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港李家人氏在宁波

小港李家人氏在宁波

李光昭

镇海小港（今属北仑区）的李氏家族，曾从贫寒开始，由于历代精英辈出到宋、清朝时己成为官宦绅商望族。近代的小港李氏家族，大都在外地发展，干、坤二房在上海拓展金融商贸，兴旺发达名扬甬、沪及浙东。在北方垦地建立果园、农场声震东北。而迁入宁波城内的后人，则为李氏兴教强国的一支脉系。众所周知，宁波效实中学是甬上创办较早的一座校董制学堂，当时也是浙江著名的私立中学，自1912年建校至2008年的九十六年间，历经风雨沧桑，克服艰难险阻，培育莘莘学子，造就英才辈出，致使桃李遍天下，享誉满中外。如今，学业骄人、昂立在国内外顶尖领域之上的效实学子不计其数，仅在宁波科技园区院士路上彰铭的事迹昭著院士，有不少就是打从效实中学校门出来的。这个捐资兴办效实中学之一并亲自担任校董会主席的人，就是出自镇海小港李家的李镜第。

甬上办学先驱李镜第

现据宁波宗李氏宗谱所录：生于1867年的李镜第为李家第二十八代高字辈世祖，取排行名李高标，字霞城，号镜第，因其事业在宁波发展而迁居城内，后在五台寺弄买地起屋，自成宁波宗支脉。李镜第少年乖聪、办事能干，秉承了门第衣钵，他在而立之年刚出头，就当上了晚清的鄞县“盐司”，官居从四品衔。虽然他身为朝廷命官，但却深深地受到了友人康有为改革变法的影响，在思想里不满清朝政权的种种弊制，竭尽自身之力积极拥护推行新政。康、梁的维新变法失败后，他毅然弃官从商，决意走一条实业强国、新学救国之路，热心创导各类社会公益活动，致力于兴办地方教育文化事业和新闻誊印业务。按《鄞县通志人物编》所记，早在1903年他就与族侄李征五先生一起创办了新学——益智中学(为宁波最早的中学)，还出资在月湖竹州开办鄞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亲任校董，意欲以教育入手提高青年一代的文化知识，从而激发起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时至不惑之年，已经成为宁波盐业巨商的李镜第，结识了辛亥革命志士陈其美（英士）、赵家荪、庄嵩甫、赵家艺等人，并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还将三子厚衷与宁波的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赵家荪之女赵之傛联了姻。其间，他积极投入辛亥革命事业，将五台寺弄29号的自家大宅院，作为同盟会在宁波的一个秘密聚会联络点，随之成立尚武会、组建武装民团， 1911年10月31日在小校场集会，并举行了有1000余人参加的武装巡街示威游行，接着又协助赵家荪促成了宁波城各方势力的联合。同年11月5日同盟会宁波军政分府宣告成立，李镜第被选为参议员，并确定为向各县区联络的代表，11月7日奉宁波军政分府之命，作为革命政府指派的代表前往镇海接收县政权，并祝捷慰问，还协助当地成立了镇海革命军政支部。（见《宁波光复前后》一书19页）

民国政府建立后，为了进一步唤起人民大众教育强国之理念，李镜第于1912年初开始兴办宁波中等工业学校，同年又与慈溪的钱保杭等人一起，先发起成立“效实学会”，随后在工业学校校址上合办了颇具规模的私立效实中学，他自己亲任学会会长兼校董会主席。（见《鄞县通志人物编》）在此期间，他还办报业、开书局、设印刷公司。与王东匡、蔡琴荪、董翔遂等人合办四明日报，同时又开设钧和印刷公司，还印过最新的《宁波城厢图》。（见《宁波帮与宁波近代文化事业》一书）当他得悉由宁波几个进步人士所兴办的新学会社，已面临倒闭的困难境地时，就斥巨资投入，挺身接手进步刊物，还把新学会社总部搬迁到上海的棋盘街交通路，宁波的书店也就称老店。在上海的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周日宣、应梦卿、胡风冈、庄篙甫等人，经常借新学会社上海总部开会议事，介绍人员聆听孙中山先生讲述革命道理。（见宁波文史资料第一辑《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揖》）为了民主革命的需要，接着他又决定在济南、天津、北京，广州等地开设分店，各分号自然也就成了当地同盟会会员的聚集活动的秘密机关。当时，陈其美在上海主办的国民公报杜所出版的杂志都由新学会社发行；各地辛亥革命所用的旗标、枪支弹药、宣传品等，全由新学会社上海总部负责秘密运送、暗地交接；沪、浙两地之间辛亥革命人员之间的往来联络，也都以新学会社的名义进行安排。（见《宁波光复前后》第11册）

李镜第先生历来是一个爱国爱民的热血志士，他先与康友为交往甚笃，互赠诗词、楹联条幅，后又与同盟会的赵家蕃、赵家艺、赵家荪三兄弟结为密友，缔系儿女姻亲，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运动之中。就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义愤填膺，曾以校董会主席的身份，组织带领学校的二百多名师生，冒着雨赶到江北岸英国领事馆去抗议，还亲自在大门口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对此，效实中学的名誉校长李庆坤老先生激动地回忆说：“李镜第主席带我们去抗议，如今晓得的人，恐怕已没有几个了！”

身为效实中学校董会主席的李镜第先生，始终把办学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当效实的声名远播后，又在上海创办了效实中学分校——上海储能中学。由于他把精力与财力都投入到辛亥革命、社会公益事业和精心办学上了，加上乱世时代贩私盐兴起，这就极大地影响了自家实业的发展，经营惨淡，入不敷出，致使家道逐年回落，最终负上了高达七万元大洋的债务。现据效实中学校友会会长秦思卿老先生回忆，即使在这样的艰难困境中，镜第先生自1912年办学之日起，直至1932年因忧患过度不治谢世，在其担任校董会主席的这二十年中，他所承诺的对效实中学每年五千元大洋的资助，却是从未间断，一年也没有少过一文钱。见《宁波效实中学旅沪校友会成立十五周年专辑》。

四子李厚褱的坎坷人生

镜第公共有七个儿子和二个女儿，膝下儿孙满堂，可谓人丁兴旺、香火济济。长子厚聚成年后帮助镜第公管理报业，于1933年病逝。次子厚衮英年早逝。三子厚衷(字虚谷)，跟随父亲和岳父(同孙中山有深厚的革命友谊的赵家荪)投身辛亥革命，并为镜第公管理印刷企业，抗日战争期间前往重庆途中车祸身亡。最后这些儿女们中，能继承父业、并有一点作为的，要数他的四子厚褱了。李厚褱的脾气与他父亲一个样，秉性耿直，不屈权贵，24岁时当上了宁波盐警局长。对宁波警察局长的仗势欺人、骄横跋扈之态很反感，曾力挫了他的威风。不过最后不但被借机封了盐警局，还被逐出宁波贬任丈亭区警察局长，后又调到默林当区长。

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不管他是为了相互争权夺利，还是不满上峰的反抗欺压而受到打击，说来说去，李厚褱也算得是个社会上有头有面的人物，确切地说，是反动统治阶级在宁波的一个官场名僚。但他自小耳濡目染，受父辈族人的良好熏陶，同时还得到了不少同龄革命友人的积极影响，潜移默化，逐渐成为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热血青年，因此，经常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开展秘密活动。

当年，效实中学的进步青年李侠民、李健民兄弟俩，于1938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工作，入陕北公学，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受党组织的委派返回故乡开展地下工作，谁知他们在途径杭州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无辜拘捕。李厚褱得知这一情况后，以士绅身份、李姓同族为由，亲自赶到杭州去将李氏兄弟保释出狱，护送回镇海。李侠民先后担任镇海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委员，战时文化事业推进委员会委员，《战时镇海》、《镇海儿童》刊物编辑，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等职。期间，还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主持农会工作，发动减租减息运动，又以龙山风湖中学为据点，建立了秘密党支部。1943年奉命去镇海江南接收国民党苏本善部时，在柴桥镇与敌人遭遇战中壮烈牺牲。（宁波效实中学英烈传）

李厚褱妻子杨桂贞的胞妹杨桂仙为中共党员，与丈夫于郁如原是天目山一带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国民党反动政府曾用悬赏一万元大洋来收买杨桂仙的人头。抗日战争爆发后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党组织策划了集体暴动，成功越狱。于郁如和杨桂仙夫妇在逃奔路途再次被抓，一同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消息传来，李厚褱不顾个人的安危，以自己亲属的名义冒险将夫妻俩保释出狱，并将他们安置在姜山镇，先让于郁如在姜山的堇南中学教书，后又在姜山开了一丬“利民医院”，积极寻找宁波的地下党组织。

李敏，原名李雅琴，系小港李家的族亲，194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鄞奉县樟水区委书记、鄞江区委书记等职。1944年2月21日午后，李敏在樟村后隆开展群运工作时，被顽军的浙保二团抓捕。地下党组织找到李厚褱，要他以亲属身份设法取保，可惜等李厚褱赶去时已经来不及了，因李敏早就承认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面对着敌人一刀一刀凶残的剌杀，她大义凌然高呼革命口号，全身被剌了20多个刀孔，至终英雄就义。李敏牺牲时刚满20岁，被誉为“浙东刘胡兰”。

宁波沦陷后，李厚褱开了家“义昌盐号”，以经营盐品为名掩护共产党人的抗日救国活动，还在江北岸花墙弄的新家中接待过许多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这其中有经常跑联络传递情报的包叔郎（读音）、杜剑秋（女，读音）等人。1944年的一个冬天，当包叔郎、杜剑秋来家中落脚时，被人告发其家窝藏共党分子。李厚褱和家人刚把包叔郎安全转移走，日本宪兵就在李家宅院周围实施了戒严。眼看一群荷枪实弹的侵略者冲进门来，他面不改色沉着应对，杨氏在房中巧护杜剑秋，才逃过了这一劫难。谁知日本鬼子抓不到共党分子，一时恼羞成怒，竟然将李厚褱抓了去拷打威吓。仅管打手们用棍棒电击、严刑逼供，然而硬汉李厚褱仍未作任何交代，没有一个字的口供。弄得日本寇一时无计可施。当他了解到李家原为世代绅商时，就诱逼李厚褱出面担任伪职，忠于皇军，又遭到了李设词推托。最后日本鬼子就提出了敲诈勒索的新花样，要拿出巨额的保释金，否则性命难保。杨桂贞怕夜长梦多、另生枝节，为救丈夫早脱虎口，只得将五台寺弄的李家老宅，低价押卖给一个与日本人做五金生意的商家，将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李厚褱保释出狱时，他的一只手指已被电废，落下了终生残疾。

抗日战争胜利后，本该庆贺打败日本侵略者，从此居家可以太平了，然多灾多难的李厚褱却又以“通共”的罪名，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过。1949年5月宁波解放， 1951年李厚褱又因未经核实之辞，含冤关进了监狱，直至1960年屈死在狱中。时间到了1974年，经当年的地下党员毛元仁(生前是上海公安系统干部，)对其一生的功绩加以证实，才得以平反昭雪。此结论收于《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第三编中。可是，一生刚毅、坎坷传奇的李厚褱，却只在人世上活了52年，已是人死不能复生了。

李厚褱还另有一件今人称佩的事迹：1932年李镜第亡故，24岁的李厚褱子顶父职成了效实中学的校董，他始终牢记着先父的遗愿，仍旧热心资助效实中学的办学经费，即使在家境窘迫时期，依然倾囊相授。李家父子可谓：疏财兴学，彪炳史册；为民造福，义贯千秋。

李门女杰

李镜第早年娶王氏夫人，未育。在30岁那年，续娶了17岁的孙氏夫人，先后生下七子二女，他就在五台寺弄购地置宅，供孙氏夫人及子女们居住。孙氏自嫁到李家起，安分守己，相夫教子，终成了宁波一脉的贤妻良母。她敬重丈夫，对其弃官从商、捐资兴办教育事业、参于社会公益活动的种种行为，毫无怨言，总是慷慨支持；思想开明，支持子女们的求读新学，尤其力促女孩子读书识字，不槐是一个提倡妇女解放的人之良母。在她的鼓励下，二个女儿及孙辈的女孩们都能相继进学校去念过书。

更为有趣的是，丈夫在社会上办大学堂，孙氏也在家中办起了私塾小学堂。约在1919年，她在花院中建造起一排矮厢房，让县立女子师范毕业的大女儿李水静任教，还聘用了一个姓陆的女子教算术。那住外聘的女子也是个进步青年，她们以教书为掩护，宣讲强权掠夺的帝国主义罪行，传播“五四”以来的新思想。孙氏的学堂开门办学，除了教自家的小孩外，还免费招收一些街坊和友人们的孩子来读书，中国名中医钟一棠就是在这个小学堂里上学的。据钟一棠老先生回忆：他在六岁时就能熟背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了，但看着小阿姊到李霞城（镜第）伯伯家读书，自己很想一起去读，就要求父亲（父号名医钟半仙，钟家与李家世交）好让他读书了，经父亲同意后，也跟着小阿 姊到李家的花院里读书，他在那里不但习字学算，还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

自从日寇在1937年制造事端侵我东北后，又长驱直入进犯中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灾难也降临到李家女人们的头上了。1939年5月1日，六架次日本轰炸机，对宁波实施了第三次大规模的狂轰滥炸，敌机在江东大校场、新河头、灰街、及过江的灵桥路一带，共投下威力巨大的炸弹17枚。据当时的报纸记载：被炸毁的房屋约计100余间，炸死40余人、炸伤100余人。就在这次轰炸中，一颗炸弹落到李家后院内的梧桐树上爆响弹片四射，炸倒了高大的围墙，炸塌了院内的一排小屋。此时躲在小屋内避难的妇女和孩子们可都遭了殃，一个家人和墙外的一个路人被弹片击中要害当死亡，另有5个人被炸伤，其中孙氏夫人挨炸后倒在血泊中，伤势严重，被急送到华美医院进行抢救。后因救治无效，在5月7日含恨而亡。这次被炸后，子女们都害怕再住在死过人的宅院里，先后搬离。

李镜第的四媳妇杨桂贞本是宁波邮政局长杨春荣之长女，因杨家有很多亲戚参加了共产党，其中就有在天目山当游击队领导人的堂姊杨桂仙，四明山根据地的族妹杨志英等。 （中共党员杨志英王起之妻，王起文革前任浙江省副省长。）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杨桂贞的思想，她年轻时曾在小校场(法院巷)的一所私立学校教书，领着学生参加过一些群众集会活动。她与李厚褱相识结婚后，多次一起帮助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早在1941年，共同筹集了一万元法币、一万斤粮食，送去捐助四明山根据地，为当地军民解决了一些缺衣少食的因难。对待来家中借宿的共产党人，不但热情周到，更是一个胆大心细，遇险不慌的新女性。以父亲做邮政局长之便，家中常放有邮差的绿色工装，以备不测。

果真在1944年的那个冬天，包叔郎、杜剑秋递送文件来家中落脚，却被心怀叵测之人遭了眼，向日寇告发其家中躲藏有共党情报人员，日寇主即出动大批宪兵对李家所在街区实行戒严，就在李家宅院即将被日本宪兵包围之间，杨桂贞不慌不忙地拿出邮衣邮袋，把包叔郎打扮成邮差模样，叫家人安全地送出了后门(国际法有邮差、红十字组织不受戒严约制)，又让杜剑秋装作女佣侍候在房中。当日本人快搜进房间时，她急中生智把两人所带的文件，一下丢进了马桶里，自己镇静地坐在上面装作解手。日本人进来翻箱倒柜找不出东西，正当敌特要疑查杜剑秋的危急关头，杨桂贞立时从马桶上起身，她紧忙抱上二岁的小孩扭了一把，随手将哭着的孩子塞到杜剑秋手里，大声呵斥：“你这奶妈是怎么当的！还不赶快抱出去哄一哄，别让小人受惊吓了。”杜剑秋意会地抱着小孩走出了房门。这样千钧一发的惊险场合，竟然被杨桂贞巧妙地化解掉了，真不愧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杰出帮手。李厚褱因受此牵连而被抓以后，杨桂贞更加坚强了，她四处张罗托人帮忙，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救丈夫的性命，最后决定将五台寺弄李家老宅低价抵押掉，最后因无力赎回而被押没。据儿女们的回忆杨桂贞相助丈夫结织和救助过的共产党员，还有陈义(读音)、张志飞、杨志英与王起夫妇毛元仁等。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丈夫李厚褱先后陷入了有口难辩的牢狱之灾，毛元仁因作证受牵连(从十三级干部一直降到二十四级)， 亲友们都避之不及，这给杨桂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她原本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少奶奶，过惯了衣食不愁的富裕生活，而今突然变得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了，且要抚养6个未成年的孩子，得给他们饭吃，还得供他们上学呀！这个弱女子没有哭泣，没有倒下，只顽强地咬了咬牙，硬是挑起了这副家庭生活的重担。她不顾刮风下雨、酷暑严冬，每天在早晨5点钟就要起床，赶到味华酱园店门口排上队，批发些油盐酱醋、酱瓜酱豆腐之类，再挑到菜市场里去摆小摊零卖；下午要去帮人家摇绒线，晚上踏缝纫机直到深更半夜，设法多赚点小钱糊口，艰辛地维持着家庭的日常开支。几十年来，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她没有哭过，再大的打击都挺过去了；1960年听到丈夫的死讯，也只掉了几滴热泪；直至1974年李厚褱的冤案终被澄清，洗脱罪名并为他平反昭雪，杨桂贞这才痛心疾首地大哭了一场。她捧着丈夫的遗物默默地哀念着：“厚褱！我已把咱俩的孩子抚养大了，如今都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才。”以慰藉亡夫在天之灵。

著名的天才作曲家李厚襄

李镜第的第六子厚襄、七子厚袠都是知名音乐家，特别厚襄是一个天生的音乐骄子。他与名中医钟一棠曾在自家的学堂里一起读书，两人是最要好的小伙伴，经常在一起谈笑玩耍唱小调，他俩亦可算是李家小学堂培养出来的“高材生”了。尤其是这个李家的六郎，以后几乎就没有上过一节正规的声乐课，但他从小就有良好的音乐天赋，具有捕捉音符的特异功能。一直来总喜欢摆弄照相机、留声机，对唱片音乐更是情有独钟，每当放起留声机听乐曲，他都是比别人听得投入、颇显出如痴如醉之态，有时还要找些乐谱来边听边对照，他把精力都放在乐曲的理解上了，对音乐居然无师自通，天长日久既能写词又能谱曲，慢慢地就成了一个自学成才的音乐人。当时的上海可谓是十里洋场，现代的音乐文化市场比较发达，因小港李家“干、坤”两房的族人在上海的基业已巨，他也就奔赴上海去寻求自己事业的发展。

李厚襄独闯上海滩，他长得风度翩翩、潇洒倜傥，又多才多艺，并以自己优秀的音乐功底，很快就进入了文艺界，先在百代唱片公司作曲，后成为长城影片公司的骨干谱曲人，其间创作了大量名曲。他的早期作品《郎是春日风》、《丁香树下》承受了流行歌曲“洋为中用”的传统特色，民族情感丰富。这些好词好曲均出自他一人之手，不但歌词写得优美动人，旋律更富有浓郁的江南韵味，唱来声情交融，听完余音未尽。随着他的音乐天赋日臻完美，名望鹊起，很多电影公司都来请他去作曲，当时沪上的红歌星、一代电影名伶周璇也要找他填词谱曲。自从与周璇合作后，李厚襄的音乐才华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所创作的歌曲、电影插曲响遍天下，一时成了民间的流行曲。他的许多作品如《秋夜》、《秋风》、《忆良人》、《黄昏》、《逃亡》、《恨黑夜》、《蝴蝶飞》、《春燕归》、《侬本痴情》、《秋江曲》、《彩虹曲》《魂牵旧梦》、《听我细诉》、《一片痴情》、《月下的祈祷》、《母亲你在何方》、《恨不相逢在当年》……这些歌曲一经“金嗓子”周璇演唱并灌成唱片，立时就热销大江南北，其中《真善美》和《岷江夜曲》更是风靡到了东南亚国家，几十年久唱不衰，华语歌曲音乐家李厚襄的名气也盛传于沪、港及东南亚各地。

在周璇一生演唱的200多首歌曲中，几乎有一半是由李厚襄着意创作的，特别是后阶段的电影插曲，基本都叫李来作曲，所以周璇对这个厚襄相当敬重，很喜欢与一表人才的李厚襄相处一起，她把李厚襄当作了自己心中的偶像，亲切地叫他大李哥。直至他们随电影公司去了香港后，李厚襄仍是她最最要好的朋友、患难知真交，遇事情总要找她的大李哥相商，有了困难，也要请大李哥来帮忙。至于李厚襄与周璇之间的友情，这可在周璇研究专家赵国庆的《周璇日记》书中窥见一斑。周璇在1950年7月2月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无法适应当时文艺界的气氛，因精神上时有失常，难以工作，家庭生活开始拮据。就是远在香港的李厚襄，仍然热情她关注着这个被流言打击和病魔折磨的孤苦女子，与她长期保持着书信往来，在精神上安慰她，在经济上每月寄给她600元港币的生活费。还可从1950年7月7日，周璇刚回到上海后的第五天就给李厚襄写了第一封信，就足以说明她们俩的朋友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她在信中也说：“大李先生：……唱片及股票都放在你处寄存，多费心！公债票已由龚秋霞在14日那天给我送来了，您一点不知道吗？我已收到了，谢谢您！”从中便可以看出周璇回上海前，她在香港的那些股票及部分资财，原本就托付给自己极为信任的李厚襄保管着，去信中要求继续寄存在他处。周璇于1951年9月13日住进了上海虹桥精神病疗养院，至1951年10月20日出院。

周璇自回转上海到出院前，在这一年多点时间里，共计给李厚襄写过九封信。她在1951年2月12日的第三封信中说：“大李先生：……还有一件事：香港方面临走邵老二不是还要我来拍戏吗？……你看应当怎么办？希望你指点好吗？香港暂时不能来，我预想是一年以后，等小孩大一点，可以放心，就是来港不希望拍戏，还是去南洋走一趟，既轻便又能赚钱……”；紧接着在2月18日的第四封信中说：“大李先生：……来港后决定往南洋去，能否把歌在上海练好，希望你来上海，我们计划一下弄得好好的。……等离开上海时想把房子换一换，可以节省一点，希望你来帮我做呢！有人说我二个星期来港吗？你来接当然最欢迎！可是希望你先来呢！……”；周璇在3月14日的第五封信中有了新的计划打算，她说：“大李先生：你的二封信及汇款早已收到，谢谢你，真是说不出的感激，同时你也答应按月给我汇来，我心里真是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你帮了我这大忙，我是永远记得你的，将来一起谢你吧！有一点要告诉你，关于唱歌之事暂时要守秘密，上海知道他们会对我不满，切记！切记！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可是信上说来不能详细，我觉得你确是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不好告诉你，等将来见面时告知你吧！”周璇9月13日住进疗养院后，在她的第八封信中，告知了自己的病情及内心的痛苦心情后，同时也惦念着李厚襄，她说：“……希望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的近况，任何消息都要知道，话很多下次再跟你谈！祝你康乐！璇9月25日”周璇每一封信的落款，都只写一个“璇”加日期。她在10月3日深夜11点钟写的第九封信尾还在问：“近来怎么忙？也告知我，任何消息都要知道，千万要替我说，……”

通过几封信中的几句摘言，能使人进一步感觉到：她对李厚襄在诉说着往日情愫的追忆，毫无保留地倾吐着友人间内心的彷徨；住院后，病中的周璇还向自己的挚友憧憬着未来，渴望着美好的前景，满怀希望着共同拓展更加精彩的人生，重塑辉煌的事业。可见一代歌后周璇对生活是多么的向往，对生命是多么的留恋、多么的珍惜呀！在李厚襄的心里也何倘不喜欢周璇，但他非常清楚，在当初，周璇已是大上海的顶级红伶，觊觎她的阔佬、大人物不在少数。而自己是一个既没有钱财又没有背景的音乐人，想出头来做这个护花使者，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上自己出身名门，家庭的父母也会极力反对，所以，他只好把这份情感默默地深埋在心底，一如既往地相帮着这个“风尘”中的弱女子。他们这种纯洁而相互关爱的友情，和李厚襄高尚的人品，给后人留下了一段美好的佳话。

五台巷老宅定为市文物保护点

2006年初，得知莲桥街地块即将拆迁，这将意味着小港李家在宁波的唯一实体将要消逝。30代孙李光昭上书给毛光烈市长，要求对老宅实行保护。不想此信得到市长的重视，老宅被列为市文物保护点，有关部门通知我3月5日老宅卦牌。得到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后，他立即通知在国内外能通知到的亲戚，邀集镜第公在宁波的后人于3月9日到老宅相聚庆贺，感激现今党、政对史迹的爱护。

三十代孙李光昭讲述，林江云写于

2008年3月26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