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秋瑾到章子怡

从秋瑾到章子怡 作者：许知远 那座深灰色、简约、方头方脑的纪念碑像是天外来客，矗立在解放北路中央，两旁车流不息，过马路的人群匆匆走过，没人有兴趣多打量它一眼。 “秋瑾烈士纪念碑”，在朝西的那面上刻着这样的七个金色大字。在下面，是密集的碑文。借着路旁的灯光、不断闪过的车灯，看得到“而轩亭口人烟稠密，往来肩摩，睹纪念碑矗立，尤足以感动群情，廉顽立懦”的句子，它的落款是蔡元培，撰写者是于佑任，那是来自一九三零的遗迹。建筑、文词、书法，都是民国时的审美了。 马路的东侧，是一块小小的广场，汉白玉雕的秋瑾神情严肃，身形挺拔的站在那里。她穿着斜扣的褂子、折皱的长裙，微微上扬着头，脑后束着发髻，她双手背在身后，端庄有余，烈性不足，身后墙上是另四个金色大字“巾帼英雄”，孙文的字。 她的目光穿越过解放路与纪念碑，是座红色的牌坊，上挂的白匾之上正是四个黑字——古轩亭口。穿过牌楼，是喧闹的、店铺林立的府南路。第一家的“名牌首饰”的商店，章子怡在橱窗的广告画上笑靥如花、明艳照人，而在府南路上的一长串广告画，则来自女子整形医院。 灯光改变了夜空的颜色，它微微发红。我想即使是后半夜，当人群散去、街道入睡，天空仍旧很难变成“乌蓝的天”吧。在写于一九一九年四月的那篇著名小说里，鲁迅用这句来开头“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出来，只剩下乌蓝的天……”也是在这个丁字路口，华老栓接过了鲜红的馒头，那块破匾上是“古□亭口”四个字，那时还是暗淡的金字。想必秋瑾的死必在鲁迅心头留下了深重的印象。否则他也不会在十二年之后，在《药》中使用了夏瑜这个名字。 前往绍兴，最初是想去看看鲁迅的故居、他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这真是迟来的拜会，直到一年前，我才发现他是那么好的作家。在漫长的时间里，他被政治所劫持，过度的、不着边际的宣传，掩盖了他的魅力。这次到了绍兴，发现他又被商业劫持了。一家又一家的咸亨酒店，一个又一个孔乙己的铜雕，茴香豆的小碟摆满了柜台，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回字的四种写法”。他的故居一扩再扩，原先的老宅变成了簇新的、连成一片的大宅，游人可以逛得更久些。旁边一片巨大的工地正在施工，那是鲁迅故居的第二期，号称咸亨新天地。它的围墙上有着这样的广告语：千年福址 百年咸亨 鲁迅故里 城市客厅。它夸耀自己有25876平方米的停车场，30000平方米的鲁迅文化酒店，还有17000平方米的商业区。老街道上是灰尘与泥水，三台吊车正在地基上工作，卡车装载着沙石进进出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 我没能参观他的故居，白天游人太多了，人们拥挤着走来走去，品着黄酒，空气了飘荡着炸臭豆腐和烦躁的味道，而夜晚时，它又大门紧闭。不去又何妨，院内那些野草早已不野了，赤练蛇的传说恐怕也早被游人惊吓走了吧。在鉴湖旁修建的“鲁镇”，像是另一种版本的世界公园。阿Q调戏尼姑的小桥，祥林嫂，衙门，假洋鬼子，镇公所，鲁迅笔下的人物与场景，在这个人造小镇上懒散地再现着。或许是怕游人们乏味，绍兴的土产店到处都是，还有汽枪射击、打沙包的游戏，甚至连越王勾践的雕像也被加了进去。这混乱与贫瘠的价值观，就像是小镇上书店里摆放的图书，围绕在几本鲁迅相关著作周围的是这样的书目：《细节成就人生》、《圈子成功书》、《股市一万点》…… “这已不是我二十年来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得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言辞了。仿佛就是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在一百元门票的鲁镇入口处是鲁迅雕像，底座上引用他在《故乡》中这一段话。 或许，故乡本就如此，而人世也是如此。鲁迅的旧居太过的拥挤，我去寻找秋瑾的遗迹。在二十年代末感慨“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在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城南和畅堂上的秋瑾故居，和胜利路上的大通学堂空空荡荡，游人寥寥。那间督办室内仍旧是白墙木桌，秋瑾的墨迹“读书击剑”被装进玻璃框内挂在墙上。好一笔刚劲的字，就像秋瑾给自己的号——“竞雄”。一九零七年七月十三日，她在这间办公室被捕时，穿着白衬衫、黑哔叽长裤和皮靴，英气十足。这一年她三十二岁，裹过小脚、作过官太太、生过两个孩子、去日本留过学、研制过炸药、办过报纸、结过社，在她朋友的记忆中，她勇敢、尚武，钟爱慷慨激昂的演说，一心要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倡导男女平等。她的性格比她的主张给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鲁迅记得她从日本归国前的欢送会上说“归国后，若有人投降满虏，吃我一刀”，然后从靴筒里抽出一把短刀，啪的一声插在演讲台上。 即使透过那些黑白照片，我还是想象不出这些革命者的模样，他们在那时遭遇的困境，和他们内心的勇气。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充满了起义、暗杀、爆炸、慷慨赴义。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像是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一样，希望用暴力来终究旧秩序。他们将个人的困境、国家的困境，都归咎于满族人的政治统治。这份或许单纯得近乎幼稚的信念，给予他们过人的力量。 很可惜，他们的人生与选择，却被抽象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从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到了绍兴，我才发现秋瑾的同乡与同志，刺杀安徽巡抚的著名的徐锡麟，原来在革命中深深的受困于他浓重的绍兴口音。当他在安庆向士兵发表演说，争取他们时，那些士兵其实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当他杀死恩铭后，跟随他的士兵，从一百多人减少到三十多人。而秋瑾，她拥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但是进行一场与政府的对抗，唤醒民众的支持，却需要更强大的组织能力。原定与杭州的起义，尚未开始就终结了，秋瑾上了断头台。 她的死引发了复杂的反应。审判秋瑾的山阴县知县李宗岳深感愧疚，上吊身亡，生前他倍受百姓爱戴。一大批官员被罢官。而那位告发秋瑾的绍兴府学务胡道南，在一九一零年被另一位革命党王金发刺杀。但是，你又很难说他只是一个腐烂、卑劣的清政府官员。给秋瑾撰写了碑文的蔡元培也同样写了《胡道南传》来悼念他，而趋向自由的《白话报》也在悼念文章中说：“胡君平生待人和善，学识丰富，遭遇惨祸，友人痛惜。” 转折期的历史充满了彼此矛盾的征兆，你难以用单一的角度去理解它。一九零五年后的中国，像是进行一场赛跑。新政所催生出来的建设性，革命的摧毁力，还有旧政权的腐烂速度，并存着，相互赛跑，看谁能获得领先。 满人的政权在一九一一年崩溃了。但是，中国却没有变得更好，对于革命的种种憧憬开始褪色。鲁迅的感受与思考，是那个纷乱和复杂年代的最好的描述。 革命者想解救民众，她的鲜血却只是他们无效的药，那些不断到来的新名词、新口号、新政体，却像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那些“光天化日、熙熙攘攘，则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一百年前的秋瑾为女人的独立而呐喊，渴望见到男女的平等社会。但如今她的雕像对面的橱窗里，街道上的整形广告上，都在暗示，“那样的女人更平等”。 买了一百块的门票，进入鲁镇，在入口处紧邻着鲁迅雕像的，是一块上写“民族魂”的石碑，红色题字来自中国前任领导人。它的意思似乎双重的，“民族魂”，需要来自权力的认可，“民族魂”也要迅速折换成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