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升官场浮沈 看蒋经国晚年 - 王丰的日志 - 网易博客

从王升官场浮沈 看蒋经国晚年

假若王升从来不曾出现在蒋经国的历史舞台上，蒋经国时代势将黯然失色。尽管王升如今走入了历史，王升服务的蒋家王朝也灰飞烟灭；但是，他的叹息声，似乎还在风中回荡。从王升半生追随蒋经国开疆辟土，特别是他大红大紫，最后惨遭蒋经国贬谪的内幕点滴，蒋经国晚年政治性格的幽微尽收眼底，吾人更得以从中略窥蒋家败亡的机锋。

    王升是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集其大成者，提起王升，不能不回顾国府军队政工制度的大略沿革。

近代中国军政领袖，对待政工，总是挥之即来，呼之即去。颇有孔子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味道在里头。是故，政工人员，在国家领导人的心目中，工具性价值远高于体制上的功能，说得更明白一点，政工不过是统帅手掌心的一颗棋子，为其利用之工具耳。

政工也者，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来自苏联的舶来品，肇始于北伐军兴。话说民国十年之前，在广东酝酿北伐的孙文，经常苦于麾下军头思想摇摆，稍受刺激，动辄哗变。军心不稳，将领不忠，北伐军事，徒托空言。

俄国人马林向孙中山提议创办军官学校，建立「党军」，以作消灭军阀之基础武装；继之，俄国顾问鲍罗定告诉孙文，俄国赤色革命之后，军队皆设置「党代表」及「政委」制度，一则监督部队长之忠诚，再则负责在战场督战，防止部队溃散后退，违令者杀无赦。

和俄国老毛子几番交手，孙文非常赞赏苏联的军政制度。孙总理北伐心切，热衷「以俄为师」，故而军事上采纳苏联的军事训练方式，五百名军校学生兵，五百枝苏联步枪；更引进了苏联「党代表」及「政委」制度，以确保「党军」的忠贞不贰。政治上则采取「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之革命路线，一心一意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誓师北伐。

黄埔军校师法苏联红军，开始在军校和「党军」内部设立政工制度，军校的「党代表」是孙文的左右手廖仲恺。北伐之役，「党军」军中的「党代表」居于首功地位，消极意义而言，「党代表」有点像是中国古代军中的「监军」角色，不仅瓜分了部队长的独一无二的带兵权力，起了制衡部队长的作用，在战场上，更扮演督战的角色，代表孙文执行统帅命令。

令人扼腕的是，「党代表」制度完全是领导人的工具，真的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北伐胜利，宁汉分裂，中俄关系交恶，「联俄容共」政策随之急转弯。蒋介石痛恶俄国人曾经欲置他于死地，连带迁怒党军之苏联「党代表」制，随着国共之间的割袍断义，「党代表」制度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到了抗战军兴，日本侵华日亟，蒋先生怕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共产党在军队里边搞花样，又有政治部之创设。蒋先生以亲信陈诚担任主任，以共产党的周恩来副之，以示国共合作诚意。抗战后期，张治中(文白)继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郭沫若当第三厅厅长。

日本投降，国民党党内陶醉于乍来之胜利，美国军方全力协助国府复员，蒋先生有恃无恐，误判天下定于一尊，从此南面而王。狡兔死，走狗烹，政治部失去利用价值，又一次「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蒋先生和陈诚连手废掉政治部的武功，只徒然留下一个虚有其表的国防部新闻局，直到东北丢失，华北、徐蚌两大战役大批国军将士阵前倒戈，丢枪弃甲，兵败如山倒，才猛省政工制度废除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国府撤迁台湾之后，蒋介石将恢复军中政工的重责大任，交予爱子蒋经国。经国先生以其青少年时代留俄之见闻，在反共抗俄的时代需要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实施的制度，其实就是早年俄式「党代表制」及「政委」的复辟，为了把老毛子的制度搞得「具有中国特色」，国军基层部队以「辅导员」、「辅导长」、「政战官」瓜代俄国名字「党代表」及「政委」。只不过，旧瓶装新酒，「辅导员」、「辅导长」、「政战官」仍旧扮演「党代表」及「政委」之角色耳。

改造俄式政工制度，为我所用，消极上，杜绝军队腐败，防止共谍渗透国军，预防官兵叛变；积极上，协助提升军队战力，更从而加强对大陆的政治反攻战备，是台湾时期国军政工人员的主要工作任务。王升正是这套「具有国民党特色」并且肆应台湾需要的政工制度的建构者与执行者。

国民党的兄弟党，共产党军队中，部队长下达命令时，要有「政委」的副署，才算完整的命令，而且，「政委」在军队当中，代表「党领导」，部队长一般均要服从政委的政治领导。国民党军队「党领导」的色彩比较淡化，他固然同样是军队当中的党部「书记」，国民党军队政工扮演的角色却不似共军政委那样强势；但他同样具有命令副署权，并负责对部队长在内的官兵进行政治监视与考核，以防发生叛变或「为匪工作」等不忠行为。

王升出身江西省龙南县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原名建阶，字化行。由于长年战乱，王化行虽无显赫的学历，但因为受过严谨的私塾教育，为文流畅，毛笔字遒劲工整，是优秀的幕僚录事人才。

在国府的军政资历方面，王升结业于「江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三团。战干团结业的学员，视同军校第十六期。抗战期间，他曾进入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随后并以第一名毕业于青干班，分发在赣县县政府工作，因而结识受知于经国先生。王升一路从江西专员公署追随蒋经国，历经上海「打老虎」等重要事件，披星戴月，栉风沐雨，成为经国先生信赖之得力干部；在工作历程中，培养了彼此深厚的「革命感情」。这也是王先生对经国先生始终无怨无悔、任贬任谤的根本原因。

王升的巧思创意下，他提出了「政治作战」的口号，翻新了俄式政工作风。协助蒋经国设置北投政工干部学校，作为扩大政工规模的骨干摇篮。

经国先生担任国防部长，并逐步走向接班坦途。蒋经国之后的几位总政战部主任，先后接事的是张彝鼎、蒋坚忍、高魁元、罗友伦，他们都比蒋经国年长，也都是小蒋信赖的部属，忠心耿耿，迭有建树，却不是蒋经国真正的核心骨干。

王升当上总政战部主任后，他不舍昼夜，席不暇暖，蒋经国更将王升视为核心中的核心，肯放手让他施展抱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降，从中南美洲、非洲，到东南亚，许多第三世界和开发中国家，相继发生流血军事政变，有些强人统治的国度，一年发生政变的次数甚至有多达五、六次者。惟独台湾，六十万大军自民国三十八年到蒋经国当家，始终不动如山，忠于领袖，忠于人民，与蒋经国掌握政工制度，发挥稳定作用有相当关系。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成也政工，败也政工。王升之走红，并且大红大紫，源于协助蒋经国在台湾重新整顿与建立军中政工。而王升最后见逐于蒋经国，并遭「贬谪」远邦，则源于两人对政工看法发生重大分歧，蒋王两人因而爆发尖锐矛盾。而王升最后下台，并被蒋经国以迹近「流放」的方式，远调巴拉圭当大使，则与蒋经国二子蒋孝武，及调查局长沈之岳合谋，有密切之关联。

经国先生民国六十七年五月就职总统，这并不意味着蒋先生就此南面而王。民国六十七、八年之交，适值国府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总政战部左右开弓，王升更成为经国先生跟前炙手可热的红人，王化公官场的顶峰时期持续了五、六年时光，却因为多种复杂微妙的因素，由绚烂归于平淡，他的宦途也因此跌入谷底。有几件事例，可回顾晚期他与经国先生互动的曲折过程，并从而管窥王升官场起伏的幽微玄妙。

民国六十七年十二月，台湾异议人士纠众爆发美丽岛事件，继之以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而中共当局在邓小平复出之后，也大力进行对台统战工作，积极渗透台湾各个阶层；国府面临三面作战的窘境。

某日，蒋经国主持情治首长会报，会议主题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复出对台湾可能的影响。经国先生指示各首长次第发言，说说如何因应邓小平复出后的两岸新局面。小蒋开会一贯习惯最后发言，听完各单位的敌情汇报，蒋经国眉头深锁，语调低沉地讲了几句话：「我同邓小平熟得很，这个人很厉害，厉害啊！今后我们的工作更艰困了！」

这次情报首长会报之后不久，蒋经国又在一次私下场合，告诉几位老情报同志：「我跟邓小平中山大学同学，我们经常玩在一起，我拍他的屁股，他拍我的屁股，大家熟得很，这个人是厉害！够狠！我们要格外小心了！」

世界在变，潮流在变，蒋经国意识到国府若继续要在台湾生存发展，必须改变他的用人重心，在一次内部会议中，他说：「今后我们要同台湾人多作朋友！要多用台湾人！」

提携台湾人，蒋经国剑及履及，提拔林洋港、李登辉，初时甚为欣赏看重林洋港，为林派遣特别警卫，保护他的安全，显露蒋经国原本有意培植林洋港更上一层楼。更早期，他通过王升，礼聘台大教授彭明敏到干校当教授，派彭明敏参与「阳明山会议」，并引介彭明敏晋见蒋介石，礼聘他当国府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蒋经国对这位由胡适之博士发掘的人才，十分欣赏，有意大力拔擢，作为未来国府接班梯队的一员，要不是彭氏稍后发表了「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潜逃出国，日后不可能有李登辉出头的机会，而民国七十七年1月14日坐在总统宝座的人，很有可能是彭明敏而非李登辉。

从彭明敏乃至林洋港、李登辉，蒋先生任用台人并非仅只着眼笼络，更思广泛吸纳台湾干才，为国服务。

经国先生当选总统不到半年，接连遭逢中美断交、高雄动乱、邓小平上台，台湾本土异议势力崛起，这几件大事轮番上阵，先后于一、两个月间引爆，把蒋经国的神经搅得空前紧张。除了岛内动乱，有三件事情最让蒋经国寝食难安，先是叶剑英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国际舆论竞相报导；之后，廖仲恺儿子廖承志写了一封信给宋美龄，呼吁国共双方接触谈判；再稍后，大陆透过香港关系，转来一整套奉化溪口故居修葺的照相簿，把奉化故乡即景全部一网打尽，印证大陆统战工作的细腻。照相簿交蒋孝武面呈蒋经国，经国先生翻了两、三页，即阖上照相本子，沉默不语。究竟是「近乡情怯」，还是怕坠入中共「统战花招」？不得而知。

一日，小蒋找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咨询，国府面对北京的统战攻势，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大家能不能帮我想点法子？

蒋公卧病，小蒋实质接班，头一件遇到的棘手大事，民国六十二年五月，毛泽东派专机把高龄九十二的章士钊送到香港，章士钊对外宣称到港是为了探望他的太太。外界解读，章士钊实际上负有统战任务，目的是要鼓吹国共和谈。从章士钊事件，到「叶九条」，乃至廖承志致函宋美龄，诸如此类的动作，都被蒋经国视为邓小平拍屁股突袭行动的故技重施。(按：章士钊，中国近代著名文人，活跃于国共两党，曾任1948年政府和谈代表，中共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政协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为了突破岛内外困局，特别为反制邓小平操作的统战攻势，民国六十七年底，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向蒋经国提议，成立一个任务编组，专门对付岛内日益猖狂的台独异议活动，和中共日趋积极的对台统战工作。

蒋经国接受了马纪壮的建议，但是，谁去主持这个反统战机构呢？马纪壮建议了两个人选，一是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上将，一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

蒋经国看了马纪壮的签案，当面告诉马纪壮，反统战工作需要有与「敌人」斗争的经验，蒋彦士是农业专家，缺少和共产党正面交锋的经历；王升这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指示由王升当副手，蒋彦士负主要责任。小蒋因此交代王升筹备成立代号「刘少康办公室」的单位，「少康」二字，寓意「少康中兴」，蒋经国殷盼它能肩负反统战、反台独的重责大任。「刘少康办公室」组织体制上的领导，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王升则是实际上负责工作执行的主管。

从国共斗争或者岛内斗争(和党外份子斗争)的角度观之，「刘少康办公室」的功能和任务如同中共的「统战部」，在民国六十七年蒋经国四面迎敌的环境下，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筹组此一任务编组，是任何统治者都会想出的权宜之策。

邓小平上台，非但国府官员全神贯注，驻台美军情报部门大感紧张，也临时抱佛脚，利用卡特总统宣布断交后即将从台湾撤军的最后时光，在台湾大做邓小平的情报分析工作。

邓小平复出前一个月，美军顾问团情报组官员，连同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军事武官共七、八人，邀请时任总政战部中将副主任萧政之夫妇餐叙，席间，某位美军情报组官员问萧将军：「依王升先生和你的看法，如果你是邓小平，你刚上台，国内和国外会怎么做？」萧政之从历史角度研判邓小平的可能作为：「文革使中国动乱了十年，邓小平会走中国西汉初年的道路，除秦苛法，与民休养生息。对台湾，从此会走上和平之路，在国际上，也会广泛交友。」萧将军进一步阐述，所谓邓小平「除秦苛法，与民休养生息」的意思，是指邓小平在经济政策上，会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左倾共产主义方针，恢复私有制度，实行市场经济，对外开放，走自由化的道路；对亚洲国家，则是协和万邦，不再挑起战争，不再四面出击。萧将军认为，大陆会待台湾如同兄弟，逐步走上合作的道路。

尽管有此认知，国府内部依然是外弛内张，深恐稍有差池。

    先前任务编组型态的「固国小组」，是组成「刘少康办公室」的基础。「刘少康办公室」作为国民党中央的「特别业务」幕僚任务编组，在名义上，归秘书长蒋彦士督导，王升主其事，幕后老板当然就是蒋经国，层次甚高，故而被视为「太上中常会」。

    「刘少康办公室」地点位在台北市信义路黎明文化公司大楼，初时，编制虽有二十人左右，专职人员实际只有十余名。工作人员和干部主要来自国安局、外交部、新闻局、国民党文工会等单位。

「刘少康办公室」的核心灵魂人物是秘书长李廉。李氏出身西安王曲中央军校七分校，原本是胡宗南的手下，当过军校七分校的政治部副主任、教官，很受胡宗南器重。来台之后，国军编阶缩小，许多将领投闲置散，成了光棍司令，李廉大材小用，屈就政工干校教授，因为文笔练达，思想丰富，在干校颇出风头，甚受王升器重，逐渐成为王升核心骨干之一。李廉思想深刻，头脑灵活，王升命他在总政战部织组成立「心战小组」，专责反制中共的心战。

李廉担任干校教授期间，正是干校师资阵容最坚强的一段岁月。王升一时之间延请到不少台湾知名的「匪情专家」和「马列主义权威」，针对大陆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分析。那时干校教授均是一时俊彦，例如郑学稼(大陆问题专家)、林一新(曾任中共创党元老陈独秀秘书，讲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资本论的权威)，而李廉不但能教，笔下还能写出精辟的好文章，颇富文名，曾经应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之邀，担任中国时报总主笔；李廉还曾经和军统局、保密局出身的夏晓华，合办正声广播电台，夏晓华以总经理职务礼聘李廉。

临危受命，李廉职司「刘少康办公室」策划及执行作业，成为炙手可热人物。

「刘少康办公室」揭幕，搞得人气鼎沸，轰轰烈烈。在信义路黎明文化公司大楼开会，坐在会议主席位子上的是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二把手是王升、李廉等人。各部会首长和相关的政府部门人员，只要和当天会议议题有关的首长，一律都要奉召来此开会。「刘少康办公室」全盛时期，经常直接召集各部会首长和党政高官，到会列席，王升的直言质问，得罪了不少豪门巨室和政治明星。「刘少康办公室」故而被指桑骂槐地讥讽为「太上中常会」、「太上行政院」。

王升性格原本直率，手上握有尚方宝剑，心中有恃无恐，讲起话来，不免拉开嗓门，针针见血。六十八、九年间，岛内政治异议份子甚是张狂，内政部辖下有不少业务属于政治事务。「刘少康办公室」开会时，主其事者往往深入追问工作情况，经常把内政部官员问得瞠目结舌。

民国六十年代末期，台湾校园盛行自由化风气，蒋经国向来重视青年工作，忧虑校园成为散播台独思想的温床。某次情治首长会报，蒋经国批评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没有做好，许多大学生在党外杂志乱写文章，搞得人心惶惶，乱七八糟。国民党党内曾有人把大学校园这股自由化潮流，解读为遭「共产党渗透」。

是时，军中「莒光日政治教学」已如火如荼展开，总政战部引为莫大成就。王升和「刘少康办公室」李廉等核心骨干，密商在各个文学校实施「莒光日」教学的可能性。不久，草拟了一套文学校实施莒光日教学计划方案，王升赶紧向蒋经国上了一份签呈，连同这份计划，一并呈给蒋经国。

「刘少康办公室」的重要公文，最后都要经过经国先生批阅。这份计划在大学实施「莒光日政治教学」的签呈，先送到马纪壮手上，马秘书长直觉这份公文恐怕要出问题，直接找蒋经国请示。经国先生叹了一口气，摇摇头只讲了两个字：「不准！」

马纪壮跟随小蒋这么久，他清楚蒋经国的想法。小蒋之所以批驳这份文件，其理甚明，大学校园洋溢自由风气，教授们都是些有反骨的文人，自视学问过人、人品清高，和部队里惟命是从的军人截然不同，怎么可能把学生和教授关在教室里上莒光日？果真如此，蒋经国更要背负箝制思想骂名了，在忧谗畏讥的情况下，命令由马纪壮署名否决王升提出的学校实施「莒光日」方案。

王升见公文由马纪壮署名批了「不准」两字，觉得事有蹊跷，起先以为是马纪壮个人不同意此事，就找马纪壮查询，马秘书长告诉王升真相，否决大学办「莒光日教学」，是经国先生下的命令。

蒋经国一方面担忧校园被台独思想大量渗透，一方面要包括「刘少康办公室」在内的若干单位「想想办法」，等到王升建议在校园搞「莒光日教学」节目，却被蒋经国示意否决。前后言行不一，显现经国先生内心的矛盾和焦虑。既对台独势力蠢蠢欲动感到不安，却又无法痛下决心施展铁腕遏阻歪风，蒋经国深陷投鼠忌器的两难困境，蒋经国的首鼠两端、进退失据，难免让王升和「刘少康办公室」的同志们不知所措。蒋经国的妥协性格，也一度让同志们备感不满。

王升接到被驳回的公文，心里不禁犯嘀咕。明明是你蒋经国要我们「整顿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总政战部和「刘少康办公室」好不容易连袂赶出了这份学校实施「莒光日教学」的方案，却又被你打了回票。你不同意，就早点告诉我嘛！

事过境迁之后，王升才晓得蒋经国这种矛盾情节，实因受制美国当局的政治压力。美国一再拿「台湾关系法」作文章，以是否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要挟蒋经国对岛内的台独和反对势力作出让步，并且照美国的那套「标准」，逐步落实「民主政治」。

    持续运作到民国七十一年底、七十二年初，「刘少康办公室」受蒋经国重视程度似已不如过去。未几，王升和蒋经国在思想上发生巨大分歧，两人之间多次为了部队人事权是否仍由政工掌控问题，发生严重口角冲突，为王升遭调职及贬谪埋下伏笔，蒋经国决心对王升动手。

    王升遭贬抑调职，固然和他直言贾祸、忠谏犯上，有绝对之关联；他和蒋经国在政工思维上的分歧，尤为重要关键。

    民国七十二年三、四月间某日上午，蒋经国在总统府约见王升。开门见山，蒋经国问王升：这件事我跟你提了好多次了，你终终不赞成，我还是决心改变；我要把军队政工的人事权全部划归部队长，从政工交给「参一」或「联一」部门，今后政工不再掌握部队政工的人事权。王升不赞同把政工手上的人事权交出来，如果政工的人事权交给部队长，政战部门形同拔去牙齿的老虎，政工制度无异瓦解。

但是，蒋经国却不以为然，他说，现在政局和军队均甚平稳，政工力量太过膨胀。蒋经国观念上倾向部队长制度，王升则仍坚持政工的人事权仍应归政工部门掌握，不宜放给部队长，以免削弱政工的力道。

王升不假辞色，直以近代历史教训，与蒋经国抗颜，并说，现在中共和台独那么嚣张，哪能削弱政工力量？不怕大陆失败的历史重演吗？两个人在总统办公室相持不下，最后王升气不过，一手拍打沙发椅的扶手，一手拿起大盘军帽往茶几上重掼：「你不听我的意见，我宁可辞官不干！」、「拿掉政工的人事权，你杀了我都不干！」说完这两句重话，王升气呼呼拿起军帽，头也不回走出蒋经国办公室。这下子，把蒋经国搞得极不痛快。立刻电召前国防部长、当时的总统府战略顾问高魁元，蒋经国怒气冲冲地对促膝而坐的高魁元说：「请你传话给王化行，我蒋经国连共产党都不怕了，还会怕他吗？他不干就不干，算了！」

    高魁元一头雾水，根本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见蒋经国盛怒也不好细问何事，找到王升私下叙谈，才知道两人为政工人事权存废，意见不同，小蒋不满王升掼帽拍桌，怒言相冲。高魁元以黄埔第四期老学长的身份，略带责备的口吻劝抚王升：「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不可以对总统不敬，更何况总统身体不好，我们做部下的人怎么忍心再刺激他呢？化行，我希望你跟总统道个歉。」几番劝慰，王升火气渐遏，高魁元要王升写一份书面报告，向蒋经国表达道歉之意，王升听从学长规谏，上书面报告言明悔过。

    王升犯颜直谏事件，非常不乐意政工放掉人事权。王化行听从高魁元的意见，向蒋经国道了歉，他的处事原则仍然未退却。更显而易见者，王升势力退潮，政战系统实力大不如前。

民国七十二年五月，王升掼帽及犯颜直谏事件之后一个月，蒋经国突然调王升为「三军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不久，「刘少康办公室」也熄灯打烊。从民国六十八年春天成立到七十二年五月王升调「三军联合作战训练部」，「刘少康办公室」走进历史，风光了四年半。

王化行的宦途沉浮，应验了国府官场一句谶语：「大红大紫，红得发紫，紫得发黑」。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蒋经国收到王化公的道歉信，心里怒气才消了一半，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升发生掼帽及犯颜直谏事件之后，此事马上被蒋经国二子蒋孝武辗转得知。之前，孝武为了几件事，和「王叔叔」发生过几次言语冲突，「叔侄」之间矛盾甚深，掼帽事件恰好予孝武报复之机。

    发生作家江南命案前，蒋孝武大力介入情治系统，蒋经国明显有意让孝武掌权。孝武经常出席「情治会报」，时时插手情报事务，如非蒋经国授意，孝武岂敢造次，此事，情报首长人尽皆知。

某次，情治会报刚散会，孝武告诉一位与会将领，意谓：「近年以来，党外份子南北串连，愈来愈不象话，我父亲年纪大了，万一有个闪失，军队又控制不了，如何是好？」孝武又称：「情治单位有必要结合『社会力量』，来对付党外份子。」孝武所谓的「社会力量」，就是帮派势力之意。

    孝武的「帮派救国论」，不仅止于徒托空言，还想付诸行动。某日，蒋孝武造访调查局局长阮成章，欲推销他的「帮派救国论」。

阮成章，湖北黄安人，是王升身边核心骨干之一。年轻时毕业自湖北省立师范，抗战军兴，投笔从戎。抗日战争时，任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研究室上校主任，国民党武汉稽查处处长、海军总部情报处处长。到台湾之后，历任宪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海军总部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之后，接任警总副总司令、司法行政部调查局长、法务部调查局长等职。

阮成章辈份上当然是蒋孝武的叔辈，但是，此时的孝武已经在情治体系「见习」了好几年，虽无战功也无实际情报经验，此刻羽翼丰满，对王升这位「叔叔」都是一副睥睨傲慢的态度，何况面对的是王升下属的阮成章。孝武会见阮成章，三句虚伪客套之后，就打开天窗，直言国家今后应借重「社会力量」增强情治单位实力，打击党外势力云云。阮成章对孝武的讲法颇不以为然，话不投机，据说阮成章当场把蒋公子给轰了出去。

除了阮成章，孝武也向王升推销「借重社会力量」的构想，王升也认为孝武孟浪无行，果真落实他的帮派计划，势必激发社会仇视对立。王升责备孝武年纪轻轻不学好，孝武自命不凡，完全听不进王升的好言规谏，反因提议被否决，心中更耿耿于怀，怒气冲天之下，推开房门，扬长而去。

    由于经常和情治单位人员互动，孝武不知从何处得知，王升奉蒋经国之命，负责照顾章孝严、章孝慈兄弟，按月致送新竹章家生活费用。这是孝武首次得知父亲有两名非婚生儿子，基于嫡庶之争，及为母亲打抱不平的心态，孝武心中甚为愤恚，并且将这种情绪迁怒到王升头上。孝武知悉孝严、孝慈兄弟之后不久，又听闻台视总经理石永贵，某次竟邀请章孝严到台视演讲，孝武连忙派人调查，是谁出的主意，要石永贵请章孝严演讲。

    孝武明知父亲曾经嘱托王升对他好生管教，在公开场合遇见王升，竟然故意摆脸色给王升看，甚至迎面走过，也不正眼看王升。明明听见王升叫唤，孝武也是相应不理，如此种种犯上不逊行为，皆印证孝武对王化行的怀恨。

    因此，当孝武听闻王升「御前失宠」，遭父亲申斥，即趁各种面见父亲的机会，大进谗言，无所不用其极数落王升的不是。

为了罗织罪名，绘声绘影，蒋孝武谋串当时的调查局局沈之岳，编造「证据」，诬指王升借着「刘少康办公室」，意在扩大影响力，夺权谋反。所谓的「证据」到底是什么呢？原来竟是指王升被转调「三军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后，时常仍有不少友人和门生故旧进出王升官舍，络绎不绝去办公室会客叙谈。王升门前车水马龙，竟也成为调查局诬陷王升「夺权谋反」的「证据」。「刘少康办公室」成立以来，管的「闲事」不少，得罪不少党内自由派大老，媒体大老板，这些人沆瀣一气，众口铄金，让余怒未平的蒋经国接到更多有关王升的「黑材料」。民国七十二年九、十月间某日，蒋经国召见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蒋经国语带愠怒地说：「我要把王化行调走，调得愈远愈好！」于是，他被外放为巴拉圭大使，巴拉圭和台湾恰在地球的两端。

    继王升之后，马纪壮、蒋彦士也相继失势被贬，王升的左右股肱，也都中箭落马，全部遭调职贬官。虽然表面上平静无波，台北官场实则浊浪涛天，人人自危，大家不知道下一分钟蒋经国会下达什么出人意表的人事命令。

    民国七十六年初冬，走到生命尽头的蒋经国，靠大量服用类固醇维持生命力，犹未意识到死之将至。那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宪纪念大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蒋经国仍拖着病体勉力出席主持，民进党国大代表在后侧座位叫嚣反蒋口号。蒋经国表面不愠不怒，但是心里已有盘算。会后某日，蒋经国紧急电召总统府国策顾问蒋彦士。

    蒋彦士奉召至七海官邸面见蒋总统，蒋经国劈头便问：「王化行最近如何？」蒋彦士回答，王升在巴拉圭任所，表现不错。蒋经国说：「叫他回来吧！还是王化行说的对，我还是要重用王化行！」一昧姑息党外台独份子，饱尝教训的蒋经国几经反省，终于意识到王升掼帽事件当天，那番重批蒋经国的逆耳忠言，言之有理。

蒋彦士临走，蒋经国再三交代：「你先安排王化行回来，我要给他更重要的任务。」

走出七海官邸，蒋彦士急忙直接返家，打越洋电话向王升「报喜」：「化行，恭喜你，教育长今天召见我，提起要重新重用你…」隔着一道太平洋的王化行，在电话那头的回答声，不愠不火，平静如昔。

蒋彦士挂上电话，台北的天空忽然飘起细雨。冬天来了！

    民国七十七年元月十三日，在巴拉圭任所的王化行，正打算赶办安排去职事宜，蒋经国的死讯已经传到亚松森。台北外交部转来继任总统李登辉的命令，所有驻外大使一律坚守岗位，不准返国奔丧。事后，王升每次和朋友谈及此事，都将未能赶回国为老长官、老朋友蒋经国送上最后一程，引为此生至恸。

王升没来得及在蒋经国有生之年调回台北，更没获得当局的再次重用。怀着感伤的情绪，回到台北，人事已非。蒋彦士到机场迎接王升，两人紧握双手，泪眼相对，沉默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