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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娶了个“洋媳妇”
默认分类 2010-06-06 22:20:47 阅读28597 评论32 字号：大中小
蒋经国娶了个“洋媳妇”
作者：金满楼
1930年5月，蒋经国从托玛契夫中央军政学校毕业后，他提出了两个申请，一是回国，二是加入红军，但这两个要求都被驳回。在被冷落了一个多月后，蒋经国被任命为列宁大学（前身即为中山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副指导员，并陪同这些即将返回国内的学员前往外高加索地区和乌克兰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
在陪同参观的任务完成并回到莫斯科后，很不幸，蒋经国大病了一场，几乎不省人事。在重病中，蒋经国的情绪十分低落，因为在住院期间，只有三个俄国朋友来看过他，而那些所谓的“中国朋友”，一个也没有来过。蒋经国心里很难过，他当时心想：“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在这里死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
可以想象，二十岁的蒋经国身处异国他乡又病得气息奄奄，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此时的孤单和伤感没有人可以诉说，而他与父亲蒋介石之间的直接联系，早已因为政治原因而中断好几年了。
1930年10月，蒋经国终于病愈出院，随后被分配到迪拿马电器厂做一名学徒。从学校突然转到工厂劳动，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经国在做了两天后便腰酸背痛，两只手也肿了起来。更糟糕的是，那时苏联的物质供应十分紧张，面包要配给、鱼肉等更是价高而罕见。蒋经国在《我在苏联的生活》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生活：“今天六点钟就起身，要比平时早起一小时，因为肚饿得睡不着，同时想早起一点到面包店，或可领到今天的面包。六点钟的时候，天还没有明，当我到面包店的时候，店门外已经有十多人等在那里了。过了二十分钟，店内的职员出来跟大家说，今天没有面包。大家听了都很平静的散开了。其中一个女子，大概是新到莫斯科来的，伊对职员说，昨天我也没有领到面包，请问你昨天和今天的面包票，明天还可以用吗？职员说，面包票只可当日用！”
蒋经国当时的月薪只有四十五卢布，不可能有更多钱去买配给外的食品，因而他经常空着肚子工作。为了谋生，他一方面进入夜校进修工程学，另一方面找到一个机会在工厂里教军事课，借以改善地位，增加收入。由于在夜校学到不少知识，工作中的技术也得到提高，五个月后，蒋经国的月薪便提高到一百零五卢布。
迪拿马电器厂的日子大概是蒋经国第一次过吃苦的生活，他后来颇为感慨的说：“一个人假如没有干过苦活，就没法看透社会的本质，更无从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和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在我看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是我亦深信，我那种生活经验将来会对我有好处。”不错，实干家和革命家的区别就在这里，而后者中的大多数人对社会进步和国民福利往往是无益有害的，特别是职业革命家，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人除了不断的革命之外，根本就没有从事过任何正经的行业，对国计民生、黎民苦痛毫无感性的认识！
不过，蒋经国的苦日子还在后头。一年后，他因为公开的抨击王明而被送到莫斯科区的石可夫村，这是当地最落后的地区。由于当时苏联刚刚实行了农业集体化政策，物质极其匮乏，当地农民对上面派来的干部非常反感，当蒋经国来到村里的第一天，村民们都不理他，有个老农还公开的嘲讽他：“你们是只知道吃面包，而不会耕田的人！”当天晚上，蒋经国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只好睡在教堂的车房里。
第二天一大清早，蒋经国走到田间，一个老农跟他说：“你应该跟我们一起耕田！”于是蒋经国开始跟着他们翻土，由于技术还不过关，每次转弯处都会留下一小块空地，而老农民总是要让他重翻。这一天，蒋经国中午饭也没有吃，一直干到晚上，这才筋疲力尽的回到教堂的车房，在吃过一点东西后，便倒头就睡。半夜，一个名叫沙弗雅的老农妇推醒他，说：“朋友，这不是过夜的地方！到我的草屋去睡吧！这里会生病的！”
在最初的几天，在劳累之余的深夜，蒋经国想到故乡、祖母和父母，不免潸然泪下，但第二天他仍旧照常上工。直到第六天，农民们终于接纳了这个“外国干部”，他们开始请他去参加村里的会议，而蒋经国也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解决购买农具、借款、捐税等问题，由此赢得了村民们的尊敬。在一年之后，蒋经国被调回莫斯科，村民们都带着自己仅有的水果鸡鸭来给他送行，那位名叫沙弗雅的老农妇更是哭着和他道别。
蒋经国这次回到莫斯科，迎接他的并不是什么好事。原来，王明认为蒋经国留在莫斯科非常危险，他坚持要将他调到艾尔它金矿，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在那里，都是一些被流放的教授、学生、贵族、工程师、富农甚至强盗，蒋经国在之后的九个月必须与他们为伍，在饥寒交迫中度日如年。每天晚上就寝前，睡在蒋经国右侧的难友，一个原本莫斯科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总会说：“一天又过去了，我又朝人生旅程的终点走近了一步”；睡着蒋经国左侧的难友、一个原矿场的工程师则说：“一天又过去了，我距离重获自由归家又走近了一步”。
不能肯定这段话是否是蒋经国在回忆录中的一个抽象，但当他得知可以提前三个月离开这里时，他情绪激动得差点不能和难友们说再见，因为他终于可以离开这地狱般的矿坑了。很显然，蒋经国在这里受到的磨难比之前的要严重得多，以至于他在离开的时候甚至安慰自己说：“情况难道还能更坏吗？”
在此后的几年中，蒋经国一直呆在乌拉尔山下的斯弗朵夫斯基市，这里远离莫斯科、远离共产国际，他在乌拉重型机械厂渡过了一段平静的时期，而且在1934年10月后担任了厂长助理并兼任了当地《重工业日报》的主编。这时，蒋介石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要求蒋经国回国，但苏方却让蒋经国写一封回信，表示自己不愿意回去。后来，这封信被公开发表，其中还斥责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但蒋经国在回国后一直坚持这是苏方的捏造而非他本人的意思。从年龄的角度来说，这时的蒋经国和当年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应该有所差别，他当时已经有快十年没有和自己的父亲通讯过了。这个公开信，颇有令人怀疑的讽刺意味。
在乌拉重型机械厂，蒋经国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他和苏联女子芬娜从相识到相恋，两人于1935年3月结婚，同年12月，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出世。芬娜是个孤女，她是在工人技校毕业后进入乌拉重型机械厂的。在同芬娜交往的这段时间里，蒋经国完全适应了在苏联的生活，他看起来和一般的苏联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中文也早已忘得差不多了。
在蒋孝文满一岁的时候，国内局势风云突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消息传到苏联后，蒋经国亲自去了一趟莫斯科，希望能发一份信回去；同时，蒋经国又向斯大林写信，第三次要求回国。三星期后，蒋经国被叫到莫斯科并告知可以很快回国了，但必须先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国后不跟共产党作对，也不能站在“托派”的一方。在这段时间里，蒋经国被剥夺了苏共党员的身份及他的职业。在赋闲的六个月里，蒋经国一家三口的生活完全依靠妻子芬娜的收入维持生活。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转向了抗日的立场，国内局势和中苏关系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方的很多人都希望蒋经国能回国发生作用，就连王明，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也变得十分的客气。蒋经国被告知，他可以带上他的家人和细软，离开他待了12年的苏联。苏联的一些高级领导还亲自接见了尼古拉，并在他面前刻意赞美了他的父亲蒋介石，他们希望中国与苏联站在一边，一起对付日本帝国主义。
在蒋经国回国之前，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曾这样记载说：“(1936年)当我赴莫斯科前，委员长(蒋介石)夫人曾告诉我说委员长期望他滞留在俄国的长公子经国能回国。他的长公子于1925年赴苏，自那时开始，他便一直留在苏联。……1937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有客来访，但是在未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就是蒋经国。我很高兴。在我还未来得及问他计划和意图时，他说：‘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我告诉他，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接着他又说，他已与一位俄国小姐结婚，而且已经有了孩子。我肯定地告诉他，委员长不会介意此事。”后来，蒋介石给儿媳妇芬娜起了个中文名字叫“蒋方良”。
在苏联生活了12年，终于要离开了，蒋经国的心情也颇为复杂而感慨。在出发当天，他写下离苏前的最后一篇日记：“今天我要离开莫斯科了。早晨5时起床，从我的房间望出去，可以看得见克里姆林宫，同我在12年以前所看见的克里姆林宫，差不多完全一样，不过几个教堂顶上的双头鹰，已经看不见了，现在所能看见的，是由宝石制成的五角星。……孙逸仙大学面前的大礼堂，在3年之前已被拆毁，现在那里正在建筑伟大的劳动宫。……莫斯科的地下铁道已经通行，车站装璜的美丽，实在可与皇宫相比。车辆非常舒服，街上的汽车要比10年前增加20倍。……莫斯科的商业非常兴旺，新的大商店很多，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商店中的人都非常拥挤。今日领护照、买车票，一直忙到开车。下午两点钟，在北火车站搭第二号西伯利亚快车离莫斯科。苏联……再会!”
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有意，蒋经国在苏联的十二年，事实上得到了政治、军事、农业、工业和文化五方面的系统学习和充分锻炼，这几乎就是为蒋介石培养了一个全才。或许，这就是蒋经国后来能够接班并将台湾搞得有声有色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