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揭秘为何国军被收编后会死心塌地跟共产党（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7:55:35
揭秘为何国军被收编后会死心塌地跟共产党（上）2010年05月19日 星期三 下午 09:01光华之声－百度 这些年来，“‘左'是一个筐，似‘左'非‘左'随意装”。
坦白地说，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之初，说到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所涉及的历史，我也不例外：人家起义投诚时，说好了“既往不咎”，解放后，共产党凭什么追究人家的“历史罪恶”？犯了“左”的错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给人家“落实政策”嘛！
然而，当我大量采访历史亲历者特别是大量采访国民党起义士兵后，上述认识被彻底颠覆了。以下，分五个部分介绍我对这段曲折历史的感悟：
如果说这是“左”，根源在哪里？
如果说这是“左”，“控诉”之路能不能改变？
如果说这是“左”，“落实政策”的后果能不能以避免？
如果说这是“左”，其历史必然性何以被落难官佐认同？
最后，谈谈这段历史对当代中国有什么价值？
一、追根：已然的阶级压迫
我对旧军队改造史认识上的变化，得益于我对不同阶层起义人员的全面采访。截止2007年3月底，在我采访的近200名历史亲历者中，有116名原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最初，我接触的多是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考虑问题自然站在“落难”军官的角度上，然而，一旦采访到广大士兵群众的“泪血大控诉”，审视历史的立场就不能不发生位移。因为，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骇人听闻！
以下，我用我实地采访到的四组史实，展示国民党军队骇人听闻的阶级压迫：
第一组史实：士兵挨打
在国民党军队，士兵挨打是家常便饭。军官带兵，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不打不成兵”。
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2团在越南时，魏团长的收音机坏了。那时，收音机很金贵。团部胡副官将团部传达班12人全喊到院子里站成一列，然后逐一追问：“说！收音机是谁整坏的？”
12个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他，无一人吱声。没吱声是没吱声，心里都在嘀咕：“团长大人的房间，除了你们当副官的和团长贴身勤务兵，谁敢进？”
胡副官见没人说话，脸一沉，鼻孔一扇：“哼！不说？好，让大家都陪着你受罪！”亲自找来一根扁担，让全班人员一个个把手伸出来，从正副班长开始打，正副班长各打20扁担，其余士兵各打10扁担。
有一位叫刘金有的士兵是第9名，打到他时，扁担已经断了两根。胡副官下手之狠，士兵骨头之硬，都是难以想像的。
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叫张珩，在国民党军第184师通讯连当兵时，也曾被军官用扁担打了手掌，结果，左手小指被打断，至今不能伸直。
张珩被军官用扁担打断了的手指至今不能伸直
比挨打更为悲哀的，是习以为常任人宰割的顺从和奴性。
士兵刘金有被打后，手痛得好几天不能干活。老兵告诉他：“你挨打时，手掌是伸平的。应该放松肌肉，窝起手掌。”
张珩被打后，有位老兵教他：“你得用你自己的手，接你自己的尿，然后，使劲用尿揉手。再疼，你也得照我说的去做，不然，你的手就废了。”
据查，人尿的结晶体中医称之为“人中白”，具有清热、降火、消瘀功效。
在旧军队，比打手板儿更重的，是“打军棍”，又叫“打屁股”。
士兵被打了军棍后，屁股和大腿的皮下会出现大量瘀血，如不及时将瘀血排挤出来，皮下瘀血和坏死的血液便要经机体代谢吸收，再通过肾脏从泌尿系统排出体外。这不仅会增加肾脏负担，受伤肌肉还会分解出一种叫铁卟啉素的毒素，造成微循环障碍，影响肾小管的吸收和排泄，而一旦肾功能异常，其中严重者将发生以急性肾功能衰竭为特征的继发性休克，并会在抢救不及时情况下导致死亡。这在医学上，又叫“挤压综合症”。
对上述医学常识，旧军队的士兵虽然不懂，但是，在老兵中却代代传承着一些民间治疗土方。通常，士兵们将挨打者抬回去后，先往伤口上喷烧酒，或用盐水洗，或抹上老百姓家的“锅烟子”，也就是锅底的黑灰，用以消毒。如果棒伤处没怎么破，就用新瓦敲成大小均匀的瓦块，垫上去使劲用脚踩，让碎瓦剌破皮肤的同时吸去污血。如果棒伤处破了，就直接排挤瘀血。先买点草纸垫在伤口上，人再站上去使劲踩，踩几下后，把浸透了瘀血的草纸扔掉，换上新草纸又继续踩，以此方法把污血排出来。
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治伤，对受伤者来说，都比挨打还痛苦，哭喊声、惨叫声能传得很远。再喊再叫也得治。当官的打完士兵后，通常叫人抬回去就不管死活了，少一个兵，以后还能去抓，治伤的事谁爱管谁去管。
棒伤经过上述治疗后，要等烂肉全部结痂，新肉长出来以后，才能痊愈。这个过程，少则个把月，多则两三个月。
如果不治，受伤之处就要腐烂生蛆，用老兵的话说，人就要“被蛆吃死”。
第二组史实：逃兵被杀
抗战末期，原国民党第552团驻防云南屏边时，一次，抓住三名逃兵。那天早操，全团官兵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前台上是杀气腾腾的值星官，两侧由荷枪实弹的团部特务排警卫。新兵站在前排，老兵和军官站在后面。显然，这种刻意的安排是要给所有不知军营深浅的新兵们一个下马威：看以后谁还敢开小差！
值星官集合整队完毕，团长亮开了洪钟般的大嗓门：“把三个怕死鬼拉上来！”话音刚落，执法队一帮彪形大汉将三名早已魂不附体的逃兵拖上前台。正欲“亮相”，三名逃兵浑身上下“筛糠”不止，瘫在地上，执法队员只好将他们再从地上提起来。
团长朝他们鄙视地扫了一眼，随即下令：“让他们日土！”
几位大汉一拥而上，有人按手，有人按脚，每个逃兵身体两侧各站一人，抡起军棍“噼、啪、噼、啪”对打。逃兵先是哭爹喊妈向团长求饶，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大。打了一阵子后，惨叫声越来越小。到后来，只剩下“噼、啪、噼、啪”的军棍击打声了。
也不知打了多少军棍，团长喊了一声：“停！”接着，叫人抬走了其中两位。台下的士兵都以为留下来的一位要枪毙示众，本来就抖个不停的双腿抖得更厉害了。没想到团长竟然命令逃兵所在新兵连100多名新兵，每人都要端起步枪去捅逃兵一刺刀！
瞬间，新兵们腿不抖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全都愣了：昨天还是朝夕相处的患难兄弟！
又是瞬间，新兵们的腿又全抖了起来，手也颤了。谁忍心下手？不忍心也得下手！看看逃兵像肉酱似的屁股和地上的血浆，谁敢不服从命令？况且，“刺刀见红”必须经过值星官检验。
第一名新兵上去，照逃兵的非要害部位捅了一刺刀，逃兵惨叫一声。第二名新兵的一刺刀还是捅在逃兵的非要害部位上，逃兵又惨叫了一声。100多名新兵，以他们最不忍心的刺杀方法，为逃兵选择了最难以忍受的死亡过程。
按照团长的吩咐，死去的逃兵“脸朝下埋掉”了。“怕死鬼”是不能再见天日的。
逃兵的命运，还有比这更惨的。
照片上的这位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2团2营机炮连士兵罗珠成，于抗战末期在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驻地，亲眼目睹了一场令人发指的惨剧。那天，该营的一个步兵连抓住一名逃兵。这一次没打，但比打还残酷，是活剐！
逃兵被扒光衣服绑在柱子上，柱子前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把雪亮的匕首、一只铁盆、一块铁板，铁板上有比铜钱稍大的圆洞。全营官兵集合后，军官宣布：由逃兵所在连每人用匕首从逃兵身体上旋下一块肉，标准就是铁板上的圆洞那么大。
头一刀，由一位军官示范：将铁板按在逃兵肩头，用匕首从铁板上的圆洞中捅进去，然后，顺时针一旋，随着逃兵撕心裂肺的惨叫，将一块肉旋离肩头，再用刀尖把肉挑下来，让负责监督检查的值星军官和全营官兵过目后，丢在盆中。
军官示范过后，100多名士兵排着队上去，一人一刀，谁也别想缩脱。个别老兵要麻木一些，下手比较利索，“唰、唰”两下就旋下一块肉，匕首往肉上一扎，挑起来亮个相，甩到盆里，军官也满意。
麻烦的是新兵。有的还没上去，手脚就哆嗦个不停，匕首根本握不住，一块肉还没旋下来，匕首几次从手中滑脱，掉在地上。有的不忍心下手，又不敢不下手，只好少割点肉。遇到这种情况，不但要被军官臭骂一顿，还得重割一块大的，才放你过去。
当轮到逃兵的一位同乡时，他放声大哭，边哭边向军官告饶：“我和他是一个村的，我要是下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父母？长官行行好，放我过去吧！”
“不行！”军官揪住逃兵老乡的衣领，“啪、啪”就是两耳光，然后，把匕首硬塞到逃兵老乡的手里：“你不割他的肉也可以，从你自己身上割一块下来代替。小了，老子可不要！”
逃兵到最后身上的肉几乎被割光，白骨一块一块露出体外，肠子也掉出来一堆，殷红的鲜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这个地步还没死，也没有死的权力，一双鲜活的眼珠还在转！除了眼珠，别处，都不成人样了。所有目击者都不会忘记，逃兵在被割光身上的肉之后，那对鲜活的眼珠。
罗珠成每每述及那惨不忍睹的一幕，总要不住地重复：“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在我采访到的起义官兵中，甚至还有曾被强迫煮吃逃兵肉的。
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叫刘毅，在采访中，他向我讲述了当年军官强迫他们全连士兵“喝人肉汤”，不喝就挨打的亲身经历。
曾被军官强迫“喝人肉汤”的刘毅
史料记载，士兵刘家禄起义后揭发，起义前，连长曾逼着刘家禄吃逃兵肉，并宣称：“你们当班长的不吃，就吃你的肉”
第三组史实：被虐杀的，岂止是逃兵
有一位叫刘绍云的起义士兵在采访中回忆，他所在连队赴越南受降途中，军官克扣士兵粮饷非常严重，加上热带地区疾病流行，致使相当一部分士兵体质极度衰竭，而当官的只要见到士兵走不动路了，便一刺刀捅死，再一脚踹下红河。
史料记载，士兵江源涛起义后揭发，他亲眼所见，一位士兵仅仅是“骂了营长”，军官便“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
第四组史实：国民党嫡系部队一样残酷
有人到我的博客上辩称，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军官多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有文化的人，不会像地方军阀部队那样残忍。
对此，我反驳道：哲学家和音乐家故乡的德意志曾经哺育了“有文化”的法西斯巨魔，背弃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军校也不例外。
国民党军荣誉第2师，曾被候选为抗战胜利后驻日本本土的占领军。
原籍陕西省的刘进昌，1944年补入荣誉第2师的当天，就无缘无故挨了顿打。“真他妈的活地狱！”刘进昌一辈子都在诅咒这支军官们引以自豪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在刘进昌的记忆中，日本投降后，部队向越南开拔途中，一位四川兵“发痧”（即中暑）走不动路了。一位姓冉的副排长上来就是一脚，把四川兵踹到水田里：“你狗日的是想借故开小差吧？老子送你回家！”说罢，抄起一把军用铁锹，照着四川兵的头上、身上就是一阵乱砍，当着全连官兵的面，硬是将“发痧”的四川兵活活砍死在水田里。
1945年刘进昌在越南留影
胡宗南可谓之蒋介石的嫡系，据其所属第7兵团起义士兵揭发，该部的一些军官虐待、残杀士兵更令人发指。
第55师一位姓朱的参谋主任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第349团2营一位姓石的排长要鸡奸一名士兵，被拒绝后，石排长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位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据统计，第144师2 451名士兵在旧军队期间，有345人被吊打过，289人被捆打过，1 238人被棒打过，13人被刺刀打过，677人被枪托打过，1 362人被打过耳光，945人被皮带打过，991人被拳打脚踢过，53人曾被打得昏死过去，20人被打得吐了血，22人被打残废，1 298人被罚过跪，535人被罚过冻，128人被罚过晒，1 302人被罚过挨饿，一人被罚过喝尿，一人被罚过吃地痰，被枪毙未死的有33人，被活埋未死的有24人……
基于这种残酷的人身压迫，官长对士兵经济上的盘剥就更不在话下了。
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起义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云南省石林县的起义士兵符启元、张珩等，说到在旧军队挨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古稀老人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老人被泪水浸泡的心灵感受，有两句很值得回味。一句虽然低语轻声，但却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国民党太坏了”另一句虽然也声轻调平，但却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不管怎么说，毛主席太伟大了！”
起义士兵符启元说到在旧军队挨打，至今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
不少起义士兵说起国民党军队，便咬牙切齿地痛斥：“国民党把当兵的不当作人！”就连曾任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也毫不隐讳地承认：国民党军队“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也正因如此，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一书中有过经典的结论：“即使把其它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二、探路：必然的控诉运动
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阶级仇恨，是由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直接引发的。就社会心理而言，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与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有着“源”与“流”的必然联系。
那么，也许有人要问：改造旧军队不搞控诉运动行不行？
历史表明，用控诉运动改造旧军队，是被逼出来的！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规模比较大的起义有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的邯郸起义、1946年1月郝鹏举率第6路先遣军的台儿庄起义、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184师一部的海城起义。对这3支起义部队，中国共产党最初只派去了极少的政治工作干部，采取的是温和的、正面说理的办法，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
然而，海城起义部队在4个月后，近半数叛变，台儿庄起义部队在1年后全数叛变，邯郸起义部队也在1年零7个月后因疑似叛变被解除武装。
改造旧军队用温和的、正面说理的办法，为什么不奏效？个中缘由十分复杂，就思想动态而言，官佐阶层的抵触情绪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当八路没搞头”。在国民党军队，不仅实行薪金制，收入比八路高，更重要的是，各级长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喝兵血”，如“吃空”，克扣粮饷，挪用军费，等等。海城起义士兵吴荣珍回忆说，他的连长在军官中还算是比较“开明”的，他就曾公开说：“当八路也好也不好，好就是平等，不好就是穷。”国民党第184师起义后，我东北民主联军将其“扩编”，军官随之“见官升一级”，但起义军官还是要大发牢骚：“当八路只升官，不发财”
二是认为“当八路没前途”。官佐阶层的“正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代表国家的“正统”，八路是“匪”，与国民党争社稷，出师不名。对“当八路”的前途，更是悲观，认为国民党有美国人支持，共产党打不赢。
三是认为“当八路没脸见人”。旧军队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基于军权私有的人身依附关系，畅行的是封建的忠义道德，因此，起义通常被认为是“背主求生”的叛逆。而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中，舍弃原有的阶级地位，“落草”当“共匪”，是被认为丢面子。
士兵阶层的抵触情绪，主要因为奴性根深蒂固，认命，习惯于盲目服从。长春起义士兵罗珠成对此，曾有过经典的比喻，他说：“当初我们这些当兵的认主子啊，就像电影《末代皇帝》里的奴才一样一样的！”
见证活剐逃兵的起义士兵罗珠成
起义部队发生一系列叛变事件后，从反面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用温和的正面教育的方法改造旧军队即便可行，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这在战争年代极为困难。要克服困难，就不能不去寻找改造旧军队更有效的方式。
如果把改造起义部队当作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战役，那么，战役的突破口就应该选择在对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
据我了解，最先找到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这场政治战役突破口的，是改造海城起义的我军政治工作干部。
据记载，早在1946年海城起义部队的安东整训后期，徐文烈等政工干部就通过调查发现，多数士兵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无敌意，却痛恨乡、保长和恶霸地主。鉴于初期的政治整训多从正面宣讲国民党“卖国独裁”、“压迫人民”，结果不但与起义士兵亲身感受距离太远，还与其“正统”观念相冲突，于是，根据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交代的“大胆开放民主，大胆发动群众”，争取“士兵翻身”的改造方针，以及“自上而下的合法斗争，自下而上的民主斗争”的“工作方式”，改为先从士兵所受的具体剥削压迫讲起。果然，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起义士兵就彻底觉悟了。
不料，徐文烈等我军派入海城起义部队的政工干部刚“摸到一些头绪”，“反省诉苦坦白综合性的大会”“正轰轰烈烈起来”，就被国民党大举进攻打断了。虽然，此时已在整编后的5名军、师起义将领中发展了2名中共党员，还争取到15.6%的中下级军官为“进步分子”，但由于对军官争取不够，对反动分子的清洗也不够，“旧制度旧纪律军官压迫士兵，士兵机械盲目执行命令的反动思想传统未打垮”，大规模的叛变还是发生了。
基于起义部队发生大规模叛变事件的教训及“倒过来讲”的成功探索，海城起义部队到达北满根据地兴隆镇后，采取“倒过来讲”的方法，展开了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新式政治整训，迅速实现了起义官兵的灵魂觉醒。
在海城起义部队：
刚起义时，军官陈××曾改唱解放区歌曲：“解放区的天是黑压压的天，解放区的人民被水淹，民主政府害人民，共产党的丑事说不完……”经过新式的政治整训，陈××迅速转变了立场，于两年后，以中共党员干部身份，奉派至长春起义部队，担任改造起义部队的连队政治指导员。
起义士兵谷德贵说：“在安东时，谁最反动，怪话最多，那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就最高。现在呢？谁要反动，谁不进步，谁就被大家看不起”
胡宗南第7兵团经过改造后，变化更大：
该兵团“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的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西南军区第2工作团改造胡宗南第7兵团时，开展公祭宣誓活动，祭奠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里屈死的亲人。之后有92%的起义官兵递交要参加解放军的决心书，有44.1%的在决心书上用鲜血签名或按血指印，有7.3%的递交了血书。
不少起义官兵异口同声：“控诉运动好啊，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
控诉运动是历史的选择，但当代一些知识精英却要千方百计地用西方的“普世价值”去诋毁。
1995年，李泽厚和刘再复在香港出版了一部《告别革命》的对话集，批判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道路而没有选择改良道路，“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
对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设问：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精英，如果能回归当年，也被“国军”用一根绳子捆去当壮丁，整日挨打受骂，其改良主义大旗还能打多久？
三、问责：定然的罪恶追究
接下来的问题是，搞控诉运动不追究少数官佐的历史罪恶行不行？
从局部看，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确实存在，但若整体评价冠之以“左”，势必远离了历史本质的真实。要跳出“以偏盖全”及主观主义的思维误区，就必须回溯“泪血大控诉”的历史环境。存在决定意识。
以下，用六组事例说明这一历史必然：
事例一：普遍的、暴发性的“夺过鞭子揍敌人”
在我的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中，记述了东北军政大学第11期第5团两千多名起义学员参加控诉大会的情景：
第5团全体学员的第一次控诉大会，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主席台上就坐的，除第5团政委外，没有一位校、队领导，全是各连民主选举的“革命军人委员会”主任，有校官、尉官，有士兵，还有女生大队的两位家属学员。
站在主席台前接受批判斗争的，有的是“特务嫌疑分子”，多数是军阀作风严重的团以上带兵长官。
控诉大会由谁控诉，控诉谁，控诉了些什么，老人们记不太清楚了，严格地说，是记不过来了。
深深印在老人们脑海里的，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哭嚎，是咬牙切齿咆哮如雷的愤恨，是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扑向主席台的复仇！
像一座座猛然爆发的火山，喷出一道道直上九霄的烈焰。
老人说，开初是哭。台上诉苦的人先哭，哭得呜呜咽咽泣不成声，随即传染了台下的听众，由闷头抹泪，到掩面而泣，待抽抽嗒嗒的哭泣声连成一片时，有人便忍不住失声痛哭。大礼堂2000多人，什么样的哭声都有，甚至还有倒在地上打滚哭的。准确地说，不是哭泣，是哭喊、哭嚎、哭骂、哭吼！
当台上台下的人哭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会场上喊起了口号：
“反对剥削，反对压迫！”
“彻底摧毁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
“向万恶的旧社会、旧军队讨还血债！”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坚决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老人们说，那口号喊得“嗷嗷”的，掀天揭地，惊天动地。
口号一喊，泪水就干了，悲与愤的转化在一瞬间完成。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更不知道是谁带头，有人冲向主席台，非要亲手痛打受批判斗争的起义军官。
“揍他！”“打死他们！”叫声，喊声，随即而起，几近疯狂。
会场秩序大乱。
参加控诉大会所有的解放军干部都离开了座位，堵在大礼堂的通道上，制止着冲向主席台发疯似的学员。可是他们人太少，每个连只配备一名指导员，一名文化干事，根本堵不住。
紧急关头，大礼堂主席台前两侧大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哗”地一下涌进来一大批解放军，把冲击主席台的人流死死地堵在主席台前。
第6连的士兵罗珠成说：“那个义愤呀，谁都按不下来，要是当初差点把我杀了的那位军官在台上，我也要冲过去揍他！他凭什么因为丢失几两大烟土就要杀我？”
第4连的中尉赵谦说：“堵在主席台附近的八路，一个连有了，没有一个连堵不住。”
第1连的中校王伟略说：“要是没有学校八路的保护，主席台上受批判斗争的那十来个人都会被打死，一个也跑不脱！”
控诉大会是怎么结束的，老人们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人流冲过来，推过去，各连指导员、各营教导员和5团政委，一个个嗓子全喊哑了。
台湾师范大学张春兴教授所著的《现代心理学》认为：构成人的神经基本单位的神经元，其兴奋性具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当刺激强度未达到某一程度时，即无神经冲动之发生；当刺激强度达到某种程度而能引起冲动时，该神经冲动立即达到最大强度。此后的刺激强度纵使再继续加强或减弱，对已引起的冲动强度不再发生影响。此种现象称之为“全有全无律”。
这张照片，是原国民党第60军182师545团副团长、中共地下党员赵国璋，于起义后担任解放军第50军148师444团团长期间，拍摄的起义官兵参加控诉运动实况。
事例二：最先要求追究少数起义军官历史罪恶的，不是共产党干部
最普遍的，是不少起义部队在控诉运动后，一些起义官兵纷纷要求追究个别旧军官的历史罪恶。针对控诉运动激发起来的阶级仇恨，各起义部队在控诉运动后期，通常要开展“官兵团结教育”，以化解旧的官兵矛盾。
如原国民党第60军182师545团8连，在控诉运动中，该连士兵集体到团里请愿，非要把他们原来的洪连长揪回连队，面对面地斗争。团领导临时调由两年前海城起义士兵培养起来的浦绍林，到该连任指导员，才平息了“请愿”事件。
浦绍林说：“我是硬着头皮去当指导员的，干不下来也得干，但我记住了师政委陈一震交代的三条：老八路的作风，现身说法，依靠士兵。”照片为抗美援朝时期的浦绍林。
例外的，是参加昆明起义的国民党第93军副军长杨朝伦。解放战争初期，杨朝伦曾任国民党第60军184师550团上校团长，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部在辽宁海城举行反蒋起义后，曾命令驻守大石桥的杨朝伦也随师部起义，被拒绝。我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随即发起进攻，将第550团全歼。杨朝伦被俘后，鉴于他有悔改之意，为扩大政治影响，我东北民主联军曾将杨朝伦及其所部被俘官兵，编入起义部队，并享受起义人员待遇。起义部队扩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后，杨朝伦被提升为该军184师副师长。
不料，杨朝伦反动本性不改，于当年10月策动了1300余名官兵的大规模叛变。杨朝伦回到国民党军队后，组建了新的第184师，该师于1948年10月的锦州战役被全歼。杨朝伦跑到天津后，再次组建了第184师，结果，又于不久的天津战役中被全歼。杨朝伦逃回云南后，投奔“云南王”卢汉的麾下，又组建了一个第184师，不久，杨朝伦被提升为第93军副军长，并随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起义。
据海城起义将领马逸飞回忆，昆明一解放，卢汉立即将杨朝伦移交人民解放军。随后，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庚就如何处理杨朝伦，委托潘朔端征求其他海城起义将领的意见，结果，潘朔端、马逸飞、魏瑛三位海城起义将领一提杨朝伦，就恨得咬牙切齿：“我们带过来那么多弟兄都被他带回绝路上去了，留他做啥？是祸害，杀！”
就这样，云南解放不久，出任新中国首任昆明市市长的潘朔端主持了公审大会，将杨朝伦公审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说到这里，还有一位典型，就是胡宗南部的某副师长，此人在控诉运动中，被揭发曾鸡奸过89名部下，义愤填膺的起义官兵甚至强烈要求把他裤裆里的家伙割了！
事例三：政策转变的历史缘由
追究少数起义人员历史罪恶，大多数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有一位原国民党军上校团长，参加起义时，曾掩护联络起义人员在其防区进进出出，然而，他却于起义两年多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因追究其既往的历史罪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这事，我询问过许多人：当年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左”了？
开始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对中共“左”的讨伐。可是，当我介绍了这位上校团长的历史罪恶，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后，人们的回答即刻发生了改变。
此人的历史罪恶有三件事情：其一，是起义前，他当营长时曾两次领受过共产党的“宽待俘虏”政策，但他返回国民党军队后，却要毫不留情地虐杀了3名解放军战俘；其二，是在被解放军围困期间，命令下属用机枪扫射进入阵地前沿的老百姓，并亲自下令用刺刀挑死一名老百姓；其三，他看中属下一名机枪连连长的老婆后，竟然敢干出“杀夫霸妻”的勾当。
对这样的起义人员，谁敢把他留用于人民解放军部队，或在新生的地方政权中安排个一官半职？放他回家也玄。他的家乡刚解放，匪患未平，土地改革运动尚未开始，他回去后，能不能成为家乡贫苦农民翻身解放的“障碍”，能不能被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埋葬，都不能不有所顾忌。
在政治承诺与政权稳定的两难选择中，最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追究这类起义人员的刑事责任，而是把他们集中起来“管训”，继续组织学习、改造。
导致少数起义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直接历史原因，是朝鲜战争。面对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侵略威胁，面对蒋介石集团倚仗美国的支持跃跃欲试要出兵朝鲜“反攻大陆”，为维护劳苦大众来之不易的翻身成果，中国共产党当年选择镇压反革命运动来巩固新生政权，是迫不得已的。
事例四：事先预想不到的境遇
最典型的，是个别起义军官离职返乡或被资遣、复员回乡后，正赶上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面对家人被斗、家产被分，本人对过“土改关”又缺少思想准备，于是，被群众运动的大潮吞没。
事例五：对“两可”之间人员的处理
比较典型的，是对长春起义期间先行扣押的暂编52师师、团长官的处理。
1948年10月16日晚，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在长春举行起义期间，鉴于所属暂编第52师是蒋介石为控制杂牌部队而“掺沙子”编入第60军的，为保障顺利起义，于发动起义前夕，将该师师长李嵩及所属三个团长先行扣押，然后，强迫他们分别向其副职下达了随军起义的命令。副师长欧阳午虽然受命率部随军起义，但还是用电话偷偷地将起义计划向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告了密。
曾泽生率部起义的次日，师长李嵩被送往兴隆山，交给解放军，不久，转送东北军区政治部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副师长欧阳午则作为起义人员被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间，欧阳午被当作“特务”受到激烈的批判斗争。学习结业时，欧阳午未准毕业，转至解放军官教导团继续接受审查。
对李嵩和欧阳午处理的升级，也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11月，李嵩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原东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并于执行前病故。欧阳午于1956年3月，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11月作为“战犯”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回到南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国上下掀起了“落实政策”的热潮，不少旧案“一风吹”。1980年，根据欧阳午本人的申诉，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决定，撤销原特赦决定，对欧阳午按起义人员对待。欧阳午随后被安排为南京市中山陵管理委员会委员、南京市玄武区政协委员。李嵩一案，也在其家人的多次申诉下，经反复慎重的调查审理，由沈阳军区军事法院于1986年11月17日，作出撤销原判、对李嵩以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的再审判决。
西方权威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称：包括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内的“几次运动都是在1950年后期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以后发动的，它们的激烈程度无疑与朝鲜有关。党的领导人看到了保持警惕的真正必要性，这不但是由于美国进攻的危险性，而且是由于国民党重返大陆的可能性”。
该书还特别注意到：“从毛泽东对反革命分子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在介入朝鲜战争时领导态度的转变。1950年9月后期，在决定介入之前不久，毛泽东宣称，不杀一个特务是必须坚持的政策；到1951年初，他力主：‘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不管地球那一头的“老外”对毛泽东态度的考证是否准确，但他们看到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与麦克阿瑟压向中国边境的坦克、飞机、大炮乃至于原子弹，与蒋介石企图派出第52军先遣赴朝参战的反攻大陆喧嚣之间的必然联系，无疑，要比脱离历史环境批“左”走极端的中国精英要深刻得多！
镇压反革命运动不是新中国的复仇祭祀，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在受到严重外来侵略威胁的历史紧要关头，为了避免更多流血的一次“社会减震程序”。以小震，释放大地震的破坏性能量。以少数历史罪人的流血，避免广大人民群众的大量流血。
虽然，李嵩的思想衍变另有一说，他本人也不情愿为行将就木的蒋家王朝陪葬，但无情历史还是把他葬送了。
当然，李嵩生命的终结也有其特殊原因。由于被扣押，丧失了起义人员身份，在解放军官教导团的战俘堆里，李嵩比其他国民党将领处于一种更危险的境地：暂编第52师被成建制地改编为解放军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故李嵩被揭发、控诉出来的罪恶，较之其他国民党被俘将领，内容更多，事实更清晰，证据更充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李嵩对自己的历史罪恶只作原则批判，没有具体交代，特别对虐杀士兵、残杀平民、屠杀战俘一类的战争罪行，他更是始终只字不提。
正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无限发展的历史永远年轻！
事例六：对国民党军队高级政工人员的处理
国民党各部队编制序列都有政工系统，高级政工人员均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委派，其职能带有特务性质。但是，具体到个人头上就不同了。在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政工人员中，确有特务分子，但也有曾泽生军长为了抵制国民党中央对杂牌部队的控制而掺进去的“沙子”。还有一些青年学生于长春被围困期间，为了“找碗饭吃”才当兵干政工的，没干多久就随军起义了。
然而，在历史转折的大潮中，要准确区分敌友，谈何容易？国民党军队中有受嫡系排挤的杂牌军，杂牌军中有归属国民党中央的政工系统，政工系统中有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青年学生中又混杂有学生特务。政策松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隐患；政策紧了，则会扩大伤害面。
基于复杂的政治背景，国民党第60军起义后，为了防止特务分子煽动叛变，原国民党政工人员被迅速调离，送军政大学，边组织学习，边甄别考察，以确保部队的稳定。全国解放后，对这部分国民党政工人员的甄别有了结果，问题严重的人被留了下来，不是服刑，而是继续“管训”；问题不大的人，被资遣回乡。
解放初期对起义的国民党政工人员的处理是温和的。升级，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原来留在黑龙江的一部分接受“管训”的人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被资遣回乡的人员，则因其有“特务嫌疑”的历史，被当地群众“管制”。
对这一历史曲折的辨证反思：
西方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容错”原则，承认局部错误难以避免，在此基础上设计“容错程序”。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开展的阶级斗争不是纯“意志”的产物，它决定于当年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在这难以逾越的历史阶段，局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所难免，合理的“容错”也就成为历史前进的必然代价。
也正是在特定时期合理“容错”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才产生了思维和行为的惯性，推动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愈演愈烈到非理性的极端。
面对哺育赤县神州的母亲河，如果有人站在若尔盖草原，指证黄河之水向西流，如果有人站在花园口大堤上指责当年黄河决口害中原，似乎，我们不能说“这不真实”，但是，这仅仅是表象的、局部的真实，而非本质的、整体的真实；如果有人叹息黄河九曲无常，没能“直济沧海”，这也确实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却是主观的、学究的、脱离实际的。
评说中国革命辉煌与曲折的历程，何尝不是如此？
四、释疑：豁然的起义官佐
时下，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草根民众不同，一些知识精英极力诋毁、诅咒当年为建立新中国而掀起的那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并公开为当年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扬幡招魂涂脂抹粉。然而，让这些自诩为人民代言人的知识精英难以置信并万分难堪的是：一大批来自于原国民党阵营的起义官兵，却与这些书斋秀才在历史观上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以下，我展示三组实例：
第一组实例：追求共产党
这第一张照片上的老人，叫刘凤卓，1948年2月参与策划营口起义时，任国民党暂编第58师少校团附，退休前惟一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58岁。
刘凤卓
这第二张照片上的老人叫马占伟，1948年10月参加长春起义时，任国民党第60军暂编21师第2团中校副团长，起义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到地方后，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3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占伟被落实了政策，并于69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占伟夫妇
这第三张照片在党旗下宣誓的老人叫李峥先，参加长春起义后，为中校副团长代理团长，他第三次在党旗下宣誓入党，时年88岁。
李峥先
坦白地说，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之初，说到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所涉及的历史，我也不例外：人家起义投诚时，说好了“既往不咎”，解放后，共产党凭什么追究人家的“历史罪恶”？犯了“左”的错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给人家“落实政策”嘛！
然而，当我大量采访历史亲历者特别是大量采访国民党起义士兵后，上述认识被彻底颠覆了。以下，分五个部分介绍我对这段曲折历史的感悟：
如果说这是“左”，根源在哪里？
如果说这是“左”，“控诉”之路能不能改变？
如果说这是“左”，“落实政策”的后果能不能以避免？
如果说这是“左”，其历史必然性何以被落难官佐认同？
最后，谈谈这段历史对当代中国有什么价值？
一、追根：已然的阶级压迫
我对旧军队改造史认识上的变化，得益于我对不同阶层起义人员的全面采访。截止2007年3月底，在我采访的近200名历史亲历者中，有116名原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最初，我接触的多是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考虑问题自然站在“落难”军官的角度上，然而，一旦采访到广大士兵群众的“泪血大控诉”，审视历史的立场就不能不发生位移。因为，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骇人听闻！
以下，我用我实地采访到的四组史实，展示国民党军队骇人听闻的阶级压迫：
第一组史实：士兵挨打
在国民党军队，士兵挨打是家常便饭。军官带兵，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不打不成兵”。
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2团在越南时，魏团长的收音机坏了。那时，收音机很金贵。团部胡副官将团部传达班12人全喊到院子里站成一列，然后逐一追问：“说！收音机是谁整坏的？”
12个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他，无一人吱声。没吱声是没吱声，心里都在嘀咕：“团长大人的房间，除了你们当副官的和团长贴身勤务兵，谁敢进？”
胡副官见没人说话，脸一沉，鼻孔一扇：“哼！不说？好，让大家都陪着你受罪！”亲自找来一根扁担，让全班人员一个个把手伸出来，从正副班长开始打，正副班长各打20扁担，其余士兵各打10扁担。
有一位叫刘金有的士兵是第9名，打到他时，扁担已经断了两根。胡副官下手之狠，士兵骨头之硬，都是难以想像的。
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叫张珩，在国民党军第184师通讯连当兵时，也曾被军官用扁担打了手掌，结果，左手小指被打断，至今不能伸直。
张珩被军官用扁担打断了的手指至今不能伸直
比挨打更为悲哀的，是习以为常任人宰割的顺从和奴性。
士兵刘金有被打后，手痛得好几天不能干活。老兵告诉他：“你挨打时，手掌是伸平的。应该放松肌肉，窝起手掌。”
张珩被打后，有位老兵教他：“你得用你自己的手，接你自己的尿，然后，使劲用尿揉手。再疼，你也得照我说的去做，不然，你的手就废了。”
据查，人尿的结晶体中医称之为“人中白”，具有清热、降火、消瘀功效。
在旧军队，比打手板儿更重的，是“打军棍”，又叫“打屁股”。
士兵被打了军棍后，屁股和大腿的皮下会出现大量瘀血，如不及时将瘀血排挤出来，皮下瘀血和坏死的血液便要经机体代谢吸收，再通过肾脏从泌尿系统排出体外。这不仅会增加肾脏负担，受伤肌肉还会分解出一种叫铁卟啉素的毒素，造成微循环障碍，影响肾小管的吸收和排泄，而一旦肾功能异常，其中严重者将发生以急性肾功能衰竭为特征的继发性休克，并会在抢救不及时情况下导致死亡。这在医学上，又叫“挤压综合症”。
对上述医学常识，旧军队的士兵虽然不懂，但是，在老兵中却代代传承着一些民间治疗土方。通常，士兵们将挨打者抬回去后，先往伤口上喷烧酒，或用盐水洗，或抹上老百姓家的“锅烟子”，也就是锅底的黑灰，用以消毒。如果棒伤处没怎么破，就用新瓦敲成大小均匀的瓦块，垫上去使劲用脚踩，让碎瓦剌破皮肤的同时吸去污血。如果棒伤处破了，就直接排挤瘀血。先买点草纸垫在伤口上，人再站上去使劲踩，踩几下后，把浸透了瘀血的草纸扔掉，换上新草纸又继续踩，以此方法把污血排出来。
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治伤，对受伤者来说，都比挨打还痛苦，哭喊声、惨叫声能传得很远。再喊再叫也得治。当官的打完士兵后，通常叫人抬回去就不管死活了，少一个兵，以后还能去抓，治伤的事谁爱管谁去管。
棒伤经过上述治疗后，要等烂肉全部结痂，新肉长出来以后，才能痊愈。这个过程，少则个把月，多则两三个月。
如果不治，受伤之处就要腐烂生蛆，用老兵的话说，人就要“被蛆吃死”。
第二组史实：逃兵被杀
抗战末期，原国民党第552团驻防云南屏边时，一次，抓住三名逃兵。那天早操，全团官兵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前台上是杀气腾腾的值星官，两侧由荷枪实弹的团部特务排警卫。新兵站在前排，老兵和军官站在后面。显然，这种刻意的安排是要给所有不知军营深浅的新兵们一个下马威：看以后谁还敢开小差！
值星官集合整队完毕，团长亮开了洪钟般的大嗓门：“把三个怕死鬼拉上来！”话音刚落，执法队一帮彪形大汉将三名早已魂不附体的逃兵拖上前台。正欲“亮相”，三名逃兵浑身上下“筛糠”不止，瘫在地上，执法队员只好将他们再从地上提起来。
团长朝他们鄙视地扫了一眼，随即下令：“让他们日土！”
几位大汉一拥而上，有人按手，有人按脚，每个逃兵身体两侧各站一人，抡起军棍“噼、啪、噼、啪”对打。逃兵先是哭爹喊妈向团长求饶，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大。打了一阵子后，惨叫声越来越小。到后来，只剩下“噼、啪、噼、啪”的军棍击打声了。
也不知打了多少军棍，团长喊了一声：“停！”接着，叫人抬走了其中两位。台下的士兵都以为留下来的一位要枪毙示众，本来就抖个不停的双腿抖得更厉害了。没想到团长竟然命令逃兵所在新兵连100多名新兵，每人都要端起步枪去捅逃兵一刺刀！
瞬间，新兵们腿不抖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全都愣了：昨天还是朝夕相处的患难兄弟！
又是瞬间，新兵们的腿又全抖了起来，手也颤了。谁忍心下手？不忍心也得下手！看看逃兵像肉酱似的屁股和地上的血浆，谁敢不服从命令？况且，“刺刀见红”必须经过值星官检验。
第一名新兵上去，照逃兵的非要害部位捅了一刺刀，逃兵惨叫一声。第二名新兵的一刺刀还是捅在逃兵的非要害部位上，逃兵又惨叫了一声。100多名新兵，以他们最不忍心的刺杀方法，为逃兵选择了最难以忍受的死亡过程。
按照团长的吩咐，死去的逃兵“脸朝下埋掉”了。“怕死鬼”是不能再见天日的。
逃兵的命运，还有比这更惨的。
照片上的这位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2团2营机炮连士兵罗珠成，于抗战末期在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驻地，亲眼目睹了一场令人发指的惨剧。那天，该营的一个步兵连抓住一名逃兵。这一次没打，但比打还残酷，是活剐！
逃兵被扒光衣服绑在柱子上，柱子前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把雪亮的匕首、一只铁盆、一块铁板，铁板上有比铜钱稍大的圆洞。全营官兵集合后，军官宣布：由逃兵所在连每人用匕首从逃兵身体上旋下一块肉，标准就是铁板上的圆洞那么大。
头一刀，由一位军官示范：将铁板按在逃兵肩头，用匕首从铁板上的圆洞中捅进去，然后，顺时针一旋，随着逃兵撕心裂肺的惨叫，将一块肉旋离肩头，再用刀尖把肉挑下来，让负责监督检查的值星军官和全营官兵过目后，丢在盆中。
军官示范过后，100多名士兵排着队上去，一人一刀，谁也别想缩脱。个别老兵要麻木一些，下手比较利索，“唰、唰”两下就旋下一块肉，匕首往肉上一扎，挑起来亮个相，甩到盆里，军官也满意。
麻烦的是新兵。有的还没上去，手脚就哆嗦个不停，匕首根本握不住，一块肉还没旋下来，匕首几次从手中滑脱，掉在地上。有的不忍心下手，又不敢不下手，只好少割点肉。遇到这种情况，不但要被军官臭骂一顿，还得重割一块大的，才放你过去。
当轮到逃兵的一位同乡时，他放声大哭，边哭边向军官告饶：“我和他是一个村的，我要是下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父母？长官行行好，放我过去吧！”
“不行！”军官揪住逃兵老乡的衣领，“啪、啪”就是两耳光，然后，把匕首硬塞到逃兵老乡的手里：“你不割他的肉也可以，从你自己身上割一块下来代替。小了，老子可不要！”
逃兵到最后身上的肉几乎被割光，白骨一块一块露出体外，肠子也掉出来一堆，殷红的鲜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这个地步还没死，也没有死的权力，一双鲜活的眼珠还在转！除了眼珠，别处，都不成人样了。所有目击者都不会忘记，逃兵在被割光身上的肉之后，那对鲜活的眼珠。
罗珠成每每述及那惨不忍睹的一幕，总要不住地重复：“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在我采访到的起义官兵中，甚至还有曾被强迫煮吃逃兵肉的。
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叫刘毅，在采访中，他向我讲述了当年军官强迫他们全连士兵“喝人肉汤”，不喝就挨打的亲身经历。
曾被军官强迫“喝人肉汤”的刘毅
史料记载，士兵刘家禄起义后揭发，起义前，连长曾逼着刘家禄吃逃兵肉，并宣称：“你们当班长的不吃，就吃你的肉”
第三组史实：被虐杀的，岂止是逃兵
有一位叫刘绍云的起义士兵在采访中回忆，他所在连队赴越南受降途中，军官克扣士兵粮饷非常严重，加上热带地区疾病流行，致使相当一部分士兵体质极度衰竭，而当官的只要见到士兵走不动路了，便一刺刀捅死，再一脚踹下红河。
史料记载，士兵江源涛起义后揭发，他亲眼所见，一位士兵仅仅是“骂了营长”，军官便“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
第四组史实：国民党嫡系部队一样残酷
有人到我的博客上辩称，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军官多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有文化的人，不会像地方军阀部队那样残忍。
对此，我反驳道：哲学家和音乐家故乡的德意志曾经哺育了“有文化”的法西斯巨魔，背弃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军校也不例外。
国民党军荣誉第2师，曾被候选为抗战胜利后驻日本本土的占领军。
原籍陕西省的刘进昌，1944年补入荣誉第2师的当天，就无缘无故挨了顿打。“真他妈的活地狱！”刘进昌一辈子都在诅咒这支军官们引以自豪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在刘进昌的记忆中，日本投降后，部队向越南开拔途中，一位四川兵“发痧”（即中暑）走不动路了。一位姓冉的副排长上来就是一脚，把四川兵踹到水田里：“你狗日的是想借故开小差吧？老子送你回家！”说罢，抄起一把军用铁锹，照着四川兵的头上、身上就是一阵乱砍，当着全连官兵的面，硬是将“发痧”的四川兵活活砍死在水田里。
1945年刘进昌在越南留影
胡宗南可谓之蒋介石的嫡系，据其所属第7兵团起义士兵揭发，该部的一些军官虐待、残杀士兵更令人发指。
第55师一位姓朱的参谋主任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第349团2营一位姓石的排长要鸡奸一名士兵，被拒绝后，石排长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位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据统计，第144师2 451名士兵在旧军队期间，有345人被吊打过，289人被捆打过，1 238人被棒打过，13人被刺刀打过，677人被枪托打过，1 362人被打过耳光，945人被皮带打过，991人被拳打脚踢过，53人曾被打得昏死过去，20人被打得吐了血，22人被打残废，1 298人被罚过跪，535人被罚过冻，128人被罚过晒，1 302人被罚过挨饿，一人被罚过喝尿，一人被罚过吃地痰，被枪毙未死的有33人，被活埋未死的有24人……
基于这种残酷的人身压迫，官长对士兵经济上的盘剥就更不在话下了。
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起义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云南省石林县的起义士兵符启元、张珩等，说到在旧军队挨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古稀老人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老人被泪水浸泡的心灵感受，有两句很值得回味。一句虽然低语轻声，但却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国民党太坏了”另一句虽然也声轻调平，但却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不管怎么说，毛主席太伟大了！”
起义士兵符启元说到在旧军队挨打，至今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
不少起义士兵说起国民党军队，便咬牙切齿地痛斥：“国民党把当兵的不当作人！”就连曾任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也毫不隐讳地承认：国民党军队“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也正因如此，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一书中有过经典的结论：“即使把其它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二、探路：必然的控诉运动
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阶级仇恨，是由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直接引发的。就社会心理而言，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与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有着“源”与“流”的必然联系。
那么，也许有人要问：改造旧军队不搞控诉运动行不行？
历史表明，用控诉运动改造旧军队，是被逼出来的！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规模比较大的起义有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的邯郸起义、1946年1月郝鹏举率第6路先遣军的台儿庄起义、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184师一部的海城起义。对这3支起义部队，中国共产党最初只派去了极少的政治工作干部，采取的是温和的、正面说理的办法，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
然而，海城起义部队在4个月后，近半数叛变，台儿庄起义部队在1年后全数叛变，邯郸起义部队也在1年零7个月后因疑似叛变被解除武装。
改造旧军队用温和的、正面说理的办法，为什么不奏效？个中缘由十分复杂，就思想动态而言，官佐阶层的抵触情绪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当八路没搞头”。在国民党军队，不仅实行薪金制，收入比八路高，更重要的是，各级长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喝兵血”，如“吃空”，克扣粮饷，挪用军费，等等。海城起义士兵吴荣珍回忆说，他的连长在军官中还算是比较“开明”的，他就曾公开说：“当八路也好也不好，好就是平等，不好就是穷。”国民党第184师起义后，我东北民主联军将其“扩编”，军官随之“见官升一级”，但起义军官还是要大发牢骚：“当八路只升官，不发财”
二是认为“当八路没前途”。官佐阶层的“正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代表国家的“正统”，八路是“匪”，与国民党争社稷，出师不名。对“当八路”的前途，更是悲观，认为国民党有美国人支持，共产党打不赢。
三是认为“当八路没脸见人”。旧军队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基于军权私有的人身依附关系，畅行的是封建的忠义道德，因此，起义通常被认为是“背主求生”的叛逆。而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中，舍弃原有的阶级地位，“落草”当“共匪”，是被认为丢面子。
士兵阶层的抵触情绪，主要因为奴性根深蒂固，认命，习惯于盲目服从。长春起义士兵罗珠成对此，曾有过经典的比喻，他说：“当初我们这些当兵的认主子啊，就像电影《末代皇帝》里的奴才一样一样的！”
见证活剐逃兵的起义士兵罗珠成
起义部队发生一系列叛变事件后，从反面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用温和的正面教育的方法改造旧军队即便可行，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这在战争年代极为困难。要克服困难，就不能不去寻找改造旧军队更有效的方式。
如果把改造起义部队当作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战役，那么，战役的突破口就应该选择在对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
据我了解，最先找到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这场政治战役突破口的，是改造海城起义的我军政治工作干部。
据记载，早在1946年海城起义部队的安东整训后期，徐文烈等政工干部就通过调查发现，多数士兵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无敌意，却痛恨乡、保长和恶霸地主。鉴于初期的政治整训多从正面宣讲国民党“卖国独裁”、“压迫人民”，结果不但与起义士兵亲身感受距离太远，还与其“正统”观念相冲突，于是，根据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交代的“大胆开放民主，大胆发动群众”，争取“士兵翻身”的改造方针，以及“自上而下的合法斗争，自下而上的民主斗争”的“工作方式”，改为先从士兵所受的具体剥削压迫讲起。果然，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起义士兵就彻底觉悟了。
不料，徐文烈等我军派入海城起义部队的政工干部刚“摸到一些头绪”，“反省诉苦坦白综合性的大会”“正轰轰烈烈起来”，就被国民党大举进攻打断了。虽然，此时已在整编后的5名军、师起义将领中发展了2名中共党员，还争取到15.6%的中下级军官为“进步分子”，但由于对军官争取不够，对反动分子的清洗也不够，“旧制度旧纪律军官压迫士兵，士兵机械盲目执行命令的反动思想传统未打垮”，大规模的叛变还是发生了。
基于起义部队发生大规模叛变事件的教训及“倒过来讲”的成功探索，海城起义部队到达北满根据地兴隆镇后，采取“倒过来讲”的方法，展开了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新式政治整训，迅速实现了起义官兵的灵魂觉醒。
在海城起义部队：
刚起义时，军官陈××曾改唱解放区歌曲：“解放区的天是黑压压的天，解放区的人民被水淹，民主政府害人民，共产党的丑事说不完……”经过新式的政治整训，陈××迅速转变了立场，于两年后，以中共党员干部身份，奉派至长春起义部队，担任改造起义部队的连队政治指导员。
起义士兵谷德贵说：“在安东时，谁最反动，怪话最多，那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就最高。现在呢？谁要反动，谁不进步，谁就被大家看不起”
胡宗南第7兵团经过改造后，变化更大：
该兵团“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的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西南军区第2工作团改造胡宗南第7兵团时，开展公祭宣誓活动，祭奠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里屈死的亲人。之后有92%的起义官兵递交要参加解放军的决心书，有44.1%的在决心书上用鲜血签名或按血指印，有7.3%的递交了血书。
不少起义官兵异口同声：“控诉运动好啊，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
控诉运动是历史的选择，但当代一些知识精英却要千方百计地用西方的“普世价值”去诋毁。
1995年，李泽厚和刘再复在香港出版了一部《告别革命》的对话集，批判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道路而没有选择改良道路，“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
对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设问：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精英，如果能回归当年，也被“国军”用一根绳子捆去当壮丁，整日挨打受骂，其改良主义大旗还能打多久？
三、问责：定然的罪恶追究
接下来的问题是，搞控诉运动不追究少数官佐的历史罪恶行不行？
从局部看，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确实存在，但若整体评价冠之以“左”，势必远离了历史本质的真实。要跳出“以偏盖全”及主观主义的思维误区，就必须回溯“泪血大控诉”的历史环境。存在决定意识。
以下，用六组事例说明这一历史必然：
事例一：普遍的、暴发性的“夺过鞭子揍敌人”
在我的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中，记述了东北军政大学第11期第5团两千多名起义学员参加控诉大会的情景：
第5团全体学员的第一次控诉大会，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主席台上就坐的，除第5团政委外，没有一位校、队领导，全是各连民主选举的“革命军人委员会”主任，有校官、尉官，有士兵，还有女生大队的两位家属学员。
站在主席台前接受批判斗争的，有的是“特务嫌疑分子”，多数是军阀作风严重的团以上带兵长官。
控诉大会由谁控诉，控诉谁，控诉了些什么，老人们记不太清楚了，严格地说，是记不过来了。
深深印在老人们脑海里的，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哭嚎，是咬牙切齿咆哮如雷的愤恨，是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扑向主席台的复仇！
像一座座猛然爆发的火山，喷出一道道直上九霄的烈焰。
老人说，开初是哭。台上诉苦的人先哭，哭得呜呜咽咽泣不成声，随即传染了台下的听众，由闷头抹泪，到掩面而泣，待抽抽嗒嗒的哭泣声连成一片时，有人便忍不住失声痛哭。大礼堂2000多人，什么样的哭声都有，甚至还有倒在地上打滚哭的。准确地说，不是哭泣，是哭喊、哭嚎、哭骂、哭吼！
当台上台下的人哭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会场上喊起了口号：
“反对剥削，反对压迫！”
“彻底摧毁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
“向万恶的旧社会、旧军队讨还血债！”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坚决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老人们说，那口号喊得“嗷嗷”的，掀天揭地，惊天动地。
口号一喊，泪水就干了，悲与愤的转化在一瞬间完成。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更不知道是谁带头，有人冲向主席台，非要亲手痛打受批判斗争的起义军官。
“揍他！”“打死他们！”叫声，喊声，随即而起，几近疯狂。
会场秩序大乱。
参加控诉大会所有的解放军干部都离开了座位，堵在大礼堂的通道上，制止着冲向主席台发疯似的学员。可是他们人太少，每个连只配备一名指导员，一名文化干事，根本堵不住。
紧急关头，大礼堂主席台前两侧大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哗”地一下涌进来一大批解放军，把冲击主席台的人流死死地堵在主席台前。
第6连的士兵罗珠成说：“那个义愤呀，谁都按不下来，要是当初差点把我杀了的那位军官在台上，我也要冲过去揍他！他凭什么因为丢失几两大烟土就要杀我？”
第4连的中尉赵谦说：“堵在主席台附近的八路，一个连有了，没有一个连堵不住。”
第1连的中校王伟略说：“要是没有学校八路的保护，主席台上受批判斗争的那十来个人都会被打死，一个也跑不脱！”
控诉大会是怎么结束的，老人们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人流冲过来，推过去，各连指导员、各营教导员和5团政委，一个个嗓子全喊哑了。
台湾师范大学张春兴教授所著的《现代心理学》认为：构成人的神经基本单位的神经元，其兴奋性具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当刺激强度未达到某一程度时，即无神经冲动之发生；当刺激强度达到某种程度而能引起冲动时，该神经冲动立即达到最大强度。此后的刺激强度纵使再继续加强或减弱，对已引起的冲动强度不再发生影响。此种现象称之为“全有全无律”。
这张照片，是原国民党第60军182师545团副团长、中共地下党员赵国璋，于起义后担任解放军第50军148师444团团长期间，拍摄的起义官兵参加控诉运动实况。
事例二：最先要求追究少数起义军官历史罪恶的，不是共产党干部
最普遍的，是不少起义部队在控诉运动后，一些起义官兵纷纷要求追究个别旧军官的历史罪恶。针对控诉运动激发起来的阶级仇恨，各起义部队在控诉运动后期，通常要开展“官兵团结教育”，以化解旧的官兵矛盾。
如原国民党第60军182师545团8连，在控诉运动中，该连士兵集体到团里请愿，非要把他们原来的洪连长揪回连队，面对面地斗争。团领导临时调由两年前海城起义士兵培养起来的浦绍林，到该连任指导员，才平息了“请愿”事件。
浦绍林说：“我是硬着头皮去当指导员的，干不下来也得干，但我记住了师政委陈一震交代的三条：老八路的作风，现身说法，依靠士兵。”照片为抗美援朝时期的浦绍林。
例外的，是参加昆明起义的国民党第93军副军长杨朝伦。解放战争初期，杨朝伦曾任国民党第60军184师550团上校团长，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部在辽宁海城举行反蒋起义后，曾命令驻守大石桥的杨朝伦也随师部起义，被拒绝。我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随即发起进攻，将第550团全歼。杨朝伦被俘后，鉴于他有悔改之意，为扩大政治影响，我东北民主联军曾将杨朝伦及其所部被俘官兵，编入起义部队，并享受起义人员待遇。起义部队扩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后，杨朝伦被提升为该军184师副师长。
不料，杨朝伦反动本性不改，于当年10月策动了1300余名官兵的大规模叛变。杨朝伦回到国民党军队后，组建了新的第184师，该师于1948年10月的锦州战役被全歼。杨朝伦跑到天津后，再次组建了第184师，结果，又于不久的天津战役中被全歼。杨朝伦逃回云南后，投奔“云南王”卢汉的麾下，又组建了一个第184师，不久，杨朝伦被提升为第93军副军长，并随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起义。
据海城起义将领马逸飞回忆，昆明一解放，卢汉立即将杨朝伦移交人民解放军。随后，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庚就如何处理杨朝伦，委托潘朔端征求其他海城起义将领的意见，结果，潘朔端、马逸飞、魏瑛三位海城起义将领一提杨朝伦，就恨得咬牙切齿：“我们带过来那么多弟兄都被他带回绝路上去了，留他做啥？是祸害，杀！”
就这样，云南解放不久，出任新中国首任昆明市市长的潘朔端主持了公审大会，将杨朝伦公审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说到这里，还有一位典型，就是胡宗南部的某副师长，此人在控诉运动中，被揭发曾鸡奸过89名部下，义愤填膺的起义官兵甚至强烈要求把他裤裆里的家伙割了！
事例三：政策转变的历史缘由
追究少数起义人员历史罪恶，大多数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有一位原国民党军上校团长，参加起义时，曾掩护联络起义人员在其防区进进出出，然而，他却于起义两年多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因追究其既往的历史罪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这事，我询问过许多人：当年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左”了？
开始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对中共“左”的讨伐。可是，当我介绍了这位上校团长的历史罪恶，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后，人们的回答即刻发生了改变。
此人的历史罪恶有三件事情：其一，是起义前，他当营长时曾两次领受过共产党的“宽待俘虏”政策，但他返回国民党军队后，却要毫不留情地虐杀了3名解放军战俘；其二，是在被解放军围困期间，命令下属用机枪扫射进入阵地前沿的老百姓，并亲自下令用刺刀挑死一名老百姓；其三，他看中属下一名机枪连连长的老婆后，竟然敢干出“杀夫霸妻”的勾当。
对这样的起义人员，谁敢把他留用于人民解放军部队，或在新生的地方政权中安排个一官半职？放他回家也玄。他的家乡刚解放，匪患未平，土地改革运动尚未开始，他回去后，能不能成为家乡贫苦农民翻身解放的“障碍”，能不能被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埋葬，都不能不有所顾忌。
在政治承诺与政权稳定的两难选择中，最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追究这类起义人员的刑事责任，而是把他们集中起来“管训”，继续组织学习、改造。
导致少数起义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直接历史原因，是朝鲜战争。面对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侵略威胁，面对蒋介石集团倚仗美国的支持跃跃欲试要出兵朝鲜“反攻大陆”，为维护劳苦大众来之不易的翻身成果，中国共产党当年选择镇压反革命运动来巩固新生政权，是迫不得已的。
事例四：事先预想不到的境遇
最典型的，是个别起义军官离职返乡或被资遣、复员回乡后，正赶上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面对家人被斗、家产被分，本人对过“土改关”又缺少思想准备，于是，被群众运动的大潮吞没。
事例五：对“两可”之间人员的处理
比较典型的，是对长春起义期间先行扣押的暂编52师师、团长官的处理。
1948年10月16日晚，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在长春举行起义期间，鉴于所属暂编第52师是蒋介石为控制杂牌部队而“掺沙子”编入第60军的，为保障顺利起义，于发动起义前夕，将该师师长李嵩及所属三个团长先行扣押，然后，强迫他们分别向其副职下达了随军起义的命令。副师长欧阳午虽然受命率部随军起义，但还是用电话偷偷地将起义计划向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告了密。
曾泽生率部起义的次日，师长李嵩被送往兴隆山，交给解放军，不久，转送东北军区政治部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副师长欧阳午则作为起义人员被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间，欧阳午被当作“特务”受到激烈的批判斗争。学习结业时，欧阳午未准毕业，转至解放军官教导团继续接受审查。
对李嵩和欧阳午处理的升级，也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11月，李嵩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原东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并于执行前病故。欧阳午于1956年3月，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11月作为“战犯”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回到南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国上下掀起了“落实政策”的热潮，不少旧案“一风吹”。1980年，根据欧阳午本人的申诉，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决定，撤销原特赦决定，对欧阳午按起义人员对待。欧阳午随后被安排为南京市中山陵管理委员会委员、南京市玄武区政协委员。李嵩一案，也在其家人的多次申诉下，经反复慎重的调查审理，由沈阳军区军事法院于1986年11月17日，作出撤销原判、对李嵩以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的再审判决。
西方权威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称：包括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内的“几次运动都是在1950年后期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以后发动的，它们的激烈程度无疑与朝鲜有关。党的领导人看到了保持警惕的真正必要性，这不但是由于美国进攻的危险性，而且是由于国民党重返大陆的可能性”。
该书还特别注意到：“从毛泽东对反革命分子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在介入朝鲜战争时领导态度的转变。1950年9月后期，在决定介入之前不久，毛泽东宣称，不杀一个特务是必须坚持的政策；到1951年初，他力主：‘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不管地球那一头的“老外”对毛泽东态度的考证是否准确，但他们看到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与麦克阿瑟压向中国边境的坦克、飞机、大炮乃至于原子弹，与蒋介石企图派出第52军先遣赴朝参战的反攻大陆喧嚣之间的必然联系，无疑，要比脱离历史环境批“左”走极端的中国精英要深刻得多！
镇压反革命运动不是新中国的复仇祭祀，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在受到严重外来侵略威胁的历史紧要关头，为了避免更多流血的一次“社会减震程序”。以小震，释放大地震的破坏性能量。以少数历史罪人的流血，避免广大人民群众的大量流血。
虽然，李嵩的思想衍变另有一说，他本人也不情愿为行将就木的蒋家王朝陪葬，但无情历史还是把他葬送了。
当然，李嵩生命的终结也有其特殊原因。由于被扣押，丧失了起义人员身份，在解放军官教导团的战俘堆里，李嵩比其他国民党将领处于一种更危险的境地：暂编第52师被成建制地改编为解放军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故李嵩被揭发、控诉出来的罪恶，较之其他国民党被俘将领，内容更多，事实更清晰，证据更充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李嵩对自己的历史罪恶只作原则批判，没有具体交代，特别对虐杀士兵、残杀平民、屠杀战俘一类的战争罪行，他更是始终只字不提。
正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无限发展的历史永远年轻！
事例六：对国民党军队高级政工人员的处理
国民党各部队编制序列都有政工系统，高级政工人员均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委派，其职能带有特务性质。但是，具体到个人头上就不同了。在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政工人员中，确有特务分子，但也有曾泽生军长为了抵制国民党中央对杂牌部队的控制而掺进去的“沙子”。还有一些青年学生于长春被围困期间，为了“找碗饭吃”才当兵干政工的，没干多久就随军起义了。
然而，在历史转折的大潮中，要准确区分敌友，谈何容易？国民党军队中有受嫡系排挤的杂牌军，杂牌军中有归属国民党中央的政工系统，政工系统中有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青年学生中又混杂有学生特务。政策松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隐患；政策紧了，则会扩大伤害面。
基于复杂的政治背景，国民党第60军起义后，为了防止特务分子煽动叛变，原国民党政工人员被迅速调离，送军政大学，边组织学习，边甄别考察，以确保部队的稳定。全国解放后，对这部分国民党政工人员的甄别有了结果，问题严重的人被留了下来，不是服刑，而是继续“管训”；问题不大的人，被资遣回乡。
解放初期对起义的国民党政工人员的处理是温和的。升级，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原来留在黑龙江的一部分接受“管训”的人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被资遣回乡的人员，则因其有“特务嫌疑”的历史，被当地群众“管制”。
对这一历史曲折的辨证反思：
西方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容错”原则，承认局部错误难以避免，在此基础上设计“容错程序”。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开展的阶级斗争不是纯“意志”的产物，它决定于当年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在这难以逾越的历史阶段，局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所难免，合理的“容错”也就成为历史前进的必然代价。
也正是在特定时期合理“容错”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才产生了思维和行为的惯性，推动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愈演愈烈到非理性的极端。
面对哺育赤县神州的母亲河，如果有人站在若尔盖草原，指证黄河之水向西流，如果有人站在花园口大堤上指责当年黄河决口害中原，似乎，我们不能说“这不真实”，但是，这仅仅是表象的、局部的真实，而非本质的、整体的真实；如果有人叹息黄河九曲无常，没能“直济沧海”，这也确实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却是主观的、学究的、脱离实际的。
评说中国革命辉煌与曲折的历程，何尝不是如此？
四、释疑：豁然的起义官佐
时下，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草根民众不同，一些知识精英极力诋毁、诅咒当年为建立新中国而掀起的那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并公开为当年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扬幡招魂涂脂抹粉。然而，让这些自诩为人民代言人的知识精英难以置信并万分难堪的是：一大批来自于原国民党阵营的起义官兵，却与这些书斋秀才在历史观上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以下，我展示三组实例：
第一组实例：追求共产党
这第一张照片上的老人，叫刘凤卓，1948年2月参与策划营口起义时，任国民党暂编第58师少校团附，退休前惟一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58岁。
刘凤卓
这第二张照片上的老人叫马占伟，1948年10月参加长春起义时，任国民党第60军暂编21师第2团中校副团长，起义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到地方后，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3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占伟被落实了政策，并于69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占伟夫妇
这第三张照片在党旗下宣誓的老人叫李峥先，参加长春起义后，为中校副团长代理团长，他第三次在党旗下宣誓入党，时年88岁。
李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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