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药，权力制造

作者: 汪言安 2010-05-26 22:31:54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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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某医院被揭出来的芦笋片只是千千万万个暴利药中的一个。可以断言，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当前医改中最根本的问题——政府投入不足、主管部门定价失准以及新医改带来的权力集中问题，这些暴利药仍将长期存在，成为普罗百姓的沉重负担。

（CFP/图）

暴利药的利益链条

5月16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披露，一种出厂价为15.5元的药品“芦笋片”，经过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生等环节后，最终在湖南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以213元的价格卖给了患者。去除成本后，利润高达近13倍。

一直以来，就有人在追问，在目前中国药品的销售环节，上有国家指导价、地方政府核定价，下有零售药店平均销价、医疗机构实际进价等多重参照标准，这些高价药品为何还能一路过关，最终由患者来埋单？

原因在于，一个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要经过多达十几个环节的利益链条。即从生产厂家到全国总代理后，依次经过省级代理、地级代理、政府采购招标、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院、用药医生等环节。此外，如果医院院长不同意你进院、药剂科主任不作申报、药事委员会不作临床鉴定、采购员不采购，这种药品就不可能进入医院。进入医院以后，还得打通仓库负责人的关节，让他配合你进货，最后到财务结算这个环节，没有一定的好处费，你还不能及时回笼货款。

一位来自安徽某三级医院的院长对笔者说，他曾想弄明白药品的真实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于是他就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医院直接管理的商业公司，承担医院药品的招标采购工作，“算是一种改革尝试”。

这位院长的本意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弄清楚真实的药价，“如果这里真的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我们通过自己的公司去进购，应该可以拿到更优惠的价格，我把这优惠的部分直接让利给患者，这样岂不是达到了直接降低患者就医的药品花费的目的？”

但让这位院长没有想到的是，这里面利润空间大得惊人，尤其是医疗器械更甚。据他介绍，一种在骨科最常用的钉子，当时市场上进口产品的销售价格在6000元左右，国产产品的售价也达到了近3000元。而国产产品的进价只要90元。

这位院长还承认，在后来深度介入药品进购领域之后，类似于这样的药械产品几乎随处可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利润率也比比皆是，说芦笋片事件只是药价虚高现象中的冰山一角一点也不为过。

但这些药品都是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层层审核之后，堂而皇之地被纳入各地的招标采购名单，大部分成了基本药物目录中的产品。这也就意味着，即使这些药械卖得贵，但患者要想获得医保报销，还必须得用，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新医改的新问题

在新一轮医改开始之前，国家发改委就专门成立了一个药品价格评审中心，这个中心第一个职能就是“组织开展药品生产经营成本和药品市场实际购销价格调查，测算药品成本和价格”，为制定国家指导价提供依据。

其实，绝大部分药品的定价都会远远低于国家最高指导价，也就是说，依照国家最高指导价，绝大部分药品现在的定价都是符合指导价政策的，即使数十倍的利润也是“合理正常的”。

按照这个逻辑反推，也就意味着来自官方权威的成本测算与实际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说白了，来自官方所谓的“药品成本测算”根本就不准确。

公众参与度不高的定价机制、价格主管部门和药品生产企业之间长期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注定了中国药品价格管制会出现失灵。这也是近几年来，政府主导下的连续24次降价，对控制行业暴利，几乎没有任何效果。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为此感慨，目前我国的药品定价机制是：国家发改委或各省物价局制定的药品指导价是“天花板价”，价格高得离谱；省级统一招标价为“斩首价”，即在国家指导价的基础上轻柔地挤出一点水分，价格仍然畸高。“如果这两个环节不进行改革，仍然按照原来的药品定价机制执行，药品价格还是下不来。”

而从芦笋片事件中还可以看到新医改所带来的另一个权力集中问题——负责发布当地芦笋片招投标信息的湖南振湘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省药品的招投标发布。而这家公司中“多名股东名字与曾在湖南省卫生厅有关机构任职的多名官员名字相同”。

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新医改实施方案曾明确要求各地建立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平台。这原本是期望能通过这个平台为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机制，从而彻底杜绝过去由地方和医疗机构单独招标采购模式中的乱象。但这个权力集中的大平台，却增加了寻租的空间，使官员可以直接利用公权力控制平台牟取私利。

如果没有一个更加合理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新医改造就的将是一个个新的权力寻租平台。不久前，山东98家医药商业企业联名上书控诉某企业“通过非正常手段垄断多地市医药配送权”，而这中间来自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干预迹象明显。

政府投入了多少

老百姓不得不为暴利药埋单，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监管缺位等问题，最根本的还在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医疗资源相对仍处于短缺状态，导致医院之间的竞争不充分，老百姓也就很难行使选择权。

医疗和住房同属民生问题。房价高涨导致民怨沸腾，其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政府在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上雷声大雨点小，去年中央规定地方需拿出10％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廉租房建设，而实际支出缺口高达564.77亿元。

同样，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也长期处于不足状态。公立医院为保生存，自然会有逐利冲动，成为市场化的主体，而丧失了公益性。负担则由市场也就是老百姓来承担。

来自卫生信息统计中心的最新数据，2009年，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16118.8亿元，人均卫生费用1192.2元，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达4.96％。与2008年比较，全国卫生总费用增加1584亿元（未扣除物价影响），增长10.9％；人均卫生费用增加98元，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增长0.13个百分点。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下降4.8个百分点。

来自卫生部的官员也承认，4.8个百分点，对于自费比重非常大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感觉。

其实，如果政府财政投入真的达到了占GDP比重4.96％的水平，那中国的医改难题解决起来也不会太难。而据熟悉行情的业内人士透露，即使在现有的财政投入中，真正属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投入的只有1／3，其余的2／3还是来源于其他方面的折算，这也就意味着，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口号下，政府对医药卫生事业的投入与需求依然差距甚远。

而在政府财政补贴医院政策不能落实到位的情况下，以药养医的体制始终会存在，医院也始终无法停止牟利的冲动，利益相关者就能在牟利冲动下找到更多寻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