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儿子揭秘父亲被骗遭捕为何“消沉”十年-休闲阅读-文化纵横-搜狐社区

刚到桂林时，叶挺夫妇和岳母、连襟及孩子一大家16口，都住在由李济深安排的一家小旅馆里。当时外间都传说叶挺获得了自由，这是因为蒋介石给他了个“第四战区高参”的空衔，实际上是以此作为继续软禁叶挺的挡箭牌。

“我们始终享受着‘照顾’”，叶正明说：“旅馆隔壁就住着特务，前面马路上的一个小铺子里也有特务，父亲出门上街，那不必说特务肯定会跟着。就是连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上学时也被特务跟着，一直‘护送’到学校门口才作罢。”

高参的薪金不算少，但因战时货物奇缺，物价飞涨，加上住旅馆，16人的大家庭吃穿用，经济顿显拮据。为减少开支，靠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叶挺在七星岩一带找到了一间不算便宜的房子住下，每月纳租米二石二斗。

“当天气渐渐冷了的时候，妈妈的肚子也一天天的沉重起来，到了八月中旬，生了一个小弟弟，这是第九个了。物价的高涨与小弟弟出世，使父亲生活的负担更加重了，生活的鞭子，把我们赶到快无路可走了。但更让人心烦的是特务的骚扰，有些人总像一只多疑的狐狸，总疑心你有什么‘异动’，特务们影子般严密地注意着我们。”

叶正明给我们讲了几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些特务开始不认识叶挺，而是把他的连襟麦畅生当作了叶挺。为了挣点钱贴家用，麦畅生有时上街摆摊变卖一些家中器物，结果总有特务来找麻烦。

还有一次，捉壮丁的人来闯进叶挺家，他们不认识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人，是蒋介石亲命的高参，竟蛮横地说你应该出去当兵了。叶挺听罢一笑，说：“我想你大概应该知道我是哪一个吧？”捉壮丁的大概想起了什么，连忙堆起笑脸说：“不，不，我不知道，请原谅。”边说着就忙不迭地走了。

后来，叶挺又搬了一次家，搬到更为偏僻的观音山麓一个防空区里。新家的后面有一个不太大也不太小的石头山，前面有一大块空地。“开荒吧，我们几个孩子除了上学以外，就整天拿着锄头，消磨在屋前的荒地上。带领我们的父亲干得尤其起劲……过了几天，父亲从市场上买了十多只羊回来。从此，我们放了学回家后又多了一项工作――赶羊。”

特务们像尾巴一样马上就跟来了，在距叶挺家前五六丈的马路边的一个小铺子里，住了四个特务，隔壁也住了一个。隔壁的特务常常拿着一根拐杖，跟着孩子们上山赶羊。他常常威??孩子们说山上有蛇，叫他们不要随便上山去，如果上山去的时候，要叫他陪同一路去，因为他是很会捉蛇的。小铺子里的四个特务，则专门在叶家人上街时盯梢。

在桂林，虽然依旧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但叶挺还是能和李济深、何香凝等故交，柳亚子、千家驹等社会名流过往互谒；周恩来也可通过地下关系，与他联络；一些新四军的老部旧，也悄悄地登门造访；这都是恩施的禁锢没法比的，叶挺长久紧蹙的眉宇稍稍舒展。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也就半年左右，蒋介石获悉叶挺在桂林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的消息，极度不安起来。

叶正明对我们说：“1943年12月25日，我和家里的其他孩子放学回到家里，发现父亲房间的门是锁着的。外婆一脸忧愁的告诉我们：‘你爸爸被绑了，你妈妈现在正设法打听消息。’我预感父亲的情况不妙，眼睛渐渐地模糊了……”

第二天，有一个穿军服的人拿了一封信走进叶家，对李秀文说：“叶高参叫我来请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一道去。这里有他的亲笔信。”所谓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就是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李秀文看确系叶挺亲笔所写，就问来人：“要把他们送到哪里去？”来人说：“我不知道，这是上边的命令。不过你们的行李要尽量的带少些，坐飞机去呢。下午六点钟我们再来接他们。”

叶挺被骗遭捕的经过

“12月26日晚，我、四弟、五妹三个离开了家。就是因为父亲开列的名单，使我们三个能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他的身边。27日中午，我们乘火车赴衡阳，直到晚上11点多才下车。我们下车后，在一个宪兵特务队里见到了父亲。只隔了一天一夜，就好像隔了十年一样，父亲的面容显得分外的苍老了，额头上也显出了一条条雨后蚯蚓般的皱纹……”

叶正明继续说道：“我们在衡阳住了三天，便动身坐木炭车到宝庆，刚到宝庆的一个晚上，那个送我们（其实押解我们的）的营副叫我陪他睡，我知道他不过是怕我们逃走罢了。这一晚电灯通夜亮着，而且还有一个拿着枪的宪兵在房里通宵的看守着，如此我们过了十八夜才走到目的地――恩施。”

在恩施，叶正明才听父亲讲述了他在桂林被骗遭捕的经过：12月25日上午10点钟的样子，住在隔壁的特务走进叶家，对叶挺说：“你们的羊有一只给人家偷去了。”叶挺没想到其间有诈，便披了一件外衣，跟着特务出了后门上山。

上到半山，前面那个特务站在岩石上好像等人的样子，见叶挺跟上来就跳下岩石。这时，从四面八方的山石后面，涌出了二十多个拿手枪的特务，围住了叶挺。一个好像是领头的，就是“送”叶正明的那个营副，拿出一封信递给叶挺说：“郭副长官（即国民党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请叶高参到恩施去玩一下。”

叶挺大怒，说：“请，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请？你们是土匪吗？你们不是国民党？”“是”，一个特务说。叶挺又说：“三民主义是不是教你们当土匪的？你们懂不懂三民主义？”“不懂”，一个特务大胆说。叶挺抬起手，打了那个特务一个耳光说：“不懂三民主义，就不配做国民党。”那特务说；“你打我也没关系，这不过是上司的命令罢了。”

接着，那一批人就拥着叶挺转过山后，从另一条路下山，山下有一辆大卡车等在那里，他们把叶挺扶上车，开到宪兵第五团的团部。叶挺就是在这里，写了那封接叶正明等三个孩子跟他走的信。写完信，那批人就押着叶挺坐卡车先去了衡阳。

后来也是从父亲那里得知，父亲要他和四弟、五妹来的用心。叶挺有了一大家子在桂林度日维艰的经历，自己在离开之际带走3个孩子，可以减轻妻子的负担。他不带老大叶正大，是因为老大毕竟年长些，可给妻子打个帮手，协助照理家务。跟着自己的孩子，也许要吃些苦头，所以太小了什么都不会自理也不行，所以点了正明、华明。而扬眉，是叶挺最喜欢的孩子，叶正明说：“父亲和母亲都喜欢有个女孩子，但连生几胎都是男孩，直到第五个，才有了个女儿，姨妈说总算扬眉吐气了，五妹就叫了‘扬眉’。我们家老六也是女儿，她生下来眉毛直直的，就取名“剑眉”。父亲特别喜欢扬眉，让她跟在身边，或许能使父亲在被禁锢的沉郁中，多得到几分慰籍。”

叶挺“自动脱党”的真相

叶挺自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作为军事将领，一直处于戎马倥偬之中；而当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后，一方面要忙于生计，一方面又积极地与反蒋的各派力量联络，因此家中的孩子们看到的总是父亲忙碌的身影，却不能像普通人家的孩子那样，长时间地感受父亲的存在。

然而在恩施被软禁的日子里，叶挺一方面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方面他有意识地想给身边的孩子多一些家庭的温润和悦，这使得叶正明对父亲有了更深的印象和理解。他能经常听父亲讲一些过去的经历，而且渐渐明白了许多事理的他，还向父亲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软禁中的叶挺，对孩子的提问，一一给予了解答。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叶正明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关于叶挺的论述和评价，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和见解，他有许多话想讲，也就在于此。

叶正明对我们说：关于叶挺生平，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自动脱党”，并从这时起到抗战初期膺任新四军军长之前，有个“十年消沉”阶段。他说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和对父亲的了解，上述说法是与叶挺的真实精神风貌很不相符的。

我们分明地感到，叶正明在说到这里的时候颇动了感情。他先讲述了“脱党”的事，因为这事与广州起义直接相关，我们遂一起重温了75年前那个可歌可泣又让人扼腕的历史片段。

在广州发动起义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的。1927年的12月7日，张太雷主持中共广东省委的常委会议，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会议将起义发动日期定在12月13日，组成了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并决定由叶挺出任起义军军事总指挥。

然而，鉴于叶挺是被蒋介石通缉的要犯，从保障安全考虑，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建议不宜过早通知他。结果临起义发动的前一天，他才被匆匆召来广州。而实际上，当叶挺到达指挥部时，离起义爆发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正像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聂荣臻回忆所说：作为广州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是在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就在叶挺到达后的这几个小时里，叶挺首先与起义最高领导们碰头，由此得知中共中央对起义的正式指示，了解到起义领导班子在他到达前进行的起义准备，设定的行动方案，以及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

继而，叶挺召开了战前调查会，与参加起义的中层领导者们见了面，对起义参战力量的战备情况、武器装备，对作战目标情况的掌握，起义后各部之间的呼应，以及战场救护和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尽的了解。

在这之后，叶挺与被任命为起义军参谋长的徐光英，对原定的起义方案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明确了起义的时间，并随即对起义各部下达了作战命令：教导团、警卫团按原部署不变，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和敢死队必须在11日凌晨2点前到达预定地点，3点准时发动起义。第一联队对和敢死队攻打公安局；第二联队攻打国民党第四军军部等目标；第三联队攻打西区警察局、粤汉铁路局等目标；第四联队攻打警官讲习所等军警机关；第五联队攻打国民党省长公署等目标；第六联队兵分两路作战；第七联队为机动，随时听候调遣。

就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叶挺还了解到，对发动此次广州起义，广东省委内存在着不同意见，像军委委员聂荣臻等就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另外在调查会议上，工人代表黄亚恒再次提出了起义时机问题，指出起义力量仅数千人，虽然广州城内空虚，但外围敌军达10余万。

黄亚恒的意见引起了叶挺的高度重视，他找到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对他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倘若成功了，也不宜在广州久滞，而应将队伍带往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当地苏维埃政府会合。

叶挺的意见，当即遭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有“暴动专家”之称的诺依曼的强烈反对，他给叶挺把广州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想法，扣上了一顶“土匪主义”的大帽子。因起义在即，叶挺全副心思都在作战指挥上，就没有与其争执。

广州起义发动当天，“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但这个苏维埃政府随即陷入国民党军的围攻，形势严峻。被推选为工农红军总司令的叶挺，在苏维埃政府的军事会议上，郑重提出“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这一建议得到叶剑英、聂荣臻等懂军事的起义领导人的响应。

但叶挺深思熟虑的稳妥方案，马上就被慷慨激昂的言辞掩盖。年轻气盛的广州市委书记黄平，认为叶挺这种顾虑重重的情绪，在此紧要关头是非常要不得的。诺依曼更是激言厉辞，说此刻绝不能退却，而应“进攻进攻再进攻”！省委书记张太雷对诺依曼意见的附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政治能力无疑是相当强的，但对起义成功的渴望，对帷幄运筹的生疏，使他偏向了貌似权威且声色夸张的诺依曼。起义的悲剧结局，此刻已经注定。

许多年以后，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们在平心究诘当年失败的因由教训时，才承认叶挺的主张是正确可行的。叶剑英、聂荣臻都指出：本来在11日晚上就可以采取措施，主动将部队撤出，那么，起义将会取得很好的结果，可惜叶挺的主张得不到采纳。

彼时领导军事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在十多年后也总结说：“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叶正明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还同叶家几个孩子讲过：当年党中央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没有接受你父亲的意见，如果接受了你父亲的意见，革命很有可能还要早胜利几年。你父亲的意见是广州暴动后，部队不在广州市内消耗，而是拉到海陆丰，和彭湃一起搞根据地。那里靠海边，或许还可以接受苏联的援助。叶正明说这些话周总理在中共六大的时候也讲过，原话应该能从有关文件中找着的。

当年决策的军事会议上慷慨反驳叶挺的黄平，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检讨说：当时年轻幼稚，不懂军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他承认当年自己和诺依曼的意见是错误的，并痛心地说：“事实证明，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被采纳，可能要避免很多人的牺牲。”

让我们做点理性的推演：广州起义爆发之际，也正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初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叶挺提出把起义部队拉到海陆丰，开展农村革命战争的主张，是与毛泽东走“工农武装割据”之途的思想相通的，是外国革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正确选择，这说明叶挺此刻已具备一个革命家和军事家的才略。

周恩来：这件事应该给叶挺申冤

叶挺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干应对了广州起义的战事，又依据形势及时地提出了把队伍拉往海陆丰的方案，但他的方案没有被采纳，因此他不仅不该是起义失败且损失惨重责任的承担者，而且应该对他的真知灼见给予肯定。

大约在12月20日，中共中央派李立三作为代表，前往香港负责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他召开有关会议，却把叶挺排斥在外，并亲自起草《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做出“此次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完全系知识分子，表现极其缺乏指挥的能力，到了紧张的时候，便慌乱起来，动摇起来，不能坚决地执行省委原定以群众为中心的策略，而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的结论。

随后，李立三坐镇的广东省委又做出《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给予黄平等7人撤消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置。叶挺也在7人之列，决议中有关他的文字这样写道：“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而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对广州起义做了一个截然相悖的决议，称“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实革命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1928年2月，中共中央将与中央意见相左的李立三调离广东。3月，周恩来亲赴香港，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做的错误结论和惩办措施。

叶挺的留党察看处分虽予撤消，但对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指斥却未被更正，这让他难以接受。1928年夏，中共“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叶挺前往苏联，一次次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申诉，请求撤消对自己的不实指责。

申诉信落到了王明的手中，他因追随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而得势，他本人就是一个“城市中心论”的热衷者，理所当然地抵触叶挺那把城市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主张。因此回应叶挺一次次申诉的，只能是冷漠、疏远、排挤。

在有米夫参加的中共“六大”上，广州起义又一次被抬到意义“非常伟大”的高度，甚至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经验”。而起义的功臣之一叶挺，却在会议期间被支到远离莫斯科的黑海岸边疗养。

待叶挺回到莫斯科，“六大”已开完，而且他得知在广州起义备受褒奖的会上，如何纠正对起义领导人不公正处置的问题，居然根本没有列入议程。他又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信，要求对广州起义问题做认真的评议，还声明若一个月内得不到答复，就离开苏联。

此信一去杳如黄鹤；米夫、王明又搅了中山大学邀请叶挺的报告会，这使叶挺的革命热情遭受了极大的挫伤，他怀着一种怄气的情绪，离开了苏联。对此，周恩来当年就有过叙述：“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做报告，共产国际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应该给叶挺申冤。”

叶正明对我们说：“父亲离开以后心境渐渐平静了下来，感到不该这样甩手就走，不管怎样委屈，事情还是应该对党讲清楚。于是他又回到苏联找共产国际，但没有人理他，甚至有些挺熟的人见面就规避，这才促使他前往德国，开始了一段流亡生涯。”

叶正明还告诉我们：“在恩施的时候，我曾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党？父亲对我说‘我没有离开党，是党不要我啊！’父亲的话从60年代周总理的一次讲话中，可以得到印证。总理说：‘叶挺在莫斯科的日子非常不好过，那个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根本就没有参加广州起义，却写了篇所谓的《广州起义纪实》，向叶挺身上泼污水。叶挺写了篇广州起义的总结报告，却不许他申辩，反而由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出面，通知叶挺被开除党籍。’”

“根据这些材料，有关方面应该出面做一个正式的结论，说明我父亲没有‘自动脱党’。我听说当年共产国际的档案已经解密了，前些时候王若飞的孩子王兴和夫人张鼎丞女儿张九九去俄罗斯，看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我希望有关研究人员能帮我们查一查，找出有关广州起义和处理我父亲问题的档案，我父亲究竟是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还是他自动脱党，就会大白于天下了。”叶正明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透露着由衷的真诚。

叶挺何以“消沉”十年

另一个叶正明感到难以接受的有关他父亲的说法，就是叶挺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有个“十年消沉”的阶段。

从一个舍生忘死的革命军人，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武装起义中表现出卓越运筹指挥才干的将领，到突然遭到错误的指责，并被冷酷地关在了共产国际的门外，这对一个满腔热情的革命者无疑打击太沉重了，他随即做出较情绪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时的叶挺，毕竟是一个15岁就因倾心革命剪掉辫子而坐过清政府的牢房，戎马生涯16载，在军事战略上已显得相当成熟的将领了，有着这样经历的人，却一“消沉”就是漫长的十年，在逻辑上是难以说得通的。

再揆诸事实，从叶挺在十分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自行研读德国军事方面的著作；从始终关注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斗争发展的动向和情况；从主动地和他认为是有中国共产党背景或与之可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员联络来往，如廖承志、阳翰笙、柯麟、梅文鼎等；从拒绝陈诚、陈济棠等拥蒋###者“共事”的邀请，却和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反蒋抗日的老关系、老“袍泽”携手，参与擘画军政事务；又从加入由宋庆龄主持的“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且活动积极等等来看，他的人生很难说是消沉的。

叶正明对有些文章和书籍编来编去，说叶挺在和党断了联系期间生活异常困难，靠开饭馆、摆小摊、卖油条等等维持生计的谬传比较反感，说这些都是假的。

“但我们从一些比较严肃的回忆中看到，叶挺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确比较艰难。身份公开的共产党人虽然没有直接与叶挺接洽，可周恩来好像指示过负责情报工作潘汉年，通过廖承志、柯麟等人辗转接济过叶挺。”我们问。

“那倒是可能的，我们的生活的确不宽裕。家中的孩子也渐渐多起来，不是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我记得那个时期母亲每星期拿一块钱，买一斤多肉，让大家过过瘾。但没到那些文章和书里编的那么惨。”

叶正明告诉我们他后来听父亲讲，他处境比较惨的是南昌起义南下广东失败后那一段。队伍最后被打散的时候，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及两个警卫陪伴着周恩来。当时周恩来病得非常厉害，高烧40度，都变得脱了形。直到后来找到了地方党组织，安排好对周恩来的治疗，叶挺和聂荣臻才与其辞别潜往香港，分手时叶挺把只有他携带的一支手枪留给了周恩来，所以他和周恩来的友情是很深的。

“在香港由于忘了与在此的广东省委机关接头的暗号，广东省委不敢贸然接纳他们，害得他们漂流数日。为了节约开销，他们在一家靠近池塘的早茶店吃饭，我父亲一边吃，一边把吃光的盘子悄悄丢进池塘里，因为这里的习惯是吃完了按桌子上的盘子结账。我父亲有时就会耍这种孩子的狡黠伎俩。”叶正明说到这儿自己也笑了起来。

“广州起义失败后父亲的逃亡主要是险。因为国民党盘查得非常严，我父亲早就遭蒋介石通缉，又是一个知名的将领，很容易被发现。在码头登船赴香港时，也是我父亲想出的主意，自己扮成个瞎子，戴着个黑墨镜，一手拄着竹竿，一手拉着我姑姑，这才躲过了盘查。”

结束欧洲的生活回到澳门后，叶挺一家没有收入来源，生活就靠夫人李秀文的嫁妆。“我的外祖父家里还是有些钱财的。当年我父亲向母亲家求婚，外祖父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等你当了团长以后。那时候的人总免不了封建意识的影响，讲究个功成名就。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已经当了独立团的团长。婚前外祖父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是待结婚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卖掉，给母亲当嫁妆，但由父母负责给他们养老送终。所以后来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和他们的大女儿女婿，也就是我的姨母和姨父，一直和我们家生活在一起。”

“母亲的嫁妆大概还不少，但具体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保障了一家人那时的食用。我们家在澳门买了一小幢房子，还租了一套房子。我的母亲和外祖父母很长时间都住在澳门。这是因为父亲投身革命后，他不希望家破人亡，就让母亲一大家搬到澳门，这里毕竟有别于国民党统治区，即便有特务也不能那么肆无忌惮，所以相对安全些。父亲还要我姨父照顾家庭，后来哥哥和我也都住在澳门。”

我们问他当年住的那寓所还在否，叶正明说：“那幢房子如今还在，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澳门，还可以看到。”

获得自由却死于空难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努力营救，叶挺终于在1946年3月4日获得释放，周恩来专程从延安把叶挺最喜欢的女儿叶扬眉带到重庆，让她在第一时间迎接自己父亲的出狱。

说到这儿，叶正明话题又转到父亲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信念上来：“我父亲出狱后，第一个提出的请求，就是马上加入共产党。他摆脱囹圄的第二天一早，就提交了一份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文：‘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1946年4月8日，按预定的安排，叶挺及夫人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因是第九个孩子），将同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到参加巴黎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归来的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乘坐美军的47型运输机回延安。

这一天，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以及秦邦宪、邓发的夫人，都来到延安机场迎接。叶正明和弟弟叶华明，也被朱老总派专车接到机场迎候父亲的到来。但他们那天一直等到了傍晚，也没等到飞机和父亲、母亲的身影。

两天后，噩耗终于被确认，叶挺等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蒙难，整个延安都被一种黯然的气氛笼罩。

叶正明是在4月12日得知这一消息的，那天他和弟弟华明乘车来到朱总司令的家里。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着妈妈不好了（的消息），我们很悲伤的哭了，但是尽哭又有什么用呢？康（克清）妈妈对我们说：‘不要哭了，人死了是不能哭活的，你们只能用心读书来继承你父母的遗志……’”

听了康克清的劝慰，叶正明从悲痛中走向成熟：“是的，我们不能再哭，哭是不能把死了的人哭活的，哭是不能把前人未完成的任务完成的。我们应该更加注意我们的学业，我们的身体，因为父母亲的志向，还需要我们继续下去的。”

第二天，他们又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以父辈的温厚和慈爱，对突然失去父母的两兄弟备加抚慰。他对两兄弟说以后可以到他的家来，“我们的家，也就是你们的家。”

回到学校，同学们一下把十几封代表个人或集体的慰问信，捧到了叶正明面前。他很感激，一封封地读着，一阵阵热流暖遍全身。有一封信这样写道：“……擦干你的眼泪……在革命的大家庭里，你不是孤独的……革命的同志是你的兄弟姐妹，还有千百万劳苦大众作你的伴侣……的确，这是个不幸的消息……但是正明，它已不是你一个人的悲痛，而是我们每个革命者的悲痛……疼爱你和关心你的，还有着伟大的革命队伍……”

4月15日，延安各界人士2000余人，参加了中共中央召集的追悼活动。活动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朱德致悼词，刘少奇也讲了话。叶正明兄弟在悼念的人群中，悲戚的泪水夺眶而出。

心中充满着凄怆的叶正明，又写了一篇悼念父母的文章――《给死了的父亲母亲》。他的文章饱含着对父母的哀思。

在有关母亲的一段文字中这样写道：“母亲，你和父亲结婚以来，从来就很少好好过过。刚结婚，父亲就因为参加几次的革命战争，很少和你在一起……在结婚的二十多年当中，你不辞劳苦地抚养了九个孩子（第三个幼年时病死了、第五个与第九个与父母一同蒙难），你没有发过怨言，没有说过一句丧气的话。母亲呵，你总是以那么伟大的精神，你疲倦地养育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很快的成长起来。母亲，你放心吧，你的儿子们会好好的依着你的遗训走向光明道路的。”

叶正明对逝去的父亲的剖白则更像是一段誓言：“无情的火吞噬了你了，但是父亲，你的精神是不会消灭的。在你出狱的第二天，你在给毛主席与党的中央请求加入党的电报上，你说，为着中国民族的解放，你将贡献你的一切。父亲呵，这一句话是永远记在你的儿子们的心上的。你没有完成的任务，你的儿子和中国的人民是会替你完成的。”

叶正明的文章，于1946年4月18日由延安的新华社播发。后来，他有一次碰到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康生对他说：“我看了你写的纪念你父亲母亲的文章，你知道吗？你的这篇文章发表时，经过了陈伯达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