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钢工人王百得传奇

胡铁华
○他的名字被两度更改 ○他娶泼辣能干的女记者为妻
○他在党的“十大”上的一席话，周恩来总理曾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过 ○他弃官为民，重操旧业 　　 奇特的名字被改来改去
王百得原名王白蛋，出生在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区。“白蛋”意思是又白又胖，像石头一样结实，老辈最大的希望是他长大后成为顶门立户的好庄稼汉。后来乡村的私塾先生根据谐音把他的名字改成了“王白旦”，预示他将来如旭日东升，前程似锦，字面上少了土气，多了文化味儿。
再后来，这个王白旦从农村到了城里，又从山西太原钢厂到了黑龙江的北满钢厂。30年过去，王白旦从一个年轻的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入了党，成长为技术高超的炼钢技师。不过，在某些场合，“王白旦”常常被人念成“王八蛋”。工人们好闹，不管有意还是无心，王白旦从不介意。
1969年，党的“九大”要召开了。上级把一名代表名额下到北钢，条件是有七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所以，这名代表只能从炼钢车间产生。那些造反派虽然掌权，但要么不是党员，要么不是炼钢工人，阴差阳错，王白旦被选为“九大”代表。尽管这事非同寻常，但许多人还以为开会不过是喊口号听报告，谁也没想到当时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毛主席还说过“工业以钢为纲”。这么一来，钢铁工人的代表地位就突出了，从政治需要出发，王白旦一下子成了“九大”中央委员候选人。
要当中央委员了，王白旦的名字成了问题。据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某个会议室，主持会议的周总理说了一句：“王白旦，这名字念白了不太好听啊。”众委员会心地笑了：“应该改改名，中央委员怎么能叫王八蛋。”陈伯达号称老夫子，他略加思考后说：“我给他改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次日，“九大”中央委员名单正式公布，“王白早”名列其中。
普通工人当上中央委员，又被当时炙手可热的大人物“赐”了名，顿时在寒冷的北方重镇齐齐哈尔掀起一阵热带旋风。艳羡、赞美、颂扬，一夜之间，任命书下来了，厂党委副书记的头衔落到了“王白早”头上。“王委员”、“王书记”，人们的称呼变得十分甜蜜动听。
陈伯达的问题被揭露后，有人自然提出了陈伯达为王白早改名一事。幸而周总理给解了围：“那次改名是我提议，陈伯达插手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让老工人背包袱。”据说，江青动了心思，不容置疑地说：“我再给他改个名，在原基础上再加几笔，叫王百得吧。”再次被改名，王百得很不情愿，他皱着眉头想：“怎么又给我改名，上次有总理保护，我和陈伯达没牵连上，下次再有此事，谁又能为我说话！”事情后来果然被他言中，可当时他还是要服从“中央决定”。
消息传出，王百得在人们心目中更神秘了。“这老王别看笨嘴拙舌，可在中央有根呀。”他们并不明白，王百得跟江青从来没讲过话。给人改名、起名，不过是这位第一夫人显示自己癖好和开心解闷的方式而已。　　 个人问题成了组织关注的“政治任务”
平心而论，无论是戴上中央委员的桂冠，还是被赐予书记的乌纱，都没给王百得带来多少欢乐。这一时期，他的结发妻子正在生命的尽头挣扎。一纸“肝癌晚期”的诊断书，如晴天霹雳，使他万念俱灰。十几年来，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是妻子含辛茹苦养育着四个孩子，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甚至修房扒炕也不在话下。失衡的家庭重担使本不强健的妻子过早失去了健康。想到这些，王百得心中一阵阵悔恨。
“砸锅卖铁，也要为你治病。咱们上北京，那里大夫医术高。”望着面色蜡黄、精神萎靡的妻子，王百得下了决心。他向中央办公厅请假，说明自己要陪妻子来京治疗癌症。中办负责人立即报告总理，总理非常关心这位35岁的中央委员，亲自批示：“可以来京，请北京医院派人诊治。”然而，一切已经晚了，王百得用泪水送走了并肩生活了十几年的妻子。
中年丧妻的王百得在悲痛中不能自拔，加之担心自己给工人阶级抹黑，便一次次找到有关领导请求：“我就是块炼钢的料，不会当官儿。”可领导同志一脸严肃地反问：“你是党员吧？党章说要个人服从组织。你再推辞就是政治问题了。”王百得只好服从组织安排。
当上副书记，王百得的个人问题成了组织关注的政治任务。妻子去世已三年，家务事难免要牵扯他“抓革命，促生产”的精力。于是，许多老领导、老同志都积极为他“找对象”。 　　 女记者愿意嫁给他
如果不是太能干，于淑彦绝不会36岁还待字闺中。在《牡丹江日报》社，她当记者，与男同志一样冲锋陷阵，“苦、脏、险、难、累”这几个字眼儿从来就没从她口中说出过。她写的文章有锋芒，有见地，如同她的为人，说话直来直去，心地坦诚。社教后，她调到齐齐哈尔担任印刷厂党支部书记。过于投入工作，使她耽搁了终身大事。
她在齐齐哈尔人地两生，就只好常去市妇联主任苏青家。苏大姐原系牡丹江市委宣传部长，因丈夫洪术调任嫩江地委副书记，夫妇一同来齐。这两位老革命心地善良，是于淑彦最为信赖的师长。小于的婚事迟迟未决，他们心里非常着急。
1972年夏，苏大姐夫妇把于淑彦邀到家中，第一次跟她提起王百得。于淑彦此前也知道王百得。一听苏大姐介绍说他有四个孩子，于淑彦顿时缄口不语了。她的内心矛盾让洪术识破，老书记亲切而细致地帮她分析这个人：先论人品，王百得为人正派，老实厚道；再论工作，他是炼钢技师，国家人才中的宝贝；谈到现在，他不同于造反派，没有政治野心；讲到未来，如果有一天不当官儿，仍然可凭技术吃饭。最后，老书记说：“王百得虽是工人，可他并不是大老粗。他只有高小文化，在专业知识上却不亚于一般大学生。再说他有责任感，懂得关心人，从他对前妻的态度上，就可知道他人品不错。”
老书记夫妇的话入情入理，终于打动了于淑彦的心。
第一次相亲，是在王百得的家。一进门，这个中央委员、全国重点特殊钢厂党委副书记的家境便使于淑彦揪心：空荡荡的两间屋，只有一个破衣柜，一对旧箱子，一张歪歪扭扭的饭桌。王百得披着工作服，正十分专注地听广播。给于淑彦的第一印象是，他既有工人的直爽又像孩子一样腼腆，一开口便诚实地坦白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个人条件不好，我是工人，你是文人，恐怕没什么共同语言；我经济负担重，虽然每月工资100多元，但要养活两位老人和四个孩子，眼下还欠着为孩子妈治病借的1700元债；更重要的一点，我虽然现在是中央委员、厂党委副书记，但这是形势和政治的需要，你不可能借到什么光，有一天解任了，我还是工人。总之，你要想好，将来别吃后悔药。”
于淑彦感到委屈，又有些不满：“我不是奔中央委员来的，只要人品合乎我的心，你是工人我不挑，你家境差我不嫌。”
王百得的确没料到面前这位女子能说出这番话。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人吗？
1972年9月23日他们结合了。过了四五天，王百得去参加“十大”预备会，他们的蜜月就这么过去了。
在党的“十大”上，王百得主动提出请求，鉴于黑龙江省两名中央委员（王进喜、王百得）均是群众代表，从对工作有利出发，自己不再作为本届中央委员人选，请求中央将这一名额留给省委书记。他真诚朴实、毫无私心的发言赢得东北组一片掌声。周总理将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很受感动，认真研究后决定，尊重王百得的请求。在这次大会上，王百得降了一格，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面对外界种种猜测，他的内心很坦然。
婚后，于淑彦主动要求调到钢厂所在的工业区——富拉尔基，以便更好地照顾丈夫和孩子们。经她精心料理，王百得穿戴整洁了，孩子们的面色红润了。街坊们说，自打于淑彦过门，他们家像个家，人像个人了。日子如此这般过了四年，王百得调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一家人搬到了市委家属院。不久，响应毛主席号召，王百得带头将两个大些的子女送去“上山下乡”。
王百得调到市委后，于淑彦回到新闻战线，到市电视台工作。 　　 用劳动的汗水洗刷“文革”给他蒙上的污垢
王百得被陈、江两改其名的传闻，在这个城市早已家喻户晓。1978年，他被列为“揭批查”的重点对象，停职反省，甚至被关进“学习班”，一度失去人身自由。不过，审查人员将王百得成为“领导干部”后的所有电文、信函查了个底朝天，也看不出他与林、江有什么“特殊关系”。王百得积极配合组织审查，可他自己怎么也解释不清“为什么江青给你改名字”这个问题。这时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王百得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也有人动员于淑彦跟王百得划清界限，于淑彦不为所动：“他是啥人我最清楚。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家老王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正确解决的。”她冲破阻力一次次到“学习班”探望，给丈夫送去好酒好菜，更送去精神上的温暖和支持。饱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们夫妻二人相扶相勉：“失官不失德。”
然而，命运又与王百得夫妻开起了玩笑：失官的考验刚过去，复官的诱惑又来临。经过审查，中共黑龙江省委终于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做安排。”本着对干部负责的精神，有关部门为王百得的职务做了几种安排供他选择：或另任新职，或易地做官。
面对美好的前景，王百得却向领导表明了自己相反的愿望：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当一名炼钢工人。一石激起千重浪，“文革”后变得“务实”的市委机关干部们大惑不解，乃至平日熟知丈夫为人的于淑彦也一反往日的夫唱妇随，态度坚决地唱了“反调”：“老王啊，你我都是奔五十的人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不是舍不得你的官儿，而是担心你的身体，炼钢的活儿苦、脏、累、险占全了，你一把老骨头能顶住？”王百得用他的理由开导老伴儿：“天底下，只有你最理解我。我本是块炼钢的材料，“文革”荒废了我十年，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如今所剩时间不多了，我也没什么奢望，只想多炼几炉钢，为国家做点实打实的事，让人们真正认识我的为人。”望着丈夫坚毅的面庞，于淑彦知道再劝也不起作用了。与丈夫共同从患难中走过的于淑彦，理解金色的炉台是丈夫生命的舞台，重视政治声誉的他要用劳动的汗水洗刷“文革”给他蒙上的污垢，用对社会的创造和奉献体味人生的快慰，用自投炼狱般的锻造以正世人的评说。十年来丈夫心中还有一个不解的情结：九届一中全会上，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炼钢工人王百得，毛主席握着王百得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你是代表工人阶级的。”这句话从此在丈夫心里扎了根，成为他生活的宗旨。
1982年，王百得回到了北钢平炉分厂护炉组。
为了炉上有事招呼方便，年过五旬的王百得吃住在厂区宿舍，一干就是13年，直至1995年退休。这期间，他的爱女和长子相继因尿毒症和胃癌病故，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两度在这个家庭上演。
时至今日，王百得的名字，仍能引起知情者太多太多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