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牢头看到的监督失效

　　矮小、粗壮，一身敦实的腱子肉，出身山民、受过大学法律教育的周旭，因为一起冤案，2007年4月被捕，在看守所内度过漫长的11个月，后因证据不足才被释放。

　　他在看守所曾以暴力获得了牢头地位。他尤其感叹的是，外部监督力量对高墙之内的无奈与无力。3月22日，他为南方周末记者作了自述。

　　“二十四章经”遮蔽暴力“游戏”

　　周旭刚入看守所时，也像郑言水一样先经历“杀威棒”，只不过“杀威棒”换成了喝三缸水，“喝得人翻江倒胃，肚皮快撑胀了”。

　　所不同的是，每个新人进来被要求背熟“二十四章经”和“四十八条”。规定时间内记不住的，都要遭到牢头手下打手们的拳打脚踢和各种体罚“游戏”。

　　所谓“二十四章经”，是指看守所为应付外界检查要求罪犯背熟的标准答案。周旭说，看守所有时会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其他上级领导来视察，要是问到犯人，大家就必须要按照标准答案来回答，比如，问你平时吃的是什么，就要回答，“两菜一汤、有鱼有肉”之类的答案。

　　而“四十八条”则是一些看守所对内的禁止性规定，“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赌博”等等。

　　周旭说，在他的号子里，类似“躲猫猫”的游戏并不稀奇。他所掌握的常规体罚就有“骑摩托”、“开坦克”等，“蹭破皮是正常的，弄点轻伤很正常，搞不好很容易有重伤”。“在牢中，打人没关系，只要别太过分就行。”周旭说，因为一般伤都会被治愈。

　　但这样的分寸，很难把握，“在看守所里，最受欺负的犯人往往就是这样，大家天天打他”，“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下手下得太重，有时候就会出事”。但外面一般很难知道，即使有检察院等机构来查，牢中人也都以“二十四章经”这样的方式应付之。例如，一旦出人命，无论是牢头还是警官，往往要求大家统一口径，以暴病等理由应付。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一名驻监狱内的检察官证实了类似的情况。他回忆7年前，刚毕业，驻扎的监狱内因两帮罪犯火拼，一方的“大哥”被对方打得肋骨骨折而死。“我当时先蹲下去仔细摸摸死者的胸部肋骨，带我的老师一下子就把我拉住。他用脚尖踩了踩，然后说，没事了，应该是自然死亡。”他说。

　　线人和牢头的潜规则

　　周旭的前任是一名死刑犯，周旭在牢里呆了6个月后，成了资历最老的人，死刑犯在被枪毙前，把牢头的位置传给了他。

　　不服的人不少，在前牢头死去后，立即有人对新“统治者”的地位提出了挑战，最终两人选择了“单挑”，周旭一把冲上去将挑战者抱起，狠狠砸在了铺上，最终“坐稳了江山”。为了随时控制号子里发生的一切，看守所除安装摄像头外，基本都会在号子里安排一两个眼线，负责报告号子里的“政治动态”和异常情况。“线人”和牢头间的平衡亦是一门艺术。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哪个人是眼线，管教的警官叫谁出去单独谈话的次数多了，我们也都明白了。有时候警官会跟你明说，要你照顾下，有时候不说，你自己心里明白，做事不要做太过分就行。”周旭说，而相应地，只要线人平时不要强出头，牢头对于“线人”也是敬而远之，互不侵犯。

　　“线人”和牢头共同治理的潜规则，数千年后仍然悲哀地延续着。从《隋唐演义》里的程咬金，到《水浒》的牢头李逵和戴宗，到云南“躲猫猫”事件里打死李荞明的牢头，无一不隐现着这套潜规则的力量。

　　目前打破潜规则的力量实在过于无力。周旭说，解决看守所里所发生的，需要有外部力量来监督，需要彻底改革看守所。

　　(应当事人要求，隐去身份并用化名)

　　【牢头狱霸之治】看守所前所长谈治理牢头狱霸

　　南方周末记者 黄秀丽 发自北京

　　“躲猫猫”给公安的教训是，为什么不为看守所改善硬件设施？为什么不将高素质的民警派到看守所工作？为什么不给看守所增加警力？

　　引起舆论哗然的“躲猫猫”在看守警察眼里到底什么样？学界呼吁以此为契机推动羁侦分离(即羁押嫌疑人的看守所从公安局分离出去)，警方人士如何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看守所前所长接受了南方周末采访。

　　南方周末：看守所用嫌疑人管嫌疑人，这种管理方式是不是唯一的选择？

　　前所长：看守所内用疑犯管疑犯，是一种错误的方法，但又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一名新入所的疑犯，什么东西都不懂，连被子都不知道怎样叠，这些生活小节，不可能由民警去教，干警不可能直接去管那么多嫌犯。时间一长，往往监室内排了位置，谁老大，谁老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牢头。

　　有句话说“铁打的牢门，流动的犯人，不变的规矩”，如果民警管理不到位，牢头狱霸就会越来越严重。

　　南方周末：看守所民警和号长的关系相当微妙，出现嫌疑人被牢头打死，是不是因为没处理好双方的关系？

　　前所长：监室内的牢头狱霸非常复杂，也很难界定。“躲猫猫”确实是一种游戏，除此之外，还有“小猫钩鱼”、“小鸭过河”、“磨豆腐”等，这些都是带有一定暴力动作的游戏，很流行。一旦其中一人不配合，也可能会出现暴力行为，从而造成死伤的后果。这就是看守所里的现状。

　　看守所民警的责任心决定了监室内“老大”的权力，也决定了这种游戏是否会造成后果。因而加强责任心是第一位的。

　　看守所的硬件设施不足，也决定了牢头狱霸的存在。如果24小时有监控录像，老大也不敢有什么“动作”。如果每人都能发被子衣服，每天都吃得好，也不会因为生活问题而打架。

　　南方周末：“躲猫猫”事件是否意味着羁侦分离改革时机已经成熟？

　　前所长：“躲猫猫”事件发生后，我曾与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探讨这事件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孙志刚事件。

　　从法治角度看，确实是羁侦分离更有利，羁侦分开的最大好处是防止超期羁押，当然也可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刑讯逼供。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如果看守所由司法行政部门管辖，也存在很多不利。公安的警力相对较多，看守所民警的流动性就会增加。如果由司法行政部门管辖，看守人员就会出现相对固定状态。但谁都不想在看守所工作一辈子。

　　监狱与看守所有很大的不同。看守所以县而设，人事关系不便与监狱流动，这是一个涉及到人事管理权限的问题。看守所经费是县级财政保障，这又是一个财权调整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以“躲猫猫”事件来谈羁侦分开，似乎为时过早吧。

　　南方周末：作为法院尚未对其判刑的人，他就是无罪的，但他们的生存处境往往比监狱的罪犯更差。这样对他们来说是否公平？

　　前所长：在押的未决犯，其自由程度反而不如在监狱执行的罪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在好多西方国家，羁押的未决犯相对较为自由，被定罪后则处罚严格。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本点在于我国的法律体系。在我国，口供仍是证据之王。羁押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防止逃跑，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与外界隔离，便于审讯。到我国实行零口供时，情况才会发生变化。

　　南方周末：“躲猫猫”和最近的牢头狱霸打死人事件，有哪些需反省的？

　　前所长：“躲猫猫”给公安的教训是，为什么不为看守所改善硬件设施？为什么不将高素质的民警派到看守所工作？为什么不给看守所增加警力？

　　南方周末：您在看守所做过5年的所长，怎么治理牢头狱霸？

　　前所长：总的一句话，牢头狱霸难治，但完全可以治。有3个条件，一是民警的工作责任心，二是民警的工作方法，三是硬件设施要配套。我新到看守所时，牢头狱霸很厉害，也有人被打成重伤，但后来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