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赵鑫珊那样写文章--传媒--人民网

　　在上海，有位哲学家兼专栏作家赵鑫珊，其名声是早已传播海内的。

　　我有时想，要写出赵鑫珊那一手文章，太难，因为它糅合着丰富的中西学养，加上出神入化的文笔。这“诗化的哲学”，我辈非穷年累月、苦苦为功且休提一个“像”字。

　　我却又想，我们做得到的，就是像赵鑫珊一样：文章里提出的主张，自己要践行；自己准备实行的，才去写。这样的风格，我们该像。

　　早就看到老赵为生态、为环境请命的文章了。还在20年前，他就屡屡揄扬《寂静的春天》、卡逊夫人，等等。虽说值得我钦服，但是也该如实地说，彼时同等的先觉者并非他一个。只是，拥有此等“犯傻”型实践的，大概只会有这一个——弄堂里的合用水龙头正“哗哗”地响，龙头下洗衣盆里清水已满溢。旁边的老妈妈视若不见。老赵路过，忙上前关水龙头，“不用水，就关掉。”“咦，水是侬格？”老妈妈嗔怪地横了他一眼。

　　他显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嗔怪。甚至还有一回在肉摊旁，他因提醒卖肉师傅关掉大白天白白开着的电灯，被那师傅认定是“老酒喝糊涂了”——殊不知赵鑫珊压根儿不喝酒。

　　先后与他退休前在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欧洲所共过事的人都知道，“老赵最爱关灯关风扇。只要能看清字的地方，他就关灯；只要还能过得去，他就关风扇。”

　　为了助动车的油燃烧不充分，废气排放浓度为一般汽车的5倍，他写过一篇《我恨助动车》。于是，他历来跟很多上海人热衷的助动车划清界限。尽管从家到单位挺远，他坚持以自行车代步，宁可累。

　　除去传闻，我有幸零距离体验过他的“较真”。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他到报社来谈稿子，谈完我陪他上食堂吃饭。也许是我点得略多了些，看着他似吃不下的样子，就劝他“算了，没关系”。他摇头，笑答：“要爱护资源，我们不是教育过人家吗？”顿时，感觉他和他的锦绣文章都在我面前高高地耸立起来。

　　“纸上得来总觉浅”。一篇篇可以由纸见人，亦即可以由作者举手投足印证的文章，给读者的感觉才是厚实的，甚至竟是立体的。

　　这是一种无须公证手续的自我承诺。作为一名活跃的媒体作者、专栏作家，他写下的呼吁挽救生态的文字洋洋洒洒，甚至他们夫妇还自费出版了专论环保的《地球在哭泣》。凡此种种，全不是率性写来、有口无心，他真的视作承诺去做了！写作，正反映他内生的冲动，又成为他外在的承诺。他是认真得近于虔诚，严格得近乎苛刻。

　　中国老百姓“敬惜字纸”，在传统上就敬重识文断墨，实际上亦即敬重文化人的话语权。然而，有权利必有义务。你可以讲得滔滔不绝，但你又须做得步步到位——此乃话语权的两重性。一个中国文化人的良心，要求他在有幸为老百姓执掌话语权之际务须兼顾这两重性，视道德自律为圭臬，以“言必信，行必果”为风格。否则，清夜扪心，当何以堪？

　　风格化为戒律，令自己内省；又塑成形象，引众人关注。而且愈是名震报界、蜚声荧屏，则受关注度或曰受监督度也就愈强。工匠村妇讲话不算数，鄙夷者亦有之，三五邻人而已。你某某报某某首席撰稿、某某电视台某某金话筒主持，俨然论坛大家、媒体骄子，公众仰视之下，却言行相脱离，“口惠而实不至”，那就千万人啧有烦言，汹汹然了。结局竟是他说得再正确再深刻也没人信服——言谈止于报章，形象失却公信，话语权虽有若无。无须夺权，却已丢权。

　　有一种现象：媒体上同样的话语，甚至依据同一个口径写的通讯、评论，何以在甲则应者云集、不胫而走；在乙则应者寥寥、信疑参半？盖在于底气不同，可信度大异。心理学家哈夫兰特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由两个人分别向两个测试组讲授同样的新观点，却谎称第一组的讲授者是专业行家，第二组是普通人讲授。结果前一组信从的比例为后一组的3倍。我想，如果第一组测试群亲眼目睹本组专家曾经在课外严格践行自己的主张，也许那信从比例还不止3倍！公信力是媒体竞争力的主要砝码。说什么都没人信从、“当他假的”，以至受众不想打开你的报纸，不愿调看你的频道，媒体是否也就近于岌岌乎殆哉。媒体跟大学相通———“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媒体的灵魂建构于作者（包括内外作者）。所以作者的公信力，就是媒体公信力的基石。

　　当然，作者仅仅是作者，不能要求作者都成为圣徒。鞭策他追求文章最佳是合理的，规定他达到道德最佳则成奢求。然而，一个媒体人须达到职业要求的，以及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却是自律的底线。底线切忌突破。

　　曾记否，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于5年前发生金矿爆炸事故，前去采访的11名记者，竟因收受当地送的金元宝，而掩盖矿难真实原因？还有，2年前，《鄂东晚报》一些采编人员以曝光当事方丑闻的方式强拉广告。随着事情的败露，这些媒体人无论业务水准高低，一概信誉扫地。“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谁还敢信他？

　　强调言行如一的风格，胡适打过一个极好的比喻：“文人之笔如武人之枪，不可妄动也。”他是在致陶希圣的信中展开这个道理的：“我们教育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自己确信仰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但为教育手段计，说违心之言，求人信仰他自己不信仰的东西，我不相信这个办法是可以收效的。”

　　隔着大洋，我近来关注的是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他当然比老赵资格还老，“犯傻”却一样。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最早提出“可持续发展”观点的人，他也是时时处处近乎苛刻地践行着自己的环境保护理念：30多年来，这个富有的美国老人只用手帕，从不用纸巾；30年来不开汽车，每个月的电费不到两位数。在华盛顿，他住的是一个单身公寓，不是买不起大房子，而是觉得没有必要。

　　他就是这般傻！《华盛顿邮报》称誉布朗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思想家”。对的，只是该补充一句——不仅深邃的理论说服力，而且连同直观的行动感染力，一起构成了此类实践型作者特别巨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