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社会政策被“经济政策”化-中国选举与治理网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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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与房价问题是当前很多人深沉的痛。畸高的房价、大量的空置房，跟很多的都市无房族、“蚁族”“蜗居”族形成强烈对比。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作过精辟的分析：“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一分析可谓点到了某些要害。不过，环顾四周，你更会发现，有多少社会政策同样早已被“经济政策”化。

　　比如，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本来是最应该属于“社会政策”的吧。但是在我们这，由于公共财政投入的严重不足，加上又被人为地极不合理地倾斜打造几个“重点学校”，教育的地域、城乡、校际差别世所罕见。“重点学校”的入学、“招生”名额早已是敛财的手段，即便在“义务教育”阶段也是如此。至于“公有民办”（即公共财政出资建设，然后以“民办”形式高收费招生）、名校办“民校”、重点学校另设“捐资生”，更是各地都有，并早已成为“经济创收”的重要手段。现代教育的育人本质、教育公平、惠泽民生理念被弃如敝屣。十几年前的大学扩招、“教育产业化”，则更是明明白白的“拉动内需”的重要“杠杆”。

　　比如，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本是以保障国民“优生优育”，提高民族素质为根本目的，也只该属于社会政策的吧。但现实是，全国各级计生系统、计生官员、计生人员以及相关的各级政府，早已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利益”链条。全国有多少计生系统人员要靠“超生罚款”吃饭、发奖金？有多少人需要把计生政策转变为“经济政策”以维护自己的地位与利益？这个数字似乎没人去统计。举笔者亲历的一件事作为佐证罢。十几年前，鄙人曾在一个乡镇学校工作，曾与几个同事一起从无到有创建过一所所谓的“省级重点学校”。那时还是“乡镇办（管）教育”的体制，作为后勤方面的负责人，我便免不了要为获得资金、土地等支持与当地的村镇干部打交道。某日，负责教育的副镇长私下叹苦经说：“我们对你们这学校的发展已经是尽力了。现在乡镇的经费来源，主要靠什么？一靠‘地皮’，二靠‘肚皮’（‘肚皮’者，超生罚款也——笔者注）。但是，老百姓现在权利意识提高了，征地卖地难度越来越大；而生育观念转变了，也使得超生的家庭越来越少。乡镇的日子也不好过啊。”初听此话，觉得形象幽默，又感觉好笑，还有些吃惊。细想之下，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个镇编制内人员应该是几十人（不含教师），而吃“财政饭”的人数多达几百人。县市级财政拨款固定有限，要养活这么多人，要保证那么多的公车开支、“招待费”支出并保证其中一些人日子过得滋润，还要搞好教育、治安、环卫等起码的民生“工程”，我们这儿又不出油、不产煤，不靠“地皮”、“肚皮”，还能靠什么？全国又有多少这样的乡镇？

　　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虽不属于完全意义的“社会政策”，但司法制度、司法机构本应以保障社会公平公正为根本目的，总不该属于“经济政策”的吧。然而，人人皆知的现实却是，我们的很多司法机关都有不便公开的“创收任务”。治安警察、交通警察不用说每年都有罚款“创收指标”了（黄业、赌业俨然已是某些部门眼里的“经济产业”。抓赌、扫黄时的“猫鼠游戏”便各地轮番上演，而捅破这一层薄纱的湖北黄石警察吴幼明也就成了“异类”），就是法院，也要“创收”。笔者曾在一份报纸上看到，某些地方的法院竟还有“引资”的任务——那份报纸上还列出引资任务额度与进度。法院又能靠什么去“引资”呢？除了司法“倾斜”之外，还能有什么真正优势？

　　一个国家的公路建设及路政管理应该是属于“社会政策”的吧。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有世界最长的收费公路与最多的公路收费站，全世界的14万公里收费公路，有10万多公里在中国，很多城市基本处于公路收费站的包围之中。一个国家的城市管理应该也是属于“社会政策”的吧。但我们很多城市管理者在推行“经营城市”“理念”，很多杂货摊、报刊亭被无偿回收，然后再“招标”经营，“无证无照”商贩更要被“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卫生、医疗、医药管理也最应该属“社会政策”的吧。但我们这，有几所公立医院不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医药分家迟迟未行，药品暴利、医生回扣更人人皆知。对某些特殊行业实行必要的国家监管，也应该是属于“社会政策”的吧。但是谁都知道，一个“许可证”的发放，往往就是一次明明白白的灰色交易过程。“许可证”制度早成了很多部门牟利“创收”的“经济政策”。而且这样的“许可证”还被不断“开发”，“馒头许可证”、“网站许可证”、“网吧许可证”、“入网许可证”……中国成了世界上许可证最多的国家——青年作家韩寒因而嘲讽夫妻“敦伦”是否也该“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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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那些本是全民所有的垄断国企，理应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体现更多的“社会政策”之价值。但由于得不到有效的监管与制衡，这些责任绝大多数早已被弃之一边。于是我们“享受”到的，便是高油价、高电价、高票价、高话费、高网费……

　　几乎所有的社会政策最终都被“经济政策”化，透视这一切之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权力阶层已经基本上堕落为难以自拔的自利集团这一可怕现象。很多人曾经善良而天真地认为，中国能靠渐进的社会改革以不断消解矛盾，达至社会的和谐进步。但我们看到的无情现实却是，不管怎样的出发点良好的社会政策，在这么一个不受有效监督制约的权力阶层面前，都会被马上消化为替自己谋利的“经济政策”。这样的现实还在不断地销蚀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不断消解民众仅存的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谁都知道，那一级级权力实际上正是最高层权力的一层层派生。这也正是“社会改革不可能替代政治改革”的最充分的现实根据。

　　谨以此文支持鲜明提出“社会改革不可能替代政治改革”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肖滨、费斯从先生。衷心希望我们能有更多人对这严峻的问题凝聚共识，合力推进政治变革，实现社会的真正文明、进步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