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唯一的一次“国骂”

 　　　　谈到周恩来身边的人，我（纪东，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的秘书）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对周恩来、以及对他的夫人邓颖超，都有种特殊的感情，也可以说是周恩来的人格，使他们折服。比如我在采访当年的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局局长周启才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当时怎么知道周恩来病重？这位老人讲了一句话就讲不下去了，眼泪哗哗流下来，泣不成声。这是我非常特殊的一种感觉。同样我采访作了多年秘书的赵炜、和赵炜的先生赵茂峰两位老人，都是谈到一半，眼泪就下来了。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是很少见的。

    　纪东披露的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周恩来，有些我们在别的地方也看到了，但是有不少，是只有作为秘书才能观察到的。
    　比如有一个细节，就是周恩来高兴的时候，也会吹口哨，吹得不怎么样，也不怎成调子，但是反映了他当时一种喜悦的心情。当中有几段特别有意思的记述呢，都是和1973年前后，和周恩来的处境相关。因为那时候，周恩来3次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四人帮”也借着这个机会，对周恩来进行了很密集的围攻。那个时候，周恩来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处境？
    　纪东唯一一次听到周恩来用了“国骂”。事情是关于到底林彪他们是“极左”还是“极右”？因为当时周恩来支持一个看法，就是：认为林彪他们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在拿一个文件，拿出来特别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我听到一句话，‘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这就是当时周恩来的心态。
    　还有一次，也是“四人帮”一个会议上，当时借着毛泽东的批评，对周恩来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在这个会上，周恩来问人家要了一支烟。我们知道周恩来不抽烟，我从来没看到过任何场合说周恩来他在在北京、在中南海抽烟。
    　但是他当时要了一支烟，拿在手里，最后把它揉的粉碎。揉的粉碎是不是他自己心情的一种写照？在林彪事情之后，有一次周恩来对他人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在那段期间当中有一个人物，实际上是加重周恩来的处境的困难，那就是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书中关于乔冠华究竟起什么作用，有段记述。我看到才的回忆录当中，也包括另外一些书籍当中，像这本《文革中的周恩来》，都有记述。乔冠华的问题，最近各种书谈的比较多。在纪东的书里有一笔记述，也为以后的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最后我们看看，周恩来这样的一个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做法，到底是不是他的正确的选择？因为实际上现在大家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都在说：是不是周恩来总理可以有另外一些选择？那么纪东他作为秘书，他在书里面有一段专门谈到自己的看法。
    　他说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周恩来有多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唯命是从；二是公开与毛泽东抗争；三是随波逐流，与林彪、江青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国家带出浩劫。
    　实际上前5种选择，在当时中国的政坛上都有典型人物。但是周恩来却选择的是第六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文化大革命当中，周恩来既然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 链接阅读： 《难忘的八年》：秘书追忆周总理最后的日子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专电(记者曲志红)“我跟随总理工作的8年，是他老人家最苦、最难、最累的8年。”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纪东时隔30多年之后，终于倾情写就自己在这8年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这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最新推出的有关周恩来的回忆录名为《难忘的八年》。

1968年8月，25岁的纪东从当时的8341部队被选调到周总理身边担任秘书，一直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他在总理身边的8年是周总理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面临严重挫折的时期。

“那是个特殊的历史年代。”纪东说，很长时间里，他始终没有想过要写回忆文章或者回忆录，因为“有些事不知如何写、怎样表述。”另外，他自己觉得是总理身边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秘书，也“轻易不敢动笔”。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在纪东心里，很多关于周总理的记忆，很多关于西花厅的人和事，非但没有消逝反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刻。“我意识到，把这些记录下来也是一种责任”。

 终于，从2006年5月开始，纪东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领导、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专家们的鼓励下，开始撰写这部《难忘的八年》。

 全书一共42篇回忆文章、约12万字。纪东自己介绍说，基本上是每篇文章围绕一个主题，叙述一个或几个相关的故事，希望人们从中了解周总理的某一个精神侧面。如《周总理和文艺》，通过西花厅里几件和文艺有关的趣事，让人们感受到总理的才华、兴趣和对文艺百花齐放的渴望。

 另外，他尽量写那些鲜为人知，或者虽有人写过，但他的亲身经历可以有所补充的故事。像最为惊心动魄的《我经历的“九·一三”事件》，披露了“九·一三”后，他在总理身边三天三夜的所见所闻，包括只有他一个人亲眼所见的一些过程。

 当然，作为一直陪伴周总理到最后一刻的身边工作人员，他最大的优势是知晓周总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大量的具体细节。他写了《总理和大姐的一次亲吻》，让读者从这些日常小事中看到周总理的情感、情趣和精神境界。

 “我累了！”是病榻上的周总理对纪东等身边工作人员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在8年间纪东第一次从总理嘴里听到的“累”字。说这句话8天后，周总理溘然长逝。

 30多年来，这一幕和这句话，让纪东刻骨铭心。

 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位周恩来研究专家评价这部回忆录说：从一名史学研究工作者的角度，我认为它是周恩来文献档案的重要补充，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从一名党的领导干部的角度，我认为可以从中学到周恩来同志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斗争艺术；从一名共产党员的角度，我认为可以从中学到周恩来的精神和品格。（新华每日电讯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