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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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子《 人民日报 》( 2009年2月14日   08 版) “鸳鸯胡同”

  新疆日报有个“鸳鸯胡同”,大人小孩儿都知道。但这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小街小巷,而是一个被临时隔成一间间小屋的大车间。

  上个世纪70年代,一批经历了上山下乡再教育的青年学生,被招录进入报社。他们大都是“老三届”,大龄青年,一部分本来就是成双成对招录的。走上工作岗位,能自食其力了,就考虑结婚成家。但成家得有房子,去哪里找房呢?据说,当时一位领导操一口山西话说:“给鸳鸯做个窝吧。”便将一排车间临时用木板隔成了大小不一的单间,凡结婚的就分给一间,其余当作集体宿舍。

  车间原本又狭又长,东头开一个门,南面开一个门,两边隔成房间,中间只剩一身能过的走道。走道堆满杂物,非常拥挤,白天都得开着灯,否则不是碰着这家的壶就是撞上那家的锅。因为住的都是新婚夫妇和待婚青年,加之领导那句“给鸳鸯做个窝”,更加上没有正式编入报社的宿舍序号,大家便戏称这个狭长的住人的车间为“鸳鸯胡同”。

  我是鸳鸯胡同的后来者,却一住便近10年。记得一位北京来的朋友到乌鲁木齐组稿,找到报社打问我家在哪儿?门口收发一指说:“鸳鸯胡同。”正是3月末,冰雪消融,路上满是泥水,胡同口垃圾阻道。这位朋友“嘿”一声乐了,说:“还鸳鸯胡同呢,整个一个垃圾千金。”

  我赶紧说:“可别小看,居者均为才俊。”我说的是实话,报社的青年骨干精英差不多都在这儿了。比如后来担任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党组书记的何富麟,两个孩子都是在鸳鸯胡同出生的。他住在走道的南口,家门对着走道,也对着胡同口,人进人出,每日清扫,门口也难得干净。冬天风直往屋里灌,他的孩子才出生,母子都怕受风。可他始终未要求换房,克己让人,是鸳鸯胡同公认的好人,大家都很敬重。

  鸳鸯胡同门对门,屋连屋,为了透气透亮,家家挂半截门帘。一家烧饭,满胡同闻香。一家夫妻拌嘴声高了,邻里会挑起门帘劝一声:“小声点,互相让着点!”马上声就小了。

  我住进鸳鸯胡同的时候,胡同里已经没有房了,房产科就在走道拐弯的地方,给我们三个女记者又隔出半间房,约6平方米大小。我们头脚相抵放了3张小床。为了腾出空间,我们便轮着去基层采访。后来我快生孩子了,两位室友说:“孩子第一,我们自谋它处吧。”便都去插足别人的宿舍,我独享了这间房。那时,我的先生在边防部队,一年才能休假数日。这间房全归我反倒让我心里不安。

  大约上世纪80年代初,一天晚上来了一位客人。他敲门进来后对我说:“你带着孩子,房间太小。我住着合适,咱们换房吧。”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客人是编辑部刚调回来的一位老同志。曾因错划成右派被下放到农村,改革开放春风拂暖,才得以恢复工作。这位前辈单身未娶,与人交往不多,与我更不相识,却如此仁慈有义,实实让我难以忘却。即便今天写到这段文字,我仍心存感激。这也是昔日鸳鸯胡同给我留下的最温暖的记忆。

  虽然换了房,实际上并不大。那时,我业余还进行文学创作。我的父亲可着房间的空隙花50元钱给我买了一张小桌子,房间便很满了。这张桌子在我做饭时还要用来放煤油炉子,总得烧个牛奶什么的。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立马脱鞋上床,只有床上的面积最大。1984年年末,我终于分到一套两居的旧楼房,住进去的那天晚上,我的女儿小鸟一样快乐地说:“妈妈,我们像住在云彩上一样!”

后来的房子当然越住越大了,但我依然怀念在鸳鸯胡同的日子。我常想,那样的处境,那样的条件,却是我人生最有收获的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