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委员的青春记忆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05日 09:26 南都周刊

　　这位清瘦的大学生，有一天将会发现，撕开蒙昧的视野，燃烧青春的热血，很多关乎未来的种子已在不经意中撒下

　　四年大学对许家印来说，意味着日后对他作用巨大的几个词开始萌发：人情练达，数据敏感，郎平，热干面。工作后的人都会感叹，其实大学传授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论和世界观。这个论断放在许家印身上尤其明显。

　　这是一个真正去魅的过程。这位清瘦的大学生，有一天将会发现，撕开蒙昧的视野，燃烧青春的热血，很多关乎未来的种子已在不经意中撒下—

　　比如他的职务是最苦最累的卫生委员，这让他练就了如何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周旋”，没有大学期间三分之二花在“准社会活动”上的锻炼，后来他也不可能在黑白交织的地产江湖中行走自如；

　　比如，他现在对部下负面素质的无比痛恨。对不诚信的员工，强势的许家印只给两条路：要么改变，要么被淘汰。他甚至还大张旗鼓地发起了“清除三种人运动”：人浮于事的人、不求学习和上进的人、想捞一把的蛀虫；

　　再比如，他对排球和“铁榔头”郎平鲜为人知的私人情感。他重金打造的由郎平领衔，冯坤、周苏红、杨昊等国手组成的恒大女排，十二战全胜，年初轻松夺得女排甲B联赛冠军。随后举行的冲A成功庆典，被描述为“资本、大气、高效、完美”——这也恰恰是许氏风格的重要一面；

　　再比如，现在他最喜欢吃的依然是他夜宵“主力”的热干面。

　　苦差事

　　许家印选择大学专业，有他自己的“小聪明”。动这种“小聪明”的初衷，仍然源于逃离穷乡僻壤、追求人生辉煌的愿望。

　　在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他为自己选择的专业是冶金系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原因很简单：毕业后不会再回到小山沟里去了——再差，也是个炼钢工人吧。

　　卫生委员，这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大学职务，伴随了许家印的四年大学生涯。也正是这个极为琐碎的工作，对日后许家印为人处事影响深远。

　　他的大学老师孟宪昆向记者介绍，当时选干部有两条标准：一是重视学生的档案审查，也就是政治背景要好；二是看学生的第一感觉，通过谈话看他有没有为同学服务的热心。“学校不会给你什么好处，比如多一份饭票之类，就看你愿不愿意。”

　　卫生委员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召集班里的同学打扫卫生。学校每周都有大扫除，校园分成很多片区，每个班级负责一片。许家印的差事实际上是个“求人”的活儿，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他总扛着个大扫帚，朝着男女宿舍楼大喊：“打扫卫生啦！都快下来啦！”有时候男生下来，女生不太愿意下来。“许家印就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去找，难办的事儿就交给他了。”不过在孟宪昆的印象里，许家印还真没抱怨过这个“苦差”。

　　“搞次卫生，一般需要弄2个小时才行。学校离江边近，当时那个排水沟都是没有盖的，每个礼拜都要清理一次，那个大桥，都是污泥。”孟宪昆回忆说。好在许家印是从农村来的孩子，这些活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卫生委员比任何委员都难做，因为打扫卫生是任何人都不愿意干的，许家印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从那时候就开始成长。如果群众基础不好，或者跟其它各个班关系不好的话，也是很难的，这也让他人情更练达。”孟宪昆日后也意识到了这个角色对许家印的影响。

　　当然，做这些工作占用了许家印很多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大学期间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班级活动和其他“准社会活动”上了。不过，凭着天生的聪明劲，他用别人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保持了中上游的学习成绩。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孟宪昆说：“一个人世界观逐渐定型的时候，这些看似琐碎简单的经验，都有深远的味道在里头。”

　　而就在大学里，许家印开始发现自己对数据异常敏感，这似乎是种先天赋予的能力。今天的许家印，仍可以准确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的几十位数字，恒大的六千多条规则也都记得一清二楚。

　　铁榔头前缘

　　那个时候的集体宿舍，流行“卧谈会”。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的启蒙年代，学生们争论得厉害，话题也相对认真，当时最大的流行文化话题就包括“伤痕文学”，朦胧诗等。他的老同学俞斌回忆说，许家印也读诗歌，比如北岛的和舒婷的。

　　不过，住了集体宿舍一段时间之后，许家印突然搬出了宿舍，告别了卧谈会生活。原来他得到了新的“任务”：住到学生会的办公室去看管公共财物，其中最重要的“宝贝”是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他的另一位老师倪国巨笑着说，单独一个房间表面是一个“赠赏”，实际上却是一件苦差事。那个房间是一个楼道里的小厅临时隔开的，相比宿舍，它的隔音与防寒效果都比较差，冬天还会更冷。最大的缺点就是还要跟里面的扫帚、拖斗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住在一起，气味难闻。

　　当时，学生们看电视需要统一组织，时间一般是星期六(15.27,-0.33,-2.12%)，如果有其他“重要事情”需要收看，就要向系里申请。这类“重要事情”，就包括收看“铁榔头”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比赛。

　　那时候，以郎平为旗帜的中国女排开始在世界赛场夺冠，极大鼓动国人的热情，无数国人成为她的球迷，许家印也不例外。他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中国女排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那天，看完电视转播，同学们几近疯狂，四处寻找着情感发泄对象。

　　有机灵的同学突然想起许家印的屋里有很多扫帚，于是一伙人一起冲了进去，抱着一堆扫把、草席来到室外，点燃后当成火把，在校园内兴奋地挥舞着。

　　许家印一看这势头是阻止不住了，顺势兴起，也拿起一把扫帚当火把，加入了狂欢队伍，有人把自己的饭碗扔到楼下。“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在校园中此起彼伏，成为了那一代学子的集体记忆。

　　与女排有关的，不仅是比赛。俞斌回忆说，当时学校一个月会安排一场露天电影，放的比较多的电影是《闪闪红星》、《归心似箭》等。“《排球女将》就是那个时候看的，许家印很崇拜铁榔头嘛！”

　　多年之后，一支名为“恒大女排”的排球新军，在2009年度叱咤于中国女排甲B联赛，以12战全胜的战绩提前冲入甲A，其主教练正是鼎鼎大名的“铁榔头”郎平。

　　这支投资2000万成立的恒大女排，也为恒大地产做了一系列效果极佳的品牌广告。仅以签约郎平、吸引全国数百家媒体到场的那次发布会为例，曾有人测算，如果单以广告版面计，恒大地产要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花费至少以数亿计。

　　有人曾据此评论，如此性价比，可见许家印的营销策略之一斑。这当然没有错，但他内心深处对“铁榔头”的私人情感和汪洋恣肆的青春回忆，恐怕就很少有人能聆听得到。

　　奢侈的热干面

　　大学时代的许家印常穿着一套黄军装，这是他唯一一身还算像样的衣服。脏了就晚上洗，白天接着穿。“就算是一套旧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

　　家贫的许家印能读完大学，全靠学校当时提供的助学金。“我们这代人感激党和国家，是发自内心的。高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国家助学金又支持着我们读完大学。当时我一个月有10多块钱的补助，这对一个来自贫穷乡村的孩子来说，已经能支撑一种简朴的日常生活。我非常满足。”许家印说。

　　那时猪肉七八毛钱一斤，十几块钱确实能解决很大问题。甚至，许家印放假回家的车票钱，都是从这笔生活费里面硬省出来的。

　　当时的大学校园还没有成本观念，吃饭问题国家解决，也没有什么商业意识。倪国巨回忆：“那时我是在学生宿舍住的，每天跟他们在一起。学生的演变是什么呢？最早许家印他们那批学生，劳动不讲价钱。1983年以后的学生就讲啦，要买点汽水买几个篮球什么的。”

　　倪国巨说自己当年并没从许家印身上看到有什么商业天赋，他对自己的这个学生有个16个字的评价：“勤于学习，善于思考，长于宏观，精于细节。”教学几十年，但在倪国巨老师家吃过饭的学生没有超过10个人，许家印是其中之一。

　　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许家印作为兼职教授，还带着几位研究生，并在校内设立了“许家印奖学金”。他知道，这个看似点缀的助学金，其实对一个困难家庭的学生帮助极大，甚至可能改变一位年轻人的命运。

　　关于钱，有一件趣事。2003年，母校武汉科技大学45周年校庆，学校想邀请许家印回来，当然也包含了让他“表示一下”的意思。倪国巨临时受命，硬着头皮给许家印打了个电话，委婉地表达了校方的想法，“当时想几十万就不得了了”，没想到许家印直接说“我拿100万吧”，整个沟通简单直接，几分钟就决定了。

　　或许豪掷万金，对今天的许家印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在倪老师的回忆里，吃一顿武汉最流行的热干面，对大学时代的许家印而言都是奢侈之举。

　　当时食堂里学生一般都是端一个陶瓷大碗，师傅给一勺大白菜之类的素菜，如果跟食堂师傅关系处得好，或许还能给多一点。而所谓的荤菜，其实就是菜里带点肉皮，浮着几滴油水。

　　不过，口腹之欲，人之本性。许家印当时唯一奢侈的消费，就是吃学校旁边一毛钱一碗的热干面。但为了这一毛钱，他挨过倪国巨老师的批评：“你是吃助学金的人，还吃一毛钱这么贵的东西！”

　　直到他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他最喜欢的夜宵，10顿里有5顿都是热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