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侯惠勤：认真研读经典著作所必须克服的思想障碍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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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惠勤：认真研读经典著作所必须克服的思想障碍 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0年04月21日15:4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侯惠勤：认真研读经典著作所必须克服的思想障碍--中国共产党新闻 
候惠勤发言 仲河滨摄
【特别关注】学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指导新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召开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前提是重视理论学习、保持理论兴趣。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总结建党88年、执政60年以来的历史经验，第一经验就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党在今天存在的首要的不适应问题就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四中全会作出的党的建设六大新部署的第一条就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强调“党员、干部模范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对思想理论建设非常重视，多次强调全党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一个党、一个阶级是否具有理论兴趣，归根到底取决于其能否和历史规律相一致、能否有追求真理的胆略及远大的前途。因此，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其先进性的根本经验，而且是党的生命力、不可战胜的力量及伟大前程的集中体现。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党对于理论的兴趣，不仅革命时期、非开放下的建设时期，而且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始终保持，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本党私利的工人阶级先进政党。恩格斯曾经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也有理论兴趣，并形成了德国古典哲学这样的宝贵理论财富。但是，随着其掌握权力，对于金钱和名利的追逐就完全取代了理论兴趣。“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而“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丧失理论兴趣，埋头于功利性事物，蜕化堕落的苗头，是丧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本色的开端。因此，认真研读经典著作，首先要反对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
认真研读经典著作，关键是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马列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们党的一贯态度是不割裂、不取代，就是说，不要将两者割裂，不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代马列主义。这种不取代，在党的经典表述中，就是不要将中国同志与马列“并列”。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毛泽东在这里说得很深刻，从根本上说，马恩列是先生，我们是学生；马列主义是普遍原理，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国经验。
邓小平早在1960年就指出，“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邓小平说得也很深刻，马列主义是最根本的东西，不要企图取代马列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列主义的这种科学态度，不只是一种谦虚，而首先是实事求是。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看待我们对于马列主义的发展。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更做了一些老祖宗没有做过的事，我们确实有超出马列的地方，有创新、有发展，在这方面必须充分肯定，必须理直气壮。但问题在于，这种发展是从什么意义上说的呢？
实际上，存在着对于马列主义的两种“发展论”：其一是“阶段论”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视为直线式的新阶段。这种发展论有两大含义：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全面超越。林彪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就是这种发展论，其结果，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取代马列主义。这种发展论不是我们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结合论”的发展，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发展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新的时代特征中，就是具体应用式发展、局部发展，而不是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上的创新，不是全面超越的发展。这是因为，马列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较为成熟发达地区抽象出来的科学理论，它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客观规律，其基本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较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曲折多样。因此，不能以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代替学马列。
邓小平曾指出，“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哪个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有发展，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地评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作为具体实践的指导思想，它同中国具体发展阶段的实际相统一，从中汲取发展的活力并实际地发挥着理论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确实是衡量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然而，由于它同更为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其虽然也含有体现了某些普遍适用性的内容，但总的说来其直接适用的范围却是较之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容量要小，因而不能把两者完全等同，从而以一方取代另一方。
为什么结合式的发展不可能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尽管两者存在着继承关系，因而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通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学说中的精髓不断地得以实现而永葆青春；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中国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并逐渐形成理论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但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列主义不能全面等同：
其一，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所造成的对于马克思学说的需要程度和关注重点的差异。因为要根据本国实践的需要进行取舍，正如列宁据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这说明，中国化过程对于马克思学说的运用、继承和发展，不可能也不必要是“全面的”。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那种“里程碑”式的直线发展阶段论难以成立。
其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包含了从思维习惯到语言表达的形式“转换”问题。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易于被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所接受，克服因此而形成的心理、语言以至思维习惯上的差异，必须对马克思学说进行民族语言的“再翻译”。这实质上也是理论上的再创造。然而无论这种创造如何出色，它与原本依然有差异，而且总会有某种“割爱”。因此，经过以上的双重“消化”(实践的和民族文化的)，马列主义和它在中国实际运用所产生的伟大成果就总是存在着差别，我们就既不能将两者割裂，也不能将两者等同。而既要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出发，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和发展，又不能丢掉老祖宗，不读老祖宗，要善于把学习马列和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但运用于解决实践课题，而且运用于解决理论学习。
由此而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党在进行思想上的重大拨乱反正时(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邓小平在“十年内乱”结束后)，总是首先端正学风，总是把理论联系实际和“完整系统准确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毛泽东等一再反对片面地突出毛泽东思想、并针对林彪、“四人帮”等的极左表演，一再提出要“学习马列”。无论如何，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理想和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和实践等等的辩证统一，才可能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特别关注】学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指导新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召开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前提是重视理论学习、保持理论兴趣。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总结建党88年、执政60年以来的历史经验，第一经验就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党在今天存在的首要的不适应问题就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四中全会作出的党的建设六大新部署的第一条就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强调“党员、干部模范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对思想理论建设非常重视，多次强调全党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一个党、一个阶级是否具有理论兴趣，归根到底取决于其能否和历史规律相一致、能否有追求真理的胆略及远大的前途。因此，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其先进性的根本经验，而且是党的生命力、不可战胜的力量及伟大前程的集中体现。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党对于理论的兴趣，不仅革命时期、非开放下的建设时期，而且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始终保持，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本党私利的工人阶级先进政党。恩格斯曾经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也有理论兴趣，并形成了德国古典哲学这样的宝贵理论财富。但是，随着其掌握权力，对于金钱和名利的追逐就完全取代了理论兴趣。“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而“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丧失理论兴趣，埋头于功利性事物，蜕化堕落的苗头，是丧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本色的开端。因此，认真研读经典著作，首先要反对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
认真研读经典著作，关键是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马列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们党的一贯态度是不割裂、不取代，就是说，不要将两者割裂，不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代马列主义。这种不取代，在党的经典表述中，就是不要将中国同志与马列“并列”。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毛泽东在这里说得很深刻，从根本上说，马恩列是先生，我们是学生；马列主义是普遍原理，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国经验。
邓小平早在1960年就指出，“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邓小平说得也很深刻，马列主义是最根本的东西，不要企图取代马列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列主义的这种科学态度，不只是一种谦虚，而首先是实事求是。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看待我们对于马列主义的发展。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更做了一些老祖宗没有做过的事，我们确实有超出马列的地方，有创新、有发展，在这方面必须充分肯定，必须理直气壮。但问题在于，这种发展是从什么意义上说的呢？
实际上，存在着对于马列主义的两种“发展论”：其一是“阶段论”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视为直线式的新阶段。这种发展论有两大含义：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全面超越。林彪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就是这种发展论，其结果，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取代马列主义。这种发展论不是我们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结合论”的发展，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发展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新的时代特征中，就是具体应用式发展、局部发展，而不是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上的创新，不是全面超越的发展。这是因为，马列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较为成熟发达地区抽象出来的科学理论，它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客观规律，其基本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较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曲折多样。因此，不能以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代替学马列。
邓小平曾指出，“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哪个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有发展，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地评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作为具体实践的指导思想，它同中国具体发展阶段的实际相统一，从中汲取发展的活力并实际地发挥着理论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确实是衡量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然而，由于它同更为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其虽然也含有体现了某些普遍适用性的内容，但总的说来其直接适用的范围却是较之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容量要小，因而不能把两者完全等同，从而以一方取代另一方。
为什么结合式的发展不可能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尽管两者存在着继承关系，因而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通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学说中的精髓不断地得以实现而永葆青春；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中国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并逐渐形成理论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但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列主义不能全面等同：
其一，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所造成的对于马克思学说的需要程度和关注重点的差异。因为要根据本国实践的需要进行取舍，正如列宁据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这说明，中国化过程对于马克思学说的运用、继承和发展，不可能也不必要是“全面的”。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那种“里程碑”式的直线发展阶段论难以成立。
其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包含了从思维习惯到语言表达的形式“转换”问题。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易于被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所接受，克服因此而形成的心理、语言以至思维习惯上的差异，必须对马克思学说进行民族语言的“再翻译”。这实质上也是理论上的再创造。然而无论这种创造如何出色，它与原本依然有差异，而且总会有某种“割爱”。因此，经过以上的双重“消化”(实践的和民族文化的)，马列主义和它在中国实际运用所产生的伟大成果就总是存在着差别，我们就既不能将两者割裂，也不能将两者等同。而既要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出发，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和发展，又不能丢掉老祖宗，不读老祖宗，要善于把学习马列和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但运用于解决实践课题，而且运用于解决理论学习。
由此而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党在进行思想上的重大拨乱反正时(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邓小平在“十年内乱”结束后)，总是首先端正学风，总是把理论联系实际和“完整系统准确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毛泽东等一再反对片面地突出毛泽东思想、并针对林彪、“四人帮”等的极左表演，一再提出要“学习马列”。无论如何，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理想和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和实践等等的辩证统一，才可能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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