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极,两极和多极世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2:18:54

专题一                 单极,两极和多极世界

 

 

单极,两极和多极世界哪个更稳定?

 

提示:“极”是一个西方政治概念。单极、两极、多极,乃至无极,是指国际政治格局的结构类型。冷战时期,基于世界格局军事力量的对比,人们视美国和苏联为“两极”;苏联解体后,美国独大,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所谓“单极”;进入21世纪,“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崛起,与美、日和欧盟等共同成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要力量,呈现“多极”。

 

观点

  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请允许我讲一个在中国流传很久很久的故事:传说有一天,突然有十个太阳一齐出现在天空。土地被烤得冒烟,禾苗全都枯干,人们体内的血液仿佛沸腾,甚至铜铁沙石也晒得软软的接近熔化。严重的旱灾使人类面临着灭亡。这个时候,上帝派来一个叫后羿的神箭手。他一连射下九个太阳,才将因酷热而窒息的人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干涸的河床重新涨满了河水,枯萎的森林再现新绿,焦化的大地焕发出生机。

众所周知,无论人口多寡,每个国家设立一个总统职位,每个政党选举一名党首,每个宗教推举一名精神领袖,每个单位产生一名主管。这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这说明一元制是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长着两个脑袋,或者多个脑袋,其后果是什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意见一致,步调一致,犹如一脑;一种是,各持己见,导致秩序混乱,局部无所适从,最后,各个大脑在残酷的内斗中相继走向死亡。纵贯历史长河,鲜见第一种情况出现,而第二种情况引发的灾难比比皆是。

一个人如此,一个单位、一个政党、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世界,会超然于这个客观规律吗?

当然不会。

因此,这个世界需要单极。特别是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更是迫切需要一个健全、健康的“大脑”来掌控全局,引导这个多灾多难的星球远离战争、摆脱贫困、走向繁荣,实现人类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美好憧憬。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距离真正的单极世界依然遥远而不可及。

因为我们无法接受一个凭借武力与战争、经济制裁与封锁等手段,推行所谓“民主价值观”的国家,成为这个世界的“领袖”。正如,我们不会推举一个每天欺负弱小同学的人当班长一样。

事实上,一个仅仅拥有发达四肢的人,即使言行合乎礼仪,如果不具备智慧的头脑,不能够统筹兼顾全局,大家不予认可和拥戴,其也不可能成为“灵魂”人物。即便一个人自认为这个世界非他莫属,他仍然只是他自己,世界依然属于整个人类。

鉴思:

2009年12月5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目为“为何奥巴马不希望一个多极世界”一文。认为:世界目前存在四大经济实力中心——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存在一个超越所有其他国家的军事超级大国——美国;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一个依靠其 “辉煌”过去、现在只能通过自身大量能源来维持排名的大国——俄罗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世界格局正朝着战略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所谓多极化,对应的是单极化和两极化,均是指一个时期、某个阶段相对的国际政治格局及其发展趋势。无论是“单极化”、“两极化”,或是“多极化”,其逻辑思维无不囿于“大国主宰世界”论调,背后是国家实力博弈。

的确,世界秩序建立在大国实力对比基础之上。透过近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世界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激化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且随着矛盾的加剧和恶化,导致战争爆发,进而在战后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周而复始,直至今日。

现代国家体系,源于西欧,兴于英国。近代英国史,几乎是近代国际政治、世界秩序发展变化的缩影,见证了世界发展进程中由追求秩序——诉诸战争——回归秩序循环往复的历史轨迹。

16世纪,老牌西欧国家迎来黄金时代。依靠“无敌舰队”称雄西半球的封建军事殖民帝国西班牙不可一世,殖民势力范围遍及欧、美、亚、非四大洲,垄断很多地区的贸易,疯狂掠夺世界财富。同世纪中叶,英国通过圈地运动、血腥立法、海外掠夺,也获得迅速发展,逐步向外扩张,严重地威胁了西班牙对殖民地的垄断地位。1588年,英西海战——后起的殖民主义英国与老牌殖民主义西班牙之间爆发一场决战。英国大获全胜,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海上霸权,接着又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1649年1月30日,英国资产阶级以背叛国家、背叛人民的罪名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废止君主制。5月19日,英吉利共和国宣告成立。在欧洲各国惊诧的目光下,英国完成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从此走在引领世界潮流的最前列。

共和国建立后,英国枢密院、财政部、海军部等君主制下的各类谏议和行政机构宣告解散。议会批准成立的41人国务会议被授予全权,负责组织国家武装部队和主持内外事务,极力推行夺取海上贸易霸权、扩大殖民地的对外政策,支持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争夺海外殖民地,支持海外公司积极扩张。为夺取海上霸权,英国开始加紧建设海军。从1649年到1660年,短短的11年里建造了98艘战舰,加上夺取的舰船,英国海军已拥有各类舰艇207艘。远征舰队均配备了较强的火力,有的装备86门大炮,有的装备150门大炮。这为未来的战争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由于革命用暴力战胜国王,军队成为决定性因素,逐渐演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并与议会争夺最高权力。1653年4月,军队驱逐议会,爆发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国务会议的活动终止。讨伐苏格兰叛乱并取得胜利的统帅克伦威尔和他的军官委员会经过秘密协商,从各郡独立派教区中挑选140名“敬畏上帝的忠诚正直者”组成“英格兰共和国议会”。因议会人数少,俗称“小议会”。12月16日,在军官集团的策划下,议长弗兰西斯率领50名右翼议员前往白厅,把权力交给“权力的来源者”克伦威尔。次日,克伦威尔在盛大仪典中就任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共和国的护国主,直接掌管对外事务。

根据此前议会通过的宪法性文件《政府约法》规定:英吉利共和国最高权力由护国主和国务会议共同掌管;护国主终身任职,兼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陆海军总司令,并拥有任免官吏、赦免罪犯的权力;立法权属于护国主和议会;护国主每3年召开一次会议,议会从召开之日起未满5个月不得解散;议会为一院制,议会法令须经护国主同意方能生效;行政权归护国主和国务会议,国务会议成员13~21人,由护国主任命,实行终身制。护国主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军事独裁体制。为加强权力管控,1655年4月克伦威尔建立“少将制度”,即把全国划分为12个军区,各委派一名少将负责管理地方军政事务。护国政府期间,护国主克伦威尔同荷兰、瑞典、丹麦、葡萄牙和法国先后签订和平与贸易条约,结束战争状态,实现了英国谋求的战略利益和商业利益。

1659年4月22日,继承病危的克伦威尔护国主之位的理查(克伦威尔之子)在各种矛盾的交织中解散议会,放弃护国主称号。英国各种势力对抗状态骤然升级,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60年5月25日,在外流亡的查理二世返回英国,登上王位。1672年,查理二世颁布《信教自由宣言》,允许非国教徒获得信仰自由,这意味着天主教在英国的恢复,引起资产阶级新贵的恐惧。1685年2月6日,查理二世逝世,詹姆士即位,称二世。1687年4月,詹姆士二世颁布宗教宽容宣言,终止不许天主教徒担任军政职务的法律的效力,并任命天主教徒担任军职,组织天主教军队,天主教徒进入枢密院担任主教,参加中央政府和地方机构,等等。

为阻止天主教在英国的全面复辟,英两大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决定邀请詹姆士二世的长女玛丽的丈夫、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威廉武装干涉,保护他们的“宗教、自由和财产”。1688年11月5日,威廉在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恳请下,率领一支1.5万人的军队,乘500艘船只,由60艘战船护航,返回英国。试图恢复天主教在英国国教地位的詹姆士二世众叛亲离,被迫逃离英国。

1689年2月6日,英国上院通过了下院关于詹姆士二世“退位”和拥立威廉和玛丽共同为英国国王和女王的决议,建立了一种奇特的一国二君体制,史称“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奠定了现代英国的基础,开启了现代英国之路。

 “光荣革命”在保留传统的表象下,政体制度悄然改变,国王和议会互换了位置,即一个人的专制让位给一批人的共同执政。这使英国走出了“新的革命产生新的克伦威尔,最终导致新的复辟”的怪圈,摆脱了专制王权,从而在欧洲第一个开始了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历程,开辟了一条英国式的和平发展道路。

1689年2月13日,英国立宪会议通过《权利宣言》(12月生效后改为《权利法案》),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国家的权利不再掌握在封建国王手中,而是掌握在内阁手中。从此,英国不再发生革命,和平与渐进成为社会变革的手段。这使英国在动荡不安的欧洲诸国中独具特色,其优越的政权机制保障了未来300年的经济发展。

《权利法案》是英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建立立宪君主制的宪法性文件,提出了限制王权的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停止法律效力;未经议会允许为国王征税视为非法;非经议会同意在本王国内招募或维持常备军视为非法;议员在议会内有演说、辩论或议事之自由,且不应在议会之外任何法庭或地方受到弹劾讯问。从而保证了议会的立法权,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宪法原则。1694年,议会通过《三年法案》,规定议会至少每3年召开一次,每届议会不得超过3年。这使议会成为一个常设性立法机构,并有效防止了国王和权臣在议会中培植帮派。1701年,议会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法》,明确规定:国王必须是国教徒;国王未经许可不准出国;外国人不得进入议会或枢密院;非经议会两院的奏请,国王不得免除终身任职的法官的职务;国家的一切法律与条例非经议会通过,均属无效。上述法案的实施,极大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扩大了议会的作用,使“君权神授”完全被“天赋人权”取代,标志着立宪君主制在英国扎根奠立。

1688革命之所以“光荣”,在于它完成不见硝烟,没有流血,仅仅通过换了一个国王,消灭了专制王权。专制王权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大敌。在专制王权统治下,公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公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受到专制统治的压迫和束缚。正是消灭了专制王权,英国有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公民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其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经济在比较自由的条件下运行,英国现代化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才能发展起来。因此,光荣革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成为英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在“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一种适合于工业发展的独特社会结构形成了,早先那种封闭而刚性的社会结构让位于具有一定开放性、流动性的弹性结构。这些变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正如经济史学家奇波拉所说:“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是由于该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民精神面貌以及价值标准已经发展到适合于工业化的程度”,“大不列颠的确是各国中最适合于商业的国家,这是由于它的岛国的位置,同样也是由于的它的政体的自由和优越性所致”。从1700年到1770年,英国外贸增长了将近一倍,海运业增长了近两倍,商品进口总额由600万英镑增至220万英镑,出口总额由640万英镑增至1430万英镑。在高额利润的引诱下,英国人的足迹踏遍世界各个角落。

光荣革命奠定了英国的君主制度,开创了英国历史的新纪元,是英国历史的重要日程碑。此后,英国君主立宪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促使政局长期稳定,几个世纪既无内战,又无外患,形成了适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英国把重商主义推进到了顶峰,建立起重商主义的庞大帝国,把一个长期在文明边缘徘徊的小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在光荣革命后的近一个世纪,英国积极投入到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争霸战争,与欧洲各国争夺世界霸权。到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建立起以北美殖民地为中心的庞大的第一帝国,为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广阔的外部市场。

七年战争是英国走出欧洲、与法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一场决定性战争。战争的目的非常明显,即举全国之力争夺海外殖民地,并对殖民地的贸易实行垄断。战争的结果对英法两国均至关重要,谁获得胜利,谁就能建立起世界上最庞大的殖民帝国,谁就垄断殖民地的经济,谁就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英国及其殖民地军队在海上、北美西印度和印度等广阔的战场上与法国军队展开了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战斗。

七年战争始于1756年。战争初始,英国即显露出明显的军事优势,特别是海军力量的作战优势。从1759年起,英国海军先后击败法国地中海舰队与大西洋舰队,基本上全部消灭法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在北美、加勒比以印度的陆战中,英国军队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1759年英军占领法国在西印度的产糖岛屿瓜的罗普、攻占了魁北克,1760年英军夺取了法国在加拿大的战略要地蒙特利尔,次年又占领马提尼克岛,英国在北美和西印度战场取得全面胜利。1763年战争结束时,英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优雅地坐在了谈判桌前,签订了胜利的《巴黎和约》。这意味着在英法两国持续几十年的海外殖民争霸中,法国彻底失败,确立了英国的霸权地位。

根据和约,英国在美洲得到加拿大、新斯科舍、布雷顿角以及附近岛屿,得到了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的权利,打开了与印第安人进行贸易的通道,英国的北美殖民帝国基本成形。在加勒比地区,英国得到了圣文森特、多巴哥、多米尼加、格林纳达等岛屿。此外,英国还得到了非洲的塞内加尔,收回了欧洲的梅诺卡。随着法国这个老牌殖民强国的倒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英帝国初具雏形,英国建立起全球殖民霸权与商业霸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强国。

在将近一个世纪时间里,英国这个以晚期重商主义武装起来的殖民帝国,以商业与贸易为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开疆拓土,用战争构筑起第一帝国,政府的作用功不可没。正如一个学者所指出的:“没有一个国家更能响应商人阶级的要求,没有一个国家更能警觉战争的商业涵义。”的确,维系这个世界庞大帝国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对宗主国的政治控制,也不在于赤裸裸的军事征服,而是在于英国与殖民地之间密不可分、牢不可破的贸易纽带。当然,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是海军实力,是英国得以实现殖民帝国内商业贸易发展的根本保障。

18世纪,以英国为核心、辐射到整个殖民地的商业贸易圈基本形成,英国的双边贸易主要在本国与殖民地之间展开。据资料统计,1720~1763年间,英国的商品出口总额从800万英镑增长到1500万英镑;英国的货船吨位数从45万吨增至65万吨,相当于欧洲货船总吨位数的1/3。光荣革命前,英国总出口商品中,欧洲所占比例达90%,美洲所占比例不到10%,而在18世纪末的英国对外贸易中,欧洲所占比例下降到30%,美洲所占比例则进一步增长到57.4%。英国的廉价商品在强大的海军舰队护卫下,随着英国的商船倾销到各殖民地。这些商品在为英国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毫不犹豫地摧垮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工业,使得各殖民地在经济上形成对宗主国的依附。

除了日常的进出口贸易,英国在无形贸易中也收获了惊人的利润。由于推行免税政策,英国沿海各城市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商品集散地,英国从中获取得赢利甚至比向世界市场输出本国产品的收益还要多。另一方面,英国从航运、银行业、保险业及其他涉外服务所获得的收益也是十分可观的,这方面的增长速度甚至一度超过正规的出口贸易。有形贸易与无形贸易的结合,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为未来英国工业品在全世界打开了市场。

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进行殖民侵略战争。经过三次英迈战争、三次马拉特战争、英缅战争、旁遮普战争,英国控制了德干、印度斯坦、信德、旁遮普和阿萨姆,使莫卧尔王朝废墟上大大小小的土著王公臣服于英国。

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是英国侵略印度的主要工具。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在印度设立行政、司法机构,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进一步加强对印的殖民统治,实行掠夺性的垄断贸易。在直接的殖民地统治的同时,英国还采取了另一种征服形式,即以实力相威胁或利用矛盾迫使印度的封建王公、土著首领与东印度公司签订所谓“资助条约”,在印度建立起一套实施间接统治的附属国体系,形成了印度历史上独特的土邦制度。

东印度公司与印度各土著王公签订的“资助条约”,尽管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签订的,条约的内容与接受“保护”的形式也各不相同,但却具有共同的特征:放弃自卫的权利,由东印度派出军队驻扎该地,负责防务;放弃自主外交的权利,对外关系受东印度公司的监督,且不得与英国以外的国家保持联系,不得聘任英国以外国家的军官训练该邦军队;放弃与印度各邦之间解决争端的权利,必须接受东印度公司总督的调解;必须负担供供养英国驻军的费用,通常由东印度公司直接征收该邦一部分领地的税收;东印度公司向签约邦派遣驻扎官或监督官,监视各土邦王公。

这种通过“资助条约”实行间接统治的做法早在50年代已开始采用。1757年,东印度与它扶持的傀儡、孟加拉纳瓦布(王公)签订的的条约即具有“资助条约”的性质。1765年,印度北部的奥德王公与孟加拉的纳瓦布结盟抗英失败后,英国东印度没有将奥德像孟加拉一样纳入直接统治之下,而是让其维持表面独立,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附属国,并利用奥德作为抵制马拉塔人、阿富汗人入侵的屏障。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使中印度145个小王公、卡提雅瓦尔145个小王公和拉杰普特20个王公进入“资助条约”体系。

英国通过“资助条约”建立附庸体系,既是一种征服手段,也是一种统治手段,克服了当时英国军事力量不足的问题。1 9世纪40年代,英国完成对印度的全面征服后,对全印度的2/3的土地、3/4的人口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余下的1/3土地和1/4人口分属进入“资助条约”体系的约500多个大大小小的土邦。这些土邦在名义上均独立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外,作为附属国而存在。但是,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它们都不能单独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来看待。“甚至像奥德和海德拉巴君主管辖的这些土邦,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假的。只有保护它们的国家用一种人工呼吸的手段吹透了它们,它们才保持得住生命的幻影。”(尼赫鲁语)土邦的存废与否完全取决于英国殖民政策的需要。

这种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相配合、分而治之的策略随着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要求扩大印度市场的时候,土邦王公所能发挥的作用已不如当初那么重要。于是英国殖民当局即以没有嫡嗣或王公失政等理由放手兼并了一批土邦,废黜了一批王公。1813年,英国议会通过关于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法》,取消了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政策由商业资本剥削为主转入以工业资本剥削为主。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其在印度的政治优势,利用差别关税使英国的工业产品像洪水一样涌入印度,摧垮了印度的手工业,使印度千百万手工业者丧失生计,穷困潦倒。这使广大手工业者和随后因英国当局进行地税改革而状况恶化的农民成为反英武装起义的中坚力量。

1857年,印度发生民族大起义,遭到英国殖民势力的镇压,莫卧儿末代皇帝被英国人废黜流放,莫卧尔王朝自此在形式上一去不返。1858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改善印度管理法案》,规定印度由英国女王政府直接统治,印度总督兼副王,代表女王管理印度,印度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进一步加强了对印度的统治。

19世纪40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以骄人的成绩确立了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使英国在世界上率先进入工业社会,迅速成为世界最富裕、最强盛的国家,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工业革命源于一系列技术革新。技术变革首先从棉纺织业开始的。18世纪英国的棉纺织业发展很快,供求矛盾日益突出。1733年,织工出身的约翰·凯伊发明飞梭,使一个织工得以完成织机上的所有工作。60年代,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十多倍。1779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进一步加快了纺纱的速度。十年后,克朗普顿综合“珍妮机”与水力纺纱机的优长发明“骡机”,一台机器可以带动300~400个纱绽,且纺出的棉纱质地柔软、精细。纺纱部门的技术改造打破了纺与织之间的平衡,从而对织布技术的改进提出新的要求。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了以水力作为动力的自动织布机,织布速度一下子提高了40倍,传统的毛纺业逐渐走上机械化道路。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动力问题,因为水力机械必须建在河边,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发明一种在任何地方都能使用的动力机,成为工业革命继续深入的关键。18世纪末19世纪初,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取代水力进入纺织行业。由于蒸汽动力不受地点与季节的限制,蒸汽机的推广极为迅速,冶金、煤炭、造船、钢铁等行业继纺织业之后纷纷引入蒸汽机,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动力。

英国进入工业时代。蒸汽机彻底改变了英国的社会,城乡各地无数家工厂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隆声昼夜嘶鸣,打破了安详宁静的田园生活。特别是蒸汽机的推广造成煤、铁需求的激增,引发冶金、采矿等行业的大发展,而钢铁炼造工艺的改进以及产量的增长又为机器制造业奠定基础。此后,机器制造业的兴起使各行业迅速实行生产机械化,用机器生产机器再去生产其他产品成为人类生产的主要形式。

随着生产的增长,交通运输问题开始突出,解决交通问题提上了日程。1804年,英国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十年后,又制造出一台以5英里时速牵引10吨货物运行的机车。1825年,英国人建成世界上第一条使用蒸汽机车牵引列车的公用铁路,经过改造的斯蒂芬森型列车满载450名乘客,以24英里的时速到达目的地。1830年,列车时速提到了30英里。铁路运输的优越性吸引了无数商人、贵族及其他投资者满腔热情地投身于铁路建设之中,英国掀起铁路建筑的热潮。1840年,英国铁路投资总额为2800万镑,十年后达到2.4亿英镑。在山峦起伏、河湖密布的大不列颠土地上,一条条连接各大城市与港口的铁路纵交错地修筑起来。1850年,英国的铁路超过23500英里,是当时比利时的3倍,比法国和德国高出6倍。在英国的带动下,世界许多国家相继进入“铁路时代”。

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经济结构的变化。1801年,农业在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35.9%,工业只占29.7%;1831年,农业比重下降到了23%,工业比重上升到34%;1841年农业比重再下降到22%,工业比重则上升到40%,50年代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则超过了50%。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龙头产业,纺织、煤炭、钢铁和机械也实现了突飞猛进增长。据统计,英国的棉纺织品由1785年的4000万码增至1850年的20亿码,增长49倍;煤炭由1770年的600万吨增至1850年的4950万吨,增长7倍多;生铁产量由1788年的不足7吨增至1848年的270万吨,增长38倍还多。

19世纪中叶,英国基本完成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国。1860年,英国的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2%、欧洲总人口的10%,而英国的钢铁产量与棉布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煤炭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产量总和的两倍,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占世界总量的40~50%,占欧洲总量的55~60%,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为英国在19世纪称霸世界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凭借其“世界工厂”和“海上霸主”的地位,英国建立起世界上拥有最为庞大的海外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领地遍及亚、非、欧、美、澳五大洲,总面积达338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130倍,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

 

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空前强大,资产阶级扩充市场、原料产地和掠夺殖民地的欲望越发高涨起来。英吉利殖民者把东方视为扩张和掠夺的重点,中国开始沦为不列颠与西方列强侵略和争夺的半殖民地。

英国对中华帝国蓄谋已久。早在1788年小皮特政府就派出代表团访华,向北京政府索求治外法权,未果。1793年马戛尔尼再度率众来华,提出种种要求,被清廷拒绝。之后,英方一面进行武力试探,一面扩大鸦片贸易。1808年,一队英舰袭击虎门,被中国水师击退。1834年发生较大的武装冲突,英方再遭失败。但是,英国的毒品交易却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英国向中国输入的鸦片1800~1801年约为4570箱,1821~1822年为5959箱,1830~1831增为19956箱,1835~136年为30202箱,1838~1839年达到40200箱。大量鸦片输入,使中国在正常贸易条件下的顺差快速地变成了逆差,导致大量白银外流,清政府财政困难加剧,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都带来严重的后果,许多鸦片吸食者面枯体衰家败,中华古国元气大伤。

鸦片之害使清朝皇帝大为震惊,委派林则徐南下广州禁鸦。1839年3月,林则徐强令英商和他国毒贩交出鸦片,后在虎门将两万多箱鸦片当众销毁。恼羞成怒的英国政府在声称英国“只有永恒的利益”的帝国主义者、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等人的鼓动下,积极筹划侵略中国。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在侵华英军司令懿律的率领下,英军4000人乘40余艘舰船抵达中国海,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两年,以清政府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告终。英国据此获得2100万白银,割占香港,获得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处通商口岸。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进一步取得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1845年11月,英国又通过《上海租地章程》取得第一个租界,开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划地立界、建立殖民地制度的先河。

1856年10月8日,清廷广东水师登上停泊在广州附近的“亚罗”号中国商船,捕去两名海盗和10有嫌疑的船员。10月23日,英国以该船曾在香港领取过登记证为由,声称这是英国船,并造谣说中国水师登船捕人时扯落英国国旗,蓄意挑起事端,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时,法国以年初法国传教士马赖因非法潜入广西为非作歹而被当地政府处死为由,与英国相勾结实施联合侵华。1858年5月20日,英法攻占大沽炮台,迅速进逼天津。清政府被迫在6月26日和27日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英国得以在北京派驻公使,在通商各口岸设领事馆,增开营口、烟台、南京、汕头、台南等10个通商口岸,取得自由经商、贩卖鸦片和传教、修改关税税则等权利,并获得400万两白银的赔款。

《天津条约》的签订,使英国侵略者欲壑难填。1859年6月,英国公使相约法国公使以换约为名,再次率舰队北上,拒绝清政府指定的登陆地点,蓄意挑衅,蛮横闯入大沽口。英舰轰击大沽炮台,遭到反击后被迫撤退。次年3月,决意扩大战事的英国政府,再次重组英法联军,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攻陷大沽口,占领天津,进逼北京。10月,英法侵略者进入北京,大肆烧杀抢掠,放火焚烧了京郊圆明园,掠走大批珍宝文物,所谓“西方文明的传播者”的贪婪和野蛮得到充分暴露。

10月24日、25日,英法与清政府分别签订《北京条约》,除确认《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外,进一步扩大英法在华权益,把《天津条约》规定的赔款数增至800万两白银。英国割占九龙司,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取得招募华工出国等权利。中国主权又一次受到严重损害。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行,英国在工商业方面的优势严重动摇了传统的重商主义,在经济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自由贸易理论逐渐抬头,成为指导帝国重建的核心思想。英国进入全面的“自由贸易”时代,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日不落帝国”由此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

工业革命前,英国政府根据重商主义原则,在维护土地贵族利益的前提下,长期实施限制进口、支持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最典型的事例,是议会在1815年制定“谷物法”,规定“当国内小麦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外国谷物进口。”这项自私的法令保证了地主阶级继续获取高额利润,但却严重损伤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里,英国资产阶级一再举起“自由贸易”的旗帜,要求废除谷物法,改变政府现行经济政策。

18世纪前,晚期重商主义被英国贵族阶级所接受。按照这一理论,为了保持贸易顺差,国家必须多出口商品;而为了增加出口,就必须扩大商品的生产;为了扩大商品生产,就必须大力发展手工业、制造业等,为这些行业的发展创造条件。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是实行垄断政策的理论支柱。专制王权利用它谋取私利,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专制王权消失后,重商主义的国策帮助英国保持了过去的财富。但在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候,它却成为束缚经济发展的壁垒。于是,突破重商主义的限制,为经济“松绑”成为时代的需要。

1841年,英国内阁重组,顺应社会潮流的典型、保守党领导下罗伯特·皮尔出任首相。面对废除“谷物法”的强烈呼吁,皮尔明确地指出:谷物法抬高了谷物价格,影响了工商业资本者的利润,降低了民众生活水准,是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而若将之废除,则会使国外廉价谷物进入不列颠,降低食品和某些原料的价格。这不仅会使外商能够购买更多的英国产品,还会刺激国内经济繁荣。为此,皮尔政府还取消和降低了1000多种商品的进口税,全部废除出口税。旧的关税制度受到冲击,自由贸易开始占据上风。

在19世纪中叶前的三十多年间,英国工业革命进入全面深入阶段。英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无可匹敌的竞争力,贸易保护与贸易垄断已显多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

为了争夺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英国依靠其强大的海军舰队,开始向全球推行“自由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新一轮的殖民扩张高潮。对于落后国家,英国先用外交或其他手段接受“自由贸易”政策,不使用武力,不谋求政治控制权;对于担心国内民族工业遭遇毁灭性打击而不轻易就范的,英国则先是炫耀进而动用武力,并将其击败,迫使对方接受英国提出的种种规则和要求。

1836年英国与伊朗签约,1838年英国与土耳其签约,1859年与日本签订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尽管内容不尽相同,但一个核心内容基本不变,即英国获得开放的市场,得到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特权,允许英国商品自由进入,等等。自由贸易的推行,瓦解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经济,过早地将那些经济基础脆弱的殖民地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使得英国大获所益,国外市场日益扩大,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稳定可靠。

19世纪中叶前后是英国彻底推行自由贸易时代,也是英国稳居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地位而傲视列强的时代。为了确保贸易的畅通和安全,英国以炮舰外交开路,在1819年占领新加坡后,1839年占领亚丁港,1841年占领香港,从而控制了好望角—印度洋—太平洋一线的重要军事要塞与贸易据点,建立了一条极为通畅的海外贸易航线。

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最为强大的国家后,内政外交事务日益增多,政府机构相应增加,文官队伍迅速膨胀,腐败风气逐渐盛行。同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开始占据议会主流,为维护自身利益,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随着议会改革拉开政治改革的序幕,文官、司法改革接踵而至,英国在政治上迎来“改革时代”。

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由于纺织、冶金和采煤等工业的发展,英国西北部出现一些人口众多的新兴工业城市,而原先一些富庶的农业区却日益不景气。工业资产阶级迅速膨胀的经济实力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很不相称,他们大多不能利用自己对城市居民的经济统治地位去获得议会席位,进而影响经济政策的制订和保护自身的利益。于是,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议会改革为中心内容的民主斗争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发起了大规模的声援议会改革的群众性运动。1831年3月1日,议会改革方案问世。经过多次运动高潮,最终于1832年通过议会改革法令,在伦敦和其他新兴城市新设选区40多个,资产阶级获得了议会选举权,进入议会的大门,参政的目标基本上达到。

英国是西方世界最早建立文官制度的国家,一度成为西方各国争先仿效的对象。光荣革命后,尤其是政党政治兴起后,尽管政府高级官员的产生受到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多数党控制,但国王仍保留一定的官职授予权。进入18世纪后,文官队伍出现“政务官”与“事务官”。随着英国开始向工业社会迈进,文官队伍混乱、腐败、效率低下等弊病不断暴露出来。

1848,英国议会批准成立特别委员会,对行政开支进行调查。随后又任命了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对政府各部门情况开展调查,正式启动现代文官改革。1853年,被称为英国现代文官制度改革总设计师的查理斯·屈维廉与助手拟订了文官改革的总体方案——《关于建立常任英国文官制度的报告》。该报告批评了当时文官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提出文官选拔、录用、提升和级别划分等一揽子方案:“统一规定录用标准,量才使用。所有文官分为两类,高级文官要求具备多方面的才能、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受过高等教育;候选人应从牛津、剑桥等一流大学中招收,或选用其他部门中的佼佼者;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录用制,废除恩赐制,选拔优秀人才;严格文官工作考核,实行政绩晋升制,奖优汰劣。低级文官录用时一般以中等教育为标准,诸如文字抄写之类的事物性工作雇用计件工办理,各部门之间的事务性文官实行统一的薪酬标准。

1855年5月21日,英国新任首相帕默斯顿以枢密院的名义颁布文官制度改革的正式法令《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命令》。依据法令,决定任命三人组成文官制度委员会,根据文官候选人的年龄、身体和品德等情况进行初选,条件合格者准许参加“必要知识水准”的考试;通过考试者颁发合格证书,分配到政府部门;经六个月试用期后,决定是否正式录用。1870年6月4日,格拉斯顿政府颁布文官改革的第二个枢密院令,规定除外交部和内政部以外,其他部门的文官都要通过公开考试、竞争上岗。之后,政府又对文官的待遇、分级、晋升等细节作了一系列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英国文官制度渐趋完善,为欧美国家的现代文官改革树立了典范。

现代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地方政府的改革之后,司法改革也随之开始。1856年,议会通过“警察法”,规定各郡、市都需建立警察部队,财政部给予经费补贴。警察的出现使治安法官的作用下降。1873年,议会颁布《司法权法》,规定:英国设一个最高法院,下分高等法庭和上诉法庭;高等法庭分三个审判庭,即大法官庭、王座法庭和遗嘱、离婚与海事法庭,将治安法官组成的地方法庭置于高等法庭管理之下。《司法权法》统一了混乱的司法体系,简化了手续,降低了费用,克服了原有司法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使司法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此依法治国成为一种共识,英国进入现代法治社会。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业资本的实力达到高峰,“日不落帝国”的威势达到顶点,不列颠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空前饱满。面对错综复杂的大国外交和结盟活动,英国政治家自豪地奉行“光辉孤立”政策,采取不结盟方针,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在“自由贸易”的掩护下向亚、非、拉和太平洋地区大片“无主地区”进行扩张,从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

19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在东南亚扩张的主要方向是控制上缅甸,从“后门”进入中国云南,以打开中国内陆市场,同美、法、俄、日展开竞争。

18世纪40-50年代,英法在印度进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时,两国在缅甸同时展开了角逐。1740年缅甸孟族在法国殖民者的支持下起义,与缅族争夺缅甸统治权,英国则暗地里向双方提供武器,从中渔利。175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创建贡榜王朝的缅人签订条约,规定英国每年借给缅甸火药和大炮,缅甸将位于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尼格莱斯岛和勃生租给英国人。1759年,贡榜王朝因英国暗中支持孟族反叛,派兵收回尼格莱斯岛,将英国人逐出缅甸。正忙于征服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无力兼顾在缅甸的扩张,暂时收手。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开始加紧对亚洲的殖民扩张,缅甸则首当其冲。

在19世纪中,英国对缅甸先后发动了三次殖民侵略战争。1824年3月5日,英国印度殖民当局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孟加拉管区接壤的边境上时常发生冲突为借口,向缅甸宣战,发动了第一次侵略缅甸的战争。1826年2月,英国占领杨达波,进逼缅京阿瓦。2月24日,缅王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杨达波条约》,约定:割让丹那沙林、阿萨姆和阿拉干给英国;承认曼尼普尔、卡恰尔、贾因提亚为英国领地;缅甸赔偿英军费1000万卢比;允许英国船舰在缅甸港口自由航行;缅甸接受英国派遣的代表驻在缅京。从此,英国势力逐渐深入缅甸。

50年代,英国完成对印度的征服后,借缅甸政府外交礼仪上微不足道的瑕疵,再次发动侵缅战争。1851年缅甸白古行政长官奥克对犯有盗窃和杀人罪的两艘英国船船长处以总数不到1000卢比的罚款。英印总督立即抓住这件小事,准备挑起战争。11月,东印度公司代理海军总司令兰伯特准将率领舰队开赴缅甸,向缅甸政府提出赔偿损失和撤换奥克的无理要求。由于缅甸政府立即答应英方要求,英军失去开战的借口。次年1月,新任白古的行政长官拒绝接待没有事先通知就上门的英军代表,给了处心积虑制造战争借口的英军口实。英军代理总司令立即小题大作,宣布封锁仰光港口,炮轰岸上炮台。2月18日,英国向缅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缅甸交纳100万卢比(约合10万英镑)的巨额赔款。4月1日,英军不等缅王答复,即开始进攻,占领仰光和三角洲地区以及缅甸南部沿海城市。年底,英国侵略者在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下缅甸为英国殖民地。此后,英国殖民者把主要精力用于策划上缅甸。

就在英国第二次侵缅战争结束的同时,缅甸雍籍牙王朝末期最有作为的国王曼同即位。为了复兴缅甸,他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与设备,进行改革,使上缅甸的经济与贸易出现繁荣景象。曼同是个和平主义者,幻想通过和平途径收复下缅甸。70年代,上缅甸政府积极发展与法国、意大利的关系,企图借助欧洲其他列强的力量抗衡英国。

为了消化已侵占的下缅甸,英国迎合缅王的愿望,开始以和平方式向上缅甸渗透。1862年,英国将吞并的丹那沙林、阿拉干和勃固地区合并为英属缅甸省,与缅王签订一项商约,在“互惠原则”的招牌下,规定英国人在缅甸境内“任何地区”拥有贸易、旅行、定居和为建筑商业用房占有土地的权利;英国货物与其他第三国的货物在缴纳一定的进口税后,自由沿伊洛瓦底江往来运输;允许英国派代表常驻曼德勒。同时,英缅派出一支联合勘探队考察经作莫至中国云南的商路,意在打开通向中国的道路。1867年英国又与缅王签订一项新的通商条约,规定英国在缅甸境内拥有派驻政务代表或驻扎官的特权,享有治外法权。次年3月,英国派驻八莫代表,组建伊洛瓦底江航运公司,实现了仰光—曼德勒—八莫区间的通航。

1885年,英国以英资孟买—缅甸公司偷运上缅甸的柚木受到缅甸政府罚款为由,发动第三次侵缅战争。11月14日,英军发起进攻。26日攻占阿瓦,28日缅甸首都曼德勒沦陷,雍籍牙王朝末代缅王锡袍被俘。1886年1月1日,英国宣布吞并缅甸,将其划分英属印度的一个省。缅甸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不仅已经完成占领印度的计划,而且使其周围的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相继沦为英国的附庸。中国西藏成为英国侵略者刺刀指向的目标。

过去,英国为了打通去往西藏的通道,同西藏直接进行贸易,多次派人秘密潜入西藏,企图与西藏地方统治者进行接触,均遭拒绝。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取得英国人可持照在中国内地游历的特权。1868年、1874年英国两次派遣探路队越边中国边境进行侵略活动,企图打开一条从缅甸到云南的路线,未能得逞。1875年1月,英国驻中国使馆翻译马嘉理奉命为向导,由上海出发经陆路到八莫与英国柏郎探路队会合,向中国云南进发。2月21日晚,马嘉理及其随员在蛮允遭到一支武装的袭击后死亡,探路队被迫退回八莫。1876年,英国借马嘉理案大做文章,英国女王甚至亲下谕旨,对清政府施加武力要挟,扬言要“不惜用一切的力量来达到到惩罚”中国的目的。3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根据英国外交大臣训令及英印政府电报所列“事实”,照会清总理衙门:英员参加清政府派员赴滇调查;英另派探路队去云南;偿付英白银15万两;免除英商正税及子口半税以外的一切征课;解决一切未结案件。22日,清政府断然拒绝英方的这些无理要求。4月初,英国公使携属员离京赴沪,以示决绝。

同期,因西方列强在东亚扩张造成近代中国第一次边疆危机。为了预防西南边疆再生事端,清政府被迫妥协。9月13日,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规定:增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等四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商船在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上下客商货物;洋货运入内地,不分华、洋商人均可请领半税单照,使原仅限于洋商享有的特权扩及一切洋货;一切通商口岸未划定租界者,应由英国领事官会同各国领事官,与地方官商议,将洋人居住处所划定界址。从而使40年代以来在上海非法发展起来的租界制度合法化,并扩大至一切通商口岸。“另议专条”规定,允许英国人员于1877年由北京经甘肃、青海、四川入藏或由印藏交界处入藏。英国据此取得了入藏的权利,开始对西藏进行渗透。

由于英国在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地区的所作所为逐渐为广大西藏僧俗民众所了解,英国进藏活动受到坚决抵制。西藏地方政府在1886年派出一部分藏军在卓木以南、热纳以北的隆吐山设卡防卫,阻止英人无端进入藏地。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召集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代表参加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讨论有关抵御英人入侵事宜。会后向边境地区的官员、寺院和百姓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做好抗击英国入侵西藏的准备,规定既不同英人进藏做生意,也不允许英国军队开进西藏。1887年,英国政府照会清政府,要求清政府下令限期撤出隆吐山的军队,否则英印将以武力驱逐。西藏政府对清政府强迫藏军撤出的命令坚决反对,拒不撤卡。

1882年2月,英军向隆吐山发起进攻,第一次侵藏战争开始。藏军兵败。1890年3月17日,清政府与英印政府在印度加尔各答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英国通过这个条约获得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权益,哲孟雄(锡金)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划定藏哲边界以不丹边界支莫挚山到尼泊尔边界的分水岭。由于《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遗留的通商、游牧、官员往来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893年12月5日清政府在英国的逼迫下又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款》。规定:开放亚东为商埠,“听任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印度派官员驻亚东,5年内免纳进出口税;在哲孟雄游牧的藏人,应照英国在哲孟雄随时立定的游牧章程办理,等等。从此,英国打开了中国西藏的大门。

19世纪70年代前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由于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快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非洲成为争夺的重要目标。作为掀起这场瓜分非洲狂潮的主角,英国抛出了纵贯非洲、旨在沟通从埃及开普敦到南非开罗的“二C计划”(因开罗、开普敦的英文开头字母 “C”而得名)。

18世纪末19世纪初,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总督管辖区。由于它在北非和阿拉伯地区的国际关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798年法国拿破仑对埃及进行第一次远征以来,欧洲列强对埃及的侵略和扩张就没有过停止。19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依靠在反法斗争中兴起的地主商人集团和开罗人民,从封建军阀集团手中夺取了政权,就任埃及总督。在穆罕默德·阿里的领导下,埃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30年代埃及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具有相当发达工业和强大海陆军的国家。

英国势力早在19世纪初就已渗入埃及。1838年,英国威逼埃及签订《英埃商务协定》,取得一系列贸易自由等特权。50年代以来,英国不断加强对埃及的扩张和经济渗透,通过向埃及政府提供贷款和承购埃及政府发行的公债,控制埃及的财政经济命脉。60~70年代,埃及王室、贵族官僚阶层十分腐败,不惜花费巨额贷款和资金,大规模修建宫殿、剧院、疗养院、别墅等,国家债台高筑,仅每年偿付利息就需动用国库大部分收入,财政状况日趋恶化。

为偿还到期的债务,埃及政府准备向法国出售苏伊士运河股票。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建议最早是在穆罕默德﹒阿里执政时期由法国外交官和传教士提出。1854年,醉心于“现代化”建设的埃及统治集团授权法国外交官德﹒莱赛布开凿苏伊士地峡,修筑运河。德﹒莱赛布立即筹措资金,于1858年组成运河公司,法国持股52%,埃及持股44%。1859年4月,沟通地中海和红海、扼守欧亚海上交通咽喉、极具重要战略地位的苏伊士运河破土动工。1869年运河通航,从欧洲到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航程大大缩短,对欧洲资本主义扩张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1874年11月,英国政府得知埃及准备向法国财团出售苏伊士运河的消息后,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立即电令英国驻埃领事向埃及政府表示,愿高价收购埃及政府所持运河股票。11月25日,迪斯累里首相不待英国议会批准,就向罗思柴尔德家族借款,以1亿法朗的低价抢先收买了埃及政府手中所持有的运河公司股票的44%(价值4亿法郎)。英国占据掠夺中东丰富资源的枢纽和侵略非洲、亚洲的重要据点,掀开英国势力进入埃及、排挤法国势力、占领埃及的盖头。

埃及出售苏伊士运河的股票,却仍不足偿还巨额外债。到1876年,埃及的公私外债总额高达25亿法郎,相当于政府财政岁入的10多倍,且外债年息为8%,每年仅付利息就要耗费国库收入的2/3。同年4月,埃及政府宣布财政破产,停止偿付债务。10月,英法等债权国联合提出一个解决埃及国债问题的方案:由英法两国各派代表对埃及政府的财政进行双重监督;由英、法、意、奥和埃及代表组成一个“混合委员会”,由英国人任主席,来管理埃全国铁路和亚历山大港,海关和铁路的全部收入用于偿还外债利息。在双重监督制度下,埃及的经济命脉被外国资本所掌握,政府权力被英法列强实际控制,埃及政府被人民轻蔑地称为“欧洲人内阁”。1881年9月9日,开罗爆发民族起义,解散“欧洲人内阁”,选举议会。新内阁颁布宪法,规定内阁对议会负责,议会有权讨论国家预算,解雇政府中的外国官吏,取消“双重监督制”。

“欧洲人内阁”的倒台,使英国政府恼羞成怒。1882年,英国在法国全力侵略摩洛哥、无暇顾及其它时,发动对埃及的武装侵略,占领埃及全境,并委派以“东方暴君”著称的英国人伊夫林·巴林担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兼外交专员,对埃及进行了长达24年的统治。埃及成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市场。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法分别在西非洲沿海建立塞拉利昂和加蓬两个自由黑人殖民地。19世纪中期以来,英法殖民势力不断侵入西非内地。80年代初在西非内陆,英国建立了34个贸易站,法国有32个贸易站,西非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大都为英法殖民公司所垄断,两国互相对峙。

塞拉利昂位于尼日尔河上游,土地肥沃,气候适于种植棉花、水稻、甘蔗、烟草等,被英国废奴派选中为安置自由黑人和白人移民的地点。1787年,英国以不到60镑的代价从当地酋长手中购得一块长9—10英里、宽20英里的土地,建立格兰维尔镇(后改名弗里敦),将340名黑人和410名白人工匠、牧师、官员安置此地。1791年英国议会批准成立塞拉利昂公司,接管这块殖民地,第二批黑人1000名随即也被运来。1808年,英政府接管塞拉利昂,改建为皇家殖民地,随后凡被英国海军捕获的贩奴船都被运送过来,黑奴即被释放,成为“自由的”非洲人。

19世纪中叶,英国在西非的侵略主要集中在黄金海岸(加纳)和尼日尔河三角洲。1852年,英国迫使拉各斯签订条约,使之成为英国的保护地。接着,英国继续在尼日尔河下游进行扩张,侵占约鲁巴人的城邦,将它的统治扩展到整个约鲁巴族地区。英国对黄金海岸的侵略遭到当地阿散蒂联盟的顽强抵抗。在此后二十多年里,阿散蒂人多次进行抗英战争,并重新征服了接受英国保护的部落。80年代中期,针对德国从多哥向西渗透,法国从象牙海岸和尼日尔向东向南渗透,共同指向黄金海岸内地的现实,英国加紧了对这一地区的侵略。1893~1894年,英国派出重兵与阿散蒂联盟进行战争,先是迫使其国王同意接受保护,随即又以拒不偿付战争赔款为由,占领联盟首都库马西,将国王流放。1898年,英国侵占了阿散蒂以北的瓦城、纳萨、瓦尔瓦累、甘巴加等大片土地。为阻止来自北方的法国势力,1901年英国宣布新占领地区为保护国,并将阿散蒂并入黄金海岸殖民地。

50~60年代,英国殖民者从拉各斯、尼日尔河三角洲、努佩和南豪萨等三个地区侵入尼日利亚,并于80年代初占据尼日尔河下游地区。1886年,英国政府批准成立“皇家尼日尔公司”,负责管辖已占领的地区。1887年,英国宣布凡与“皇家尼日尔公司”订约的都是英国的保护国。随后,英国以武力胁迫和讹诈手段,迫使尼日利亚众多酋长与“皇家尼日尔公司”签订了400多个条约,承认受公司的“保护”。90年代后,“皇家尼日尔公司”以武力为先锋,侵占了北尼日利亚伊洛林、努佩等地。为防止法国从达荷美向东扩张,英国于1895年趁奥约王国内乱之机,以武力征服该王国,迫使其国王接受英国保护。1897年,英国以禁止奴隶贩卖和“人祭”为借口,派兵侵占贝宁王国,放逐国王。

法国自1848年在加蓬建利伯维尔城之后,加紧争夺几内亚湾地区。1851年,法国诱迫达荷美国王签订协定,获得在贝宁南部进行贸易和传教的特权;1868、1878年,又迫使达荷美国王订立两个不平等条约,占领科托努;1888年侵占科特迪瓦(象牙海岸)全境。1890年,英法签订条约,英国承认法国占领马达加斯加,法国允许英国所属尼日利亚东北边界与乍得湖相连。作为补偿,英国同意把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乍得湖上的赛—巴鲁瓦线之间的西苏丹以及撒哈拉的沙漠地带让给法国。1893年法国占领尼日利亚相邻的达荷美后,英法两国在尼日利亚西部边界上发生冲突。1898年6月14日,英法两国在巴黎签订瓜分西非地区势力范围的协定,划定以尼日尔河为界,以西为英属殖民地,包括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和南北尼日利亚;以东的塞内加尔、马里、几内亚、象牙海岸和达荷美为法属殖民地。

这样,法国势力扩张到尼日尔河上游与乍得湖北部,在西非的绝大部分殖民地得以连成一片,形成从地中海到几内亚湾的整片殖民地。英国取得了控制尼日尔河中下游及以东乍得湖的范围。尽管法国最后获得的地区比英国约大四倍,但法国所占有的大部分是沙漠。而英国在西非的殖民地位于冈比亚河、沃尔特河和尼日尔河三条重要河流的下游,在经济方面和人口数量上都超过了法国殖民地,占据西非最为富庶的地区。英法在西非的争夺基本结束。

地理上的东非,泛指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岛,外围包括索马里、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70年代前,英、法、比、意觊觎东非大陆上的领土,都派出远征队实地考察,之后开始以武力为后盾、以贸易为掩护,争相进入东非腹地,展开新一轮的角逐。

19世纪中叶前,埃塞俄比亚帝国(即阿比西尼亚)是一些封建土邦的松散联合体,形式上保留有皇帝,实权掌握在领地广阔的封建主手中。1855年,库阿尔族的封建主卡萨通过战争,逐渐统一埃塞俄比亚,宣布自己为全国的皇帝,结束“王侯纷争时代”,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史称提奥多尔二世。1867年,英国以武力入侵埃塞俄比亚。次年,提奥多尔二世兵败自杀。1872年,英国在埃塞俄比亚建立起傀儡政权。

1873年,英国以反对奴隶贸易为借口,以武力胁迫桑给巴尔苏丹国同英国签订一系列协定。英国商人在获得的租让地上开办轮船业务和邮政业务,敷设了一条通过桑给巴尔的海底电缆,并修筑了从达累斯萨拉姆到尼亚萨湖北端的一条大路。1877年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约翰 · 柯克向苏丹政府建议训练新军500人,由英国将军马修斯任司令。80年代中期,桑给巴尔苏丹表面上仍是独立国家,但政局却受到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约翰 · 柯克左右。

在索马里半岛上,法国于1884年侵占索马里的奥博克港,1888年占领吉布提港,1896年建立起法属索马里殖民地。1887年,英国宣布索马里北部为自己的殖民地。1888年,英法两国签订协定,划定英属索马里与法属索马里之间的疆界。意大利从1889年开始陆续迫使索马里南部各小邦国接受其“保护”。1899年意大利照会各国,宣布对从基斯马尤北部边境到北纬2°30'的沿海地区“加以保护”。1908年,意大利将其索马里半岛的全部领地合并称意属索马里。

1889~1890年,德国殖民者从维图出发,经过肯尼亚高地深入乌干达,诱使乌干达国王签订保护条约。乌干达扼守尼罗河的河源,是英国开普敦—开罗计划的必经之地,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德国企图从维图起经乌干达直到坦噶尼喀,连成一个属于德国的环形地带,以包围英国的属地,阻止英国从蒙巴萨进入维多利亚湖,并切断英国与尼罗河上游之间的联系。英国为了守护住埃及、苏丹的“后门”,阻止德国的扩张,顺利实现自己的开普敦—开罗计划,1889年出兵占领乌干达、维多利亚湖以西地区。

为了保障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德国主动向英国示好,1890年7月1日两国签订《赫尔戈兰条约》,规定:德国放弃对维图和乌干达的保护权而让给英国,承认英国对桑给巴尔、奔巴、乌干达、肯尼亚的保护权;英国则承认德国占有坦噶尼喀、马菲亚岛、卢旺达和布隆迪全部,占有西南非(纳米比亚)的东北角一条宽约20英里、伸展至赞比西河上游的狭长地带;德国放弃对尼亚萨兰(今马拉维的领土要求,与英国划定了多哥与黄金海岸的边界;作为对德国的补偿,英国把它在北海的黑尔戈兰岛让给德国作海军基地;英国答应说服桑给巴尔苏丹把德属东非大陆上10英里宽的沿岸地带的“租借地”卖给德国。11月,英国宣布桑给巴尔及所属各岛归其保护。年底,在英德强迫下,苏丹以20万英镑的价格将其地卖给德国,但却分文未得,被英国在接管肯尼亚行政权时用作给东非公司的补偿。1894年英国宣布乌干达为其保护国。

《赫尔戈兰条约》的签订,德国放弃了对维图和乌干达的保护,使德国守住尼罗河上游及河源的企图失败,但却得到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军基地。而对英国来说,“只不过用一颗裤扣换到了一件簇新的燕尾服。”英国得到了维图和乌干达,即阻止德国进入尼罗河流域,巩固了英国在埃及和苏丹的安全,正如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所说“这个协议的结果是,在南纬一度(穿过维多利亚湖中部)和埃及边界之间,将不会有与英国势力相抗衡的欧洲竞争者。”《赫尔戈兰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德在东非的争夺结束,东非被瓜分完毕。

由于非洲各地的情形各异,英国在非洲进行殖民侵略的具体做法各有区别。在北非地区,英国主要通过政府力量采取财政控制、军事占领与镇压并举的策略,而在非洲其他地区,英国则采用传统的殖民扩张手法,即向私人公司颁发特许,由这些公司充当先锋。19世纪80年代,英国先后建立了皇室尼日尔公司、英国东非公司、英国南非公司,分别充当英国在西非、东非和南非地区从事殖民侵略的尖兵。最后,由英国政府接管公司的权力,将这些地区正式变为英国的殖民地。

长期以来,南非内地被视为自然资源匮乏,在英国人眼中没有什么意义。英国人主要关心的是控制南非沿岸的重点战略港口,保护其通往印度的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19世纪50年代,荷兰殖民者后裔布尔人在南非先后建立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共和国。1867年后,南非发现钻石和金矿,成千上万的欧洲殖民者、淘金者纷至沓来,英国殖民者与布尔人争夺采矿权的斗争尖锐起来。

英国早在1806年就已侵占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英国从荷兰和法国手中夺取了开普殖民地,正式向开普委任总督,设立立法委员会和法院。1820年,英国将第一批移民4000人送到开普东海岸。1824~1835年,英国商人开辟了开普东部自由贸易港口德班。1840年,首府开普敦已有2万人,划分12个区。

为了扩张领土以便安置更多新来移民和保证自由港口的防务,英国从1818年起恢复了先前荷兰人对科萨人的侵略战争。通过1818~1819年第五次、1834~1835年第六次卡佛尔战争,英国兼并了菲什河与凯斯卡马河之间的土地,建立阿德累德省。

英国在开普推行自由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迫使布尔人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向内陆移民扩张。1838年12月,布尔人在恩康姆河上与当地祖鲁人展开决战,祖鲁人大败,布尔人进占纳塔尔并建立共和国。紧随布尔人迁移步伐的英国拒绝承认纳塔尔共和国,认为布尔人是危险的竞争对手,遂于1842年5月对其发动进攻。1843年7月,英国兼并纳塔尔后继续向内地扩张。布尔人集中到奥兰治和德兰士瓦,组成了奥兰治自由邦和南非共和国(德兰士瓦)。1867年,英国占领巴苏陀兰(今莱索托),从而使开普与纳塔尔连接,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布尔人两个邦国。

随后,英国着手实施南非联邦的计划。1885年9月,英国宣布贝专纳(今博茨瓦纳)为保护国,其中北部和西部成立“贝专纲保护领”,南部并入开普殖民地,切断德属西南非与布尔人的联系。1887年,英国将祖鲁合并到纳塔尔殖民地,称“祖鲁兰”,并分为13个小酋长国。英国占据了祖鲁人的土地,挡住了德兰士瓦通往海洋的出路。1888年2月,英国殖民者侵入赞比西河流域,与当地统治者签订条约,规定未经英国同意不得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及割让土地,将其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1889年,英国成立“南非特许公司”,后改为“英国南非公司”,宣布在贝专纳和林波波河以北地带、南非共和国以西及以北、葡占莫桑比克以西的大片地区为该公司的活动范围,英国有订约、立法、设置银行和警察、筑路、开矿、分配土地、经营商业和发放狩猎执照的权利。1893年,英国公然发动战争,林波波河以北地区被英国完全占领。

南非公司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吞并了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河间地区以及以北广大地区,并很快将公司的控制范围扩大到刚果以南的广阔地区。经过1899~1902年第二次英布战争,英国占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共和国,南非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争夺非洲的过程中,英国获得了理想的回报。虽然英国殖民地的面积仅次于法国,但人口却几乎是法国殖民地人口的两倍,且英国的非洲殖民地在经济、战略价值上首屈一指:南非和罗得西亚拥有丰富的钻石和黄金矿藏;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及西非的其他殖民地盛产可可和棕榈油;埃及、东非和苏丹则为英国提供了纺织业需要的大量棉花,苏伊士运河更是成为连接英国本土与印度殖民地的战略通道;坦噶尼喀、马拉维、肯尼亚和乌干达虽然在经济上意义不大,但作为连接南非和苏丹、埃及的中间地带,为英国实现其开普敦—开罗的“二C帝国”计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9世纪英国在通过工业霸权、贸易垄断而独霸这个世界以后,它所想得到的已经得到,对殖民地的政治控制已无必要。在国内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英国政府将自由帝国理念揉入其殖民政策之中,开始在白人移民殖民地推行自由主义改革,建立自治政府,将传统的委任总督统治转为殖民地自治。

英国的殖民地大致分为三部分:自治领、印度和附属帝国,政府根据这些殖民地的不同文化和传统,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自治领,也称移民型殖民地,即指通过英国移民将母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制度移植到殖民地,按照英国模式来进行殖民地的建设和发展,且拥有很大独立性和自主权。

印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殖民地,或者说是用武力征服得到的属地。从1600年到1864年,在两个半世纪中,英国通过种种手段完成了对整个印度的征服。最初,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实施对印度的管理权。由于印度过的丰富资源、巨大市场、辽阔的土地以及可以随意调遣的大量士兵,印度在英国占据特殊地位,成为“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英国既直接控制和管理印度,又对印度进行关税保护,兼顾印度的利益,对印度采取“仁慈专政”的统治方式。

自治领和印度之外的英国殖民地统称为附属殖民地。根据英国在各殖民地的统治程度大小,附属殖民地又可分为直辖殖民地和保护领两类。前者直接归属英殖民部管辖,英国人在当地享有绝对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力;后者一般保留着自身的管理体系和统治者,只是依照英国的指令行事。这一类殖民地面积不大,仅有200万平方公里,80%分散分布在非洲和亚洲。

1837年,加拿大爆发民族大起义,引起英国当局的关注,移民自治政府的实践首先在加拿大拉开序幕。1839年,英国发表《达勒姆报告》,允许加拿大建立责任政府,英属北美殖民地责任政府的时代开启。到1855年,英属加拿大责任制政府在加拿大全境全部建立起来,传统的总督直接统治改为殖民地自治,英国殖民统治政策和殖民地地位发生显著的变化。

加拿大的实践为澳大利亚提供了典范。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始于1787年,最初被认为仅仅适合流放犯人,1793年第一批自由移民到达此地。1805年引进牧羊人后,吸引来越来越多的自由定居者。由于担心其他列强的争夺,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宣布对整个澳大利亚拥有主权。184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按照选举原则建立新南威尔士自治政府的法案,大大限制了总督的权力,一种以地方自治形式出现的责任制政府开始普遍被殖民地所采用。1853~1856年间,责任制政府先后在维多利亚、范迪门、南澳大利亚等地建立起来。后来,在新西兰、南非等白人殖民地,英国也先后开始了建立自治政府的尝试,并获得成功。

在白人移民殖民地建立自治的责任制政府,是英国在军事进攻所向无敌、经济实力无人可及的顶峰时期,对殖民政策的一种自觉的、迎合时代发展的重大调整,意味着不列颠统治者的帝国观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根本性的调整,建立在英国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基础之上,本身就是英国走向世界霸权的一种重要标志。它不但没有使移民各殖民地自行其是和分道扬镳,反而带来大英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向心力和空前团结。特别是当自由贸易与移民自治成为帝国最为显著的特征时,一个跨越全球、空前绝后的“日不落帝国”开始形成。

过去,大不列颠民族对于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庞大与辉煌赞叹不已。然而,罗马帝国充其量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区域性大国。今天英国人建立的“日不落帝国”却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殖民地遍及全球,开拓的疆域之大,统治的人口之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帝国都不可比拟。庞大的“日不落帝国”本身与英国的海上霸权与工业霸权共同将英国推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

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逐步丧失“世界工厂”的地位,从“光辉孤立”转为结盟外交,走向新均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海上霸主地位的消失,英国经济开始衰落,被迫放弃引以为豪的自由贸易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几乎耗尽所有可以动用的资产,政府持有的黄金、美元储备和海外资产化为泡影。英国在冲出欧洲、领导世界百年之后,退回欧洲。

历史充分地说明:无论是17世纪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欧洲强国法国、瑞典、英语、西班牙、荷兰等共同构成的“多极”格局,还是18世纪英法争霸欧洲的“两极”格局,乃至19世纪开创现代政治文明、引领世界潮流百年之久的英国——“日不落帝国”,都没能实现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平。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必须建立起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六十多年来,世界秩序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一系列国际规则和多个国际组织:政治与安全领域创建联合国(1945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华沙条约组织(1955年)等;贸易领域建立关贸总协定(1947年)→世界贸易组织(1994成立,取代前者);金融领域确立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45正式成立, 1947年成为联合国的常设专门机构);包括为应对全球化世界经济带来的对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治理上的挑战,由30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0年);由12个主要石油生产国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1960年),等等,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国际关系格局仍然呈现出多样化,如雅尔塔体制、两大阵营对抗、美苏争霸、一超多强、新兴经济体崛起等。同时,“极化”思维、“分极”理论层出不穷,给总体趋向和平的世界蒙上一层又一层神秘面纱。

雅尔塔体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英三大盟国首脑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三次最高级会晤,为战后设计的一幅世界秩序和政治格局蓝图。会议主要讨论并提出解决:对德对日作战问题;战后对德国的处置问题;战后波兰的边界问题;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以及成立联合国并确定其基本原则问题等。雅尔塔体制的确立, 特别是联合国的建立,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实现了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平共处,成为各国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真实反映了二战期间国际力量对比的状况, 使美苏关系趋向稳定,对于维持战后欧洲与世界和平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以美、英、苏三大国(主要是美、苏)划分各自势力范围为主要特征的“雅尔塔体制”, 侵犯了一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以后的国家间矛盾的激化和国际间冲突留下了隐患。

强权政治色彩明显的雅尔塔体制,形成了战后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世界政治格局。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由此替代欧洲列强主宰世界的局面,称霸世界。1947年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笼,标志着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战略和冷战政策的开始。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形成。面对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政治上的孤立和敌视、意识形态上的攻击与诬蔑、经济上的制裁与封锁、军事上的包围和威胁,苏联于1955年建立华沙条约组织,与“北约”对抗,形成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冷战局面。(所谓“冷战”,是指除了公开的战争手段以外的一切敌对行动。诸如实行经济封锁和制裁,推行政治孤立政策,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甚至进行颠覆活动,煽动战争,进行原子战争讹诈和军事威胁等等。它是战后国际关系中一种激烈对抗的形式,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峙的一种重要形式。)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寻求经济政治的联合自主。法国提出“戴高乐主义”,在对外政策方面改变依附美国的做法,坚持恢复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和独立自主的方针。战后初期受到美国控制的西欧、日本,随着经济力量的壮大,在政治上出现独立自主的倾向,谋求“国际国家”地位,从而导致帝国主义阵营的分化,美国霸权地位出现衰退。从 6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逐步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美苏之间的斗争从两种制度、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转变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发生政治剧变,强盛一时的苏联走向解体,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两极格局瞬间消失,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上世纪90年代正是美国经济科技迅猛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10年。此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企业盈利率为10%,股市增长率高达17%。在整个90年代,美国经济竞争力连续8年保持世界第一。200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9万亿美元大关,超过了欧盟15国的总和。虽然2001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但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发布的全球经济100强统计,美国2001年GDP仍达到9.8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3%跃升为当年的30%。
为此,大部分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拥有无可比拟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其他国家无可匹敌,因而当今世界已进入美国独霸全球的单极时代。现实主义评论家查尔斯·克劳特哈曼认为,前所未有的美国权力“单极时刻”已经到来。1997年,美国《时代》周刊刊文声称两极世界已发展成为单极世界,冷战后的世界应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霸权秩序。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一个单极世界将自动取代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尽管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超级大国,在各个权力层次上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还没有任何帝国能对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国家形成统治。即使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也仅仅统治了世界上1/4的人口,而且,在全球性力量对比之中,英国也只是6强国之一。当今美国虽然具有能渗透世界的能力和意志,它的主要战略目标局限于自身的发展,即影响或控制其他国家以获得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因此,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将在政治道义面前失去一切。
事实上,领先世界已百年之久的美国,也从未能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实现重要的安全、经济和政治目标。虽然海湾战争证明了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力量的最强者,但离开盟国的支持和援助,其仍无法完成对伊拉克的打击。当前,全球化趋势必将使美国维持其世界领袖地位的功能变得越来越有限,它称霸世界的野心和举措也必将遭到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包括其盟友的反对和抵制。
“极化”思维和“分极”理论始于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在堪萨斯演说中首次提出:从经济角度和经济潜力考虑问题,今天的世界有5大力量中心,即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美国与苏联是军事上的“两极”;美、苏、中是政治上的“三极”;美、日、西欧是经济上的“三极”。这些提法被公认为是关于“极”、多极化趋势的最早的最权威的表述。 
对此,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新现实主义学派奠基人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多极系统比两极系统更不易于维持秩序。因为,在多极系统内,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误解、意外事件和偶然性冲突时常发生,冲突趋向频繁,局面难以控制,力量组合的经常变化容易使平衡遭到破坏。而在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力量之间的较量虽然极为紧张,但是双方又都无力消灭对方,也不希望破坏两极力量平衡。此外,在两极对抗秩序中,超级大国能够对自己盟友的行为进行控制,这也有助于把冲突和危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两极力量格局的确有其稳定性,它可以避免一方通过战争破坏这种稳定。半个世纪的冷战是这种两极对抗秩序的最好注脚。
而在多极均势秩序的典型代表基辛格博士看来:世界上只有两条道路通向稳定,一是霸权,一是均势。与霸权相比,均势更为可靠,因为霸权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强调,“没有均势就没有稳定”,“从历史上看,稳定总是和使实际统治难于实现的某种均势相一致的。”其所追求的均势,即世界各个地区、各力量中心之间的权力平衡。多极均衡秩序,实则由几个或众大国或国家集团领导和统治的国际秩序。
基辛格认为:“21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 ;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这个新秩序会更接近18、19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不会像冷战时期严格划分的两大阵营。那时至少会有6大强权:美国、 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再加印度,另有许许多多中小型国家。”
然而,“多极”格局带来的灾难早已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到了诠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组成轴心国,开始在全球进行扩张,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和苏联,构成今天一些人所描述的“多极世界”样本。或许那场发端于1939年、结束于1945年,先后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其中的战争,业已告诉我们,“多极”给这个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