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普通人的历史

从宏大叙事到普通人的所见所闻，军人余戈试图改变历史的叙述方式。

■本刊特约记者 冯翔

“狗日的。”

“这些狗日的。得像他们这样才行。”军人余戈又说了一遍，羡慕地盯着电脑屏幕——几个西装革履的老人，精神矍铄，面对镜头挥舞双手，侃侃而谈。

老人们是日本二战侵华老兵，在接受NHK电视台的采访，回忆他们当年在中国滇西松山战场上侥幸生还的经历。从那场战役中幸存的日本老兵只有十几个，但每个人都接受了大量的访谈，还有人出了书。

这一点是余戈心中长久的痛。为了写一本关于松山战役的书，他做好了采访至少一百名中国老兵的准备。当年，在松山坚持到了最后，成为胜利者的中国军人有一万多。

结果，他发现：在世的老兵寥寥无几，且多为风烛残年，再也无法完整、清晰地将大脑中埋藏数十年的记忆复述出来。

最后，他成功采访的中国老兵，不到5个。

微观战役

那本书最后还是出了，名为《1944：松山战役笔记》。至今出书7个月，加印四次。总印数三万本。

如果从这场战役的“知名度”来看，三万本的销量很没道理。甚至写这本书的价值都很值得怀疑。中国投入两万多兵力，攻打三个月，全歼日军一千余人——不到二战日军战死总人数的千分之一。而己方战死却达七千多人。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惨胜。价值何在？

这本书的读者会告诉你——这场战役是二战中，日军在亚洲战场上的第一场“玉碎战”——被全部歼灭的战役，也是中国军队第一场成功的攻坚战；说它的成败，关系到整个中国战区的成败得失都不过分。而写它的这本书，是一本把战争放到显微镜级别研究分析的“微观战史”。从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蒋介石，一直到参加一场白刃战的一个士兵的一个动作。

这位读者叫孔云峰，昆明小有名气的“黑风”登山协会会长。他从网上知道余戈写了这本《松山战役笔记》后，几乎跑了昆明所有的书店，最后才在一家书店的架子上发现，且只有四本。2010年3月11日，他揣着这本书来到松山，与来访的余戈不期而遇。

之后，他们到当年中日两军激烈厮杀的战场上结伴而行。每到一个地方，余戈就掏出他那本书，高声吟诵此处当年血战的壮烈情景。孔云峰说，那种情景，他今生恐怕不会再有，“太奢侈了”。

之所以说奢侈，是因为余戈身边的随行阵容：王选，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戈叔亚，著名民间二战史专家；两位大校，分别是步兵战术专家和野战筑城专家；云南当地龙陵县的文体局局长及测绘、史志、口述、文物、本土向导等人，外加从北京、昆明赶来的各路媒体记者，近20人。

他们都是与余戈一起来进行一次“抗战历史资源普查”。当地政府要把这块66年前的战场，改造为今日的旅游胜地。余戈因为这本书成为理所当然的受邀者。

找回普通人的历史

一周之后，余戈回到北京，坐在他满是军事书籍的办公室里接受本刊采访。

身体魁梧的余戈架着一副眼镜，说高兴或激动了就带出几句陕西口音。他的名字本身就像军人，事实上他确实是军人世家，但他不总用这个提法。他的外祖父是杨虎城西北军的军医，参加过西安事变；父亲也是军医，参加过新中国一个重要导弹基地的奠基。他本人是雷达士官出身，至今军龄25年，身份是《军营文化天地》的副主编；妻子也是军人，军衔中校。

对自己这本书出版后发生的事，余戈并不觉得意外。该书出版后，他的电子邮箱收到一封信：“先生之作，非仅还历史公正而已，实乃民族历史认识心理健全之标志，可愧杀某些历史学家也。”署名是钱文忠，复旦大学教授。

之所以获得如此评价，是因为余戈的这本书打了一个反差——与中国历史书传统的反差。

中国的历史书传统总是宏大叙事，最后留下的肯定是大人物的名字，大事件的结果，而那些鲜活的细节、卑微的普通人，改变历史的一个瞬间，肯定是最先被删除的内容。历史总是一副阶级斗争的严肃嘴脸。

在余戈看来，这种历史的研究方式太粗线条了。事实上，每一个士兵都值得重视——他们才是战争最直接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这一次，余戈决心改变。

从2004年，他发现“原来云南有这样一场伟大的战役”开始，他便着手搜集资料——那些当年的军事报告。军事报告们沿袭了中国人写历史的一贯风格，从中只能查到部队番号——如第71军新编28师、第8军荣3团这样的字眼，以及其指挥官的名字、战斗持续的时间以及最终结果。某一场战斗是怎么发生的？某一个士兵是怎么死的？某一个至关重要的战术是谁提出的？……这些问题，统统找不到答案。

怎样找出那些湮没的，鲜活的血和肉？余戈采取的办法之一是：上网。

百度，Google，雅虎，一起被他用来搜索这场战役的关键词。“松山”“腊勐”“龙陵”……，以及部队番号和人名。抗战胜利50和60周年时，全国许多媒体都在寻访各地的老兵，做了一些回忆当年抗战情形的报道。有关松山战役的部分，许多都被他拿来主义了。

比如——

2002年，一位参与过松山战役的老兵杨金继——当年他是荣3团七连的中尉副连长——口授的回忆录，由他的孙子发到猫扑网上。其中，提到中国军队采取坑道爆破方式，炸掉日军核心碉堡时，有如下文字：“只见松山主峰上空一朵蘑菇云冲天而起，把主峰整个大碉堡托起数米后歪斜地栽倒在山顶上。”

而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当年参与挖坑道的第八军工兵营一连三排七班老兵张羽富，他的回忆是：“几秒钟之后，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中，松山主峰子高峰的日军最大碉堡被炸塌陷成两个大坑，70多个日本兵被活埋于地底。”

这两段鲜活的文字，就是最可宝贵的材料。两个当事人都在场，他们的记忆可以相互验证，又与正式战报中参与这次战斗的部队番号、战术手段完全切合，可以采信。

靠着惊人的逻辑整合能力，余戈把老兵们的记忆碎片组成了一条条相互证实的证据链条，并尽可能细地勾画出一幅尽可能细，以至于有些残忍的立体画卷。“普通人的历史”得以找回。

《超限战》的作者，空军少将乔良为《松山战役笔记》作序，“放在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

抢救式采访——晚了

“我自己很清楚，惭愧得很呢！”余戈说。“但是就国内的具体环境来说，我尽到最大努力了。”

世界著名军事纪实小说，反映诺曼底登陆的《最长的一日》作者瑞恩是余戈心中的标杆儿。这位美国记者不仅亲身参与了诺曼底登陆，并在战后与3000个老兵取得了联系，亲自采访了其中的700个。在那一天的诺曼底，德军与盟军双方的任何一场战斗，他都有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最真实的记录。

这种好运气和毅力，令每一个战史研究者艳羡。尤其是余戈。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生在中国，他已经错过了太久太久。

2009年8月16日，他在三联书店举办的《松山战役笔记》读者见面会上激动地说：如果我能采访到当年参加过战役的老兵，不用多，只要一百个，我这本书，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瑞恩做战史研究的时代，是在二战刚结束的五十年代中期。二战老兵们几乎全部健在，美国又毫无战争创伤，他有充分的精力和条件去欧洲各个国家采访二战老兵。《最长的一日》得以辉煌问世。而同期，中国对外参加朝鲜战争，对内正在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而日本在七八十年代完成了经济腾飞，开始腾出手来对那场战争进行反思时，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们已经死掉了一批。但大多数人仍是60多岁，思维也仍然清晰。

此时，好不容易才回复常识的中国仍在举步维艰。承认“国民党也抗战了”这样一个常识，用了十多年时间。

松山战役幸存的十几个日本老兵，每个人都接受过媒体的访谈，还有人出了回忆录。余戈收集到了一张日本NHK电视台采访这些老兵的节目光碟。他们个个精神矍铄，记忆力极好。余戈写《松山战役笔记》，许多鲜活的细节就是从这些老兵的回忆录中摘来的。他非常痛苦：一个战胜国的军人研究这段历史，竟然严重地依赖于战败国军人的回忆！他亲身采访到的中国老兵不足5人，而且在采访质量上，也无法与日本老兵相提并论。

现在，余戈们才有精力和条件，想对那场战役的亲历者们实施抢救式采访。晚了。

参加过松山战役的中国军人，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假设有20岁——1925年出生，如果能活到今天，已经至少85岁了。这个年龄的老人，想要从头脑中把记忆完整地、优质地提取出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极其困难的。余戈根据“拿来主义”找到了线索，然后亲身去采访这些老兵，结果发现：他们即便还在世，也都已经表述不清了。历史和现实在他们的脑海中纠结在一起，像一团被搅拌得极其冷酷的钢筋混凝土。

“得像这帮狗日的（日本老兵）这个状态，才能清晰地复述历史。咱的老兵都跟犀利哥似的。” 余戈望着电脑屏幕恨恨不已。“现在咱们对老兵已经谈不上什么采访了，也就是个临终关怀吧。”

何况，他们还要历经抗战胜利后的许多磨难——四年内战，“三反”“五反”“反右”“文革”，以他们的国民党军人身份，注定逃不过这许多政治风暴。余戈的外祖父就是在“文革”中惨遭毒打，于1968年含恨自尽的。士可杀，不可辱。那一代国家的军官们，多少都会受些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那一年，余戈正好出生。

遗忘之后

写《松山战役笔记》的最初动机，余戈是通过一堆“鬼子破烂”逐步积攒起来的。平时上班，他挎的包就是一个日军军官用过的军用挎包。现在的他已经是国内小有名气的抗战文物收藏家。“我是一个战胜国家的军人，这些东西等于是我们的战利品。”他说。

在去年8月那次见面会上，他又展示了一件珍贵的文物：南京大屠杀的元凶谷寿夫写的一幅汉字：“踊跃破南京城”。

弄到这幅文物，他只花了人民币约四千元。日本对二战军用品的态度与中国截然不同。尽管都保存得很好，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多么珍贵的东西。两三代人之后，这些东西就很可能流落街头。大部分日本人对那场战争的态度是：先弄清楚，然后尽快忘掉。

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正好与之相反——在长久的遗忘之后，积极性又起来了。

龙陵县，松山的所在地，几十年来一直在跟那场战役发生关系。当地农民挖地下的炮弹皮炼钢时，收集到了很多未爆炸的炮弹。有16人先后被这些炮弹炸死炸伤，其中一对父子先后遇难。

现在，龙陵县的目的很明确：将当年的松山战场，改造成一个国内独一无二的“国家级战争遗址公园”。他们找了清华大学的规划组，人家建议先做一次“抗战历史资源普查”，这才请来了余戈。余戈的第一个建议便是：将全县所有经历过松山战役的老人做一次普查，对他们进行抢救式采访。

当地政府的这种积极让余戈也很自得。当年松山战役的战场，现在成了他这本书最大、最集中的出售地点。他们一次就买了一千本《松山战役笔记》，摆在县城的新华书店里供旅游者购买。

据说，已经快卖完了。

“咱们这个国家是没有昨天的”

《看历史》：我们很震惊和难过的一个事实是，松山战役，日军以一千二百多人的步炮混合部队，抵挡了二十倍于己的中国军队达三个多月，并杀死我方七千余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中国军队付出这么大代价的意义何在？你在书中也没有解释。这是不是出于避讳？

余戈：首先是日本人的工事坚固。我在《松山战役笔记》中记载了日军核心碉堡顶层的构造：原木——钢板——三层汽油桶——六七层原木和钢板交错覆盖，然后再在上面盖一米五厚的泥土。经过反复测试，即使连续数枚五百公斤的炸弹直接命中，也无法对工事造成损害。中国军队尽管有美军的强大空中优势、炮兵支援，也在如此坚固的工事面前无能为力。

而相比之下，中国军队的素质奇差，极大地加大了伤亡。

我们总说，我们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力量大。实际上，从1943年开始，我们的主要兵源区都在日本人手里了。由于兵源不足，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出现了大量的少年兵，以及大量被强拉入伍的壮丁。这些士兵不要说武器和训练，连充足的食物都无法供应。军官的战术素养更是糟糕。

在松山日军那么坚固的碉堡面前，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一开始就麻痹轻敌，情报不力，误以为山上只有寥寥三四百敌人。结果被大量杀伤后又添油式地增兵，白白损失士兵的生命而没有换来经验；中级军官指挥进攻的队形极其密集，连战壕都不知道挖；落实到每个士兵身上就酿成血淋淋的后果：冲锋时都挤在一起，日军的机枪一打就是一串；躲避时只能躲在开阔地里，日军掷弹筒一发下来，就打死好多人。

松山战役的意义是这样的：当时中国的外界通道全被截断，驼峰航线杯水车薪，滇缅公路是中国抗战唯一一条能接受外援物资的路径，但松山正好在滇缅公路周围，有数公里的环绕。山上的日军扔个手榴弹都能截断这条公路。松山打不下来，公路就不通，中国的抗战就进行不下去。而且当时中国军队正在围攻腾冲、龙陵，人数占绝对优势，就是重武器缺少弹药，松山打不下来。弹药怎么运？只能通过滇缅公路，这样还是需要打松山。松山就是卡在中国人嗓子里的一根刺，必须拔掉。

虽然此后不久，日本就投降了，滇缅公路没有发挥太久的作用。但这并不是当初不应该打松山战役的理由。

我没有解释得很细，是因为确实找不到相应的资料记载，中国军队产生伤亡时的具体情形，尤其是个人的回忆。要再写得详细，那就只有依靠想像力了。

《看历史》：松山战役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反响，甚至知道的人都很少？为什么遗址能保存到现在？

余戈：这场战役被长期忽视和冷落，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而且是一连赶上几个不利形势。

松山战役结束不久，蒋介石就和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闹翻了。史迪威嫌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低效，要求直接指挥中国军队。作为职业军人，史迪威考虑的只是战争的胜负。他不懂得中国人的隐秘政治心理：那样的话，即使获胜，中国究竟是谁家之天下？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明，他视此事为人生极大之屈辱。

哦，你看过《拥抱战败》？那书的责任编辑和我这本书的是一个人，叶彤。日本人被麦克阿瑟统治得服服贴贴，但放到中国来肯定不好使。他们原本的文化积淀给他们的脸面不是很多，谁好他们就学谁。而且他们是战败国，已经丢面子到极点了。我们这个社会是又不行，又要面子。

此事的后果是，史迪威被调回美国，松山战役也不再被提起。台湾方面，比较愿意塑造的“洋典型”是陈纳德，这个人对中国人的心理揣摩很好，比较受欢迎；蒋介石一提史迪威就痛恨不已，谁敢提他？

五十年代，滇缅战场的主要指挥者之一孙立人在台湾被诬告“兵变”，遭到长期软禁，这段历史被进一步打入冷宫。然后，1971年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1979年被美国宣布断交，台湾就更恨美国抛弃它了。断交的时候，台湾还第一次开放了大溪资料室（即蒋介石的私人资料室）给历史学家梁敬淳，写了一本《史迪威事件》，借古讽今骂美国背信弃义。这个书有点像咱们的“文革”时候出的一些书，是先定好调子，再去找论据。

台湾的历史研究受政治影响的程度，比咱们大陆这边儿丝毫不差。

那个战场主要在云南龙陵县，是个特别偏远的地方，全县98%都是山区，离国境线只有一百多公里。所谓山高皇帝远，一般中央闹运动，到它那儿就只是一种形式了。所以什么大炼钢铁、破四旧之类的，都没有对松山战役的战场遗址造成特别大的损害。正因为太偏远，发展经济也很不容易。

《看历史》：你是一个军人，又是一个民间历史研究者，这两种身份是否互有帮助？

余戈：作为军人，我肯定有比其他民间历史研究者更优越的条件。不过这可不是因为我这身军装，而是因为这个身份给我的其他一些东西。

我给你举个例子。南京有个单位，收藏了很多档案。我听说以后就去了，想复印一份做研究。根本没门儿。按理说，这历史档案都是国家的，你应该对我们公民开放吧？还不，他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当作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我想了一个什么招儿呢？往出走的时候，我发现有个武警中队给他们负责看守。这就行了！我回到北京就开始找，先找武警总部的朋友，托私人关系联系到江苏省武警总队，然后又联系……最后联系到那个武警中队。中队指导员领着我又去了，这下态度马上就好了，行！但是也没全让我印完。你看，要不是军人，我上哪儿去找这层关系？但这并不是军人身份直接给我带来的。

美国、日本为什么历史研究那么透彻？人家的历史档案全都放在图书馆里，普通公众想看，随时去就是了，这样就培养起一大批民间的历史学家。台湾过去也不让看，现在让了，听说有人去他们还挺高兴，还给你泡咖啡呢。

大陆研究历史，就得靠民间研究者，我们自己托关系、找门子、搞档案。

从建国一直到“文革”结束，大陆都没有条件研究。80年代，个人史、口述史的概念还不存在，做史学的都习惯于做大历史，大人物大事件；做文学的写报告文学，依据“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实际上都是听说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事迹以后，有了情绪和一定事实基础，根据想像编出来的。

咱们这个国家是没有昨天的。昨天对咱们中国人来讲，好像总是有点儿让人羞愧。因为很多原因，让你没法去回忆很多东西。等过了几十年，你想回忆，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