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访谈文体的设计

现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对世人有卓越贡献及深远影响，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之父”。
1973年 出版《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巨著，该书被誉为“管理学”的“圣经”。
德鲁克的这本书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每篇幅有一个思路线索，他不是在像教科书一样在论述着什么结论性的东西，而是在讲述他理解管理的方方面面，把他对于看待这种问题的思路摆在了人们的眼前。
那么我的访谈想借鉴这种思路线索，就是和别人聊天，把其看待问题的思路帮助其像思路线索式的抽象出来，内容有被访谈者去逐渐补充。
我从文章中摘例子说明：
管理虽然是一门学科——一种系统化的并到处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它不是一种超乎价值的科学。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并植根于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一种价值传统、习惯和信念之中，植根于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管理受到——而且应该受到——文化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管理和管理人员又影响文化和社会的形成。
管理在开始时是多中心的。许多民族和种族的人从开始时就从事作为一门学科的管理和作为一种实践的管理。在管理热潮的年代，人们忘记了这一点，并与事实相反，认为管理即使不是美国的一种发明，也是美国的一种特长。这是一种暂时的误解。管理是多中心的，这一点现在更加明显了。管理热潮并没有使管理美国化。管理中基本的民族特点在全世界依然未变，例如在政府和企业管理的相互关系，对入进行管理的基本原则，或高层管理的结构等方面。目前，在西欧或日本同美国之间肯定不存在着什么“管理差距”(如果说以前曾存在过这群一种差距的话)。
本书是以我的经验、特别是作为一个管理顾问的经验为依据的。我的这些经验主要来自美国，或至少包括美国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最近十五年来我曾有意识地扩大我的视野并同美国以外的管理人土共事(特别是英国、西欧、日本和拉丁美洲的)。我曾试图放眼于美国国内外来研究管理。本书虽然仍带有浓厚的美国风味(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却曾试图把管理任务、管理工作、管理组织以及管理方法同文化和社会联系起来，并从世界范围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国家来介绍管理，特别是在例子和说明中更注重了这一点。
我特别注意于日本的经验——这不仅由于西方的管理人员了解日本的管理和组织的太少了，而且由于，对日本这个唯一的非西方的发达国家常常用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共同的任务(例如，利润率的确定，工作和工人的组织，以及决定的做出)有所了解，有助于西方的管理人员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试图做的事。贯彻本书的基本信念是，每一个国家的管理人员可以而且应该向别国的管理人员所提供的良好经验学习。
管理是任务。管理是一门学科。但管理当局也是人。管理的每一成就都是一个管理人员的成就，每一失败都是一个管理人员的失败。进行管理的是人，而不是各种“力量”或“事实”。管理人员的理想、献身精神和人格决定着管理是否成功。
本书中没有趣闻逸事；每一说明或例子都是为了阐明一项要点。但我在提供案例和例子时也试图使读者了解人，特别是从事实际工作的管理人员。正是这些人首先着手解决重大的管理问题：例如德意志银行的乔治•西门士(George Siemens)在一个世纪以前首先设想出了高层管理的职能和结构；稍迟一些，美国电话公司的西奥多•N•维尔(Theodore N. Vail)首先深入思考“我们的企业是什么?”这一问题；或者如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Sr．)试图——而同时又不试图——使他那小小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能够发展成一个巨大的公司。
但本书始终试图把入和任务结合起来。本书试图探讨客观的和非个人的任务，同时又探讨人们为完成这些任务所必需的条件、技巧和基本态度。“风格如其人”，这句话可适用于作家。但对其他职业来讲，风格更多地是指方式而不是指实质。在本书中谈到风格的地方不多，强调的是性格。
归根到底，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因此，本书探讨的是一些基本原理，并不是——部哲学著作。本书自实践而产生，又以实践为归宿。
本书导论部分的标题是“从管理热潮到管理成果”。它也可以作为本书全书的标题。在今后数十年内，在管理成果方面对管理人员所提出的要求，将远大于他们之中绝大多数的人所能想象的，而且是在所有各个领域之中。他们的管理成果的大小将比他们的公司或机构的繁荣甚至存在更为重要。因为，我再重复一次，我们的各种机构的有成效的管理是在我们这个多机构社会中免除专制的唯一选择。
第一章 管理的兴起
机构化的社会——从1900年到1970年——职工的社会——对新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需要——管理：机构的器官——责任的本质——从工商业社会到多元社会——为什么必须以工商管理为中心——工商管理是典范——工商管理成功的事迹——管理的兴起是关键的事件
过去五十年间，每一个发达国家的社会都成为一个机构化的社会。每一项重大的社会任务，不论是经济工作还是卫生保健、教育或环境保护、新知识的追求或防务，目前都委托给大型组织去办。而这些组织都是准备长期存在并由其自己的管理当局来管理的。现代社会的成就——如果不是指个人的生存——愈来愈依靠于这些机构的成就。
仅在七十五年前，这样一种社会是难于想象的。在1900年各个国家的社会中，家庭仍作为绝大多数社会任务的执行者和活动器官。各种机构少而小。1900年的社会，即使在最高度机构化的国家(如德意志帝国)中，也类似于堪萨斯州的大草原。只有一个机构与众不同，那就是中央政府。它巍然耸立于地平线上——并不是由于它规模大，而是因为它周围别无它物。社会的其余部分散布为无数的小分子：小的工场和学校，个人自由职业者——医生或律师——自行开业，小农户，手工业者，地区性零售店等。也开始有了一些大企业，但那只是开始而已。而当时被认为是巨型企业的，今天在我们看来则是很小的。
把今日美国人的祖辈吓坏了的大章鱼——洛克菲勒的巨大的标准石油托拉斯，于1911年由美国最高法院命令分解为十四个部分。三十年以后，在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标淮石油公司的这十四个子公司中的每一个，从其雇佣人数、资本金额、销售额和其他方面来看，同最高法院分解它时的大章鱼相比，至少有四倍那样大。可是，在这十四个公司中，只有三个可以算得上是重要的石油公司，即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其他十一家公司只能算是中小规模的，在世界经济中只起着很小的作用，甚至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在美国经济中也只起着有限的作用。
这七十年中，工商业固然发展了，而其他机构发展得更迅速得多。在1914年以前，没有一所大学拥有六千名以上的学生——而且拥有五千名以上学生的大学也很少。目前，拥有六千名学生的大学只是一个侏儒，有些人甚至怀疑这种学校能否存在。同样的，医院也从一个过去只是穷人进去等死的可有可无的机构发展成为—种卫生保健的中心，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机构，而且是最复杂的社会机构之一。工会、研究机构以及其他许多机构同样也都发展为巨大而复杂的机构。
在1900年代初，苏黎世的市民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市政厅。他们深信这座市政厅将能永远满足他们今后的需要。事实上，这座市政厅曾受到保守分子的尖锐攻击，认为它即使不算是好大喜功，也是巨大浪费。虽然瑞士的政府比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的发展要慢得多，但是，如果不是估计过高的话，目前瑞士政府的各种机构所占用的面积为七十五年以前显得那么宏伟的市政厅的十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