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名到未名：李肇星感言录 （转载）

 从未名到未名：李肇星感言录 李肇星 著 青岛出版社 2008-8-1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力作。本书收录了作者从事外交工作40余年来的随想与感慨，第一次袒露了一位穿梭斡旋于世界外交风云的外交家的内心世界。

    本书共收录作者多年来撰写的随笔与杂感、书评等文章70余篇，分“说心里的话”、“读喜欢的书”、“论身边的事”、“走自己的路”四部分。其中有怀念母亲的文章，有记述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的经历，有几十年外交工作的感悟，也有对大学师长的回忆和对自己学习成长经历的记述，还有近年撰写的读书感想和笔记。同时，书中还收入了作者由工作、生活中点点滴滴小事而触发的精辟幽默的杂感。作者的文笔真挚而质朴、平易而风趣，乍看上去写的都是平常事，说的都是百姓话，但仔细想想却又蕴涵着深刻的道理，字里行间充溢着亲情、友情、祖国情和对国事、家事和天下事的牵挂。

作者简介

    李肇星，1940年10月20日生于山东。1949年～1953年 胶南瓦屋小学、王戈庄小学学习； 1953年～1959年 胶南中学、胶南一中学习； 1959年～1964年 北京大学学习； 1964年～1967年 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进修； 1967年～1968年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科员； 1968年～1970年 在山西离石、江西上高等地的干校和广州军区汕头牛田洋农场锻炼； 1970年～1977年 中国驻肯尼亚共和国大使馆职员、随员； 1977年～1983年 外交部新闻司科员、副处长； 1983年～1985年 中国驻莱索托王国大使馆一秘； 1985年～1990年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1990年～1993年 外交部部长助理； 1993年～1995年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1995年一1998年 外交部副部长； 1998年～2001年 中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1年～2003年 外交部副部长兼部党委书记； 2003年～2007年 外交部部长； 2008年～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客座教授。

目录

  说心里的话
　越活越年轻的爷爷
　送娘远行
　两位抗日女战士走了
　小平同志——我的“博导”
　严谨宽厚一心为人民
　我的德国文学史老师冯至
　我的大学音乐老师李德伦
　我的美国文学史老师叶玛茜
　我的英语语法老师许国璋
　我的词源学老师大卫·克鲁克
　我的法文老师戴高乐小姐
　我的英文写作老师周珏良
　我班火花集锦
　“301”奥运悠梦　
  读喜欢的书
　《江泽民出访纪实》序
　初读《外交十记》
　《亲历中美建交——柴泽民戎马倥偬的军旅岁月和五任大使的外交生涯》序
　《战火中的外交官——亲历北约炸馆和南联盟战史》序
　爱祖国谋和平为人民
　吴建民《外交与国际关系》序
　从国会山的英文名字说起
　在热闹中看门道
　梦的美丽和非梦的翔实
　远行的激情
　《足迹：一个外交官眼中的世界》序
　《从江心洲走出的女外交官》序
　外行闲说内行一例
　秦晓梅《非洲的回忆》序
　非洲是美丽的
　《人类诗篇》序
　历史就是性格与命运
　好一个刘德宝《绿屋铭》
　刘宝莱《锦绣世界》序
　拨开欧洲的雾
　《远行的诗情》前言
　自编《古今短诗300首》小序
　《李肇星诗集》自序
　《弹奏东西方文化的和谐乐章》序
　军爱民，本立道生
  论身边的事
　儿子三岁
　叔叔的苹果和实践的地位
　纽约北京人的闲聊
　别说所长卖国
　随手杂记
　谢谢哈尔滨的朋友
　读后好感觉
　波兰总统谈中国足球
　遐想七则
　外事小事三则
　时下文字二三事
　偶感
　富兰克林受骗的启迪
　莎士比亚旅游热
　屠格涅夫的谦虚
　狄更斯初恋失败之后
　拿破仑和书
　漫话芭蕾五百年
　答《诗刊》记者问
  走自己的路
　巴黎掠影
　东京小事
　没有汽车的威尼斯城
　非洲三国行
　有趣的动物孤儿园
　莱索托，南部非洲的“空中花园”
　红色“沙岩城”
　南瓜山歌
　白蚁、大象、犀牛
　少年英俊
　在赤道国和赤道村
　美丽的哈瓦那
　我们的祖先到过非洲
　清真之国话吃喝
　见到了女神
　访苏看记者
　访问苏联两日杂记
　莫斯科郊外夜话
　访苏六日
　中国的月亮
　日内瓦随笔

书摘精选

　  越活越年轻的爷爷

    我爱我爷爷，全庄人和方圆十里八里以内的人也都尊敬我爷爷，称他是个好老头儿。

    爷爷是个忙人，整天手不停，脚不闲：不是下地，就是给人治病。爷爷在当地虽说不是什么医术高明的医生，但不论谁摔折了脚，或谁家有个大病小症，总是来求他。他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辞。

    就是祖母有些看不惯：“多老啦，还像孩子，爱做些没关紧要的事——就像不知道自己是个庄户人……”

“怎么？！你说治病是没关紧要！”每听到祖母埋怨，爷爷就气得脖子上的筋都暴起来，脸色变得怕人。可是我不害怕，爷爷一生完气，就会用他那粗糙的大手抚摩着我的头，轻轻地自个儿唠叨：“在如今，给别人做点事还能多了！初儿，你说是不是？”

    我知道，这是爷爷的心里话。实际上，爷爷是孜孜不倦地关心着别人。

    有一次，爷爷耕地去了。一副担架偏偏在这时候抬到我家门口。担架上躺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他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嘴里轻轻地呻吟着。抬担架的两个大人听我爷爷不在家，就慌了。那个穿灰衣服的高个子，焦躁地望着孩子，不知如何才好。

    看着这情景，祖母无可奈何地说：“唉，你们快上屋歇脚吧，等会儿……”

    “不，奶奶，我去找吧，我知道爷爷在地里。”我明白，按着祖母的话去做，爷爷回来又要发脾气的，他又会说：“怎么不赶快来找我？”我放下手里的书，一溜烟跑了出去。

    我常给爷爷送这种信，所以爷爷一见我急促地跑到地里，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停下牲口，从怀里掏出手巾来擦了擦脸上的汗，又向旁边的王大伯交待了几句，就跟我一口气跑回家。

    “啊，大爷回来了。你看，这孩子把腿摔坏了。”高个子男人站起来，扶起躺在炕上的孩子。可是他看见爷爷大口大口地吐着气，满脸淌着汗，又不好意思地转了话：“不，你还是先喝口水，时候还早着……”

    爷爷抹了把胡子，说：“给孩子医病要紧。”说着就用手去试那孩子的腿。全屋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爷爷小心地扭动着孩子的腿。“格拉”一声，两块骨头磨响了。那孩子忍不住哭出声来。

    “好孩子，不哭——你是脱臼了，保管一个月后又能蹦能跳了。”爷爷爽朗地笑了，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显得更深了。看着那已经止住了哭的孩子，爷爷沉醉在幸福里。

    太阳偷偷地爬上头顶，三位客人恋恋不舍地告别我爷爷，回家去了。

    爷爷送他们到大门口。回家后他才感到有些累，独自坐在板凳上擦汗。忽然，他又猛地站起来，拍着脑门，说：“我真是个老糊涂，这么要紧的事都忘卜连药也没给人家……初儿快跑，赶上去告诉人家：这药做两回吃……还有，千万别要人家的钱。”爷爷匆匆地把一包药交给我。我正待走，猛地，爷爷又拉住我，说：“你讲不全，还是我自己去！”一句话没完，就夺过药来，像阵风样地冲了出去，动作那么轻捷，生人乍一看，简直看不出是个老头子。

    祖母已经拾掇好了饭，见爷爷出去，便又咕哝起来：“净是替别人想，自己连饭都顾不得吃了……唉，越活越像个年轻人。”

    我没理会祖母的话，自顾自看书，我的心却早已不在书上。我想着我那越活越年轻的爷爷……也难怪人家都喜欢他，尊敬他。

送娘远行

    娘去了，远去了，永远地去了……

    在五十多岁上失去娘，和许多人相比，我是幸福的；在五十多岁上成为没娘的孩子，痛苦更加刻骨铭心。

    山重？海深？不，都无法与半个多世纪的母子情相比。

    多少年来，经常浮现在我眼前的，是日寇入侵时娘拉着我在玉米地里逃难的情景；是娘用村边池塘里的泥巴当颜料为八路军战士染军装的情景；是娘不舍得吃一个鸡蛋，而去换一两分钱让我带着去上学的情景……

    娘是6月18日清晨在胶南医院病逝的。

    据说，娘弥留之际很平静。她不识字，没留下现代式的遗嘱，她最后的话只有三个字：“要回家。”

    是的，该回家了。

    活了八十多年，她太累，付出的爱和辛勤太多了。

    娘离去时，算来我正在加勒比岛国牙买加访问，也可能正在飞往巴西亚马逊州府玛瑙斯途中。这些年，我走过不少地方，可最爱去的还是娘所居住的那方土地；参加过不少盛大宴会，可最爱吃的还是娘给熬的米汤；听过不少豪言壮语，可最爱听的还是娘那些家常话。对经常外出的我来说，娘是伟大祖国最可爱的一部分，是我心头最敏感的一部分。可现在娘要远行了。

    送娘远行，千思万虑。至少有两件事我无法忘记，也无法原谅自己。

    大约我五六岁的时候，舅舅捉到一只画眉鸟给我玩，我爱不释手。

    可娘说：“鸟儿也会想家，放了吧！”还没等我作出反应，就把鸟儿从我手里拿走，放飞了。

    我气急败坏，大哭大闹，还用手抓娘的背，逼她赔我鸟。

    娘一向相当溺爱我，但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顺从。

    我从未得到过另一只画眉鸟。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

    1973年，在内罗毕举行的一次联合国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会议上，我猛然记起了这件事，意识到娘关于环保的一些朴素意识竟是那么可贵！
我真后晦，我没能在娘生前向她承认这一点。

    1960年，我国经历了严重的饥荒。那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也常吃不饱，饿得难受。

    我不知道家里的娘和乡亲们比我更饿，而老想着家乡靠海，总可以弄点鱼虾充饥。

    有一天，我给家里写信，要娘设法寄点咸鱼来。我很快收到了两条小鱼，泡水吃了，觉得好香。

    后来才知道，远在家乡的娘和两个妹妹吃饭时为了几片菜叶、几勺菜汤而相互谦让。

    这件事，我也未曾有勇气向娘认错。

    现在想说，晚了。

    我爱祖国，爱自己的工作，注重平等待人……这都是娘生前身体力行教导过的，这也该是些能让娘宽心的话。如今想说，也晚了。
娘已远行。她来自家乡的土地，现在又回到那里去了。

    最苦的是，已不能说再见，只能祈求娘在那深深的地下继续护佑我，滋育我。

    娘永远与我同在。
 

两位抗日女战士走了

    8月4日，岳母李华文在北京第六医院静静地去了。

    她的平静来之不易。医生们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抢救和精心治疗，她本人与死神进行了顽强拼搏。她是幸运的，享年八十九岁。她一生做了很多好事，在祖国面前是问心无愧的；她又有极大的遗憾，临终前两个星期还能说话的时候，还问我最近有什么大活动，我说8月最大的活动就是全国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也要举行纪念活动。部党委还准备给部内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包括给她发纪念章。她听了很高兴，说“太好了”。可她却在胜利纪念日到来前十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不能参加她已受到邀请的活动，也不能看一看、摸一摸她的抗日纪念章。

    在我面前，她是岳母；在历史面前，她是一位抗日老战士。

    我还有另一位钟爱的抗日老战士，我娘。她过去没名字，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我妹妹才给她起了个名字——傅英。她出生在1914年。八路军1944年解放我们家乡后，她参加了妇女救国会的工作，主要是给八路军做军鞋，帮八路军战士做饭，用池塘里的泥巴给八路军官兵染军装……她还把自己的丈夫——我大（山东管爹叫大），送去参加抗日，她则留在家里照顾老的小的。很可惜，我娘也未能活到抗日战争胜利六卜周年，她1995年在山东胶南医院去世。当时我正

    在国外访问。后来妹妹说，她生前最后一句话是“要回家”。我听后号啕大哭一场。现在想来，她说的“回家”，可能是指回归她亲历了几十年的历史，包括那段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

    在那个沉重难忘的8月4日，我又情不自禁地对妻子小梅和儿子禾禾悲怆地喊道：“又一个抗日老战士走了……”

    李华文1916年生于河北省南宫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她在冀县北内漳村参加了救亡工作。她在村里教小学，常常教学生唱爱国歌曲，讲爱国道理。她第二年就成了村里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

    她生过六个孩子，因缺医少药天折两个。上面还有公公婆婆，家庭负担繁重。除了家务劳动和忙着教书，她还负责传达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组织支前，救护负伤掉队的八路军指战员……睡觉时还要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时刻防止汉奸的暗杀破坏活动。曾有人半夜里从房子外面扔进大石头块，或用烂纸做的样子狰狞的人头，恐口吓威胁这位女党员基层干部。

    她尊重群众，严格要求自己；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冀县县委第一任妇女主任后，依然和一个普通游击队战士、劳动妇女没什么两样。

    新中国成立之前，丈夫到了西柏坡，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她还是留在村里。乡里乡亲们常常说：“她当官太太时间挺长，却没沾上官气儿。”

    1949年31日，丈夫随解放军进入北平，到市委工作。她偶尔进城探亲，穿的是河北乡下的土布衣裳。不少人劝她换件城里人的衣裳吧，她说不用，“反正衣服是伺候人的，不是人伺候衣服。土布衣裳穿惯了，舒服。”

    新中国外交部于1949年11月8日正式成立后，丈夫到了外交部，她被调到北京，任东城区房管处党支部书记。

    她作为大使夫人先后四次出国常驻，到过挪威、瑞典、赞比亚和新西兰。大使是国家元首的代表，按国际礼仪，夫人地位也相当高。在使馆里，她从不干政。每次提级，她都说其他同志更辛苦，主张先提拔别人，先改善工勤同志的生活条件。她从不计较个人的级别、待遇，而常在会上会下谈论别的同志的长处。

    1983年，这位参加革命四十五年的党员离休时，仍是副级，在外交系列里是二秘。周围的女同志说：“在我们女同志中，华文同志在国外时间最长，但却最喜欢中华民族的东西，沾染的洋气儿最少，一辈子就是从_个农村姑娘党员变成见多识广的老太太党员；从一位拿枪的女战士、拿粉笔的女教员，变成了女外交官。”

    1999年和2004年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时，她认真写思想汇报，还工工整整地给组织写信，提出帮助年轻同志成长的建议。住院前，她床头上放着的仍是党支部发的学习材料，材料里许许多多的字行下面画着重点符号。

    又一位抗日老战士走了！我愿意把泪水化为力量，多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及中日人民的友谊做点实事。这也许是对她和对所有未能活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老战士们最好的缅怀……
 

小平同志——我的“博导”

    我连学士、硕士都不是，但却觉得在一定意义上小平同志是我的“博导”。当然，也只是打个比方。

    1984年春，我奉命从驻莱索托王国使馆调回，任当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马毓真的助手，兼部发言人。这开始了我自1964年进入外交部以来最忙碌、心理负担最重的一段日子。对新的工作不熟悉，知识面不够，缺乏相关经验。这之前，我只在非洲常驻过九年，在“五七”干校、解放军农场劳动三年，并在外交学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文化部以及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解放军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做过翻译。

    为尽快熟悉工作，我经常工作到很晚，不知道什么是假日和周末。但好像真是有付出就有回报：从那时起，我开始不断有机会为小平同志工作，能经常当面聆听他对外宾的谈话，直接学习他如何为祖国交朋友，维护人民利益。

    1984年秋的一天，我第一次参加小平同志会见外宾的活动，担任会见的发言人，即负责写会见的吹风稿，然后向中外记者宣读；说得更明白点，大体相当于为国家通讯社起草新闻稿的初稿。

    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小平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同寻常的印象。说非同寻常，不是说他看上去与常人有什么不同或是架子大，而是说他对自己的事业那么充满信心，对外国朋友那么真诚、坦率，谈吐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分寸感强，对自己身边的同志又那么随和。

    记得他比外宾提早大约十分钟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叙赶忙说：“小平同志，我想把会见的有关情况向您汇报—下。”小平同志说：“不用了。”韩叙又拿出一份简报，小平同志说：“不看了。”接着就坐在那里沉思。我一时无事，便望着他，觉得他安详的神态与前额上的皱纹、微闭的双目，正慢慢凝为一体，融入时空，成为一座对人民谦恭、对邪恶仇恨的经典雕塑。

    待外宾进入会见厅，这尊“雕塑”立即活跃起来，话匣子一经打开，便滔滔不绝，引人入胜。时间不长，内容却似乎比一般人用二三倍的时间谈得还要丰富。

    我抓紧时间写我的吹风稿，我想在会见结束前成文，以便呈送小平同志审阅。这是我的前任留给我的宝贵经验。会谈结束前的六七分钟，我写好了草稿，然后紧紧盯着小平，心想千万不能让他不看、不听我的稿子就走了。我的前任们说过，等他离开后再找他就难了。不一会儿，小平同志和外宾握手告别。

    外宾走后，我顾不上初次与小平同志说话的拘谨，径直走到他面前：‘小平同志，我已写完了消息草稿，想给您念念，请您审批。”小平同志似乎很容易便听懂了我的山东普通话，微微笑了笑，摆摆手，用浓重的四川话说道：“消息稿？不用念了。责任制嘛，这是你的事。”接着又说：“感谢外交部的同志，你们工作得不错。不拉手了，再见。”没想到，第一次担任小平同志的发言人就这亲平平常常地结束了。

    消息稿经在场的外交部领导审阅后，于当天晚上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第二天被各大报章刊载。我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有时，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直到一整天没有听到什么反应，我才放了心。小平同志没有直接阅读改草稿，但从他对自己部下的部下那么放手、信任中，我得到了鼓舞，工作更努力了。看来，慢慢学，认真点儿，发言人也不是不能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