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上思维：根源、表现及危害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的内在程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一旦形成，极具稳定性。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哺育其成长的地理环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几千年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中国人在慢长的历史进程中形的唯上思维，至今仍然溶化在当代人的血液中，时常有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对全体中国人的影响可称“浃骨沦髓”，刻印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唯上思维就是其中的一种。
一、唯上思维产生的根源
（一）自然基础与思想根源
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广阔的冲积平原，平坦的田野适合农业耕种，产生了星罗棋布的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他们“耕田而食，崛井而饮”，其相对独立甚至可以“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形成沙粒一样多而坚固的小小独立王国。从小农家庭的内部结构来看，一个自然家庭同时又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家庭成员的等级具有自然基础。从血缘上看，代际之间具有天然的等级序差；从生产上看，成年男子往往是主要的生产者和指挥者，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在家庭等级中与其未成年子女地位相同。再则农业的生产经验要代代相传，掌握了农耕经验的成年男人自然也有经验或知识优势。从家庭安全角度看，小农经济是弱小的经济实体。在生产生活中为了抵御外来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保证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这“两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有一个绝对权威，即家长。
历史证明，自然经济不可能真的可以说“帝力于我何予哉”？战争和治水的需要，导致强力社会组织国家产生。战争需要兵丁，取源于小农家庭；中国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洪水频繁。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中国的水利工程自古以来就十分艰巨，必须要有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的高度集中。有了这两个需要，抓夫征差就成为悬在农民头上的利剑，政治风暴会无情摧毁一个个小家庭，经常出现“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悲惨局面。横向联系能力差的自然经济像一粒粒沙子没有粘合性，形不成团契，国家也不可能用经济手段对社会进行调节，只有“讲政治”一途。换句话说，左右关系建立不起来，只好建立和加强上下关系，经济上相对独立，只好加强政治联系，这种竖向联系势必以暴力为手段造成等级差异，产生以帝王为中心的极端集权专制的传统。这种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专制，所以中国社会一直就是专制社会。
儒家把这种时代特征上升为理论，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家庭模式：儒家对社会的典型看法是“家国同构”，认为国家不过是家庭的放大，自然的代际差别放大为政治等级，把伦理关系政治化；同样，政治关系也被伦理化，君臣关系带有父子关系的色彩。为了保持社会与家庭的和稳定，从战略上要讲“三纲五常”。“三纲”是稳定社会的重要绳索，“五常”则是处理人际关系五项基本原则：“仁，处理人际关系的感情基础；义，处理人际关系的价值准则；礼，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智，处理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信，处理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1］（P193）。成年男人要“三十而立”，“成家立业”，家庭关系的处理原则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妇女要讲“三从四德”。在这种战略构架内，社会要遵循既定等级序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司其职，各安其位，井然有序。
儒家设想的这种社会模式带有浓烈的理想色彩，建立在对社会的静态分析基础上，遇到战乱灾荒甚至统治者欲望极度膨胀等一系列问题，都会使这种建构扭曲变形。一般来说，君先不君，致使社会强势力成为恶势力。征敛无序，徭役无度，用国家机器强力推行。一再激起民变，导致战祸不断，与儒家的“大同”设想相违背。
法墨诸家，虽然与儒家多有分岐，但在维护社会等级制上几乎没有抵牾。法家思想把法律应有的最核心的平等思想抽掉，主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使之实用化、唯我化，当成治人的利器。中国历来讲法制，其核心是维护等级专制。韩非子说，“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哪怕是昏君，大臣也不得推翻。墨子说，天子就要“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这就引导出墨子的名言：“上同而不下比”（《墨子.尚同》），就是说，要永远同意上边的，不能依照下边的。
（二）政治文化根源
古代中国国家的国体有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除了早期有过神权制，都采用君主政体。这种政体的基本特征是维护等级制，有如下特点：
1、等级伦理化。宗法制度与政治制度密切结合，表现出伦理化的特征。宗法制度是家与国的桥梁，是政治与伦理融合的表现，是等级分封的根据。父权被引入行政领域，“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国家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这种父权的代表。”[2]这样，统治者把控制“犯上作乱”的责任，通过家庭，让家长、族长、父亲、丈夫分别去承担，父慈、子孝、妇从变成了君惠、臣忠、民顺。孔子总结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有之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将孝于宗族长辈的家庭伦理情感，转化为忠于国家朝廷的政治观念，由家而国，完成了情感转移。一方面，家族政治化，另一方面，国家家族化，伦理政治的作用就在于此。在“帝力”影响不到的地方，自有人自觉遵守其规则。为了整个社会的稳定，要求个体用反省内求的道德修养抑制其不合礼的邪念恶行，以求得整体的利益。妨碍了个体自由，妨碍了个性发展。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还存在，等级观念造成人们的“畏上”“畏官”心理，这种长期的心理积淀，必然形成唯上式思维方式。
2、等级制度化。中国的帝王制度，正如韦伯所说的，是一种“卡理斯玛”支配型的政治制度。韩愈曾构画出一幅清晰的制度图景：“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3]在这座以血腥残忍的“诛”为保证的制度金字塔里，“位有九品，人有十等”，底层百姓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应付不完的义务，每上一个台阶，义务就减少一些、权利就增大一些；处于金字塔的顶端的皇帝集中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各种大权，权力趋向无穷大而没有义务。权利等级制金字塔从上到下一级压一级。上对下有绝对的支配权，官大一级压死人。这种不平等的专制社会肯定不是各方协商达成契约的结果，而是靠暴力产生和维持的，由于一方在暴力上绝对地压倒其他方，那么胜方必然拥有更大优势和特权。用暴力攫取权力是一种成本很高的竞争方法，它必然要求最大限度的回报，即高度特权，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作出制度安排。
3、等级习俗化。孔子说“贵以临贱，贱以承贵”，“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贵族生下来就是贵族，平民生下来就是平民，奴隶生下来就是奴隶。高贵者永远高贵，卑贱者永远卑贱，社会就安定了。经过长期的宣传和实践，等级思想深入人心，并且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沉淀为一种等级文化。形成等级化的思维方式。在官本主义的支配下，窄小的阶梯上人满为患，攀上去，即可为所欲为；上不去，只能哀叹命苦。好在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句俗话作心理安慰，不少人一有机会，就会压迫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媳妇熬成婆，孙子熬成爷。在这种煎熬中趋附强势，欺压弱小。不论官场民间，胜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内化为等级潜规则。在这种畸形心理和畸形规则中，人们羡慕腐败，容忍蛮横。唯上乃至畏上思维反过来又会刺激和纵容特权思想，诱发新的罪恶。
二、唯上思维的表现
（一）主席台思维。正如封闭思维的外在表现为实物的墙一样，唯上思维的外在表现为主席台。主席台是公开的政治活动的主要平台，体现一种独特的政治运作方式。进行政治活动不开会不行，开会没有主席台不行，各种会议从上到下模式统一，有会必有主席台。即使在荒山野坡开会，也要搭建一个按一定顺序可以就坐的主席台。主席台的作用如下，首先，体现官员的级别。上不上主席台，在台上如何就座，都要慎重对待，不能马虎。台上许多人并没有具体任务，只是从头陪到尾，不以为枯燥，因其理解为一种政治待遇或标志会议的某种规格。其次，主席台显示出一种单向管理和控制关系，话语权牢牢控制在主席台，少有人或根本不可能在台下站起来发言。不像圆形会场，谁说话谁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再次，作为主席台坐次的延伸，诸如知情权的分配，坐的车子，住的房子，医疗保健标准，甚至犯了“事”后，公、检、法、司要“动”他得向哪一级请示等均有相应体现。这种思维方式导致台上人爱开会，把开会成为工作的主要手段，以致会议泛滥成灾。而台下的群众则表现为强烈的厌倦甚至消极抵制。
（二）“主子”思维。与主子相对的概念是奴仆，目前主仆颠倒的现象使“公仆”一词成为黑色幽默。被主子思维牢牢控制的人有的像领主，人民赋予的公权失去界限，成为无限权力。他们喜欢称自己所辖地区为“我”的。许多人喜欢自称或喜欢听别人称自己为“父母官”，津津乐道。一定级别的干部出巡，有警车开道，记者摄像机紧随，下级官员到他们所辖区域边界垂手恭迎。有的像霸主，公民私权被他们用暴力极度压缩，成为可以随意侵犯的对象。公安可以任意搜查私宅，西安一妇人被欺侮不过，骂了公安局长一句，结果被关压半个月，国家公器被用来泄私愤。有的像奴隶主，对属下“臣民”享有各种处置权，陕西省的一位小学教师一时不悦，命全班小学生一一出列，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而另一位“主子”，更理直气壮地对一个小学生实行鲸刑，在脸上刺青。一些商家在经营活动中，无视服务人员的人格尊严，不惜将已被尘封以久的腐朽封建的“跪拜文化”从箱底翻出来，让被服务者满足一时的主子梦。以上这些因素，成为强势政府的内在动因，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内在根源。
（三）贪污腐败和“羡腐心理”。首先，某些掌权者自以为是特权贵族，享受各种物质利益理所应当，而他们手中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紧密相连，权力过大，运作程序又不够透明，仅靠道德的力量不能完全约束住贪婪的欲望，必然产生贪腐症。一位贪官的宣言道破了这种思维的本质：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其次，一些权力的谋求者在官阶上攀爬，由于权力是“人民给的”这句话还没有制度保证，权力资源来自上级，而权力又能带来数不清的好处，上司给予权力是一种恩赏，报答的方法为投其所好，一般不离钱财二字。钱从何来？只能贪污。上述两种人实际上是一种人，掌握权力者同时又会谋求更大的权力。在这种博弈中，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不断转换，公共权力变成谋私工具，必然催生贪腐症。第三，老百姓在唯上思维的支配下，对这种侵害他们利益的司空见惯的行为不是表示愤怒，而在无奈中表现出一种宽容甚至羡慕的心态。有些人即使反腐败，也不是因其侵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依法反对，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
（四）轻贱价值，漠视生命。其一，缺少尊严意识，一极是官员以势压人，妄自尊大，最终失去人民的尊敬；另一极是小民长期不被尊重，久而久之，自己也不尊重自己。有些人本来工作干得十分出色，却说自己是在“混”日子。有人把自己比做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是“小小的我”。其二，缺乏主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少人不讲卫生，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爱护甚至破坏公物，进行鲁迅先生所谓“奴才式的破坏”。他们互不服气，互不信任，缺乏诚信，甚至相互欺压。其三，漠视生命。有些官员视百姓生命如草芥，灾难频繁，引不起痛彻的反思。百姓之间也缺少基本的生命关怀，为一点小小的摩擦而吵架时，也会出“打死你”、“整死你”等粗言恶语，骂者痛快淋漓，听者毛骨悚然。有人明知其行为危及他人性命而没有良心上的犯罪感：间接者如偷盗马路上的井盖，制造“甲醇白酒”；直接者把孕妇挡在路边，把病人挡在收费站，导致病人死亡。对他人之死表现出令人无法理解的麻木。
三、唯上思维的危害
（一）扰乱市场经济。第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与特权格格不入，在经济领域搞特权，只能破坏市场经济。有些政府和部门利用权力干预经济，或招投标不透明，或硬上条子工程面子工程，或利用行业管理权强行摊派，产生安全隐患或巨大浪费，产生豆渣工程。对国民经济有很大的破坏性。第二，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合同关系的基础是地位平等，一些地方政府与人订合同，往往自己不遵守。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江必新说：从全球范围看，行政诉讼案件的原告胜诉率一般不超过10%，而中国达到40%。长此以往，将会影响契约体系的建立。第三，市场经济是公平经济。工商业发展需要的公平的竞争环境，必定与特权不相容。因为特权、腐败一定带来暴利，这个暴利一定是以损害其它人、其它方面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的。暴利集团的存在，必然使社会的中间阶层发育不良，扼杀一大批有足够能力的消费者，缺少了必要的消费衔接层次，制约工商业的发展空间，破坏工商业的健康发展。
（二）破坏依法治国。以法治国的核心要求是平等，而唯上思维与之根本背离。唯上便不会法律至上，便不能敬畏法律，就很难做到自觉遵守法律，而是把法律当武器当工具，使之弹性化实用化。这样，法律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和意志，其他人则意味着被剥夺和镇压，这将导致以下消极后果：当权者产生法律是“管别人”的观念，将蔑视法律，他们只讲法的工具价值，缺乏对人的自由、发展的终极关怀；广大民众则会畏惧法律，无法对法律产生依赖感，因而不会去积极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律就失去了最强有力的社会支持。这样，会产生有法不依的现象，出了问题，不是积极依法处理，非要等领导批示，致使地方职能失效。只好由上级部门派工作组督察，大大地提高了我国的行政成本。
（三）影响干部队伍建设，破坏了社会的中枢神经。首先，现在干部制度虽然有一些改革，但干部的产生方式主要还是选拔而不是推举，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产生的干部只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所以有些在群众中声名狼藉的干部被带“病”提拔的现象屡见不鲜。高层管中层，中层管基层，环节模糊，充斥着非理性因素，没有明确的制度设计，留下买官卖官的交易市场。其次，这种方式产生的干部不容易产生独立人格。由于上司对下僚升降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为了让上司喜欢，做下属的大都会唯上是从，想方设法藏起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和性格的棱角。有些领导选拔干部全凭自己好恶，在工作中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劣币”就会驱逐“良币”，得不到优秀的领导者。第三，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世袭制也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在唯上思维的支配下，世袭现象变幻外衣，顽强地表现出来。他们易子而提，创造出“隐形世袭”的招数。靠这种方式获得权力的人深知，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并不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是视权力如同家传私器，把权力当作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恶性循环。
（四）影响民族素质。首先，影响民族的文化素质。在唯上思维公然盛行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不约而同地实行愚民政策，教育老百姓甘心为奴，这种愚民教育使得民族素质严重退化。在现代中国，唯上思维的遗毒导致有限的公帑大部分花在“上面”，其中公车消费，吃喝消费，出国考察消费数目惊人，而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少得可怜，教育投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排在非洲穷国乌干达之后。许多政府官员全然蔑视中央“三令五申”的禁令，奢糜享乐，挥霍开支，影响了党的宗旨贯彻落实。中科院《2002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对中国人综合素质评分为6.98分，而一般发达国家该项指标为25-65分，原因只有一个：教育落后。其次，导致一些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4]。而唯上思想驱使人们长期畏官畏上，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崇上媚上，唯上是从，失去批判性思考能力。所谓批判性思考能力，即通过对客观事物进行解释、分析、评估、推理、解说达到自律。 而许多人不敢提问，不敢怀疑，盲目服从，在会议上一致通过，在社会上人云亦云，在这种人成堆的地方，会出现“随大流”的各种潮流，诸如“全民下海”、“全民直销”和“全民练功”等。第三，导致人格畸变。一些人一方面蔑视掌权者，乃至痛恨或愚弄掌权者，另一方面又羡慕和竞相攀附掌权者。为了达到一己私利，不惜打小报告、写匿名信、诬告诽谤、造谣中伤、拉关系走后门、逢迎讨好……无所不用其极。上行下效，道德败坏，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顾身前，不顾身后，只要利益，不讲道德。这种人多了，就会伤害民族品格，毒化社会风气。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
[3] 李中华/主编《中国人学思想史》第251页，北京出版社 2004年出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人民出版社1975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