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生活的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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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摘自《1955共和国将帅大授衔》
  作者:欧阳青   出版社:黄河出版社
  本书简介: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三军首次大授衔的序幕。从元帅到将军,从将军到士兵,授予军衔,佩带勋章。军衔等级为六等十九级。军官军衔评定的五要素:任职、素质、能力、资历、军……[连载内容]

毛泽东与彭德怀

  彭德怀在资历上比朱德、刘伯承、贺龙、叶剑英都要浅,但是在军史上的地位则仅次于朱德,从红军早期的红3军团司令员到红军后期的陕甘支队司令员再到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直至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的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一直掌握着实实在在的兵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初期,他又一直担任我军副总司令员。抗美援朝是彭德怀的军事生涯达到特别辉煌的时期,担任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全军首次授衔时,彭德怀是主持军委工作的领导人。纵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彭德怀从平江暴动到朝鲜停战,一直都在第一线统领部队、指挥战斗,这一点在全军独一无二。所以,1955年全军授衔时,彭位列元帅第二位。

  1928年11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与朱毛红军全师,实现了三个巨人的第一次握手。彭德怀用湘潭口音对毛泽东说:“对毛委员仰慕已久啊!”“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毛泽东用和彭德怀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说:“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这句话,彭德怀记了一辈子,成为俩人并肩战斗生活的开始。

  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彭德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毛泽东重新确立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后,开始牵住蒋介石的鼻子,夺回红军失去很久的主动权,渡过赤水河,攻克娄山关。作为红军主力之一的彭德怀红3军团,此刻在行动上更表现了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赤胆忠心。彭德怀率领他的部队跑步向前,冲锋陷阵,力克娄山雄关,再占遵义古城,并指挥部队乘胜作战,接连击溃黔军3个团和中央军吴奇伟纵队。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这次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压抑已久的毛泽东,兴奋地挥笔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吟唱着“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开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的转折从此开始。

  然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野心膨胀,搞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险些把长征的胜利毁于一旦。彭德怀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南下分裂行为,坚决拥护中央北进的方针。为了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他率红3军团走在北进队伍的最后面。1935年10月19日,红1、3军团到达吴起镇,与红26军及先期到达的红25军会合,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接着,彭德怀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率部利用直罗镇镇西南的高厚深沟地形击溃了敌人5个骑兵团的尾追。直罗镇一仗是红军进入陕西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大捷,从此结束了敌人对红军的追剿。毛泽东非常兴奋,立即赋诗一首赠给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写诗明确赞扬一位高级将领,既是对彭德怀勇气和才能的赞赏,亦是两人间真挚感情的流露,更是自长征以来毛泽东与彭德怀共同战斗,同舟共济,克服一次又一次艰难险阻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亲自指挥的“百团大战”,战绩辉煌,影响巨大,意义深远。1940年8月20日晚,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129师、120师主力各一部首先开始行动,“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同一小时内,我军在华北,以正太线为主干,包括平汉、同浦、津浦各线,五千余里漫长的交通线上全面出击。战斗大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破坏敌人交通线为目标;第二阶段是以攻占据点为主的攻坚战斗;第三阶段以反日寇大规模报复性“扫荡”的拉锯式消耗战为主。战斗中,我军由参战的22个团,逐渐增加到105个团,共40余万人。占当时我军总数的80%。这次大战前后约进行了1824次战役战斗,历时将近4个月。

  “百团大战”发动以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表示“佩慰”,蒋介石也向朱德、彭德怀颁发“特电嘉奖”。社会各界舆论反响强烈,赞扬之声一片。“百团大战”的影响非常大。

  彭德怀称“这种胜利是华北抗战局势开始转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引起国际国内人士的很大注意”,对“全国抗战外交”,“也将产生良好的影响”,“是八路军战斗史上光荣传统”!

  “百团大战”的胜利,在华北抗战历史上,乃至在全国抗战史上,都占很重要的地位。在敌人后方,进行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百团大战”是第一次。

  “百团大战”的胜利,在国际国内引起的巨大影响是:第一,大大提高了全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推动全国军民更加坚决抗战,更加团结进步。第二,在敌占区内及敌人远后方也起了非常巨大的影响,粉碎了日寇“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企图。第三,向全世界又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力量。因而在全国抗战外交方面,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解放战争初期,面对陕甘宁边区部队与进犯的国民党军是1∶10的悬殊力量对比,面对强敌,历来敢于勇挑重担的彭德怀,向党中央主动请缨,临危受命,负责指挥陕甘宁边区各部队2万余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保卫陕甘宁。

  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部逼近延安城,城内能听到清脆的枪声,延安的机关和群众也已撤离完毕,毛泽东才最后撤离。临走,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你只要1个月能消灭敌人1个团,不用3年就可以收复延安!”

  彭德怀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不断地把胜利的捷报送到毛泽东手中。

  3月24日,敌军向青化砭进犯,早已布好口袋的彭德怀,亲自指挥5个旅从正面攻击,两翼夹击,一步一步地把口袋扎紧。经过1小时激战,歼敌2900多人,这是毛泽东撤离延安仅6天后取得的首战胜利。两天后,毛泽东兴奋地致电彭德怀:“庆祝你们歼灭敌31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针对青化砭伏击战的胜利,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今后要继续采用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的方法对付敌人才有效果。彭德怀认真考虑之后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敌人已改变孤军深入而变成方阵推进后,像小米碾子一样,这样,三面包围的战术就不能奏效,因而建议毛泽东改变作战计划。毛泽东感慨地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判断。”对彭德怀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深为赞许。

  接着,彭德怀牵着胡宗南的鼻子,打起了“蘑菇战”。毛泽东认为“我军此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须之路”,把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歼灭。很快,彭德怀又取得了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西北战场三战三捷,消灭胡宗南军1.4万多人,有效地策应了其它战场的作战,为西北战场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7年7、8月间,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8月上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了小河村,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靠拢。转移途中,中央机关和野战军被挤在佳县、榆林、米脂3县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毛泽东及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危十分严峻。彭德怀立即派许光达率第3纵队前往乌龙镇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这时,天降大雨,毛泽东指挥警卫部队抢渡五女川,18日晚到达佳县杨家园,为山洪所阻,不能向北转移,只好改为向西北方面冒雨行进,但仍未脱离险境!

  得知这一消息,彭德怀坐立不安,心急如焚。当他了解到此时刘戡正带着5个旅由绥德以东的义合镇继续北上,不可一世的国民党整36师师长钟松,孤军深入,派第123旅等部作前梯队向乌龙铺方向冒进时,便果断决定:歼灭整36师。彭德怀的决心和部署,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彭德怀断定钟松主力必经沙家店地区东进,决心在其未与刘戡靠拢之前,在运动中以伏击姿态歼灭之。20日拂晓,彭德怀命令发起攻击,将整36师两个梯队分割包围于沙家店附近及常高山以南地区,激战至黄昏,歼灭该师师部及两个旅。

  23日上午,毛泽东亲自参加彭德怀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毛泽东饱含感情地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利用一天的时间,就在沙家店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这一仗是西北我军由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的转折点,它将使西北形势很快发生变化。

  1948年1月底,根据毛泽东关于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彭德怀提出以一部分兵力围攻宜川,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歼灭援敌,再夺取宜川城。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种“围城打援”的作战计划。

  2月下旬,彭德怀指挥整军后的部队转入作战,包围宜川,把敌人压缩在东西长不到1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3月1日拂晓,发出总攻命令,战至第二天,全歼刘戡所部共2.9万人,国民党整编第29军中将军长刘戡自杀。

  战后6天,毛泽东挥笔著文,称:此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次大胜利。

  4月22日,延安解放。彭德怀提前两年使这座革命圣地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4月24日,彭德怀和徐向前共同指挥数十万解放军解放了太原,结束了华北最后一个攻坚战。打下太原之后,毛泽东将第18、19兵团调西北战场,归彭德怀指挥,参加对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此时,国民党反动派自知华南无望,遂企图盘踞西南,连接西北,东山再起。

  1949年7月,按照毛泽东、中央军委“钳马(步芳、鸿逵)打胡(宗南),先胡后马”的指示精神,彭德怀组织了扶(风)眉(县)战役,扶眉战役经历4天,消灭胡宗南4.3万人,使骄横一世的“西北王”胡宗南几乎成了光杆司令。至此,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已占绝对优势。

  尔后,彭德怀与毛泽东函电往返,商讨“击马”战策。在局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求彭德怀“不要一石二鸟”,并坦诚指出,“不要性急”。在胡、马联合,大军压进西安之时,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询问是否有固守西安的可能和决心。接着,又给彭德怀单独发来三个A的电报,说“胜敌若有困难,或可再增调第20兵团于你。”秉性刚强的彭德怀为毛泽东的关心所感动,经过反复决断,他决心固守西安,“不要”援兵,“以患为例,险中求夷”,以果敢的魄力和勇于冒险的精神,用胜利向毛泽东报捷。

  接着,彭德怀挥戈西上,进军兰州、西宁、银川,歼灭马步芳、马鸿逵主力。10月上旬,彭德怀和率部起义的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及新疆省府主席包尔汉在迪化握手,新疆国民党10万官兵倒戈,迎来了新疆和平解放的曙光。至年底,西北五省已全部解放。彭德怀再一次给毛泽东交上了一份合格答卷。

  1950年秋,出兵抗美援朝已是万分火急的事。“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常委们的一致赞同。彭德怀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彭德怀也于同一天过江,并立即会晤金日成,向他转达毛主席的部署,大意是26万人已过江,准备先进行改装和训练,尔后再发动进攻。

  这时,毛泽东从大量情报资料中发现敌人还不知道我军已渡江,“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仍在督促部队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挺进。于是马上决定改变原计划,电告彭德怀,抓住战机,尽快完成战役部署,争取初战胜利。彭德怀回电毛泽东,打算我军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

  新的作战方针使志愿军在东西两线上处处主动,“联合国军”处处被围被歼。但彭德怀对与“联合国军”初次交锋的战果却不完全满意。为取得更大的战果,彭德怀很快召开了志愿军党委关于第二次战役作战的方针和布署研究会议。决定先避敌人锐气,故意示弱,边打边退,迷惑敌人,诱其深入,然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很快,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敌我态势,确定集中9个军共30个步兵师,在东西两个战场同时对敌发起第二次战役。结果,第二次战役比第一次战役打得更为漂亮,共歼敌3.6万多人,其中美军2.4万多人,迫使敌人在三八线以南进行防御。

  我军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三八线,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在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精神振奋地说: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打;二是能不能守;三是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部队休整两月之后,彭德怀准备发动第三次战役。他冷静思考后,亲笔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表明了自己对第三次战役的态度。毛泽东立即复电彭德怀,同意他的看法和作战部署:“你对敌情况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在打法上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感到不顺利,则适时收兵休整再战。”

  根据毛泽东继续南进的指示,彭德怀将志愿军组成左右两路突击纵队,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下突击进攻,发起了第三次战役。经过连续8昼夜迅猛追击,中朝军队向南推进了80至110公里。但因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只歼敌1.9万余人。彭德怀分析,敌人显然是企图诱我南下,造成军队后方供给困难,侧翼暴露,以便其利用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于是,在1951年1月7日夜,彭德怀果断命令左、右纵队各军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从而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有了这三次战役的经验,志愿军相继发动了第四、五次战役,到1951年6月,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的战略对峙状态,无论敌人怎么发动进攻,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使美军遭遇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强大的对手。

  美国不得不建议双方停战谈判。7月10日,中朝与“联合国军”双方正式开始谈判,但是缺乏诚意的美国侵略者在谈判桌上多次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采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老办法,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谈谈打打,互相配合,互相促成,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使全世界人民明白,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但决不惧怕战争!

  经过谈判桌前两年时间的反复较量,内外交困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7月3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最高荣誉称号。

  彭德怀一生军事著述颇丰,重要著作已收入《彭德怀军事文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撰《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等著作,对建设农村根据地,运动战原则等问题作了理论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等论著,就如何坚持持久抗战,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作了具体阐述。解放战争时期所撰《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关于作战方针和军队建设》等著作,系统论述了建军、作战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