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000元悬赏抓捕抢劫杀人的“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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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000元悬赏抓捕抢劫杀人的“二王”
“二王”案
“满大街都张贴着‘二王’照片,中国人第一次看见悬赏通缉令。”1983年,从大年三十在沈阳持枪杀4人开始,全国流窜,杀人抢劫,直到中秋节被围捕。7个月零6天,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是:“二王到底到哪儿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是个谜。”“二王案”当年前线总指挥、前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文说,“因为抓到时候已经死了,没人能说清,他们到底去过哪些地方,哪些案子是他们干的。” 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起恶性暴力犯罪,王宗和王宗玮,这对来自沈阳一个教师家庭的两兄弟,面对的是当时相对纯净的治安环境和薄弱的刑事侦查力量,“悬赏通缉、特警、巡警、道路检查点和‘
“有一个武警战士叫吴增兴,牺牲了。其实事后调查,王宗根本不会开枪,也没打死过人,他只放了一枪,而吴增兴身上有5个弹孔。”
活捉王宗玮:一条狗和一个驯犬员
5万人的搜山进行到第4天,谢竹生带着警犬卫南时不时需要停下来休息。同来的另13条警犬第一天就已经全部累趴下了, 12条被人背下了山,1条脱水死亡。“
4天里不断接到情况,谢竹生带着卫南和王宗玮的一只鞋,来到每一个可疑地点。“但是卫南一直没反应,领导都问我,能不能确保‘二王’进山?”谢竹生说,“是山民们立功心切,我的卫南是中国最好的警犬。”用50年代苏联送的东德母警犬,和1980年刚从西德进口的公警犬配种,“中国要培养第一批自己的警犬”。江西广昌地区宁都县公安局刑侦科的谢竹生接了这个任务,“生了9条小犬,8条一个月大就死了,只剩下了卫南”。
是卫南第一个发现了“二王”。“
到下午16点多,谢竹生的前方突然响了一枪。“刹那间,整个现场没有一丝动静。”停顿了几秒钟,谢竹生大喊一声“是二王!”这时山上山下的枪全响了,“我带着卫南就往里冲!”他先松开了卫南的牵引带。“跑着,我左上方就出现了战士甘,他中枪了,再往前还是战士郑,我问他 ‘二王’呢?他说跑了,往山下走了!”“几步就看见王宗玮正要抓着一根毛竹往下跳,我离他只有几米,卫南的训练是‘动哪咬哪’,它一下子就扑上去咬住了王宗玮抓毛竹的左手。”王宗玮右手拿着枪,“我猛地抱住了他”。两个人带一条狗,一起往山下滚去。“他
“我扳过他的左肩死死卡在地上,一看,都是血。子弹从左肩贯穿从左下颚打出,不是致命伤。”卫南还死死咬住王宗玮的左手,“我说:你老实点!他说:我是好人。”谢竹生现在想起来还要冷笑,他回问:“你还是好人哪?”谢竹生在王宗玮口袋里搜出20多发子弹,1把匕首,“脚上绑了个救命包,有1万块钱和他美国姑父的地址”。谢竹生和卫南一路把王宗玮拖下了山,“又来了3个战士,一起拖”。把王宗玮拉到路边上,一直坐镇的江西省公安厅杨厅长也来了:“抓到哪一个?”谢竹生说:“个子很高,可能是王宗玮。”大家一翻他的嘴:“两边都是假牙,是王宗玮!”杨厅长大声指示:“马上汇报!我们已经活捉了王宗玮!活的!”谢竹生到现在都记得躺在地上的王宗玮的眼神,“那应该就叫凶残吧!他谁都看,但一句话不说”。
“有很多人上来围观,杨厅长说‘坚守岗位,还有一个王宗’。”哥哥王宗只有
“武警战士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孩子,当时情绪特别激动,开始打王宗玮。”谢竹生此后的叙述在24年后变得异常珍贵,因为所有当时报道都说“‘二王’被当场击毙”。谢竹生完全理解战士们的情绪,“那么多人4天在深山老林里摸索。‘二王’多坏啊!”大家都处于兴奋期,“胜利了!”的欢呼响彻山谷。“要是派我们公安民警,而不是武警战士,我想就不会出这样的事,那是案件现场,不是战场,但战士们没有区分。”
“一号”追缉令:刘文和刑侦队伍的组建
“我们的基础工作薄弱,队伍素质差,才被‘二王’ 逼出了悬赏通缉令。”
“二王”案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投入之大,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对‘二王’的活动做出准确判断。沈阳连杀4人后,能够肯定的是‘二王’的4次露头,从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上开枪,湖南衡阳打死1人,湖北岱山、武汉打死4人,安徽淮阴抢劫 2.1万元,一直到江西广昌被击毙。”刘文说,“而且都是因为打了遭遇战。我们的人开了3枪,一枪没中,还被人家给打死了。”“二王”案结束以后,刘文说自己情绪完全提不起来,“7个月才破案,应该吸取教训!有什么英雄可言?”同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第一次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指示。
2月至4月,公安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5月,悬赏2000元的通缉令一夜间贴满了大街小巷。刘文至今还保存着这张发黄的通缉令。除了“二王”的相貌特征,背面还印着“只许张贴,不准广播登报”。“当时害怕影响不好,通缉令也来不及让各地去印,只好我们印好,派飞机运往全国各地。”新中国成立后从没悬过赏,刘文曾仔细研究了香港、台湾地区,清朝和民国时代的“悬赏通缉”。“我当时对领导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不该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专利。”刘文笑着说,现在悬赏50万元的多了。当时送到,批示“同意”,但是奖金从5000元”改为了“最高2000元”。
此后刘文背着一台十几斤重的电话,跑遍了广东、安徽、江苏、湖北、河南、陕西和河北。“那个电话是最高级的了,瑞典的。还带着个电台。”因为还没有专车,刘文去很多发现线索的边远地区都要坐公共汽车。“当地的公安局给我们开个证明,说有两个警察同志要坐车,麻烦保留两个座位。”刘文还特地买了100件防弹背心,“200块钱一件,到一个地方只发一件”。刘文说到自己走过的每一处,都会激动地站起来讲,“我们在广东白云山也是围堵了,武汉还调动了军用直升机,还是没逮到”。80年代公安的装备也很落后,没有110报警电话、巡警、特警和检查点。“连传真机也是为了‘二王’买的,好赶紧把照片传往全国。”只有公安部有自己的特警队,“特警队当时的待遇和空军一样,要吃空军灶”。因为江苏等地警力不足,民警的枪法不准,刘文被特批可以带10名特警前往协助。“我专门找了人,给他们做饭,每顿都有肉,还有巧克力和水果。特警们看到我吃普通灶很不好意思,招呼我一起吃,我说自己带着粮票哪。”
当时全国各地都出现线索,“每天都有电话来说,‘一高一矮又来了’,搞得上上下下都紧张,但经查证,都是假的。特别是出现了很多‘假二王’,冒充‘二王’到处作案,我在大连围堵了半天,抓到了一高一矮,他们还‘承认’自己是二王呢!”特别是悬赏通缉令发布后,提供线索就可以奖励1000元,查实的奖励2000元。刘文说,“和现在动辄50万元悬赏捉拿在逃犯可不一样,有人说公安无能,拿钱买人民的自尊,也有人说这样省警力、省经费”。
关键还是当时公安办案的方法太落后。“我们还习惯于,先侦查现场,再找出证据,再追捕犯人。”但通缉令带来的问题是,刘文说,“等我们找到证人要描述人家的长相,人家早回家拿了钱和地址跑了”。除了群众路线,最有效的方针是:“我们必须迅速主动出击,设包围圈,大、中、小 3个。”江西广昌最后的围堵正是如此,“我自己当时参加了6次大围堵。此后应对暴力犯罪有了经验”。
“二王”的父母
然后,王宗玮打开卧室五斗柜的抽屉,里面放着家里来往信件和家人的手表,拿出一封美国亲戚寄给家里的信,又取起一块手表戴上。这块表是王家林的,王家林说,“我后来才发现他戴错了表,但我还是被认定为‘资助手表、帮助外逃’,给判了刑”。前后不到5分钟,兄弟俩匆匆走了,临走王宗玮还自言自语:“得全国通缉!”晚上23点,王家林和王春芳终于等来了警察,二人被带到大东公安分局,知道了儿子在医院连杀4人。“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将他们扭送公安局?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事啊?”大年初三晚上,老夫妇俩被放回家。后来王家林因包庇罪被判刑7年。
王家林在狱中一天天数过儿子活着的日子,到第216天,沈阳市公安局的人到他所在的大北监狱,“说你两个儿子由于拒捕,在南方已经被击毙了。我说:好,罪有应得”。在监狱养成习惯,王家林说话时仍把两手放在膝盖上,微驼的背也尽量挺笔直。1989年,王家林提前出狱。在劳改队的6年,他给犯人上课,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跑步,平时有空就多散步,“我是无辜的,要好好锻炼身体回去,所以身体反而比当老师时候要好”。
王春芳说,4个孩子都是姥姥带大的,“文革”时,“保皇派”和“辽沈派”就在大院里武斗,动刀动枪甚至埋地雷,正是哥俩容易学坏的年龄。王宗和王宗玮后来使用的枪就是1976年3月从沈阳大北监狱偷的,那年王宗玮才19岁。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