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贵国的陌生人

　　 五月的傍晚，日本年轻人加藤嘉一绕着西安的城墙跑了一圈又一圈，他说：“我觉得自己像个遣唐使。”
       城墙是唐代的时候修的，那时候的西安还叫做长安。城墙在六百年的夕阳里，日复一日地投射下巨大的阴影。当年的一代代遣唐使行走在淡青色的阴影里，最让他们震撼的，不仅是城市规模之大，还有一点，那就是唐代几乎所有的城市四周均有高墙护卫，这是日本没有的。长安市内有百余个坊，每个坊周围也有墙壁围着，人们都禁闭在众多的小城墙之内。这座城市虽然在丝绸之路的起点，让人感觉是个开放的国际大都市，实际上却是一个被层层城墙封闭起来的地方。这让远道来取经的日本遣唐学子，除了崇拜之外，更多了一分森严的畏惧。
      这种情感的底色大概从来没有变过。在日本，始终能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阴影。加藤嘉一说：“中国对日本来说是无法抵抗的。古代的时候，日本模仿和学习中国。而日本年轻人，从小到大，接受的各种课程里，接触最多的就是中国文化。中国在日本眼中，一直是不断在扩张在延伸的大中华帝国，那种崇拜和被吸引是骨子里的。”
      加藤嘉一把自己形容为新世纪的遣唐使，但是他来到中国，显然不是官方派来的学习的使者，驱动他的，是中国对日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难以割舍的吸引力，以及加藤嘉一天生反骨结合起来的力量。
      2003年，19岁的加藤嘉一没上大学多久，就从东京大学退学来到北京。因为大学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形容日本年轻人“是很压抑的，受到很多来自前辈的打压，只要稍微和别人不一样，就会遭到排挤”。加藤嘉一天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最大的“自我认同感”就来源于别人对他的不认同。而他在别人眼中的特殊不能被压迫，只能被放大，所以他在没有人民币、没有中文、没有朋友的三无状态下仓促来到北京，去研究中国——这个被大部分现代日本人叛逆的威严、神秘、庞大的老师。
      我们问长居中国的外国人套话的问题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是：“你想象中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从08年奥运会开始，中国举办了各种盛大的国际活动，各种国家，各种肤色的人涌入中国，在报纸和新闻中，记者反复抛出这样的问题，以至于问题的答案几乎有了定式——“中国很现代很开放很有活力。”这就像我们英文课本里，第一册里就有中国小朋友和外国人的对话：“你喜欢中国吗？你喜欢中国的什么？”“我爱中国，中国人很友善，四川菜很好吃。”
      加藤是永远不会给出这样答案的。当被问道：“你是一个中国控吗？”他愣了一下，问道：“控是什么意思。”我说：“控就是喜爱，不是一般的喜爱，而是带点偏执的喜爱。”加藤嘉一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中国控。”他的反应迅速得让人吃惊。他说：“中国有很多东西我不喜欢。”
      加藤嘉一来中国的第一天，刚出机场上了出租，就发现车厢臭臭的，司机旁若无人地抽着烟。他透过车窗看周围陌生的风景，诧异不断：“路好宽呢，不停地超车，拐弯又拐弯，这些人是怎么开车的，技巧太牛了吧，中国没有交通规则吗？那些红灯明明亮着，司机和行人都好像根本没看呢……”他还没有走到将要就读的北京大学，就被司机小宰了一笔。
      看加藤嘉一来中国之后的文章，如果说前两年还有些陌生的客套，敷衍的礼貌，还有些各打五十大板的“两国都有需要相互学习的地方”。他最近的一些文章，则越来越大胆生猛，直白地写出一些他对中国的那些“不喜欢”，那些他观察到“前现代化”的现象，小到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吵闹和混乱，地铁禁售报纸的荒唐；中到中国左派右派知识分子，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上相互攻击排挤的“愚蠢”；大到中国模式下的价值空白和思想流失。
       其实，这种批评的目光也不是新世纪的产物。早在二十世纪初，宇野哲人等四个崇拜中国文化的日本汉学家来到中国，所见所闻，并不是遣唐使带回来的辉煌壁画般的记忆，也不是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里的醉生梦死，而是被眼前“政府威力不足信，警察制度几无，盗走横行”的社会景象所震撼，他回国后写成的《中国文明记》，唏嘘不断，更是体现出现实中国和文化中国之间的落差，以及其引发的张力。
      再早到清朝咸丰年间，日本一些学者也组了团到北京旅游观光，到了北京，看到大清帝国的脏乱，垃圾堆着城墙，深受打击，回国之后要么不弄汉学，要么干脆自杀。
      如果说，这些日本汉学家批评的目光，是源于“爱之深、憾之切”的咬牙切齿，是出于“中国控”坠入深渊的般的幻灭感。那么与他们相比，加藤嘉一也许只能算“贵国的陌生人”。
      “贵国”这个词，是采访过程中我随口调侃的，这个词已经在我国年轻人中风行过很长一段时间，“贵国”指的是中国，用这个生疏，甚至有些冷漠的词语指代祖国，仿佛能制造出一段旁观的距离，一些调侃的空间。加藤嘉一听到这个词就笑了，小声说：“我喜欢‘贵国’这个词。”
      这种陌生感和距离感是加藤嘉一努力维持的，要成为所谓“间谍”很容易，要成为中国的自己人被迅速纳入所谓“大国”气场更容易，但是加藤嘉一选择了一种费力的方式，来维持他和中国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维持这种关系并不容易，尤其对频频往返于中日——这温差巨大的两国之间。加藤嘉一说：“我出生于80中期，那时候，日本经济的泡沫崩溃，我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过、看过好消息，看到的都是坏消息。这是我的前18年，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后来我来北京，看到的是膨胀的，崛起的，无序的，混乱的中国……这样的两个极端。”
       在这样的两种易燃易爆的情绪化中，加藤嘉一努力维持着自己的“第三眼”独立和理性。他来中国的第二年，就参加了2005年4月9日“抗议日本通过有争议的教科书”“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日游行。加藤嘉一潜伏在北大清华大学生的抗日队伍中，静静观察，后来把观察所得写成了一篇稿子发往日本。
      这篇稿子最终没有被登出，原因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因为太过偏激而被“和谐”，反而是因为太过中立，太过理性，与日本官方急需一些情绪化的，能降低民众燃点的论调格格不入。从那个时候开始，加藤嘉一意识到他暂时无法实现自己做一个外交家的初衷，因为他无法背叛自己独立局外的判断，而去做意识形态的代言者。
       加藤嘉一质疑了一个我们都不敢质疑的概念——“爱国”。对他来说，振臂高呼，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的人，恰恰是最功利的。
     “那你岂不是很拧巴？”我问加藤嘉一，其实我本来想问的是：“那你岂不是很委屈？”在中国，加藤嘉一总是被愤青们以“你他妈的一个日本人……”的发语谩骂；在日本，加藤却被主流学者们视为一个无药可救，再不能用的被赤化的亲华派。当加藤嘉一不断以活跃的发言试探两国底限的时候，难以逃避的，是两面受夹击的命运。
     “中国通”的加藤嘉一没听过“拧巴”这个词，我想了想，说：“拧巴就是痛苦地和自己的拉锯战。”
      对加藤嘉一来说，这种拉锯战不仅是他在两国背腹受敌的身份，更是渗透到他全方位的，也是全时刻的。一年318次采访，一年20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写给FT中文网的，也有《环球时报》的专栏），还坚持着少年时当运动员养成的每天跑15公里的习惯，一天做的事情抵过其他人一年的事情。
       这种我们看来多少有点不自然的生活，已经成了加藤嘉一的自然生物钟。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出差回来，他晚上故意把自己喝多，打算第二天上午采访的时候能慌乱一些，本我一些，常态一些，结果他仍然是早上六点钟就起床，看了一会儿书，把自己拾掇得得体前来赴约。加藤简直无奈。
      他也问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累，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既然不“控”中国，那他到底“控”的是什么，才给了他动力？他是个“牺牲控”吧。加藤嘉一是个喜欢走弯路的人，短短的距离也要选择最弯曲的路径，一定要触摸到社会最曲折、隐蔽、藏污纳垢的拐角处才罢休。他观察周围的年轻人，总觉得“他们走得弯路不够多”。这不仅仅是对一种中国青年惰性与取巧的抱怨，而且是两者生命强度的截然差距。
      他身上有着武士道的精神。日本武士道的经典《叶隐闻书》里有名言：“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死是彻底的生，以天下国家为出发点，而非目的。”而加藤嘉一说：“我不在乎自尊，自尊值多少钱？牺牲才是一种美德，我需要靠牺牲，来提醒和感觉自己是活着。”
      牺牲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从最实际的角度来说，虽然加藤嘉一不被日本某些主流知识分子认可，但是他并不在乎，他只在乎两种人的看法和意见：一个最高的决策层，另一个是白纸一样的青少年。因为只有这两者的态度不封闭不固执，永远开放和欢迎各种声音。更重要的是，只有这两者是真正改变历史的人。
       而加藤嘉一早早地就把自己定位为很多很多年之后，会被历史还原和澄清的那一类人。“比如李鸿章、孙中山……不，还是李鸿章。”是的，相对于孙中山，李鸿章受到的曲解更强也更持久。
     福克纳说：“今天的世界就是一片无奈的战场，上面对峙着无可妥协的意识形态出现的两支强大的军队。其中，只有一支是意识形态，另外一支仅仅是一种人类的信仰。”意识形态的那支大军换了一茬又一茬，在一次次更新换代中越来越强大，而另一支军队人却很少，仅仅靠着一种最本源的信任——信任诸如自由之类那些“不靠谱”的大词，而近乎悲壮的作战，加藤嘉一肯定是后一支军队的战士。虽然，他不否认多年后，他也许会从政，投奔那支强大的意识形态军队，但至少今天他仍是个牺牲控——他说，“我要放弃自尊，保护人跨越时空的、本质的、真理的东西”。　

                                         《新周刊·中国控》2010年5月15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