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地对待“猫论”

正确地对待“猫论”
于成玉
不夸张地说，在当下中国没听过“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这句话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而不知道这句话是出自邓小平之口的、并称之为“猫论”的人，大概也不多了。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对待“猫论”呢？笔者不揣浅陋，愿就此谈点看法。
说来话长， “猫论”并非邓小平的“原创”，原是流行于川渝民间的一句俗语。它与邓小平发生联系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事情。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讲话时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比如说，要尽量保持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得说服群众，加强干部。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这都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正在考虑，中央在考虑。现在要冷静考虑这些问题。”（《邓小平选集》第1卷，第323页至324页）
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原是借用刘伯承讲话提出“猫论”的。那么，刘伯承到底是在什么场合讲过“猫论”的呢？从资料上看，他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10月10日的“在人民武装干部测验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过“猫论”。他说：“ 游击战争就是：游，要拖垮敌人；击，就是要打垮敌人。要使得敌人处处挨打，敌人很少打得着我，敌人越打越少，我们越打越发展。‘不论黄猫黑猫，谁咬住老鼠就是好猫’”。（《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56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如果再往前追溯，据笔者所知，蒲松龄在《聊斋·秀才驱怪 》中就提出来了。他在讲完一位名叫徐远公的人遭遇妖怪的故事后，便以“异史氏”名义发表评论说：“黄狸黑狸，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用现在通俗的白话来说就是，不管黄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由此可见，“猫论”不只是在川渝，而早在二百八十多年前，在中国的山东就流传开来了。然而，无论是邓小平、刘伯承引用川渝民间俗语的“黄猫、黑猫”论，还是蒲松龄老先生所说的“黄狸黑狸，得鼠者雄”论，都是以成败论英雄，并无任何贬义。但都只是在中国局部地区民间传播的平常俗语，名气并不大。“猫论”闻名遐迩，从民间俗语登上理论大雅之堂，身价倍增，从 局部地区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是在1976年以后的事情。
1976年4月发生了天安门四五事件以后，《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５月３１日）发表了吕达的《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红旗》杂志（1976年第4期）发表了张春桥《中国人民为什么必须要反对洋奴哲学》，这两篇文章中都引用了毛主席批评邓小平的话，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要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并作为最高指示，传播到全国。再加上毛主席将“黄猫、黑猫”改为“白猫、黑猫”，黑白对比鲜明，更符合老百姓日常用语习惯，于是“猫论”作为反面教材，从此也就名扬全中国和全世界了。
由于“猫论”源于民间俗语，通俗易懂，对于一般人来说“望文” 即可“生义” 。倘若将“抓住老鼠”作为目标和目的的话，那么很显然，“不管白猫黑猫”中的任何“一猫”，就成为实现“捉到老鼠”即实现目标和目的手段了。从前引文可以看出，邓小平出于一种习惯自然而引用了同乡人刘伯承的谈话，说明他对这句来自于家乡俗语中所表达的注重实际效果的文化含义，是持非常赞同态度的。因此在谈到“生产关系”变革时，将其升华到社会科学的高度,并用来指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应该说这是个伟大的创举。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之外的是，“猫论”居然在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遭到了严厉批判。之后，在中国几乎就成为了只注重经济发展的“唯生产力论”的代名词了。
斗转星移，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猫论”也就成为了中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一个重要理论标志和动力。随后的几十年，中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猫论”可谓功不可沒，声望也如日中天。在河南省新郑县“温州城”开发区中心广场，一座以邓小平"猫论"为题的"黑猫白猫"巨型雕塑拔地而起便是证明。据悉,这是目前中国大陆的首座"猫论"纪念碑，雕塑高十八米，座上屹立着四枝巨大的古代刀币——刀刃之上，黑白两猫分别呈举爪欲扑和躬背怒容状，神态生动；而在钱币与猫之间，则是一个天平——艺术地体现了“猫论”思想，永远矗立在历史层面和东方地平线上。
应该指出的是，“猫论”虽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但也极容易被人曲解和误用， 如有人居然把“只要能达到目的，不妨不择一切手段”注入到“猫论”的内涵中去，说什么“只要能争到权、夺到利、弄到钱，管它洪水滔天。”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人与人、阶层与阶层、利益与利益、权力与权力之间充满着不和谐；政治腐败、金融漏洞、三农危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环境恶化、资源浪费、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黄赌毒黑……这些不尽人意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原来都是“猫论”惹的祸。
其实，将“猫论”曲解成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这不仅有悖于邓小平当初提出“猫论”的初衷、背景和本来涵义；对“猫论”本身来说也是不公道的。邓小平直接阐释“猫论”收在《邓小平文选》中虽然只有如本文开头所引的一篇，但阐释与“猫论”相关思想的文章，在《邓小平文选》中却并不少见。如在1980年8月邓小平就说过：“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出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过了五年后他又提醒人们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所以，“我们的改革”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同时指出： “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个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应该说这些都是邓小平“猫论”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可惜都被人们当作耳旁风而被忽视了。而由此导致当下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咋能把帐算到“猫论”头上呢？所以，现在追溯一下“猫论”的由来，以弄清它的本来涵义，正确地对待“猫论”，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