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说起 - 卫战胜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会科学赚钱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能把赚钱当成拜金主义来对待。更不能把赚钱当成唯一目标。究竟怎么个找到平衡点，很难讲。行业不同，产业不同，投资环境也不同，不确定因素也很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资本主义国家很会赚钱。这方面中国确实不如人家。但是美国次贷给全球经济带来的灾难，现在依旧历历在目。冰岛破产了，希腊也很危险，难道中国也要这样吗？ 因此，我们应区分重视物质财富与拜金主义的界限。物质财富生产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物质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物质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二者的真正区别在于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以及在这二者中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按照社会主义思想，人是目的，物是手段，人是支配物的，物是为人服务的；而按照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是万能的，追求财富、追求金钱是目的，人是依赖物的，或者说是物支配人的。我们既要重视发展生产力、重视物质财富，但又必须摆正人与物的关系，不能把对物质财富的重视变为金钱万能、拜金主义和一切向钱看。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级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建设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并给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向：创业带动就业。这是更高层面、更高效力的就业和创富布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讲，将是中国允许民本经济创造财富后的再一次解放生产力，它将有效配合17大提出的战略目标，避免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改善社会创富结构，催生更多的中产阶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共同贫困”的局面早已消失，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比以前富裕了，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心理更加不平衡了，牢骚和怨恨增多。目前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问题是：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化以及社会贫富阶层的分化，形成：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赵海均，2010）。《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先生的最新力作。这是一本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案头书，中心组学习的常备书。作者指出在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推进城镇化；鼓励创业和发展小企业、服务业。

　　但是，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劳动者阶级的工资收入与资方所得的比例，以及在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中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中国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倒数第几，这与目前经济GDP的高速增长、与国家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等都是极不相称的。但是，大家知道吗？我国的中小企业谁不想给自己的员工多发些钱？尤其是一些小企业。在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小企业中，更想了。但是，一个现实摆在他们面前，在他们创业之初，银行不给贷款，两三个创业伙伴拼凑一点启动资金，就开始创业，哪有多余的钱发下去呢？解决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创投的方式，把钱注入企业。也就算提高国民初次分配的比例或说人口红利了。根据韩国媒体的一个统计，说全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家，大多出生在冬季。也许这只是个“巧合”，但创业家确实是在严寒中成长起来的一个特殊人群。但没有非常明确和确定的规则，市场中人的努力和注意力，不可能集中于结果不确定的经济竞争，也就无从动员人们勇敢地面对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只有保护创业者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合法权益，才能鼓励社会把资源投入到回报极不确定的创办企业过程中来，才能以创业激活民间投资，积极引导形成新一轮创业潮。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水平和支出能力，应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发展，而不仅仅是对广大劳动者阶级有利。有的学者建议，用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来刺激经济。我告诉你，这些并不能真正刺激经济。中国的许多问题都与财富结构失衡有关。解决的办法有许多，其中有一点最重要，那就是用新思路“均贫富”；就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用支持创业的方式，调动民资活力，给县域直接注入“内生增长点”。
因此，我们说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保就业，没有就业就不会富裕。政府保就业才是最大的政绩！目前，全国各地大量的青年创业者还在啃着方便面，到处找钱。这种社会现象如果继续下去，将直接影响到 “保增长”、“保稳定”、“保就业”之目标实现。甚至影响到执政正当性！我们知道，经济发展战略通常有两种思路：一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把经济增长作为最高目标，既增长优先模式；二是以创业带动就业升级的就业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把改善创业环境、增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作为最高战略目标，即就业优先模式。目前看来，我国更应选择后者。或者选择：低经济增长、高就业增长弹性模式。使就业水平与经济增长、投资消费增加同步提高。鉴于此，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发表观点，他说：“广大劳动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坚持把保民生放在同保增长同等重要位置，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促进就业增长紧密结合起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取得的显著成就”；“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要在积极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创业带动就业，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促进实现劳动者充分就业和让广大劳动者更多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就业是民生之本？就是有就业才有工资，有工资才有支出，有收入，才有消费，才有支付能力，所以说就业是民生之根本。如果说一个社会失业的人很多。失业的劳动力很多，失业涉及的家庭很多，那么这个社会贫困的人就很多。这个社会就会不稳定。为政之道，重在养民。这是一条改善民生、促进民富、培养民风的重要途径。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只有全民创业，共同促进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不能一部分人创业，另一部分人享受，这是不公平的！解决当前失业问题也需要全民创业。充分调动劳动者自主就业的积极性，坚持开发与节约使用并重，劳动就业与提高素质并重，采取政府指导、社会帮助、个人与市场相适应的就业战略。就会形成创业动力化解就业压力的新局面。中国政府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的关键只能是鼓励民间投资。也就是将存量民间资金转换为民间资本直接输入全民创业事业当中，以创业促进就业升级，这要求政府要给足政策，人家国外都是负增长还那么宽的就业政策，你这么大的压力，更应该给更加宽松的政策。更加少的赋税，更加少的管理环节，来支持创业，目前创新产业的发展，至少有10万亿～20万亿元资金缺口。所谓创新发展是要波及、拉动整个产业链条的转型与提升，如果资金方能够满足这方面诉求，那么以原创为主的创新型产业将会有大规模的发展。如果政府能从根子上把民资解放出来，鼓励用“创业投资基金”这种金融工具，那将为孵化更多有竞争力的企业来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创业和投资说的俗一点，就是为了去赚钱。中国还没有富起来的人许多许多。他们不创业，怎么能迎头赶上，怎么能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社会怎么能和谐？但是，若没有合格的创业管理，没有科学的投资管理。在市场竞争日益剧烈的今天，又是很难降低创业风险并取得满意的投资回报率。这取决于创业、投资的专业化，职业化。这是生存的基础，专业性或可理解为标准化的风险管控流程，做标准化第一是专业化，第二是标准化，第三是简单化，如果一个企业能够把这三件事情做好，甚至能抵抗自然风险。管理经验丰富的创投比较倾向于早期项目。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把一个“小苗”搞起来。当前，我国部分本土创投，对于早期项目抱有相当大的热情。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偏好早期项目的创投对于受资企业的管理参与度较高。项目失败，通常是指项目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并且与预期目标相差很大，无法挽救。因此，项目管理与运作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项目的成败。而价值管理对企业的好处，在于期望将管理者的决策重点放在价值的驱动因素上，将远景总体目标、分析技巧及管理程序协调起来。基于价值的管理强调在各个层面上都能作出有利于增加价值的决策，从而要求上至总经理下至一线员工都能树立创造价值的概念，并期望深刻理解影响企业价值的关键性变量，将价值最大化战略转化为具体的长期和短期目标，以期在组织内部传达管理部门的期待目标。而企业的内在价值是市场价值的核心和基础。内在价值管理包括如何营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何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等等。这样使得企业内在价值提高了，基本面才会稳固。但我们仍需兼顾对劳动权的尊重。劳资关系只有得到结构平衡，才可能可持续发展。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生产者日益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者也日益成为依附于资本的受雇佣者，劳资双方的利益分化不断扩大。在这个利益分化过程中，产权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产权问题过分关注的反面就是对劳动权的忽略。但现实，我们很少听到关于劳动权及劳动者如何维权的深入讨论，这种对劳动权的漠视，似乎正反映了劳资双方力量很不对称的现状。我想，这也是千万名共产党员的共同心声。还有建国之前那些为了解放全人类而献出青春和生命的革命烈士。

　　当然，我们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不能将理论与实践割裂起来。事实上，理论和实践并不必然是割裂的。理论如果只是站在个人理想目标上，那就很有可能脱离客观实际。只要在践行理想的道路上能够找到可操作、可执行的办法，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就会大大提高。在奋斗实践中书写美好人生的理想也因此而得以实现。将理论与实践链接起来的桥梁则是实践智慧。一个没有实践智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在改革开放之初，沿海特区的领导干部，就是因为鼓起了实践智慧的勇气，才把一穷二白的小渔村建设成国际贸易的大都市。 依次推论，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仍旧需要中西部领导干部鼓起实践智慧的勇气，带领当地群众奋发图强、艰苦创业，方能冲出一条血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伟大实践进程中建功立业。如果说理论智慧倾向于“知”，那么实践智慧则倾向于“行”，或说是与“行”相关的理性能力。如果说上面这句话是对的，那么在理论与原理之间一定需要“实践智慧”做功，放能达致原理的彼岸。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邓小平做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就是一种“实践智慧”。反思当下，实践智慧的勇气还在吗？为什么做起决策来那么捉襟掣肘？为什么“机会主义”仍旧大行其道？ 因此我们可以说，实践智慧需要连续性，连续性的实践智慧，又是达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思想武器。 

　　回顾历史，中外学者如老子、马克思、爱因斯坦、以及李政道、杨振宁等得一反字而开宗立说，反其道而行之者比比皆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前，所有的飞机设计者都费劲心力去发展一个稳定性强的飞机。而莱特则往不稳定上着想。他们尝试去解决一个问题，假如一个机翼垂下来该怎么办？他们发现将一个机翼弯下去可以加强一边机翼而减少另一边的起飞力，他们由此而发展一套控制的系统。事实上，在决策学中，每一决策方案都有正效应和负效应，二者是反演关系，我们能够将正效应和负效应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分类中，将正反两方面事物分别分类，然后再利用正反之间一一对应关系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并依据他们之间的联系设计相应的机制，便可节约实践过程的总成本。因为世界上所有问题都是有正效应必有反效应。但是，现在解决问题并不象以前那么容易了，许多问题都已经高度复杂化。这要求我们必须以“整体观”为出发点，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生态等各类领域，归纳出有用的、能够被调整的“结构”来，作为组织进行决策的依据。而不是继续采用“头疼医头、肚疼医肚”的办法。 实际上，一个国家和一个企业组织一样。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某一个子系统的问题很可能涉及战略、营销、生产、质量、人力资源、财务管理等各方面，但我们应当找一个突破口，然后由此洞察其他各个系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与之相称的各个子系统以及整体系统的预警机制，也就是风险控制机制。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把贫富差距、两级分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常态现象纵容其长期存在，则将会在不太远的将来遭遇被取而代之的危险。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好“事前风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