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

“冷暖室”里，将冷板凳坐暖

    黄天骥

    中国文学史、戏曲史教学和研究专家。195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会员；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史馆名誉馆员。出版有《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中国文学史》、《全元戏曲》等十几本专著。

    走近黄天骥居所，不期然有时光倒流之感。绿树环绕的中大蒲园区，空气清新得不似广州。雨后，苔痕上阶绿，园中小径，有细叶因雨而落，叶上泛着水亮，与暗红围墙相映，端的让人忘了，仅一墙之隔，广州这个大工地，满城都在将历史连根拔起。

    上了二楼，一进客厅，对面便是靠墙摆放的书柜。由于地方不大，客厅也被书房“非法占用”了。真正的书房，闪在客厅右边，一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就是黄天骥平日读书写作的地方。

    走进书房，最引人注目的，不是那满满的四柜书，而是靠窗案几上一个独特的卡片架，架分四层，挤挤挨挨排满了分门别类的手写读书卡片。黄天骥介绍，他一直有用卡片来记录读书心得和书目信息的习惯，“这个是过去笨的办法”，读书几十年以来都是这样。“这还只是小部分，有的到现在还用得着。”黄天骥拍着电脑盖子说，用这个东西多了，直接搜索就得了，但网上资料很多不准确，就会叫学生到图书馆去帮助核对。卡片虽然有很多都收起来了，“不顶用”。但他还是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是过去读书生活的见证。

    书房里的书柜，都分里外两层，“一塌糊涂。实在没有地方放了，光线不好，眼睛也不行，里面一层的书有时看不清，也不好取。”窗玻璃边的铁栏有的地方已见锈迹，不过只要目光越过它，就可见几根长满绿叶的树枝正探头探脑。

    “这一栋楼，最年轻的就是我。”七十五岁的黄天骥笑着说，以前分房的时候，这栋楼原本只是分给副厅级以上干部的。但当时的校长说，副厅也不要这么多，这一栋，就分给了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居住。整栋楼只有五层，住的都是中大老教授，有的已经八十多岁了。自从1952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至今，黄天骥在这里已经住了50多年。他的书房，载得动半部中大史。

    黄天骥是老广州，祖上五代人都住西关大屋。他父亲当年也是中大教授，而母亲在他3岁时就离开了人世。所以黄天骥的父亲非常难过，就买了一本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常年带在身边阅读，聊寄哀思——— 因为纳兰性德的妻子也是25岁去世的。抗战时期举家逃往澳门，父亲在黄天骥7岁时也去世了。西关老家留下了两柜书，所以少年时期他可以读到许多文学经典，读大学时就矢志于学术。“文革”开始，乡下老房子的书被红卫兵一扫而空，其中包括大木刻本的《十三经注疏》。等黄天骥回去时，唯一剩下的就是父亲买的《饮水词》。也许冥冥中有天意，黄天骥后来也成为中大教授，而他的第一本专著就是《纳兰性德和他的词》。现在他把书房就取名“冷暖室”，直接源于纳兰“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之意。父亲留下的旧书柜，还摆在书房里，“一直不舍得扔，留作纪念。就是不知道以后自己的儿子会不会扔掉。”他笑着说。

    黄天骥的生活很有规律，除了讲座和上课，一般就是在家读书，忙科研项目。去年他写了一本50万字的解读《易经》的书，是用电脑打出来的，五笔加手写板。“我不追求速度，一般来说，用这个一天写2000字是没问题的。”但因为赶书稿，把腰搞坏了，否则他都是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去游泳，冬天也不例外。“但是过些天我还是要去的，”他笑着说，“人家觉得我不去游才怪呢。”

    黄天骥的老师容庚、王季思等都是藏书家，但他说自己并不是。“我是用书家，实用主义的用书家。”他曾把《鲁迅全集》第一版全套送给中文系一位研究鲁迅的老师，“我觉得我不是收藏版本的，给他还有用些。”现在，一些有用的书人家会送给他，学校附近“学而优”书店的老板就是他的学生。“有的书我说拿过来看看啊，看完给她就可以了，呵呵。”他研究古代文学，现在还是国家古籍小组的成员，但他也没买善本书。“买不起啊，很简单啦，而且善本书在南方非常难保存。”所以，他平时都是用学校图书馆的善本书。“我买的书不算多，够用就行了。”现在上网查资料很方便了，所以就更少买书了。

    “我的书房，最宝贝的无非就是这张凳子，我称之为‘冷板凳’，我从当助教坐到现在。”黄天骥指着书房里一张老式硬木凳说，在中大54年了，这张椅子也坐了54年。现在这张凳子坏了一个横柱，本来很稳固的，坐着很舒服。搬过很多次家，这张凳子一直留着。很多人劝他换张电脑椅，他都舍不得换，一个是有感情了，一个也确实是合用。“我们这个学科真的要坐冷板凳，因为不是搞什么畅销书的，我们这个越是研究时间长的，越是不畅销。现在写一本书，越深刻，花的劳力就最多，得到的稿费也最少，如果你求稿费就完啦。还是安心坐这个凳子吧，哈哈。”爽朗的笑声中，透着一份对冷暖世态的豁达。

    “人生有一百岁的话，我也走了四分之三了。”黄天骥感叹说，自己研究学术不是“为古而古”，也是与当代社会有联系的。“比如元杂剧，老百姓都是希望看有故事情节的，希望有歌舞，有小丑，有杂耍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这其实关系到中国人的审美精神和特点。所以政府部门就不要一天到晚老想着怎么用文艺去教育人，本来就是娱乐嘛，不要搞得正儿八经的。”他还说，读人文学科切忌作茧自缚，“缚死自己，是最傻的事情。”

    采写、摄影：

    南都记者 余少镭 实习生 吴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