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尔滨幸存下来

〔德〕赫尔穆特•斯特恩 著 李士勋 译
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赫尔穆特·斯特恩是犹太人，二战时期随父母流亡在哈尔滨。该文讲述了居住在被称为“远东的巴黎”哈尔滨内的俄国人、犹太人、中国人等等的生活状况和情景……

我们乘一艘日本的“Ｈｏｔｅｎ　Ｍａｒｕ”号轮船经过中国海到达满洲里的港口大连。从那里坐火车北上。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到达哈尔滨，犹太人团体的一位先生到车站接我们。他看到我们的衣着分外震惊——我还一直穿着短裤。那里的温度低于零下20度。我们必须在候车室等候，直到他给我们拿来一些衣服。他用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犹太人团体的驻地，那里有热饭招待饥饿的人们。
也就是说，那是我们的“中国时期”的开始，对此，我们当然不能想像那个时期会持续十一年。因为直到日美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还希望离开中国，能继续漫游到美国或者巴勒斯坦去。我们在德国就提出来的申请仍然有效。可是，那些希望由于美国和英国当局丝毫没有松动的移民政策而破灭了。因此，哈尔滨就成了我们“长时期的故乡”。
哈尔滨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城市。她作为经过西伯利亚过境火车的枢纽出现于19世纪末叶。
俄国的铁路铺到那里，所以那里的房子大都是按照俄罗斯风格建筑的。哈尔滨有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于是许多中国人便从南方蜂拥而至，从山东省来的人特别多。他们成了这里的铁路工人，在那里干最沉重的工作。于是，在那里就出现了一个哈尔滨的中国人居住区，我们的“中国城”。相反，俄国人和欧洲人则聚居在松花江边他们的道外市区。那两个“城市”很快地连在一起，成为一座大城市。俄国流亡者建立起漂亮的大教堂给这个城市打下自己的印记。
在臭名昭著的阿塔曼·塞姆尤诺夫的命令下，白军为逃避红军的追击而向安全的满洲里撤退。他们带着一支几千人的逃亡者队伍，那些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普通的帝俄时代的农民到高等贵族的家属，甚至有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
加入那一群流亡者的不仅有俄罗斯人，还有沙俄帝国时期各个少数民族的人，此外，也有欧洲几乎所有民族的人，这样一来，20年代的哈尔滨就变成了一个带有国际色彩的俄罗斯城市——而且是在中国的大地上!虽然那些流亡者原来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待在中国，而是要去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或者法国，可是，他们都先在这里扎了下来。因为这里的生活很便宜，至少在这里的生存前景短期内是令人乐观的。那是一种强烈的准备出发的气氛。“黄金的20年代”在这里开始了。哈尔滨很快成为“远东的巴黎”——对许多过境的流亡者来说，这里却变成了一个永久居留地。
通过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和外国的贸易繁荣了起来。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在哈尔滨开设了领事馆。连美国也设立了代表处。那时候不必缴税。满洲有丰富的资源：煤和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是皮货。于是，百货大楼、夜总会、旅馆，一切都以欧洲的风格出现了。此外，也出现了许多文化设施，剧院、学校和音乐厅等等。
随着白军进入满洲，犹太人也接踵而至。他们来自俄国的大城市莫斯科、敖德萨、圣彼得堡。他们是文化、商业生活和卫生设施的主要参与者。犹太人的医院是远东最好的医院之一。1931年，日本人侵入满洲，1933年以后，他们把从德国和奥地利逃亡的犹太人接到哈尔滨。同时，音乐家们也来到这个地方，我的小提琴老师，弗拉吉米尔·大卫朵维奇·特拉赫藤贝格，他原来是圣彼得堡玛里金斯基剧院的首席小提琴，在哈尔滨和别人共同建立了哈尔滨交响乐团和音乐学院。许多著名的音乐家、艺术家和歌唱家在20年代都访问过这座城市。连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菲尧多·沙雅斌也在哈尔滨生活了一段时间。亚沙·黑菲茨也曾经客居那个地方——当然，那都是我们到那里很久以前的事情。
除了我们这些流亡者之外，30年代末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还有另外一些德国人。他们大都是一些生活优裕的商人。然后才是从德国“进口的”说客，纳粹称之为“第五纵队”。他们的任务就是游说日本人迫害犹太人。然而，日本人拒绝服从纳粹的这一要求。
那里也有一个德国的领事馆。我们的带着大写的“J”字母的护照仍然有效。我们到达以后还到“我们的”领事馆报了到。我们不仅受到当时的总领事舒尔茨和其他领事部官员的亲发切接待，甚至还得到了一些生活用品，应激参加了一些活动。可是，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德国发来了指示，必须立即剥夺我们的国籍。我们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遗憾地——被请求交出护照。我们没有照办。
那个城市实际上被分成两部分。中国大众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主要发生在他们的市区“中国城”里。大多数欧洲人却生活在俄国人的市区里。街道除了俄文之外也有中国名称。然而，整个城市的行政机构是中国的。在日本占领时期，也就是从1932年到1945年，当然他们执行的是占领者的命令。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那个城市的政府官员被看做卖国贼立刻被逮捕并受到相应的惩罚。
中国人提供各种服务。他们干的活主要是充当厨子和仆役、奶妈和街头小商贩。当然他们当中也有生活优裕的人，有很富有商人。在俄国人和欧洲人市区与中国人市区之间的社会联系带有完全的经济色彩。欧洲人、特别是俄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始终带有某种殖民主义者的傲慢印记。例如他们要求中国人掌握俄语，而不是自己努力去学习中文。在十分宽容的情况下，中国人很快地学会了俄语，还有其他欧洲主人的语言。于是，我所经历的就是，例如我们房东的厨子就说得一口流利的稍微带柏林口音的犹太语，有时候，中国翻译像我们一样用柏林方言讲德国的文学。
从日本占领时期起，满洲就被称之为“满洲帝国”。日本恩赐的皇帝，这期间由于贝尔托鲁奇的电影而闻名世界的溥仪，末代皇帝，在新京即现在的长春登基。但是，真正的统治者却是日本人。他们骑着马在城里耀武扬威，谁要是引起他们不高兴，谁就要倒霉。军队的野蛮是人人皆知的。为了他们的“没有空间的民族”政策，满洲就成了日本移民占领的目标。日本吞并满洲并不仅仅是为了那里的地下宝藏。
哈尔滨当时非常贫穷，不仅中国人如此，欧洲人当如此。贫穷因寒冷而更加严重。因此就产生了一些政治问题：“白”(在政治的意义上)俄的部分，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物，即“流亡者办公室”，深深地打上反犹主义的印记。令我们特别吃惊的是他们有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法西斯党，其领导人是康斯坦丁·洛迦叶夫斯基，他也使用德语词汇，自称“元首”。在一次记者采访时，他说道：“阿道尔夫·希特勒在德国是什么，我在哈尔滨就是什么。”虽然他们和日本占领者密切合作，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但是，他们在日本人那里并不受欢迎，而且被日本人瞧不起。我们当然非常害怕，因为他们首先是激烈的反犹主义者。
“流亡者办公室”由一个准军事小组组成，后来合法化了，变成了一个日本人的军事部门。他们的制服和纳粹的制服相似。德国派来了特使，那个小组的人和他们相会，商量如何对犹太人采取行动。哈尔滨的犹太人，从人数看相当强大，可也没有无动于衷。主要是他们当中的年轻人也组成了一个小组，叫做“贝塔”，即“特卢佩道同盟”。那就是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当中的修正主义者。他们的制服也是棕色的，还有背带。他们用棍棒武装起来，在大街上行进，唱着他们的歌。他们一旦和俄国人碰上，就是一场殴斗。
可是，我感到不仅受到反犹主义者的威胁，有时候我也被日本青年殴打，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俄国人。我被中国的孩子们当作“大鼻子”辱骂，那是对俄国人之外的所有白种人的骂人话，对俄国人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老毛子”。此外，我还被犹太人的孩子看做是德国人嘲弄。我学会了为一些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而挨揍。我不得不学习随机应变。于是，我在俄国人中间就变成俄国人，也学会了适应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秉性，因此而被他们接受。也就是说，我过着多重性的生活：在家里，我是德国人——我有一个家庭教育师，他认为德国文学很有价值——在外面，我就是俄国人、中国人或日本人。
哈尔滨有两个犹太人教堂。新的犹太教堂对面就是犹太人之家。那里有犹太人传统的死面面包房，提供午饭。那里每年庆祝一次犹太人纪年的复活节，那里还有老人院和“神圣团体”组织。这些设施主要涉及一些礼仪方面的问题并安排葬礼。
起初，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同样来自柏林的医生曹德凡博士家的一个房间里。后来，我们搬到西门瑙家。这个家庭的父亲娄塔尔在乐队里吹萨克斯管，他们在柏林的乐队曾经计划一同离境。在哈尔滨，他们在“嘉布里努斯酒吧”演奏。他会演奏十五种乐器，而且还在不断地学习新的。他们家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彼得，玛尔高特和尤蒂特。我们都住在一起，气氛吵闹而又快乐。彼得·西门瑙后来成了以色列爱乐乐团的单簧管演奏者，被伦纳德·伯恩斯伯接到纽约爱乐乐团，直到今天，他仍然在那里工作。
因为犹太人团体的经济支持，我们后来才能自己租得起一套房子。那套房子在一个总共十五个家庭的小院里，大家进出都是通过一个大门。我们的房子在最后，两层，下面是客厅、厨房和浴室，上面是两间卧室和一间我住的很小的房间——里面刚好放一张小床和一个小桌子，还有一个厕所。此外，那套房子还有地下室。可惜，那个地下室是整个院子里住家的共同冰窖。那时候，人们当然还不知道什么冰箱。居民们在那里储藏初春从冰冻的河里凿来的冰，存在这里，以便存放自己的食品。这样一来，我们家的地板当然总是很冷，我们下面的房间永远不会暖和。
我们家当然没有钱，但是比以前好多了。我父亲开始给人家上课，我母亲果然在现代剧院里找到一份工作，最后甚至得到了一份真正固定的工作合同。她给舞台表演者伴奏。有时候，那里每天演出两场电影。因此我们在那里看了所有的新老德国电影，那些电影我们在德国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我们是犹太人，电影院和剧院都不允许我们入场。
我开始进俄国犹太人的塔尔穆特托拉学校。这个名字听起来比实际上更像东正教的学校，它当然不会像我在柏林的学校那样自由。校长和老师都很亲切。就是在这里，也有日本人监视。在我们学校里，监视我们的是教日文的女教员。她是实际上的学校主人。如果我们学得不好或者行为不得体，那就可能受到威胁，全家配给的糖就可能被扣掉。那时候的食品都是凭票供应的。
对我来说，另一个问题是，我十岁了却必须和六岁的孩子在一个班，因为我不会俄语。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个流亡家庭的孩子，玛格丽特和苏珊·施特恩，一个来自波茨坦的眼科医生的女儿，玛丽昂和托马斯·沃尔芬斯坦，他们也是德国医生的孩子。当然我们被其他的孩子们嘲笑，并且被孤立。我父亲提出责难也没有用。孩子们在我的板凳上刻上一些辱骂的话和侮辱性的惯用语。我被骂为德国人——这是犹太人流亡者在一个犹太人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最后，我父亲把我接出学校。我们认识了本德尔先生。他是一位老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后来成了俄国俘虏。战后他留在那里并且和一个俄国女人结了婚，在革命时期加入大迁徒队伍和白军一起来到中国。他们的情况并不好，为了排遣烦恼他开始喝酒。他是一个细心而又善良的人，成了我父母亲的朋友和我的家庭教师，在他那里我学到的东西，比在一个一般的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更多些。这种私人授课只有在本德尔先生几乎不要求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我母亲为他做饭，时不时地也给他买点酒，此外，他感到在我们家很舒服。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怪诞的情况，我也像富人家的孩子一样有了一位家庭教师。
也还有一所德国学校，1945年被关闭的兴登堡小学。我们当然不能进那所小学。那个学校的教学大纲严格地按照德国的指示制定。那里飘扬着万字旗，孩子们穿着带HJ(希特勒少年团)和BDM(德国少女团)字母的制服。我们相互之间能够容忍双方是不能想象的。
只有一个例外：在我们的街角上住着富裕的德国商人谢尔一家。对他们来说，任何“雅利安人的证明”都是无效的。他们聘请我母亲做他们的美丽女儿乌尔苏拉的钢琴教师。
在哈尔滨大约生活着一百多位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流亡者，大多数是医生。他们几乎都在犹太医院里工作，也有一些人单独开私人诊所。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的情况大都非常好。可是我们的经济情况却是江河日下。1944年，我们不得不为日益增多的柴米油盐和穿衣费用而奋斗。我们忍饥挨饿、没有暖和的衣服穿，没有温暖的房屋住。我们缺少最起码的生活资料。面包是配给的。早晨总是我被派去到面包铺排队等候，用面包票买面包。当然，我的肚子总是饿得咕咕叫，而长时间站着排队，等我排到的时候，我也快冻僵了。面包热乎乎的，香气诱人。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回家的路上，我会先揪下很小很小的一点儿面包吃掉，然后，又揪下一点点儿，又一点点儿。当我到家的时候，那一块面包就几乎被我吃完了。在父母亲面前，我羞愧难当，他们也像我一样饥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