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止不住的冲突

城乡分化:泰国社会挥之不去的阴霾
作为农业大国，水稻种植是不少生活在泰国广大农村的居民的主业。但泰国大米出口业的红红火火，并没有给每一个农民带来“经济红利”。
 
泰国素有“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传统
20世纪60年代以来，泰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依托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泰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2007年，泰国人均GDP就已到达3700美元，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
泰国虽然是传统农业国，但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带有严重“重城市、轻农村”倾向，城乡在经济、政治上的差异，在上世纪中后期泰国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凸显，这表现为：以曼谷为代表的泰国城区，凭借政府的政策倾斜优势，逐步发展成为工业、商业、服务业的聚集地；而分布于泰国北部、东北部的农村地区，却由于无法获得中心城市工业化的辐射效应，而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详细]
贫富不均：60%的人口占有25%的财富
2007年，统计数据表明泰国的农村地区贫困率为12%，高出城市地区近三倍；全国8成以上的工业集中在首都曼谷及其周边，而占总人口近半数的泰国东北部、北部农村，仅拥有不足10%的工业。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泰国国内的贫富差距比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邻国都大得多。2009年，泰国国内最富有的20%人口比最穷的20%人口多挣高达14.7倍的钱，60%的人口所分得的财富仅占总额的25%。[详细]
 
惠农政策不惠农，农民无法分享经济成就

他信对农村释放的强烈友好信号，一度让他成为“草根阶层”心中的最佳代言人。

2008年12月，前总理他信的支持者试图冲进国会。2006年3月，数万农民也曾经相继涌入曼谷声援他信，前所未有地与城市中产阶级示威者形成对峙局面。
 
“惠农措施”为选票不为惠农
历史上，泰国数届政府都为农民增收出台过政策，包括承诺稳定农产品价格等重要手段。然而，出台“惠农政策”更多是为了增加政治家的政治资本，而远非为真正需要的人而设。
他信政府时期，政府的确出台了一系列振兴农村经济的“惠民措施”，如“30铢治百病”（约合人民币6元）农村医改、“每村百万铢贷款”计划等。他信大举振兴农村的姿态，为他及其政党赢得了农村的支持，也让他成为泰国首位成功连任和实现“一党执政”的“民选总理”。对此，西方媒体多次攻击称，从财政预算比例来看，泰国政府针对农村人口的政策，实际远不及对华裔城镇企业的扶持和援助。[详细]
“惠农措施”让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泰国的“惠农措施”虽然名目繁多，但结果往往是“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以在泰国农村推广的“免费教育政策”为例，贫困家庭由于无力支付政策附带的许多额外费用，因而无法真正意义上享受到免费的教育。
“粮食价格保证政策”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研究机构泰国发展研究所（TDRI）调查显示，农民只从政府的这些计划中获得40%拨款，不仅腐败在侵蚀拨款，政策的很多规定实际上也无法保障贫困者的需要。这些名义上针对贫农的优惠政策，实际上往往让富农享受到更多优惠，（因为）他们不仅能“自给自足”、还生产出了剩余的大米进行销售。即使在2008年全球大米价格飞涨之时，泰国东北部种植水稻的农民生活的平均水平，也并未得到明显提高。
“惠农措施”把6成低收入农民排除于福利之外
据《曼谷邮报》文章中披露的泰国统计局数据显示，泰国每10个劳动者中就有6人被定义为“非正式劳动者”（informal workers），而这些“非正式劳动者”不能享受养老金、没有医保、更不受失业保障。而这些人中的60%，是泰国农村地区的低收入农业工作者。自2005年到2009年间，泰国的“非正式劳动者”群体还一直稳步增长，从2千5百万大幅增加到了6千3百万。
 
政府长期替中产说话，草根靠冲突争夺话语权

在泰国东北部农村，由于当地自然条件比较差，农民们的年均收入仅几千泰铢。开发乡村旅游，可以为村民们增加一些收入。

Rajaprasong是曼谷的主要商业和酒店区，“红衫军”选在此处发起冲突，是对城市中产阶级的经济象征的控诉。
 

 
泰国农民：话语权匮乏、被政治左右的“选票工具”
对于泰国农村的政治生活现状，英国《卫报》一篇文章的评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泰国东北部地区农民）也许已吃得足够饱，但他们的经济机会、社会地位改善根本上被约束了——劣质的教育和传播官方信息的国营媒体，是他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基本途径。
泰国农民不仅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结构分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难以争取到政治话语权或经济权利，这让他们长期处于被压迫的边缘状态，这一现实让农村选民成为“选票政治”的工具。在他信政府提出“草根政策”的农村发展纲领后，不少农民即变成他信的党派的追随者。在2005年众议院选举中，在农村选民的支持下，他信的党派就一举拿下500个议席中的377席。然而，贡献了选票之后，农民从政治家处获得的，却往往是腐败和行贿的回报。
城市中产：权利兼得、垄断话语权的“精英阶层”
从威权统治时期到上世纪90年代的“多党并立”时期，泰国的军人集团、官僚集团、地方政客与城市中产阶级结成的“精英联盟”，不仅分享着城市发展红利，还始终把持着泰国政治的主导权。泰国的城市中产阶级由于紧靠权力中心、又有较高的组织性，大部分支持泰国的“保守派势力”（包括王室、军人集团、行政司法官僚、曼谷中产阶级及部分学者）。
只占总人口20%的城市中产阶层，与占人口总数80%的“草根阶层”自然有着极其不同的利益诉求。为了争取政治话语权和经济发展资源，曼谷中产阶级常通过非暴力的“街头政治”（示威游行）向政府施压。拥有多家主流媒体的泰国媒体大亨林明达、泰国国企工会领袖宋萨，都是这些城市精英的典型代表。为了达到目的，城市中产还善用人脉和资金等手段，如给示威者发放现金等；这让经济上处于劣势又缺乏组织的“草根阶层”的话语权进一步受到挤占。
 
泰国城乡对立长期存在，冲突难以停止

4月10日，泰国政府开始在曼谷多处“红衫军”示威集会点进行驱散行动，并与“红衫军”发生激烈冲突，双方一度发生交火。
 

 
城乡利益对立：冲突永远的导火索
在这一次与阿披实政府的冲突中，“红衫军”的一位成员就说道，“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他们认为，国家由特权阶层掌控，而阿披实“就是特权阶级的化身”。城乡利益的不可调和，已让曼谷成为“城市内战”集中爆发的地方，也构成泰国频发暴乱、冲突的主要诱因。
泰国长期实行“重城市、轻农村”政策，已经造成了城乡发展的鸿沟。无论是过去“红衫军”和“黄衫军”的对立、抑或现在“红衫军”与阿披实政府的对立，折射出的都是泰国农村“草根阶层”和城市“精英阶层”的对立。而这一次，“红衫军”也不过是用极端方式引起政府的关注，只要泰国政府精英主导模式没有根本改变，泰国城市的“内战”就始终是泰国政府的“梦魇”。[详细]
新兴工商阶级的介入：泰国政治光谱复杂化
泰国的政治结构正在改变，以往联盟模式正受到动摇。一方面，农民开始逐渐意识到“选票的力量”、要求政治话语权的增加；另一方面，新兴工商阶级逐渐崛起、加入到政治权利的角逐之中——在“电信大亨”他信掌权时，这一趋势达致顶峰。如今，与“保守派”结成联盟的城市中产、新兴产业利益集团与以农民为代表的“草根阶层”，都参与到泰国的政治博弈中，而他们难以调和的诉求，将长期主宰者泰国政治的生态。[详细]
 
泰国“剪不断、理还乱”的冲突，是长期的城乡经济差距及其引发的政治利益博弈所致。城乡贫富悬殊非泰国独有，但泰国政府如始终不愿意正视这道裂痕，则只能让矛盾越变越大。正如本轮冲突中一名力挺“红衫军”的农民所言，“这一次（冲突）并非关于政治本身，而是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