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积土成山 风雨兴焉——土山湾位置及形成时间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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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土成山 风雨兴焉——土山湾位置及形成时间原因探析
土山湾曾经闻名遐迩。近年，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们的视野和胸襟更加开阔和开放。一些新闻媒体和网络出现了有关土山湾的文章。2008年6月，徐汇区召开了“土山湾文化历史论坛”，轰动学术界，推动了对土山湾文化的研究热，但欣喜之余也有点担忧，翻阅书报刊和查询网络后我发现，个别作者对土山湾的一些基本问题不加深入考证，随意以讹传讹，作为区领军人才资助项目课题，我收集了与土山湾有关的资料和实物，走访了土山湾老人，目前已编撰完成《土山湾历史资料粹编》，现就土山湾研究中的三个问题作点分析，共同来审视这段历史，同时也想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指点和帮助。
一、关于土山湾地理位置和范围问题
对土山湾的地理位置和范围一直存有争议，许多作者都认为土山湾就是土山湾孤儿院位置，即现在北到区政府，南到蒲汇塘路，东到漕溪北路，西到文定路。把土山湾孤儿院等同于土山湾，对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详细讨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上海历史地图》中记载上海有两个土山湾，即崇明一个、徐家汇一个，我们这里理应是是徐家汇土山湾。清嘉靖十八年，王钟原撰，民国十一年胡人凤续辑的《法华乡志（卷七·古迹）》记载：“土山在徐家汇南，今呼土山湾”。“历届开河，堆土积累愈高”。又“卷一·沿革”：“土山湾小市在徐家汇南”。1911年版张璜编辑《徐汇纪略》“土山湾者，前浚肇嘉浜时，堆泥成埠，积在湾处，因名土山湾”。从以上两本史志，我们可初步确定土山湾在徐家汇南面，它是疏通肇嘉浜、蒲汇塘，将泥堆在湾处形成的。但南面的具体位置和范围呢？1999年版《上海掌故辞典》：“旧址在今徐家汇南、斜土路一带，部分院址今为上海轻工业学校、上海交通电器厂、蒲西路小学等使用”。1999年版《上海百科辞典》“泛指徐家汇以南、漕溪北路与蒲汇塘路交汇处一带”。2008年版《上海大辞典》“漕溪北路以西蒲汇塘路以北一带”。《上海大辞典》和《上海百科辞典》描述的位置为土山湾在漕溪北路以西，而《上海掌故辞典》描述为斜土路一带，位置在漕溪北路以东。究竟是漕溪北路以东还是以西，我们再来查看标有土山湾地名的上海历史地图。
近年来，我们从民间收集了一些上海历史地图，这些地图中标有土山湾地名的有六张。第一张地图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法华乡志》“法华乡分图二十八保五六图”，该图中将土山湾标在肇嘉浜以西，南到蒲汇塘，北至天文台，范围比北面天主堂小，比天文台范围大一倍。第二张是周振鹤编《上海历史地图》中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上海地图，将土山湾用圆点标在漕溪北路东侧。第三张是社区文化工作者
为进一步证实上面推测，我们还可从《法华乡志》“马路”章节中分析土山湾的位置范围。“天主堂，自徐家汇镇迤南至土山湾”。即土山湾在天主堂南面，“斜土路，自斜桥南首迤西，接至土山湾南、漕溪路”。“漕溪路，自漕河泾万寿巷迤北，接至土山湾南斜土路”、“裕德路，自土山湾天主堂路迤西，接至张氏山庄”。“慈云桥（今慈云街），在土山湾。同治二年建。” 以上可以初步证实土山湾范围已不能局限在孤儿院西侧漕溪北路一带，应包括东侧同时还要向南延伸，因为还出现了土山湾路。关于土山湾路是否存在？我们还可以从当年的“土山湾印书馆”地址来证实，《上海掌故辞典》中记载“土山湾印书馆对外地址为徐家汇土山湾路天主堂众艺学校内，实际上是土山湾孤儿院下设的一个机构（址在今漕溪北路斜土路以南一带）”。上海市档案馆保存有1928年6月至7月“上海市公用局文件”“上海市公用局关于徐家汇至土山湾路核准无照汽车通行”（档案号Q5—2—1451）。从五张地图和《法华乡志》记载的五条历史道路等，我们可以清晰确定土山湾的地理位置和范围：它的位置为现在的漕溪北路北向南为中轴线，东到慈云街、影业街；南到斜土路、零陵路、上海体育馆以及中漕路；北到上海市交通电器厂；西到文定路，它的范围用图形可标为扇形，面积约
土山湾地名范围在历史上一直界限不是很清楚的，19世纪60年代有了土山湾孤儿院，就把土山湾孤儿院范围认定为“土山湾”，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土山湾范围无形中扩大了，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土山湾路”，这无形中将原来的土山湾范围扩大了，对于这些，我们访问了几位土山湾的老人，他们基本同意我的推断，并告诉我20世纪40年代，土山湾这一带已经变成了小集镇，居住人群是两个极端，一端是居住着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交大的师生，以及早期来上海的生意成功人士，另一端则是许多江淮、山东逃难来上海的贫苦农民，这里除少数天主教建筑和部分联排式石库门建筑外，有许多小店铺、如酱油店、茶馆、中药房、馒头店、水果摊，棚户简屋、五方杂处，被称作：“江北大世界”，以后土山湾路一度改为蒲东路。
二、关于土山湾初具规模的时间问题
各种历史书籍和艺术刊物对土山湾文化贡献有所记载，而对土山湾形成历史时间表达不够清楚。有的认为是：“清道光年间”，或“大约一百六十年前”，有的解释为“明清期间”，我觉得时间问题值得推敲。
《徐汇记略》中记载：“土山湾者，前浚肇嘉浜时，堆泥成阜，积在湾处，因以得名”，“前”指前清还是清以前，太宽泛。徐家汇的形成从水利上来说是当时的两条河流，一条是横贯上海的肇嘉浜，一条是“北达吴淞江，南出肇嘉浜的李纵泾（也称法华泾，即今虹桥路）”，“两水合流，因名徐家汇”。而土山湾是肇嘉浜和蒲汇塘交汇的河湾处，疏河道堆泥成山。《法华乡志》：“蒲汇塘连接蟠龙、泗泾、横泖河水向东流，会合新泾多条河流、进入龙华港，流入黄浦江”。道光十六年，龙华港在小牐桥坝断后，直通肇嘉浜，汇成李纵泾诸水出日辉港入黄浦江。蒲汇塘是一条横贯徐汇的水上大动脉。而土山湾形成时间无容置疑与蒲汇塘、肇嘉浜疏通河道有密切关系。两河疏通河道最早时间我们可以从《法华乡志》“水利”中查到：蒲汇塘“自宋元明至清，屡次通浚”。即蒲汇塘最早疏通从宋元就开始了，又载：从康熙十七年“邑人张锡铎陈列利弊有司准行”，至光绪二十三年“东陵补浚”。仅疏通蒲汇塘和肇嘉浜就达18次。其中道光十六年（1837年）“巡抚林则徐缴华、娄、上、青四邑合浚蒲肇两河”，这是历史上较大一次。它是以后担任两广总督的虎门销烟英雄林则徐，他当时作为江南巡抚亲自督办地方官员疏通两河。并对这次复浚“亲临阅视，逐段验量”，并高度评价“经理得宜，深堪嘉尚”。[1]一条蒲汇塘疏通惊动江南巡抚大人，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巡抚大人体恤民情，二是蒲汇塘肇嘉浜是交通要道，地位重要。《法华乡志》（卷七“古迹”）中这样记载：“土山在徐家汇南里许，今呼土山湾。相传徐文定公筑圹时，因出向关系，布置增高。历届开河，堆土积累越高。树木葱笼，宛如坵垤”。从这段历史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土山湾形成，在徐光启筑墓前就有小土山，因当时考虑风水关系，将其徐光启墓筑的比土山更高，以此显示威严。徐光启于崇祯六年（1633年）逝世，崇祯十四年（1641年）“葬于高昌乡二十八保西南隅”，即今南丹东路光启公园内，是土山湾土山的北面。综上所述，土山湾是历经数百年堆垒而成的，并在明末徐光启筑墓时已有土山存在。当时虽还不称土山湾，但历朝疏通蒲肇两河，垒石堆土，形成林木葱笼的人工土山。土山湾形成时间，从徐光启筑墓时算起，土山应在明末就有了，而从疏河淤泥算起，宋元时期就开始了。
三、关于土山湾文化形成原因问题
土山湾文化应该包括1847年以后在徐家汇土山湾一带建造的教育、文化、艺术和社会慈善事业机构以及所从事文化等活动。本文着重研究土山湾孤儿院历史。《法华乡志》载：“光绪间，天主教削平建屋，收拾累石，垒置一堆，以址遗迹。”土山湾的堆积是历届官员和地方乡绅动员百姓，数百年垒置，土山湾孤儿院是“天主堂”即天主教会建造的，土山湾孤儿院工艺场带来了西方文化，但不是唯一的。土山湾文化形成决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有其很深的历史渊源和当时政治、经济、宗教等综合因素。
一是徐光启的入教、引教、传教是土山湾文化的形成的历史原因。
追根溯源，土山湾文化的形成与明末文渊阁大学士，西学东渐的先驱者徐光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光绪三十三年版《上海乡土志》记载：徐家在上海县城西乡。因徐光启墓归葬于肇嘉浜和李纵泾两水会合处（今天主堂西南的光启公园）。后来他的部分后裔在由南市（今黄浦）原居迁来此定居。因徐氏家族居于此，故称为徐家汇。当时徐光启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为学习西方的科学翻译有关书籍提供便利条件，同时用天主教教义“补儒易佛”，从而实现他的“富国强兵”的理想。明万历年三十一年（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领洗入主天主教，成为上海第一个天主教徒、晚明支撑西方天主教传入的“三大柱石”之一。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共同完成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邀请意大利神父郭居静来沪开教。郭是第一个来上海开教的外国神父。
徐光启50岁时回京复职，正遇朝臣以“煽惑百姓”罪疏请查办外国传教士和严禁海事。他心胸坦荡，不惧影射中伤，为传播过西方科学知识的外国传教士据实辩解。《上海乡土志》“光启尝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等，均尽其志。而耶稣教由是东渐，光启首信之，至毁住宅为教堂，故今徐氏子孙在徐家汇者信教居其多数云”。徐光启46岁时，父亲在家逝世，扶柩回沪，三年守孝期间，致力于农学研究和实践，在南门外康衢里（今桑园街）开辟双园，又在当时的肇嘉浜两侧，创建农庄别业西草堂（中有后乐堂）作为农业实验基地（今汇西街83号），在天主教传播初始，徐光启为引入天主教，拆除自己住宅，即是当时这一带的住宅和实验田，徐光启引入天主教和西方科技文化，不仅自己入了教，他还在自己的亲友和农庄的佃户中发展教徒。他的家人、族人中有很多也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由于徐光启的影响力以及他的家人、后代的大力支持，上海地区在明末清初信仰天主教的风气十分盛行，徐家汇一带成为传播天主教的重要基地，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汇的窗口。有学者认为徐家汇是上海文明“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徐光启是“上海文明的肇始者”、“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2]胡道静也曾在演讲中讲到：徐光启其子孙世代居住徐家汇的，都“奉教不辍”。虽然在十八世纪中叶清廷严禁信教，“凡奉教者不得于禄”，而徐家子孙都“宁为布衣，未为所移”。徐家汇与天主教之关系因渊有自，而形成为今日上海天主教事业之中心者，亦非无以也。[3]
二是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纷纷涌入并兴建文化设施，是它形成的政治因素。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政府禁止传教，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颁布禁止天主教的命令。此后的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转入地下。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门户被打开。清廷的禁教令也有所松弛。耶稣会传教士迅速恢复公开活动。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法国巴黎省耶稣会借鸦片战争之机，派遣传教士南格禄等来上海传教。不久，通过中法签订《黄浦条约》，取得了保教权。此时仅上海耶稣会传教士就达36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天主教江南教区选择徐家汇这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徐光启后裔居住地，建造耶稣会最早的会院。清咸丰七年（1851年），又在该地建造一座希腊式教堂。咸丰期间，外地教徒等避战乱徐家汇，教徒增加。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1860—1862年），太平军进攻上海城期间，公共租界修筑通往徐家汇的“军用路”（曾名【英】徐家汇路、海格路，今华山路）法租界借口防御太平军兼顾保卫徐家汇天主堂利益，修筑（法）徐家汇路（今肇嘉浜路），从斜桥沿肇嘉浜北岸直通徐家汇地区。取得了今东从天钥桥路，西至文定路，南起斜土路，北抵徐镇路的1.5平方公里区域内土地。相继建起了大小修道院、圣母院、圣衣堂、公学（今徐汇中学）、藏书楼、博物馆、天文台等21个教育、文化、科技以及社会慈善事业机构。其间，同治三年（1864年），将土山“削为平地，建工厂于其上”。（《法华乡志》）至此，在徐家汇一带形成了以土山湾为中心，方圆十几里的天主教社区，被外国传教士称之为“徐家汇的教堂区”，并有“远东梵蒂冈”之称。
三是徐家汇一带水上交通便捷，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徐光启后裔居住地是其形成的环境因素。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南京教区主教要求法国耶稣会士到淀山湖的青浦横塘建立自己的传教基地，但是南格禄神父嫌那里太远、潮湿，欧洲人不习惯，终于在1847 年在离上海不到
另一个原因是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徐光启后裔居住地。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清廷禁止天主教传教。并将西教士流散之广州及澳门，虽其间数次解禁。但至十八世纪中叶更为严厉，这时江南传教中坚的耶稣会母会于1762—1763年间，遭逢解散。使在沪天主教以重大打击。“然徐公子孙，宁敞屣尊，服从正教。以是在清代中叶，辄掩没无闻也。”（《徐家汇的发展》）“徐光启的子孙仍旧保持着对天主教的信心，河滨并建有小教堂一所，作为瞻礼祈祷之用”。于是南格禄决定委托梅德尔“在上海开教功臣的纪念地”、“小教堂旁买了一些地开始建筑”。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建成徐家汇耶稣会修院。同时，南格禄会长在该地建天主教堂一所（老天主堂），自会院始在徐家汇打下基础，经过九十年文化教育等设施的纷纷兴建，当时可谓是蔚为壮观。
四是西人的广泛传播，中国的勤奋刻苦，使中西文化有机会融合，是土山湾文化形成的内在因素。
土山湾是常年堆积而成的自然行为，土山湾的文化成就是人为的，是中西人共同行为创造的。这种创举与西人的主动和中国人的引入有关，而这种关联的结局又是与西人的主观意愿相悖的，我称这种状况为“土山湾现象”。即土山湾文化的形成是一条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相背离的悖论。即客观上创造历史杰出贡献，但主观上有意料不到的偶然性。
1851 年耶稣会在徐家汇地区建立了一所由西班牙籍传教士，徐家汇天主教辅理修士范廷佐设计的圣?依纳爵教堂。并由他提议在徐家汇圣?依纳爵教堂西南开设工作室。工作室在1852年扩展为工场，正式招收中国学徒。油画则由意大利传教士马义谷负责。同治三年（1864年）教会将土山湾的土山削为平地，创办了土山湾孤儿院工艺场，场内设置了图画馆等。1870年整个工场迁进土山湾。随后，创造了西洋油画、镶嵌画、彩绘玻璃生产工艺、珂罗版印刷工艺和石印工艺等多个中国第一，我们不妨从其中影响最广、贡献最杰出的土山湾画馆入手，举一反三，剖析土山湾文化形成的原因。教会办土山湾画馆的目的并非是培养艺术人才，而是有他们的真正目的。
1．制作宗教画需要。1843年上海作为《南京条约》规定的向外国人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之一，外国教会也获得了在中国传教的自由。西方各国教会势力大量涌入中国。据统计， 1857年有堂口 395 所，有西洋神父35 名，中国神父6 名，在 1854－1855 年间教友有 1355名之多。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张，天主教堂雨后春笋般的在上海乃至全国出现。因此也急需要大批的宗教饰品，包括圣画像、雕刻品，特别是大批宗教人物画的需求量急增。当然传教士也可以从自己国内捎带，但时间、数量等方面有较多限制。因此培养中国本地制作宗教画等艺术人才非常迫切。所以土山湾画馆的建立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画馆一方面制作圣像、雕塑等供应教堂装饰品和耶稣会宣传品；另一方面则专门教授绘画课程。科目设置有水彩、铅笔画、擦笔画、木炭画、油画等。“由于社会的强烈要求，土山湾画馆所制作出来的圣母子像和宗教题材的绘画在后来也面向了社会出售。当时的售价也比较昂贵，但很受欢迎，甚至在国外也拥有了市场。”
2．解决孤儿生计需要。土山湾画馆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孤儿增多。据统计，仅1846年至1934年这70年间，土山湾孤儿院收养的孤儿约“二千数百余名”。[5]平均每年收养30多人。如何解决孤儿生计问题成为孤儿院的最大问题。开设土山湾画馆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可以解决孤儿成年后谋生手艺，又可将其作品出售，获得收益补贴孤儿院不足部分。孤儿院的经济来源主要有：第一，巴黎圣婴会总会提供的津贴。第二，有父母或保人的儿童所缴费用。20世纪40年代，每月缴钱合大米一到三斗。第三，儿童半工半读生产所得。儿童升到中班即略事生产，他们往往用钳子串念珠，经五金部电镀后出售；大班工作时间更长、工种更多。收入归院方，儿童仅得几张奖票，奖票在学期末或年末可换几支铅笔或一条毛巾。第四，向社会募捐。[6]第五，向国内外救济机构申请物资。抗战胜利后，从美国救济总署领来大量衣料、大米、罐头食品。第六，各工场抽出收入的10%补助孤儿院。其实，土山湾工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产品独特而畅销、获利颇丰的工艺品工厂。上海及远东地区教会均向工场订购宗教用品。工场也生产家具、餐具、皮具等日用品，以做工讲究见称，主要供应在沪侨民，少量销往欧洲；画馆临摹的欧洲名画，售价昂贵，畅销国内外。
3．传播教义的需要。绘画馆所培养出来的孤儿，并不是供社会之需，也不是有意去改变中国美术的发展走向，完全是出于宗教目的。可以供应教堂装饰品，“而且对教友家庭和对教外人士都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中国教友喜爱的圣像绝大部分都是由这所工场绘制印刷，还有圣堂里用的装饰和用具，在辽阔无边的中华帝国各地的无数教堂里，几乎都能看到。在当时作为江南教区会长的法国传教士南格禄神父一心期望着“在不久的将来，上海将是一座满布宗教机构的圣城，并成为全国各省吸取救灵力量的源泉。”上海也没有辜负南神父的愿望，教会活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所绘的宗教画也全都是以《圣经》为题材，用以传播教义。另外我们从土山湾画馆遗留下来的1907年出版的《绘事浅说》、《铅笔习画帖》等教材来看，他们所教习的画法也仅仅是粗浅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技巧，如西方的素描、透视、人体解剖和油画、水彩画技法等，所用绘画颜料也只能在当地解决。学生通过大量的复制、临摹和销售的手段，得以接触到以宗教绘画为主的西洋绘画。现在从遗留下来的画作照片可以看出其绘画风格大约有两种类型：一是“仿制品”格式，这与他们教学的内容有关，体现出“耶稣受难”、“圣母子”等样式移植的一种传承关系，这多是西画早期传习过程所呈现出的方式。二是“半创作式的”，这种传承体现出中国人自己对宗教题材的理解，注入了浓重的中国化的色彩，《徐光启与利玛窦谈道图》就是由西方油画的色彩结合中国式的笔法和线条画成，这些画只能反映早期油画水准，因而传教士主要是在中国传播教义。但这样简单化的教学却培养了一批专门绘画人才，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粗浅的技法和观念相对欧洲来说是极其滞后的，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其教育体制与思想却具有一定的启蒙性，为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以窥视国外美术状况的新窗口。
我们采访过今年1月刚去世的高级工艺美术师、海派黄杨木雕创始人徐宝庆，他说：在七、八岁时开始学徒，读的书主要是《圣经故事》、《旧约》、《新约》，一面读书、一面学徒。学徒开头是学图画。为了生存，徐宝庆当时偷偷学习了门木雕手艺，每当夜深人静别的孩子都睡觉了，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练习木雕。其间他的绘画灵感和兴趣很快被传习执教的西班牙雕刻家那勃斯戛斯和日本画家田中德发现，他们从西洋绘画基础入手，给了徐宝庆很大的影响。其间他还跟着黄杨木雕发源地浙
张充仁，父亲是木雕艺人，少年时曾在土山湾学过素描、西洋画和木雕，进入土山湾孤儿院印刷厂的照相制版部，师从爱尔兰人安敬斋修士。从捏着狼毫笔临摹《芥子园画谱》开始，先学中国画，然后学西洋画。从画铅笔线条到临摹法国阿尔加什涅的铅笔画，再用木炭笔照着石膏像画素描。从4岁进土山湾，直到20岁满师，前后16年，打下了坚实的绘画、摄影、制版、古文、哲学和法语基础。从小吮吸着中西文化交融的乳汁，受到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他的天赋和他的勤奋刻苦使他最后成为我国近代雕塑艺术的奠基人之一，和刘开渠并列，有“南张北刘”之称；同时也是爱国、杰出的画家、美术史家和教育家，艺术成就卓著的一代宗师。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用二千多年前我国战国末期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名言来解释土山湾现象，我觉得正好是它的注脚和本义，土山湾历经数百年堆积，成为山丘，可谓聚沙成塔，汇流成河。土山湾是宗教的，土山湾画馆是为了宗教需要，但它在向中国孤儿和孩子进行西方宗教洗礼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他们的艺术，这种艺术与当时欧洲艺术巅峰相比是浅显的，但一旦这种艺术与中国人聪颖、勤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中国二千年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就产生了徐咏青、周湘、张聿光、丁悚、杭稚英、张充仁、徐宝庆等艺术大家。这种艺术成就和贡献可能也不是西方传教士的当初所期望的本意，但“无意插柳”却掀开了中国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土山湾现象”虽说是个矛盾体，但我们不应抹杀它开创海派文化的历史功绩。我想：如果说徐家汇文明是上海最高一个等级文明，那么土山湾是开创这个文明的源头；如果说徐家汇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那么土山湾就是这个文化交汇的一个点。土山湾是一个值得我们一直研究下去的课题。
主要参考资料
1. 《上海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
2. 《徐汇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
3. 《旧上海史料汇编》（上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0月。
4. 《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
5. 《黄杨木雕第一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
6. 《上海宗教通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
7. （清）《法华镇志》（上海旧镇志丛书），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12月。
8. （清）《法华乡志》（上海旧镇志丛书），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12月。
9. （民国）《徐汇纪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2月。
10. 《上海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12月。
[1]《二十六保志》（上海旧镇志丛书），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12月。
[2]《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2。
[3]《旧上海史料汇编》（上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0月。
[4]《旧上海史料汇编》（上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0月。
[5]（民国）《徐汇纪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2月。
[6]1941年10月，收到社会各届捐款16454元；见《土山湾孤儿院收到捐款报告》《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