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最后的抱憾

 
    陈永贵最后的抱憾



    近几天，看到几个帖子说什么大寨也是像小岗村那样包装出来的，一方面为写帖者的无知感到可怜，一方面也看到了资改精英这些年歪曲宣传的实际效果。大于根本不想去与无知争论，但是想把一些事实摆出来让他们去自己教育自己。

    凤凰有个五集纪录片《一个农民的传奇——陈永贵沉浮录》，最后一集写了陈永贵在逝世前的最后抱憾——

    陈永贵在北京医院临终前的最后日子里，叫来了和他二十多年一起艰苦奋斗改变大寨落后面貌的老干部，其中最年轻的是郭凤莲。 陈永贵对郭凤莲说，你回去和乡亲们解释一下，咱们大寨人是干出来的，咱们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怎么反倒落下了一身罪名？让乡亲们跟着受憋屈了。 接着陈永贵嘱咐郭凤莲：你是这些干部里最年轻的，万一有一天，你能见到中央领导，你给解释一下，就说大寨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大寨人确实是干出来的！下面的材料可以告诉大家他们是怎样干出来的——

    大寨解放前只有几十户人家，以种地为生。历史上绿色植被就很少，四周都是荒山，土地条件也很差，当地农民仅仅靠各家各户在山沟里修少量分散的梯田为生，旧社会常年吃不饱肚子，历史上就以贫困著称。解放后，大寨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差，群众生活仍然贫苦。1952年，大寨建立了合作社，当年就取得了丰收。最早入社的农民尝到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获得丰收的甜头。在单独的各家各户很难对付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情况下，走集体化道路，是农民 们惟一正确的选择。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宽，是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有较高的组织领导能力、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人。他在生产劳动中处处带头苦干，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在大寨大队的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他的领导下，大寨大队的生产每年都有新的发展，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群众的生活水平也稳步提高。同时，他还总结出一套通过做思想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党支部工作经验。

    1959年，全国出现持续“跃进高潮”，但生产管理普遍较差，出现了非常浪费人力和物力的情况。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山西省委也派人参加。现场会上，晋中地委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并在全地区加以推广。山西省委认为，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党支部总结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不仅对晋中一个地区有指导作用，对全省也有指导作用，于是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这个典型的同时，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

    1964年3月，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从陶鲁笳的汇报中发现了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5月 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第一次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他说到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4条标准时，专门谈到：其中的一条是看增产还是减产。他专门举了陈永贵和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中央决定要树大寨这面红旗，为了稳妥起见，在正式作出决定之前，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委派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一行专程赴大寨调查研究，考察实际情况。廖鲁言的考察一共进行了20多天。此间，按照当时的要求，他们与大寨人实行了“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廖鲁言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大寨大队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农业八字宪法”，达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调查报告还把大寨大队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概括为六条：第一，树雄心，立壮志，不断革命；第二，始终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第三，大寨不仅有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人”，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领导班子；第四，干部参加劳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第五，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第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

    1964年1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年产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他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提倡的。”

    年底，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以后就不说了，因为树为典型后成绩再大，也没有很强的说服力。下面看看大寨在树为典型前是怎样干的。

    毛泽东看陈永贵的事迹材料时，在陈永贵参加劳动的文字下面画了很多线，有的还画上了双横线。

    陈永贵不但带头参加劳动，还一边劳动一边做工作，与社员谈心，与干部商谈工作。晚上收工回家后，陈永贵就走家串户地做工作。晚上吃饭时，他端着碗饭，上面放几块-咸菜，蹲在自家或别人家屋前，边吃饭边与别人谈工作，做思想工作，饭吃完了，工作也做完了。他对自己和家属要求很严格，在分配等个人利益方面，他总是先人后己，-总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他自己和家人，从来不多吃多占，都是与社员一样劳动、一样记工分。

    在《陈永贵：一位普通农民 的成长传奇》中有怎样几段：

    陈永贵的硬汉子性格，最早体现在他创办“老少组”的事情上。那是发生在日本刚刚投降，昔阳县已经成为解放区，共产党号召解放区的农民办互助组时的事情。当时，大寨已经办了一个互助组，称为“好汉组”，主要由一些土地多而且好，有大牲畜，家里有壮劳力，条件比较好的农户组成。由于陈永贵在昔阳解放后家庭条件也很好（他家夫妻俩只有一个孩子，陈永贵是壮劳力，有十几亩好地，一头牛），因此，“好汉组”也把陈永贵算上一个。但在这时，没有被“好汉组”吸收的一些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大牲畜的农民找到了陈永贵，向他讨办法。陈永贵当即下决心，由他带领这些条件差的农民组成一个“老少组”。陈永贵自然成了这个“老少组”的带头人。“老少组”建立起来后，陈永贵带领大家艰苦奋斗，终于赢得了丰收，当年粮食亩产量达到150斤，超过了“好汉组”。通过这件事情，陈永贵的硬汉形象在大寨树立起来了，也有了更大的吸引人的魅力。第二年，又有许多农户加入到“老少组”。

    贾进才也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他当年带头成立互助组，也是为了响应组织号召。他能够把一些人组织起来，就已经不错了。对于后来陈永贵带头组织“老少组”这件事，贾进才是从心里赞成的。“老少组”的实际成绩，更使贾进才从心里佩服陈永贵的领导和组织才能。贾进才觉得，自己的领导才能，远不如陈永贵。他后来一直这样讲：我只会干，脑子没有永贵灵，也不如永贵能讲。贾进才说的是大实话。贾进才从大寨发展前途大局考虑，决定把自己担任的党支部书记职务，让给陈永贵当。

    贾进才打定这个主意后，先和陈永贵谈，陈永贵却认为自己党龄不长，当支部书记不合适，只愿意在贾进才领导下当个党员。贾进才一再让他当，陈永贵一开始也不太理解他的心情，还以为贾进才是怕党支部在他家里开会多，舍不得耗掉的许多灯油，上边来人在他家吃饭，自己吃了亏。陈永贵表示，开会自己可以出灯油，上边来人可以轮流在党员家吃饭。贾进才再三解释，陈永贵才理解他的一片真心。

    接着，贾进才便主动找区委书记谈，找区委组织部长谈，要把党支部书记让给陈永贵当。贾进才还在支部委员中做工作，让支部委员们拥护陈永贵当支部书记。区委领导人和大寨的支部委员们自然也了解陈永贵的品格和领导才干，心中也拥护陈永贵当支部书记，但他们认为贾进才也是一心一意为共产党工作的好干部，因此，在让谁当支部书记的问题上一时也难以下决定。但是，贾进才却很执着，为了让陈永贵当上支部书记，贾进才会上说，会下也说，终于把大家说服了。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当年贾进才的做法，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火热生活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确实有一大批像贾进才这样的一心为工作的好党员。

    由于贾进才的一再推举，加上大寨的党员们也一致拥护，陈永贵顺利地当上了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当上大寨党支部书记后，贾进才在陈永贵领导下一直踏踏实实地苦干，成为陈永贵的坚决支持者之一。后来陈永贵成为全国先进典型时，毛泽东也知道了贾进才“让贤”这件事情，给予贾进才很高评价，说他是大贤人，大哲人，是个不简单的人物。毛泽东也对陈永贵说过这样的话：“有贾进才让贤，才使你露峥嵘。”

    陈永贵当上大寨党支部书记后，仍然带着他的“老少组”种地。此时的“老少组”已经兵强马壮，超过了“好汉组”，许多原来“好汉组”的人转而加入到“老少组”中来。这样，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实际上已经占了大寨农户的大部分。而互助组的生产也确实一年上一个台阶，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的生活也显著改善。人们对互助组信服了，对陈永贵信服了。但是，仍然有人不愿意入互助组，坚持自己搞单干，原来“好汉组”的骨干们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经济实力和劳动力都强，不愿意和大寨的老弱残们掺和在一起。

    又是一年春天，干旱降临大寨，在陈永贵带领下，大寨凡是参加陈永贵的互助组的农户，都种上了地。但是，那些单干户却犯了难，他们不光种不上地，连起码的生产资料也备不齐。“好汉组”也不景气，没有种上地。已经成为大寨第一大互助组的“老少组”的人开始嘲笑起单干户和“好汉组”了。他们认为，这些人不听陈永贵的话，他们现在这个样子，陈永贵也会嘲笑他们的。可是，出乎他们意料，陈永贵却召开互助组会议，做出这样一个提议：帮助他们种地。陈永贵提出这个意见后，会场炸开了锅，这个说，谁让他们搞单干了，他们不听话，我们也不能帮助他们；那个说，白白帮助他们，也不给钱，不给饭吃，不能让他们有这个好事，还有人说，我们刚刚种完地歇下，没有力量再帮助他们。陈永贵见大家不同意，便耐心地向大家讲政策，讲阶级友爱，讲发扬风格，讲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他把大道理讲得入情入理，为了说服大家，他真是做到了不厌其烦。最终他还是说服了大家。于是，在“老少组”的帮助下，大寨全体农户都种上了地，当年都获得了好收成。而陈永贵领导的“老少组”产量最高，每亩地产粮500斤。

    按大于的习惯，说明正面的观点喜欢引用不同观点方面的材料，下面引用的材料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

    在一篇《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的文章中说了这样的事：（摘要）

    当时农业劳动模范有两项硬指针：一项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天数要多；再一项是所领导的生产队产量高，交售公粮多。1963年陈永贵这两项指针都冒了尖。他一年劳动日达到300天，大寨粮食亩产量达到774斤。

    当时山西省在全国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是李顺达、武侯梨、郭玉恩。他们所在的大队和大寨一样，都是太行山的土石山区。他们或农林牧副全面发展，或耕作精细，或经营管理有方而令人信服。有的在毛泽东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介绍过，受到过表扬。如今，陈永贵超过这些全国劳模，这对他们震动很大，压力也很大。1963年初全省劳模会期间，他们就与陈永贵约好要到大寨“取经”。

    春播后，6月14日，以李顺达为首的晋东南地区劳模，来到大寨参观、学习。作者随同参观采访。

    这些劳模不同于机关干部，参观完了回到本地区传达贯彻一下就完事；而是要和大寨比着干，见实效，争高低的，因此格外认真。他们在大寨住下来，听介绍，参观现场，还要求解答具体问题。陈永贵也知道他们都是农业老行家，又是自己过去学习的对像，不仅热情接待，而且认真介绍。

    听完了陈永贵介绍大寨的情况和整地、耕作方法后，劳模们就到叫“后地沟”的地块参观。这里原来是牛羊出没的河沟，如今是一片十多亩的良田，玉米苗全、苗壮，长得齐刷刷的。郭玉恩跳到地里，手指插到土里量活土层厚度，又用米尺量间距、行距，计算株数。陈永贵赶紧解释这沟地透风差，种植密度不及坡地。李顺达把话题引开说：“对！你这里乐观地和我西沟的河滩地一样，洪水一冲，既有水，又有肥。”憨厚的武侯梨从大寨社员手里接过镢头，使劲往下刨，又用手指插到松软的土里，一量是7寸深。大寨的活土层确实比较厚。

    又来到叫“赶牛道沟”的地块，这里种的是谷子，他们一起蹲下来量宽，算株数。地头上坐下来休息时，他们请陈永贵介绍东、南、西、北的地界。大寨的地域和耕地一目了然。这是对大寨耕地面积的目测。郭玉恩还要陈永贵介绍玉米怎样下粪，怎样下种，又如何深刨、保墑。回到村里，又到堆放秸秆的地方看高低、粗细。

    这时大寨还未受到毛泽东的首肯，劳模之间还可以平等交流，互相切磋。16日召开座谈会提问题，请陈永贵解答。请陈永贵解答问题的会，真像让硕士、博士答辩一样认真。

    提出的第一个问题：1962年灾情严重，为什么还能增产13％？陈永贵从三方面作了回答：一是“一年庄稼两年闹”；二是肥料一年比一年多；三是耕作精细，不错过节令。郭玉恩说：“我的话多，再提一个问题；大寨一年庄稼两年闹，光耕地就三次，哪次深，哪次浅？什么时候最好！”陈答：“春耕不能深于二寸，但秋季越深越好。”

    李顺达提了个早就在思考的问题：来参观的人这么多，接待任务很重，又经常外出开会，你怎么一年能做300个劳动日？

    陈永贵沉思后答：有这个问题。队里的工作一般在夜里、下雨天办。接待集体参观就要耽误些时间。陪参观一小时，介绍两小时，耽误的时间，我以早出工晚收工的办法补起来。社员也照顾我，让我干些包工活、近地活，有的队干部还到地头帮我干点活。垒坝我一个人顶一个半。去年出工270天，实际做劳动日290个。大队长、会计和我有补贴，别人不补。去年给我补了20个工，全队干部补贴工占社员投工的0.3％。

    郭玉恩又提出一个问题：大队如何实行集体领导？

    陈答：党员20个，团员20个，贫下中农积极分子20个。这些既是生产能手，也是积极分子。一个决议，谁拥护，谁反对？靠他们反映。

    这些劳模对大寨下苦功夫整修土地、精耕细作心服口服，对大寨干部参加劳动也很称赞，但他们认为大寨的耕地和亩产量，与介绍的数字大有出入。

    取消自留地是对陈永贵非议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连周恩来也认为陈永贵走得太远。这件事也比较有意思。

    1963年的大水冲掉了自留地，陈永贵心里挺高兴。他后来谈到当时的心情时说：“关于自留地，我早就想取消它了，但这是六十条政策的规定，不能乱来呀。现在有人要用政策来整我们，我们就说，这是老天爷干的，也不是我们干的。”

    地修好之后，划不划出自留地来就要由人来决定了。陈永贵深谋远虑，早为这一天做了准备。他派人种了许多菜和烟叶，收获之后，蔬菜以一分钱一斤的价格分给社员，烟叶以五分钱一斤的低价分给烟民。粮食也是吃多少报多少，按需分配。自留地无非是种烟种菜种粮，如今烟也有了，菜也有了，粮也管够吃，还要自留地么？

    陈永贵发动党员讨论要不要自留地的问题，然后又发动积极分子讨论。他事先在这些人当中做好了工作，获得了不要自留地的支持者，又安排好让这些人在会上发言，最后就胸有成竹地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社员大会上。 “大家说说吧，讨论讨论，划不划自留地。”陈永贵宣布道。

    出乎陈永贵的预料，一位事先并没有安排下的普通社员首先发言了。他故作生气地质问陈永贵：“自留地已经让大水冲了，修了集体地，你还让我们讨论自留地问题，又想出什么花样？”另一位社员也透着亲切地给陈永贵扣了一顶帽子：“你们到底要把我们往哪条道路上引？想的是自留地、盼的是自留地、靠的是自留地，哪还有时间去想集体地？”众人也七嘴八舌地都说自留地不好，说自留地的庄稼比日本鬼子穿的黄军装还要黄，等等。

    陈永贵就喜欢听这样的“批评”。“我听了这一批评，心里可高兴呢，”他后来回忆说，“于是，我们就问大家怎么办？”陈永贵一问，大家便纷纷嚷：“取消！”陈永贵又问：“取消，政策规定怎么办？”众人便喊自愿。自愿不要还怎么办？谁想要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

    散会后，陈永贵一调查，全大队只有五户说要，而且还是女的说要，男的说不要，陈永贵说这不能算五户，算两户半吧。他又问这“两户半”由谁来种自留地。男的说，我不种，谁要谁去种。女的说：“你不去种，那我也不要了。”于是自留地这块私心的阵地便被拿下来了。 （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9页）

    他做思想工作的方法和水平，还可以举一个小例子。秋天收庄稼，有谷穗掉到地里了，陈永贵发现了，就去拣，拣上两捆，就给社员开会了，为什么现在把谷穗丢了，要是在过去我们不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大家就去把丢了的谷子都拣回来。

    无论从正面的赞扬来看，还是从反面的批评来看，都说明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提倡的。”是非常中肯的。这些资料既让我们看到大寨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而不是吹出来、造出来、扶出来的，也让我们更加理解陈永贵为什么会留下这样一个最后的抱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