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里的陈寅恪-钱文忠 - 新浪BLOG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20:59:49
在十三种十四册的三联版《陈寅恪集》里,最让人翘首以待的无疑是《书信集》和《讲义及杂稿》。 《书信集》所收的二百余通书信,虽然有不少已经在此前刊布,但是发表这些书信的书刊并不容易找寻,现在汇成一册,自然是读者大为欢迎的,更不必说很大部分此前没有发表了。比如致陈述先生的二十余通是《书信集》里的第二大宗,最早发表在王永兴师主编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此书仅印了七百多册。《书信集》的最大宗致傅斯年先生的七十七通,基本上是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森先生从该所的傅斯年档案中检出的,它们的价值更是不须多说的。 研究某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书信的重要意义是怎么估量也不会过分的。如可以补年谱之缺,1929年致傅斯年函(《书信集》第24页,以下提到该书,只标页码)就有“弟接到哈佛聘书,嘱授华梵比较之学,弟以与中央研究院有著书之约辞之矣”,为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未言。这种情况不在少数。有些甚至可以修正相当亲近的人的说法,倘若没有这些书信,亲近者之言是很容易被当作信史的。如陈寅恪先生之女流求、美延关于抗战时期的回忆,就有可以据书信补正的地方(可以比较《书信集》第84—88页与《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相应部分);又如吴宓先生《答寅恪》诗自注有“闻香港日人以日金40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之说,据《书信集》第85页,当是“军票20万(港币40万)”。军票是日军掠夺占领地区的一大罪恶行径,至今尚有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赔偿。 《书信集》最有价值的部分应该是致傅斯年函中反映出来的陈寅恪先生抗战期间的生活,以及在颠沛流离、“死亡在即”(第84页)之际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如打算赴牛津时,考虑“由港赴欧英船贵而迟,意德则中日战争时不可坐,免受精神痛苦”(第55页),“上海亦在经济上、政治上皆不能住”(第67页),等等。
陈寅恪先生的律己之严、绝不苟且也在《书信集》里有非常具体的反映。比如,“别有一点,则弟存于心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发见清华理工学院之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而文法学院则大不然。彼时弟即觉得此虽小事,无怪乎学生及社会对于文法学印象之劣,故弟去学年全年未请假一点钟,今年至今亦尚未请一点钟假。”(第50页)国难期间,更是疾呼“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第92页)这些都是非常感人的。
《书信集》中陈寅恪先生的有些话并不是毫不费力就可以理解的。取予间一丝不苟的陈寅恪先生自称“无钱不要”(第112页),这自然是戏言。“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第92页),却是毫无矫情的实在话;打算“请某公补助”(当指蒋介石,第112页),也是贫病交加之际为了既不破坏规则,又能尽快取得资助的不得已之举。同时,《书信集》里屡次提到“弟好利而不好名”,“弟虽为好利”等等,又当如何解释呢? 这些话与陈寅恪先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密切相关的。《雨僧日记》1919年9月8日下记载:“陈君又谓‘……我侪虽事学问,而绝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谋生之正道)。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绝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倡邪说,徒言破坏,煽惑众志,教猱升木(意为以欺诈手段令人做某事——编者注),卒至颠危宗室,贻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为矣。’” 也就是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并不是嘴上喊喊、手上挥挥的标语口号。这也充分说明了陈寅恪先生的通达。那些表面上口不言利,挥舞着道德的大旗,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在“弄权窃柄”、“妄倡邪说”的“高等”流氓又岂能懂得这一点! 文章引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