭敬只会导致愚蠢的历史故事再次被演绎成可悲的现实。让我们撩去历史的尘封与现实的苦恼，勇敢地面对过往历史中那些不堪的史实。我们英勇的先辈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泥淖？我们曾创造了辉煌业绩的先人是怎样没能避免自己种下的作茧自缚？政治必须面对令人心酸的史实，让我们勇敢地抹去眼泪，毫不含糊地廓清真相，以利再造中华民族辉煌业绩的未来！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一个可以按全新的模式一步到位地建立中国政治的不二机会和美好前景，对此，创建新中国的先辈们肯定是意识到了。但是，历史往往是这样演绎的：大伙都能看见的机会并不是真正的机会，它所指出的方向也许恰恰与真正可行的方向背道而驰。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地方分权与联邦制国体的憧憬就是这样的一个昙花一现的海市蜃楼。极度残酷的抗日战争，更为惨烈的四年内战不是仅靠军事胜利就能一抹而过的。因而，新中国的内外敌视势力一直就很强大，并且不能仅靠地方军政系统的各自为政就能平稳地解决。事实上，持续的残酷斗争所积累起的力量本身正是决定命运继续走向的关键，地方军政系统以大区制对全国的统领只能是一个暂时的局部分时现实，它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全系统的风险控制与系统建设发展需要的有序满足。
其实，外部压力并没能明显地影响到中国政体的变化，抗美援朝，台海冲突与中美交恶，中苏一边倒格局的形成都没能改变中国政体的走向与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内部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与政治力学原理事实上决定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国运，我们不能也没法无视其中的闭门内争，因为正是它们在无声无息中决定了中国的那一段的命运走势。
粟裕大将乃众所周知的开国元勋。虽然粟大将资历相对较浅，初到井冈山时只是一个通讯班长。但粟裕乃战国时期的齐相管仲所描述的那种“囊中之锥”，脱颖而出只是时间问题。红军时期的粟裕几乎没有明显的建树，新四军早期，包括皖南事变时期的粟裕都没能体现出过人的才华，但却通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了足够的指挥经验与资格，而这两点对于粟裕走上高级指挥位置具有极端重要的奠基作用。最早可以明显表现粟裕指挥才能的战役是黄桥战役，但其规模与战役指挥的复杂程度与其后来的战役相比实在不足挂齿。
野史里有人笑谈粟裕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轮到打国民党时，特别是大兵团作战时，才算到了粟大将领风骚的时代。
粟大将的战绩不用我来赘述，但粟大将就主要用他手中的那大约三十来万人枪就一力独支地歼灭了国民党军近三分之二的部队，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硬仗有济南攻坚战歼灭王耀武，歼灭张灵甫的74师和鲁西南歼灭马励武的26师。粟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不胜枚举，这让兵强马壮的大部队统领林彪也不胜唏嘘。粟大将还据理力争，向中央军委适时提出事关全局的战略建议：分别在1946年6月建议，改变战争初期对我不利的局面；1947年8月建议，促成三支大军共同经略中原；1948年4月建议，创造解放战争史上空前战绩，适时建议举行淮海战役，促成南线战略决战。粟裕的战绩与战略眼光极为重要地影响了国共内战的进程，还给中央决策层，特别是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粟裕是开国元勋，那是一点都不是虚言客套，老毛多次提到粟裕可以当元帅就不仅仅指其功勋与贡献，还溢于言表地流露出对粟裕才华的欣赏与偏爱。事实上，新中国建立后，老毛对粟裕大将的明显重用就体现了所有这些含义。粟大将先后担当对台作战，抗美援朝的首选最高指挥官，以及后来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就很能说明问题。
粟裕位高权重仅逊色于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场面充分体现了最高领导们对粟裕的军事才能的充分肯定与赞赏。但这也给这位军事才能出众，政治才能平平的军事家种下了即将面临政治风暴的导火索。仅仅在日常行政中，老彭就对粟大将产生了巨大的不满；老领导陈元帅本就有的老积怨，淮海战役时的总前委的整个班子对当时的局面对比也积有不满，加上占据要津后对可能的竞争者也产生了无意中的怨气。于是由老彭挑头的集体不满的发作运动就最终演成了整肃运动，连同另外得罪了人的刘元帅与萧上将一块被活生生拉下马来，就此，最高当局也只能权衡斤两，随波逐流地给三人戴上各色不同的帽子，一律免职甚至被迫脱下军装。回头来看，这军中自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大的整肃运动不过是老彭权力失衡的结果，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期间，老毛就数落过老彭：为了你，两个罢了官，一个脱了军装……
中央集权体制其实并不是多年艰苦奋战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原本就有的目标，要不然，怎么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内部权力失衡的悲剧呢？这没有预先就设计好的模式一旦被运用起来就难免会坑坑堡堡与磕磕绊绊。高饶事件本就是地方大员对中央体系的权力现状的不满足所导致的。那位陕北老乡作为陕甘宁边区的唯一传人和五马进京中的一马当先者自然会有相当的权力想像，不想才反而奇怪。这位陕北老乡确实坐到了权力中心的委员会主席的座位上，如此而感到别人的干事对他就成了碍手碍脚。于是就开始在原有雄厚基础的地方大员们的中间游说运作，这才导致了所谓的反党集团的诞生。事实上，坐镇武汉的林彪是这一事件的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亏得老邓与老陈的及时反映，不然其力所致将难以评说。其实，高岗的失败具有必然，地方大员们的洽谈难以沟通曲款以达事实上的平衡，这种没有保障，只有计算的暗中交易对交易者不利，聪明人都会远离它。高饶事件促使了地方大员纷纷奉调京城，从此，中央集权反而因此而加强。
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中央集权的预先腹稿，没有思想准备的慌乱非常不幸地由此而伴随了我们数十年。只是问题从此不再在地方与中央之间展开，而转移到了中央大幕徐徐拉拢后的内部。中央集权的权力过盛症状一直就折磨着共和国的政治逻辑，最高领导人一直就难以平衡手中的权力与体系的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继高饶之后四年左右就又看到了上述的对刘、粟、萧的整肃，跟着一年左右就又整掉老彭及其许多共和国功勋。当然同时还伴随着风声鹤唳之下的反右与热昏头的大跃进以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和其后的国民经济的大调整期。事实上，这大约持续了四年的大调整期虽表现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但历史地看这不过是波澜壮阔的文革大灾祸即将来临之前的酝酿积累期，其后就是人所共知的十年文革浩劫，极端的中央集权走进了自我报复与否定的变革临盆的预产期。
历史史实证明：文革及其之前的中央集权体制不能自我消化自己内部必然会产生的孳生毒素。人整人，后人整前人，你整我，我又去整他，他再来整你本就成了一个必然的至高逻辑。不如此，权力的天平就会一朝倾斜。过度到了绝对权力状态的中央集权就如同一场没有传统渊源与足够依据的游戏，不出其不意，如同军事斗争的那样，就不能顺利运行与安全着陆。所以就只能“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咯。这一极度不平衡的制度安排只能靠人为折腾才能运行良好的特性必然导致它的冤案，错案的层出不穷与所谓的路线斗争的推陈出新。
我们不意之间被迫选择的体制安排当然有它自己的历史原因与逻辑。极度的中央集权却使中国初步形成了工业化基础与国民经济格局，还使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盲目乱喊虚假口号的愚昧年代。肚子里吃饱了没有脑子里清爽了来得更为重要，这一切都为我们今天的全民找钱运动奠定了智力基础。
我们今天走到了经济壮大、环境污化、资源枯竭、人欲横流、人心涣散的时代就是托曾经过度集权之福，食毒制毒的化学食品时代正在替我们换取心肝与肠肚并还在替换我们的基因，我们却宁可就此继续也不肯回到那不能由着性子胡来的危险政治时代。现代人宁可冒生命风险，因为这样可以自由自在，也不肯再倒回去冒政治风险说明：我们宁可一起走向慢性自杀也不肯把本已不堪的，驾驭命运的缰绳交与根本就不认识的别人，就因为我们或我们的前辈受够了那阴影仍在的恐惧与极为忌惮不能自己说了就算的茫然人生还会回来。比如，他们就会举出粟大将晚年进中顾委居然屈居在多名自己的部下之后当上了一个挂名常委……
中央和地方，分权行政与利益分配至今都仍在困扰着我们的神经与抵触着我们口中时常念叨着的惯用说辞，这能说我们已经解决了科学与合理的国家政体课题了吗？不能。当我们再环顾历史，回眸那一幕幕不堪的内争往事，一觉醒来，蓦然回首那令人恐惧的政治整肃与背后一枪的阴险算计时，背脊冰凉发麻的感受仍在隐隐作痛。当最可怖的险恶往往都来自于身后时，我们自我折腾的乐趣难道就永远都释放不完了吗？翻开沉甸甸的历史，逐行地阅读那惊险的史实与挖空心思的行径，我们却发现政争与内斗往往都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也就谈不上什么坏人混进来以后的破坏和捣乱。内争是体制缺陷，是国家权力机体的DNA具有先天缺陷。正因为我们的政体结构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我们才在那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充满了恐怖的故事与难堪的现实。当政治生活按照结构力学的原理去运行时，正当的政治生命就成为了结构弊端的牺牲品；当贺龙与粟裕这样的曾经扭转乾坤，倒悬天地的功勋元老都不能保全自己的正当权益时，当政治进程一个劲地去忙于自己的内耗与危险的逻辑时，全民经济生活就必将流于随意泼洒的断断续续的泥淖。如此，我们难道还不应就此汲取历史的营养，推到我们先辈当初被迫接受的城下之盟与自我否定中的无奈宿命吗？
当我面对贺小明大姐（贺龙元帅女儿），读着她那丰富而一闪而过的表情，敏捷的眉宇，历练的智慧与谨慎的简短话语：那里面除了丰厚的阅历与暗含着的力量以外，全都是过去那过于茂盛的复杂岁月。
老夏
201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