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越战如何影响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的变动？

1964：越战如何影响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的变动？

一、中国国内经济运行的突然转轨与我们研究的问题

从1962年起至1965年，是中国国民经济恢复调整时期。无论从理论设计还是人民心理角度看，这个时期取一种经济政治的平稳发展态最为合理。因为，大跃进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以及1959年后“反右倾”运动所带来的政治“伤害”，需要得到积极的“医治”和恢复。

事实上，计划部门的官员，甚至早在1962年就开始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恢复性质作了某种考虑。例如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1962年年底就致信毛泽东，提出发展农业应作为第一位的任务、以农业为基础来完成工业化、以及着重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等三项主张。可以看出，这一初步设想已经具备了后来的所谓“吃、穿、用计划”的雏形。1963年初，三五计划以李富春《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要点》为题正式交付中共中央讨论。《要点》认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而不应把其他的经济取向，例如国防和发展尖端军事技术作为主要的努力方向。它们最多是处于兼顾的地位，并且在总体上是收缩的。当然，当时更没有提出战备问题。中共中央同意《要点》的设想。1963年9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以“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技术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这可以看作是对三五计划的正式批准。

计划官员对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采取积极态度，概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他们认为，大跃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计划变动太快，甚至处于随心所欲的无计划状态，因而“吃了苦头”。其二，大跃进严重破坏了农业，甚至发生粮荒，几年中人民口粮竟难以为继，因此必须以吃穿用为主导方针安排计划。邓小平于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约占总耕地数的三分之一）的主张，是“吃穿用方针”的极好注脚。

应该说，这是一个实际的、比较符合社会需求的计划设想。但是，实际历史进程却并未按照大多数人的愿望发展。进入1964年，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即开始发生变动。发生变动的原因，是这时毛泽东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看法有了重大改观。他不再认为恢复性计划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意义，而强调战争危险的迫近，强调“敌人到处可来”的观点。从而，改变了社会预期的恢复性目标，将“吃、穿、用”取向变更为以战备为主的社会性动员。这项变动调动了极大的物质资源，甚至使国家的基本工业布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并进而波及到政治格局，造成了从基层到中央的全面紧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的政治经济历史上，这个变动应是影响十分重大的一次。而这个变动，至少在表面上同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以及周边紧张局势有关。

有关1964年前后中国的外部形势问题，目前通行的说法是：“（1964年时，）中国周边环境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外来军事侵略仿佛随时可能发生。1964年8月5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两个多月，美国海空军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袭击，把侵略的战火从越南南方燃烧到北方，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在北面，1964年以来的中苏边境冲突在不断恶化。在西南面，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也没有完全消除。”因此，中国的基本战略方向便不能不向战备倾斜。

从简单因果关系看，这个阐释似乎具有合理性。因为，在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相当严重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在同美、苏两个大国的关系方面，矛盾日益深刻、激烈，几乎丧失了调和余地。美国决策者顽固实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遏制政策，在东南亚的丛林中，卷入越来越深。而中国奉行的“反帝、反修”的“革命”外交路线，也使得同美、苏矛盾愈加突出。在某种意义上，越战和周边的紧张局势，可以看作是这种矛盾突出化的反应。也就是说，至六十年代中期，中国正面对着外部众多的“敌手”。这些“敌手”无论在潜在的还是现实的意义上，都有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危害。于是，选择战争准备作为国家经济政治的着重点，就变得必要了。

但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比较难于说明事物的全部。当我们分析一个重大的国内政治经济变动的原因时，需要对更为复杂的形势作出评估。这就是说，除考虑外部威胁外，还要看到中国内部的矛盾因素，以及由外部威胁与内部矛盾交相作用所产生的紧张。六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局势相当复杂的时期。国内外的“变数”都比较大。有一点需要研究者特别加以注意，这就是，同五十年代相较，后续的十年，国内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显著，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明显加强。如果说，外部威胁是一种实际考虑，那么，意识形态因素就类似于“发酵剂”，会加重实际上的“危险感受”。这样，当我们观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变动时，两种因素都必须考虑进去，才能获得合理的历史阐释。

实际上，本研究所要考察的，是如下几种“变数”的结果：A、如果外部威胁带来的风险，大于国家突然实行经济政治“转轨”所要承担的风险，那么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战备和改变工业布局，就是合理的了；B、如果高估了外部威胁所带来的风险而迫使国家经济政治发生转轨，那么这个“转轨”的风险代价势必过高；C、如果“转轨”并不主要地来自对外部威胁的考虑，而是另外的因素，例如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等等，那么，就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历史分析。这种实证性的讨论，将会在较大程度上挑战目前的流行结论，即越战是影响六十年代中期中国自身变化的最重要原因；中国在越战上作出了“高强度”的反应；以及中国因此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冷战中占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等等。

事实是，本研究执明确看法质疑所谓的流行结论。我们并不认为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应该冒政治经济转轨的风险。而它事实上的转轨，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顾虑外部的威胁。尽管那个威胁的确存在，而且在日益增大。但它却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严重。于是，我们认为，“转轨”一定有更为复杂的背景性因素在起作用。

二、毛泽东为什么要推动国内经济政治的转轨？

有证据表明，以往对1964年中国国内战略性变化原因的研究，是很不精确性的。其主要原因，是所谓“流行观点”在研究者的意识中占了稳固地位。但是，历史逻辑本身却要讲求它的精确性：例如，北部湾事件发生于1964年的8月初，而毛泽东提出改变三五计划指导方针却至少是在两个多月以前；又如，毛泽东关于改变战略指导方针的意见，是在原有工作日程正按议定节奏的运行当中，向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人提出的，这使它带有了某种突然的性质。于是，下述问题就是研究者必须给予回答的了：毛泽东为什么要以一种突然的方式，打破正常工作计划，而用别人完全没有料到的新东西来代替原有设计呢？再如，在这种突然改变原有计划的过程中，其他因素，如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的扩大化和国内阶级斗争被越加突出出来，是否也在发生着作用？当然，更为必要的是作出解释：认定越战是促使中国政治经济变动第一位的外部因素，那么，在估价战争强度与可设想的波及范围时，是否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忧虑已经强烈到足够大，以至达到必须修正共同肯定的休养生息计划的程度？

答案要从毛泽东断然改变三五计划指导方针的原因说起。

如上文所说，毛泽东本人原本是拥护“吃穿用”计划的。他曾于1963年8月首先提出，1963年、1964年、1965年仍应作为调整的年代。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是在当时要不要继续调整的两派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向中共中央核心提出的。这表明他最初并不主张重新摆开大投资的经济战场，更没有将战争准备纳入视野。这是大跃进遭到严重失败之后人们普遍愿望的正常反映，并说明，由于物质的以及人们情绪上的原因，当时对政治经济所能做出的重大改动是非常有限的。

可是，毛泽东在不到10个月之后，即在1964年5月中共中央即将开会讨论已经酝酿成熟的三五计划之前，提出了他的“三线计划”。他在5月10日和11日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有若干重要插话，其中两点改变了汇报者原有的思路：第一，当谈到铁路交通在第三个五年内只能搞那么多时，毛泽东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第二，当谈到基础工业、交通同各方面还不适应时，毛泽东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显然，把一个“屁股”即基础工业搞上去，而其他不能太多，是同“吃穿用”取向相矛盾的。因为李富春在1963年底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刚刚代表国务院申明：“各级计划必须克服屁股坐在工业上的毛病，要首先抓农业发展计划和支援农业的计划。”而国防工业成了另一个并列的“拳头”，也非计划官员们原本之所设想。

这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证据说明，毛泽东突然改变已经基本成型的三五计划“盘子”，提出战备与三线建设的意见（这是不能违背的意见），同当时的越战战况之间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研究证明，这个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最主要的反证就是上面所说，毛有关必须实行战备和加紧三线建设的观点，在提出的时间上都早于8月5日，即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越战明显升级为全面战争这个标志点。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从5月10日、11日开始，毛泽东关于战争和预防战争的说法，呈现了越来越明确和严重的趋势，6月16日在十三陵谈话达到高峰。5月10日、11日毛泽东的说法是，不建攀枝花，“打起仗来怎么办？”“打仗，我还是寄希望于步兵。原子弹要有，搞起来也不会多，但要搞起来，搞起来吓吓人。黄色炸药和大炮很顶事，帝国主义对这个很害怕。”5月27日，同中央常委集中谈搞四川三线问题。说，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搁了时间，将来不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甚至于三、四、五几个五年计划之内，打仗还是靠常会武器，但是，为了使帝国主义在发动战争之前考虑一下，还是要有尖端的东西。6月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那么不搞攀枝花，我骑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稿费去搞。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谈到战略防御方针时，否定了原有的“北顶南放”的防御战略，指出，敌人到处可来，应处处备战，提高警惕，根据敌来势，以决定主攻、主防方向。并提出，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

可以看出，无论是就战争准备还是三线建设而言，此时毛泽东并没有专门考虑越战及越战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反之，他设想的是，敌人到处可来，应处处备战。

敌人到处可来，要处处备战的概念，表面上是说明处在一种迫近的危险中，但实质上对来敌的估计是十分模糊的，反而没有原本确定的“北顶南放”原则在战略上具有针对性了。周恩来对“三线”的定义性解释是：“除了攀枝花（位于西南川滇交界处）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互相来说又都是第一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这里对东南西北四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姑且不论现实危险是否真有那样大，仅就最低限度而言，对南部即越南方向的防范，同其他三方向是平列的。这就是说，对所谓南方已经“烧到家门口的战火”（此时还未发生北部湾事件），当时中共领导人并没有感觉到中国应该进入临战状态。由此可以判断，改变三五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提出三线备战问题，并不是有了特别急迫的战争压力，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某种不确定的危险感觉。

与其说从南方来的战争压力要大一些，不如说当时人们还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北方。在李富春5月28日所作“关于计划安排的几点意见”中，我们知道，“三五计划”中原本要新建的项目，最大的就是酒泉镜铁山钢铁厂。该项目预计到1972年至1973年完成一期投资，规模为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吨的产量（预计投资十一二个亿；已投资两个多亿）。但5月27日毛泽东同中央常委谈话后，酒泉镜铁山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李富春说：“所谓后方，一个是西南，一个是西北，现在最靠得住的还是西南。”邓小平当场做的解释是：“酒泉过去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第二线。”很明显，酒泉大后方地位的改变，是同周恩来上面关于“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的说法出于同一考虑。只是，邓在这里说酒泉所处的西北“算二线”。至于周恩来所说的“修正主义”，当然是指苏联。

自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冲突之后，中苏边境开始变得不安定起来。1962年又发生波动面更大的伊犁、塔城事件。从1960年8月至1964年10月，中苏边境地区共发生1000余次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有损于两国正常关系，而且也引起双方对历史上中俄签订之不平等条约的保留性质辩。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声明，如果苏方援引香港澳门的例子，那么是否意味着“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显然，对苏联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大俄罗斯思想传统，又极端注重边界与安全关系的国家，提出历史上的旧边界问题，在性质上要比一般的划界争论（比如从未划定）严重得多。因为它可能意味着某种重大的边界调整。特别是，当中苏意识形态争论已经达到白热化的时候，这种边界争论带有特别大的敏感性。因此，当毛泽东1964年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时再一次强调：“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赫鲁晓夫作出了强烈反应。当然，毛泽东并无意翻历史旧账，中国也不会谋求苏联的领土。按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只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让赫鲁晓夫“紧张一下”。

在毛泽东看来，“紧张”与“不紧张”之间，有着辩证的、互换的关系。有时，为了一个阶段的不紧张，往往有意去制造一定程度的紧张。在紧张达到某一限度时，释放或减缓紧张度，从而争取到所谋求的不紧张；有时，为了另外的目的，可以制造紧张，然后得到矛盾或问题焦点的转换。毛泽东常讲不怕鬼的故事，意思即在于说明：越怕鬼，鬼越来；越不怕鬼，鬼反而吓跑了。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对于毛泽东这种浸透了中国文化精义的战略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摸不到真谛。有时，他们把表面上“紧张”所隐含的意图看重了，真的被调动起来，形成面对面的紧张；而有时却又太过自信，从而忽略掉某种非常重要的信号；还有一些时候则拘泥于“末节细枝”，从而像坠于“五里雾中”，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能发现“蹬堂入室”的门径。直至很久以后，人们才认识到，毛泽东非常善于以虚实结合的谋略来调动“敌人”，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情其景就像中国两个著名的文化特征：长城与空城计（THEGREATWALLANGEMPTYFORTRESS）。需要强调的是，学者们是在远离历史现场的条件下来进行研究的，因此应该校正自己的判断，避免政治家们所难于避免的某种“迷乱”。特别是，在高度复杂的现实与政治意识形态交互发生影响的背景下面，结论更应慎重。

三、紧张与不紧张：如何判断毛泽东的真实战略意图？

尽管中苏意识形态争论在1964年激化到了最高点，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苏联有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图。边界问题的确构成了双方争执的一个热点，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意识形态争论的一个陪衬。苏共中央1964年3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竟对他们前一年11月来信中列在第一位、要求中共中央回答的边界问题，只字未提。当时中共中央对苏联内部状况的估计是：赫鲁晓夫搞工业党、农业党、大开荒，效果甚差；内部思想混乱，不满情绪增长，毛泽东甚至预测到，赫鲁晓夫在近期可能要被搞下台。因此，毛泽东认为，在中苏关系上，“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此外，中共中央核心成员对赫鲁晓夫也执这样的看法：此人欺软怕硬。我们硬一点，他不见得会怎么样。但是我们软下来，反而会吃亏。在1964年的若干次外宾会见中，尽管毛泽东向客人询问过苏联是否会打仗的问题，但内部的底线估计仍然是：“激他抛出一切法宝来”，比方说采取“集体措施”，断交，撕毁中苏同盟条约，以至出兵。但现在要大规模出兵打中国还不可能。而搞点摩擦、制造一些边境事件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做有限的军事准备是必要的，而从打核战争出发来进行战略性预防，以至对整个国民经济做适应战争的重大调整，则理由不甚充分，为时也过早了。

在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决策核心的主观认识上，对南部来敌，即美国有可能在越南所造成的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还没有达到即将发生战争的紧迫程度。1964年7月1日，刘少奇在天津部队军级干部座谈会上指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谈了军事问题，讲了敌人进攻的几种可能性。我们从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准备好，争取最好的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到帝国主义要想打的象征，但是，要做准备，要经常有敌情观念。”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显系指美国。但它否定了越南战争正在向中国迫近的可能性。刘少奇在这里使用了“有准备”和“敌情观念”两个语句，属提示性用语，并不表明事态已经具有了重大的紧迫性质。在1962年台海危机中，这类用语可能更为常见。因此可以肯定，指出帝国主义目前“还不想打”，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十三陵谈话的准确理解。向军队高级干部交代这种理解，对后者把握国际斗争的基本动态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本人的判断更具戏剧性。1964年8月13日，即北部湾事件发生后10天，毛泽东在同越南领导人黎笋分析美国是否决心越过17度线侵占越南北方时说：看来美国、越南和中国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因而赞同越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采取巧妙办法以不去惹怒美国人的决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认为：如果说，美国把苏联当作近期的主要敌人，而把中国看作是长远意义上的敌手，那么，因为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者，“‘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太久了”，这个敌人于是可以忽略。此外，从历史上看，美国从来都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因此他通常不会是世界性大战的发动者。特别是“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是十个指头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因而他很难腾出手来，同中国作战。此外，毛泽东还相信：“美国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在越南）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考虑到毛泽东在朝鲜战争和1958年台海危机中同美国直接较量所获得的经验，以及在1962年台海危机中美国转达的不支持台湾进攻大陆和不会卷入同中国的冲突的信息，他对美国不企图同中国发生战争冲突的估计是有道理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如何看待总参谋部1964年4月25日提出的关于“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在研究中理应受到高度重视。它实际是上述我们谓之“流行观点”的基本依据。

据《罗瑞卿传》记载，自1962年中国军队在沿海地区准备抗击蒋介石集团的登陆作战以来，东南方向始终比较紧张。总长罗瑞卿于1963年5月至7月实地勘测了从浙江到山东半岛的地形，并向毛泽东写出了报告。此时，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也多少使人感到了威胁。罗瑞卿于当年7月又对吉林和黑龙江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勘查。1963年10月，罗瑞卿再次衔命勘查了新疆的阿尔泰、塔城、伊宁以及喀什地区。显然，原来主要以防备美蒋进攻的“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正逐渐为“敌人处处可来”的思想所取代。总参某部的报告大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报告认为：国家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A、工业过于集中。仅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大约60％的主要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B、大城市人口多。据1962年底的统计，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25个50万至100万人口的城市；C、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附近。在敌轰炸大城市时易同时遭到破坏；D、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过小。而大型水库中，有52个位于主要交通线附近，17个位于15个重要城市附近。报告在1964年4月25日由总参作战部向副总长杨成武上呈。毛泽东与当年8月12日对报告作了简要批示。这时，距报告上呈已经近4个月，为北部湾事件发生后的第7天。这种情况似乎说明，报告本身在提出时还不具有特别的紧迫性。但在8月5日之后，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报告的指向性和意义加强了。

即使如此，我们也很难以报告来充当国家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的唯一佐证。这不仅是说，毛泽东批示的时间在他提出战略转变意见之后，而是说这种估计和预防的目标，对中国的安全对策以及机制说来，仍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敌人是谁？敌人在哪里？他们可能从哪里来？他们什么时间来？是否四面八方都可能来？没人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对来敌的估计都无法确定，那么这种紧张显然也就失去了大部的必要性。目前，学术界通常把1969年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作为中国军事战略防御的重点全部北移的标志。其时间界限应定在1969年6月20日至7月4日由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的“三北”作战会议。因为这个会议形成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纪要》。而“三北”作战《纪要》曾经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北部作战的指导性文件。要形成这样一种明确的军事敌对关系，历史至少又走过了五年。鉴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上述对越南战争的判断，我们至少还可以排除掉另一种可能，即，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的战略变动，是因为美国从越南构成的军事威胁。结论似乎是，一定的威胁是存在的，但不可能达到了临战状态，以至放弃压力还十分大的国民经济恢复，去进行全面的战争准备。

显而易见，“流行结论”还有一个重要缺陷，这就是它只循着关于战争已在迫近的单一线索进行思考，而忽略了当时国内的另一条历史主线，即被放大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对整个国家政治安全所产生的影响。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来，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实际走向是两相背离：经济继续维持调整；政治则向越加强调阶级斗争的“左”的方向发展。人们必须注意到，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被强调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时，整个国家的政治安全形势也已经达到了极其紧张的状态。此时，倒真正是“处处都有敌人”了。而不管外部的敌人还是内部的敌人，都具有推翻现有政权的可能。于是，必然加剧形势的紧张化。并且，从事实上说，在6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并行的背离状态是不可能延续长久的，政治总要“统领”经济。因而，并行是暂时的，它不能不为某种突发事件所打破。“战争迫近说”是当时最强有力的外力因素，可以充当破坏平衡的砝码。它的作用就在于，强化政治的、军事的紧张氛围，从而把并行的另一端纳入社会一元化的政治发展。

四、国际与国内的一种特殊交互作用

可以说，1962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是以一种难以挽回的能量推动国家向紧张化发展去。由于阶级斗争需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说法，获得了党内合法意义的认可，持续只有多半年除经济以外的各方面宽松调整期即实际宣告结束了。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紧接着，毛泽东有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所引起的文艺界思想政治斗争，一般被看作是“文革”发动的铺垫。因为两个批示之后，除文艺界之外，哲学界、史学界、经济学界，也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斗争。有些代表性人物，如夏衍、周扬等人，已经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批判。1964年，以斗争对象为“四不清”分子的“四清运动”在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推动下，越加蓬勃地展开。不久，“四清运动”更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对象则变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向“文革”迈进的关键性的一步。

一般说来，当战争迫近时，国家的应变措施应该是保持最大的政治稳定，同时开动经济机器，尽可能接近战争准备的完成。然而，中国六十年代中期的现象恰恰相反。没有人能按正常的逻辑解释，当北部湾事件使越战不断升级，而北方边界的军事压力也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中国内部的政治运转反而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的发生，在根本上都是人为制造的，直至引发文化大革命这样全面政治动乱的爆发。显然，这不是循着单一的战备线索去推断所能合理解答的。

据说，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毛泽东至少有三次在谈党内斗争的同时，提出要准备打仗。一次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另一次是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以1964年5月至6月的这一次最具分析意义。

1964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家中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这是毛泽东本人思想的一个重要动向。

国内反修防修是国际反修的逻辑发展。在中共中央连续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已经构筑了一个在社会主义时期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庞大思想体系，即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样，毛泽东为中国的前途与安全描绘了一幅十分可怕的图画。事实上，在这幅“可怕”图景中，掺杂了大量但却是虚幻的党内斗争因素。

人们对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认同，很大程度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公平意识遭到破坏。而这种现象的根源，在苏联则是出现了“高薪阶层”和“农村自发势力”。从结果上看，苏联的“特殊阶层，怕打仗，怕战争，要与美国肯尼迪求和妥协。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20年以后也要产生修正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成为中苏论战焦点之一的原因。

与此密切关联的，是所谓和平时期对革命者意志的消蚀。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说：和平时期必然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又碰到这种情况，党内不纯，部分组织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所以我们再不搞，再过10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

事实上，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十三陵谈话的大部分，是讲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问题。毛泽东列出了做合格接班人的若干条件。它们后来为“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援引并在随后中国政治进程中发生重大影响。而接班人问题的引出，既同整个国际反修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又与当时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出现的某些新说法有关。毛泽东认为，苏联修正主义上台，是随赫鲁晓夫骗取斯大林信任，成为接班人而出现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严重教训。同时，他还注意到，赫鲁晓夫是善于搞政变的人。他上台后搞了五次政变，一次一次把同他意见不同的人打下去。这个教训同样值得重视。基于这样的看法，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各省委要顶住。因此在十三陵谈话的开始，毛泽东即提出：“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

从这样的角度观察，则人们不难发现，军事战争准备与政治准备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

由此看来，1964年提出战争准备问题，并因此而更改按正常思路确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指导原则，有比较复杂的政治背景。它至少是国际反帝反修和国内阶级斗争所造成空前的紧张的综合性产物，而不是单纯的对国际军事压力所作出的反应。相反，由于战备问题的提出，排除了国家按正常秩序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可能性，又在更大程度上加剧了紧张。

当然，人们不能否定，越战所造成的战争压力的确存在；同样不能否定的是，在60年代，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准备也具合理性。但是应该看到，所有这些外界因素，都是可以通过某些对外行为达到一定程度的化解的。例如，对美国越战所造成的威胁，对中苏边界以及整个双边关系等等，都有寻求另一种应对的余地。而放弃缓和的努力，因外部的紧张而制造更大的内部紧张，使极为重要的国民经济调整也丧失了继续的根据，则显然是不合理的。

正如毛泽东当时即认识到的，核武器“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以防备原子战争为目的的三线工业基地，终因原子战争没有爆发而被迫改变自己的功能。事实上，有人指出，早在50至60年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已经显现出来。而我们自己却背着沉重的战争包袱，在国内的政治动乱中一直走到1976年。

有两个历史细节值得玩味。其一，进入1965年，当越战升级，中国国内抗美援越达到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却以极其冷静的态度指出：打仗有两种可能，打的起来和打不起来。对于美国人，毛泽东似乎有着特别的沟通和理解。其二，1965年，毛泽东对计划部门的“迟钝”越来越不满。他重新成立了直接对自己负责的“小计委”，来考虑“战略问题”。当然，不久之后，他更完全打碎了党和国家机构，开始了一场雄心勃勃的革命。

上述研究证明，越战对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变动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并不像人们一般设想得那样直接、强烈。至少，国内经济政治的变动是由综合和复杂的因素造成的。而在其中起决定影响的，反而应当是中国内部事物发展的逻辑或因果关系。从总体上说，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在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生变动时，往往要大于现实方面的考虑。这就是现实性的计划（哪怕是国家长期经济计划）、方针、政策，最后终为政治的、思想的甚至是战备的“意外”所打破的原因。当然，这些政治的、思想的和战备的“意外”，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冷战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过高估计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很可能是不准确的。中国的变动更多的是因为内部的原因。而在改变现存世界的过程中，它的作用却十分有限。尽管它确曾使用过比较强硬的语言，也“放过空炮”。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指出，中国总是要通过改变自身，才能影响世界。

原载：冷战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