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之才与德的分离- 淮安文学网

《世说新语》中，将德行推为第一。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德与才并不是相伴相生的。当我们看了那些令人或遐想，或沉思的赏心悦目的文章时，我们往往想当然的认为，作者的德行必与文章一样，清丽流芳，令人仰慕；而翻开历史，却发现往往并非如此，有时才与德甚至会达到令人惊诧的分离，尤其是在魏晋这样的乱世。
美男子晋武帝司马炎灭吴一统天下后，便志得意满起来，整天乘着羊车，徜徉于后宫上万名美女玉体之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其影响下，名流士大夫得风气之先，争相猎奇斗富，或醉生梦死，或狂悖出格，有用糖水刷锅的，有用蜡烛当柴烧的，整个社会奢靡到荒诞不经的地步。
先来看看“竹林七贤”到底“贤”在何处。司马懿父子高平陵兵变后，“竹林之游”不再，山涛、王戎、向秀、阮籍、阮咸、刘伶均先后投身司马氏集团。 山涛年轻时隐居不仕，贞慎俭约，散财多义，乡里谓之“璞玉浑金”，司马氏夺权后，即倾心依附，并得以平步青云。王戎则更为不堪，这位七岁便能判定路边之李必苦的奇才，既投身司马氏，又位列三公，却整日清谈为要，不务政事；愍怀太子被废，贵为太傅的王戎始终保持沉默，欲以明哲保身。除此外，王戎性尤俭吝，每夜于灯下不厌其烦地与老婆筹划怎样才能发财；这位王太傅家里有棵品种优良的李树，为了防止别人也种出这样的李树与他抢生意，王戎把每个李子都用细针钻透其核再拿到集市上卖，其贪吝之性与葛朗台有得一拼。向秀呢，所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原本与嵇康打铁自娱，确是名士风范；嵇康被杀后，向秀即应邀来到洛阳。司马昭问：“你以前不是不是要隐居的吗？现在怎么不学人去采薇了呢？”向秀答道：“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的人，并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真正到底是名士，拍马也胜人一筹。阮籍、阮咸则整日喝酒，一醉数日，阮籍还为司马昭写下了文采飞扬的《劝进表》；刘伶更是从头喝到尾，不管学术、言行都未见其“贤”在何处。“七贤”中唯有嵇康对司马政权表示了坚决的不合作，并给举荐他的山涛写下了著名的绝交书，最终被诛。
或以为，魏乃篡汉而来，晋之篡位亦无不可。然，汉末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乃汉政权本身的腐败所造成的；曹氏父子戎马倥偬，奋斗一生，废汉建魏，那是在安享自己辛辛苦苦种下的胜利果实，令人心服口服。诚如曹操自己所说：“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依当时社会形势，这话颇为客观，并非自吹自擂。而司马懿跟随曹操大半生，曹氏父子对其信任有加，魏明帝临终前更是对其把臂相托，这老奸雄却嘴上一套，背后一套，终于欺他寡妇与孤儿，夺了人家江山。有人以为，这忠与义乃是封建迂腐的思想，不值得提倡。然而文明的进化总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漫长的法制与民主均不完善的封建社会，维持社会的稳定唯有忠义道德。在固有的政权尚未腐朽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除了作为少数野心家实现自身利益的借口外，便是百姓遭受涂炭的直接原因。
有人觉得，阮籍、阮咸的酗酒终日，也是以消极的方式来对抗司马政权。窃以为，以如此方式苟且偷生，尸位素餐，倒不如像嵇康那样舍生取义来得痛快，反而成全了“贤”者之名。人之一世，许多事不是“不得已”三字便能解释的。
值得一提的是，嵇康虽然拒与司马政权合作，却留下家书，谆谆告诫儿子怎样保全自己，并在临终前将幼子嵇绍托付与山涛，后嵇绍被山涛举荐入仕。阮籍则坚决不许儿子学自己，这是否说明他心中其实非常痛苦——为维持这名士的风范，身心上实在备受煎熬。至少，也表明他对自己的行为并不认同吧，否则，为什么要禁止儿子以自己为榜样呢？
再来看看文学成就非凡的“文章二十四友”。此乃一班文学青年成立的文学组织，因经常在石崇的金谷园活动，又称“金谷二十四友”。说起“金谷二十四友”，就不能不提一下这社团的首脑人物贾谧。贾谧者，乃其父韩寿“偷香窃玉”的产物。其外祖是帮助司马氏夺得曹魏政权的大功臣位封鲁国公的贾充，姨妈是皇后贾南风，连襟是当朝太子。而且，这皇后可不同于一般的皇后。由于皇帝是个白痴，因而贾南风大权独揽，所有敕诏均出于皇后手下。这贾谧又因外祖无后，承继了鲁国公爵位，深得皇后宠爱，贵盛一时。贾南风擅权乱政，秽声远播，但毕竟深居后宫，许多事情还不能亲自去办；这贾谧便是姨妈的得力助手，在谋废太子司马遹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贾南风对贾谧也是言听计从，有求必应。贾谧虽然坏事做绝，品行不堪，但却是个文学青年，写得一手好文章。贾公爷既有权有势，又好文学，身边当然少不了趋炎附势之徒，整天附和他一起吟花弄草，弹琴论道。时间长了，便有了固定文学群。因其经常在金谷园活动，便也仿 “竹林七贤”故事，成立了“金谷二十四友”。
让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人成了二十四友的成员。《晋书》上说有“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不得了啊，依附贾谧的并非一般吟花弄月之辈，这个社团几乎囊括了西晋文坛所有重量级的人物。这些文坛大腕们聚集在贾谧身边，极尽吹捧逢迎之能事。潘岳、石崇远远望见贾谧车子扬起的灰尘便已拜倒在地（成语“望尘而拜”的典出之处），潘岳甚至在废太子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陆机、陆云兄弟拍了贾谧马屁犹嫌不够，还顺带把贾谧已埋到地下的外祖贾充也翻出来拍拍。由此可见，这个团体绝非普通的文学性质，有时甚至充当了贾氏集团的打手和帮凶。这些成员大部分是“贵游豪戚浮竞之徒”，他们集体撰文为贾谧歌功颂德，目的无外乎是攀紧高枝，以求政治上的飞黄腾达。
但在文学贡献上，“金谷雅集”却是西晋文学繁盛的象征，其社团存诗数量占了西晋文士诗歌总量的一半。只是文学成就为声名所累，提起来令人不屑。
再看名门秀士自比子贡的王衍，任人唯亲，清谈误国，国破被俘后，身为太尉兼任尚书令的王衍却一面竭力分辨自己不参与政事，一面大拍匈奴部将石勒马屁，劝其称帝；“江左名士”虞亮，身为国舅，大权在握，却刚愎自用，嫉贤妒能，最终导致苏峻之乱，差点断送东晋本来就并不牢固的江山；山水诗人谢灵运，诗句清新端丽，为人却欺良霸善，横行乡里；同为“三谢”之一的谢惠连行止轻薄不检，居父丧期间还为其男宠写诗。
此种现象，盖其原因，文人本性轻狂好浮名，若在清平盛世，倒也不至于出多大问题；只是身逢魏晋这样乱世，倘一时为利所惑，或站错队伍，为政治奸谋者所利用，往往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看来，真正名士并非那么容易做得的。雄才大略的东晋名将桓温曾打过一个比方，说以前荆州刘表有一头重达千斤的肥牛，吃食十倍于常牛，但负重行远，还不如一头老牛。曹操攻破荆州，就把它杀了以飧兵士。奇行异表，名士风度，若于国家民族无补，又有什么意义呢？
此话令人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