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的BLOG - 葛剑雄 - 新浪BLOG

吸取水利过度开发的历史教训
2007-04-29　23:58:17
最近，水利部长汪恕诚提出，对长江的开发应以60%为宜，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也建议，应尽快修订长江流域综合规划，成立直属国务院领导的长江综合管理委员会来统筹协调长江的开发和保护。显然，对长江的过度开发已成气候，如不加制止将贻害无穷。实际上，水利建设的过热和对水利的过度开发，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难以避免的现象。 大禹治水尽管不完全是史实，但作为在黄土高原、黄土冲积平原和长江等大河中下游平原上生存和繁衍的农业民族，华夏诸族早就形成了重视水利的传统，并且留下了芍陂、都江堰、郑国渠等一批水利工程，有的至今仍发挥效益。但由于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增产往往刺激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不得不开垦更多的土地，而众多的人口又为扩建或新建水利工程提供了条件，所以在人口稠密地区或农业发达地区，往往会出现水利过热，导致过度开发。 不妨以史料比较详细的汉武帝时代为例。经过七十多年的恢复和积累，汉朝的国力已较强盛，人口增加到四千多万。汉武帝亲自督察，一举堵塞黄河决口，使河水回归故道。在郑国渠的基础上，增开了一条六辅渠，使渠旁的高亢地也得到灌溉。以后，又从谷口开凿白渠，引泾水灌溉四千五百余顷，使这一带成为新的粮仓。这些水利成就，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很快在全国形成水利建设的热潮，出现了“用事者争言水利”的局面。从今河西走廊、宁夏、内蒙古到陕西，纷纷从黄河及其支流引水灌溉。关中地区、淮河流域开了不少灌田万余顷的渠道，更小的水渠不计其数。但其中有些工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益，或者纯粹是劳民伤财。如河东太守建议在今山西西南引汾水和黄河水灌溉低洼地，估计可以新增五千顷耕地，增产二百万石粮食。为此出动了数万人，但几年后黄河改道，这些土地只能废弃。关中的龙首渠工程浩大，上万人建了十几年，虽然勉强开通，却达不到“亩收十石”的目标。 一些人提出更宏伟的方案，其中齐国人延年上书：黄河发源于
让户籍管理回归本位
2007-04-29　23:49:53
据报道，最近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指出，中国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促进人才交流和人口的合理有序转移；完善暂住户口登记，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放宽夫妻制造、老年人投靠子女及未成年子女落户的条件限制；放宽对投资、兴办实业和购房人员的落户政策，放宽各类人才落户政策，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
这是我国户籍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户籍制度回归本位的标志。
中国的户籍制度历史悠久，至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75年秦献公实行“户籍相伍”，即通过户籍将百姓按五户为一个单位加以管理。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强化户籍登记和管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户籍制度随之在全国推行，并为历代所沿用。清宣统三年（1911年）颁布的《户籍法》是我国第一个现代户籍法，并为民国政府所沿用，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才公布新的《户籍法》。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于1951年7月16日发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2004年9月废止），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政府要求国民登记户口，建立户籍进行管理这一点看，二千多年来一脉相承，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具体的登记内容和管理方式却因时因地而异，并非一成不变。
户籍制度最基本的内容是登记户口，即国民或居民应在居住地登记。在中国古代，户籍登记是征收赋税的根据，也是社会治安的需要。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赋税的征收逐渐与人口登记脱钩，但治安的功能继续存在，并不断加强。应该承认，解放后的户籍管理对稳定社会治安、保证计划供应是必不可少的。但户籍制度也起了限制人口迁徙的作用，即迁离原居住地及在迁入地入籍，都必须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准。特别是195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明确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由于《条例》并没有规定从城市迁往农村所需要的条件，这就意味着从法律上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作了区别，城市户口高于农村户口。尽管《宪法》规定了公民享受迁徙自由，实际上却限制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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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战辉为什么不能做普通人？
2007-04-29　23:48:46
曾经“感动中国”的大学生洪战辉最近麻烦不断，先是有人批评他签名售书，认为像他这样的道德典范也从事商业活动，有损于他的光辉形象。近日又听说他的父亲被人哄骗而失踪，因为连他的父亲也被人当作“奇货”，今天要找他做这，明天又想骗他作那，躲也躲不了。于是，在多年的磨难面前都能坦然应对的洪战辉也有些招架不住，请大家理解，他“毕竟也是个孩子”。其实，洪战辉并不是要求大家给他什么额外的照顾，只是希望将他当作普通的学生。
为什么洪战辉想做普通人也成了奢望呢？这倒不是有什么人故意要与他为难，而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典型”的不恰当的要求所致。
虽然在理论上说，典型人物可以代表各个方面，但实际上人们往往要求典型人物能尽善尽美，在各方面都成为公众的榜样。所以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一旦成了先进，各种荣誉与称号纷至沓来，先进经验也越来越丰富，甚至无所不有。与此同时，受到的压力无疑也越来越大——要完全做到会力不从心，但要做不到就不像先进。记得当年“学大寨”，开始时只是一个农业方面的先进典型，但当全国人民都要学习时，大寨就成了事事先进、时时先进的典型，连体育也先进，还办起了武术学校。刚开始学雷锋时，是突出他“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后又强调他将毛泽东思想当作“粮食、武器、方向盘”，立场坚定，爱僧分明。到了文革期间，“学雷锋，做好事”被批为“庸俗化”，要求突出阶段斗争，于是又总结出雷锋抓住毒害青少年的坏分子的先进事迹。到了改革开放，有人又挖掘出雷锋有女友，也拍生活照的故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先进人物就应该无所不能，除了当典范外不能有一点私人的空间，更不能重新成为普通人，否则就是退步甚至堕落，或者被当作假典型。所以英雄、模范、先进、典范们无不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心力交瘁，而且还不得不紧跟形势和需要，不断拔高自己。
这种过分的要求往往还会扩大到家属子女，一方面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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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缺失的恶果
2007-04-29　23:46:17
最近上海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比较简单：一对由江苏来上海探亲的老夫妻在公交车站失散，有关部门发动西南区域所有公交企业和线路一起寻找，警方也紧急动员参与查找工作，他们的几十位家属赶至上海，想方设法，日夜寻找，8天后终于在一个救助站找到这位51岁的妇女。其实她在3天后就由别人帮助至派出所求助，并由民警送至救助站，为什么要到5天后才被发现呢？原来她不识字，连自己家乡的地址也说不清。要是没有人帮助，她连寻求救助的能力也没有。
根据年龄，她应该是1956年出生的，她该入学时是1963年，当时虽尚未推行《义务教育法》，但上小学的机会还是有的。即使一时失学，还会有“扫盲”等识字的机会。但不管是自身的原因，还是社会的原因，这样一位“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妇女这辈子没有能识字，所以才在与丈夫失散产生那么多麻烦，并耗费了那么多人的时间和精力。我不知道全国像这样年龄的人中完全不识字的人有多少？与以往公布的文盲率是否一致？看来教育缺失造成的后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第二件事更令人震惊：3月22日凌晨，一位22岁的女子在自助银行内被杀害。现在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他们的年龄分别是15岁、16岁、17岁、19岁。15岁的胡某没有任何威胁就将受害者刺死，然后一起抢走了她一个钱包（内有40块钱）和一部手机。
按照以往的资料，犯罪嫌疑人所在的地区早已完成了“普九”（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但实际上，4人中文化程度最低的只有小学。如此凶残的犯罪当然只是个别特例，但教育的缺失难辞其咎。如果真的做到了“普九”，那么他们的文化程度何至于如此之低？如果农村的教育得到重视，他们中至少还应该有人在校读书。如果他们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相信他们不至于如此冷酷无情，如此愚昧无知。
这两件事再一次给我们敲响警钟，要提高人口的素质，要预防青少年犯罪，教育绝对不能缺失。对成年人中的不识字者或文盲，社会各方面应该给予帮助，设法教他们识字。即使摘不掉文盲帽子（需要识字若干），至少也能方便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对以往实行义务教育不力而留下的新文盲，要采取切实的补救措施。
早就有人指出：进学校的孩子多了，街上的犯罪就少了。现在一些城市不让农民工和外来人员的子女与本地人一样享受义务教育，或者以种种理由不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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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龙”事件何时休
2007-04-15　23:23:56
河南新郑的“华夏第一祖龙”真可谓生不逢辰，本想利用“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建成29米高的龙头，通过媒体扩大影响，达到招商集资的目的，却不料引起舆论一面倒的批评和谴责，环保、林业等主管部门立即查处，当地政府见大势不妙，也赶紧宣布该项目为“建规建设”，下令停建。看来，这条“祖龙”不仅无法再延伸到21公里，连刚抬起的龙头也难免被拆除的下场。
不过据我所知，类似“祖龙”的在建或已建成项目并非个别，都动辄占地过千亩，高逾百米，耗资成亿。如果认真查一下，在立项、占地、环评、投资等各方面都会有问题。它们的命运也凶多吉少，或惨淡经营，入不敷出；或因先天不足，不能合法出生；或时断时续，竣工无期。就是这条“祖龙”，主事者声称准备到异地重建，新郑的官员也没有排除在重新论证，依法办理建设手续的可能。可见“祖龙”事件并没有划上句号。
这些项目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打着“爱国主义”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无论是官员、商人、学者，以至骗子、罪犯，看来都明白这个简单不过的道理，什么事只要与“爱国主义”连在一起，就能一路绿灯，所向披靡。什么东西只要等同于传统文化，就能堂而皇之地加以利用。但只要看一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清，“爱国主义”也罢，“传统文化”也罢，不过是他们唬人的旗号、骗人的幌子。拿这条“祖龙”来说，即使如愿建成，只是一个“文化旅游”项目；即使经营成功，也只是一种经济活动。要说投资赚钱就是“爱国主义”，岂不是对爱国主义的糟蹋！至于说到弘扬“龙文化”，就得先弄清楚什么是龙文化。龙是现实中从未存在过的动物，是人们意愿塑造出来的。一些人喜欢自称“龙的传人”，是用“龙”来比喻中华民族和祖国，这个“龙”的形象应该集中显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优点。另一方面，长期以来龙是帝王们用来巩固自己专制统治的工具，那个“龙”的形象就只能是集权和暴虐的象征。那么，新郑的“祖龙”能向世人展示什么样的形象呢？除了庞大无比、镶金嵌玉和密密麻麻的购买者的姓名和同样花了钱的“龙头企业”的名称外，还能表示什么？
当然，发展旅游也是中国当务之急，又能满足民众的需要。旅游又能加上文化，岂非好事一椿？不过现状同样不能令人乐观，近年来新建的“文化旅游”项目大多只是些人造景观，文化含量很低，一般都显得粗糙甚至丑陋。连一些著名的风景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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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厚望于新一届两会
2007-04-15　23:23:09
本届人大、政协的最后一次全会已经胜利闭幕，欣喜之余，我们自然寄厚望于新一届两会。
人大和政协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一项长远的任务，但无论如何，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是根本所在。这除了代表和委员本身的责任心和素质以外，在制度上也应加以保证。
下届代表的名额与本届大致相同，有人提出要全部实行专职化，显然还不可能，但逐步扩大专职代表的比例，并保证非专职代表履行基本职责的措施，还是可行的办法。现在全国人大已经有了一部分具有专业背景、年富力强的专职常委，应该继续扩大。建议在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中也增加一部分专职委员，在各省、市、区也设置一定数量的专职代表，既能进行专题的调查研究，也便于在大会闭幕期间保持和密切与民众的联系。政协也应增聘一定数量的专职委员，更有效地行使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职责，增进与所代表届别的联系。对非专职的代表和委员，也必须保证他们视察、调研、联系民众的时间，提供必要的办公、通讯和咨询条件。
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的首长不宜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管辖，地方行政部门也受中央各部委领导，地方政府与行政部门的主管官员与中央政府利益攸关，密不可分。让他们当人大代表，显然难以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更多的是宣传政绩，为地方或部门谋利益，而这些作用完全可以在政府系统进行，不必也不应介入人代会。如为了代表了解情况或提出质询，他们可以与中央政府的成员一样，根据人大的要求列席会议。
下届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已规定必须有农民工的代表，也规定了少数民族和妇女代表的比例，充分体现了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但在具体人选上既要注意身分的代表性，更应保证实质的代表性——具有基本的素质和能力，不脱离本群体，了解并代表他们的利益。政协也要根据新的形势，调整自1949年第一次会议时就确定下来的届别和各届别间的比例，还应改变委员的实际身分与所属届别完全不符的状况。
人大代表候选人的确定应征得本人同意，并应签署一份承诺书，如出席会议、参加视察和调研、联系选民、廉洁自律等。如本人无法做到或缺乏相应的能力，应该允许拒绝。正式当选后，应该在适当场合正式向选民或选民代表作出保证。政协委员的聘任也应本着这样的原则，个人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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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如何解决吉林大学巨额债务
2007-04-15　23:22:21
前几年听说，吉林大学经过合并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人称“吉林在长春，长春在吉大”。此后吉大邀我去作讲座，主人再三关照，寄信时务必注明“某某校区”，否则无法寄到。北京某先生的一个要件，就因未注明校区，两星期后还下落不明。到了吉大新校区后，发现果然规模宏大，气象不凡。但也有一则传闻：家长送孩子到吉大报到，发现是在新校区，马上与校方交涉：“我们孩子考分很高，交的学费也不少，难道还不能上吉大？为什么把他分到这里来？”原来在家长心目中，正宗的吉林大学还是在老校区。
这些或许只是免不了的“成长中的烦恼”，但真正的麻烦还是为在达到“全国最大”还欠下的巨额额债务。据报道，日前吉林大学校方已确认，需偿还的债务多达30亿，每年需支付的贷款利息为1.5亿至1.7亿元，“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看来，吉大的负债额即使不是“全国最大”，也已在高校中名列前茅了。
事到如今，吉大当局与主管的教育部、地方政府应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尽快制定解决方案。高校负债是普遍现象，像吉大这样负有巨额债务的也并非个别，吉大的债务如能妥善解决，也可为其他高校偿债提供办法。
首先应该对吉大的债务作一次全面审计，分清哪些属合法贷款，哪些属正常开支，还有哪些是非法或不正常的收支，哪些建筑或设施超出了规划范围或实际需要，哪些属挥霍浪费。地债务和形成和存在过程中，是否有违法违规或贪污腐败行为，纪检和检察部门应及时介入，依国法和党纪追究。最终应查清债务形成的责任方、具体数额、本息及偿付时间。
估计债务中的主要部分是用于扩招，但政府至今并没有按照扩招的规模拨足经费。所以主管部门应按学校现有规模和由政府核准的发展规模为学校支付欠款，或者报国务院批准核销。扩招规模如由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共同批准的，就应共同承担责任，分别追加或转拨经费，并承担欠款归还前的利息。属于学校在计划外自行扩招或“创收”形成的债务，原则上应由学校自行偿付，但负有领导或督察之责的主管部门应承担相应的利息。
剩下的部分，包括学校计划外的投入、规模失控、经营失误、挥霍浪费、化公为私等形成的债务，应由学校偿付。为此，应由主管部门、学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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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还是难
2007-04-15　23:21:33
拙文《忆旧之难》送《随笔》杂志后，编辑曾寄送黄裳先生，据说黄先生表示不想发表意见，因而该刊将拙文在今年第一期上单独发表了。日前收到编辑发来的邮件，附有黄先生回应拙文的大作《忆旧不难》，说明将在第二期发表。拜读之后，我一时分不清黄先生对我是赞扬还是讥讽。要说赞扬，我实在受之有愧；要说讥讽，又觉得不像黄先生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气度。后辈晚生有什么地方说错了，直截了当批评就是了。要是我不接受，或者强辞夺理，读者自有公论。再说，如果因为我的过错而祸延先师，于我固然是罪上加罪，于黄先生似乎也有失厚道。黄先生说忆旧虽不容易，“只要实事求是，认真做去，其实也并不难”。只是“实事求是”和“认真”本来就不易做到，何况还受到其他诸多局限。拜读黄先生的大作，我倒更觉得忆旧还是难。 首先是记忆未必准确，尤其是一些小事。但要将小事写出来，却又记错了，难免不影响文章的本意。黄先生说他与我的第二次见面是“又过了年把”，显然是记错了，因为第一次是在1996年，而第二次是在去年，即2006年的2月21日，已隔十年。黄先生记得我“来得迟了些”，的确，我赶到巨鹿路私房菜餐馆时已是6点1刻，其他宾客都已到了。作东的仍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方面，到了俞晓群、柳青松、张国际，主宾是来上海参加作家协会会议的王充闾，除黄先生外，其他宾客有沈昌文、钱伯诚、一位我不认识的老先生王勉（鲲西）、陈子善、江晓原、陆灏、王为松。我落座后宴会就开始了，到8点半左右，陆灏问黄先生是否要回去休息了，黄先生先告退，其他人谈兴颇浓，以后才陆续离席。黄先生说我“一落座就开始‘演讲’，滔滔不绝，谈兴甚浓，旁若无人”；“十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煞车的意思。这时救星来了，朋友问我可要先回去休息，我立即同意，抽身告退了。”如此说来，黄先生那天竟是没有用餐就走了。幸而只是一年前的事，又有那么多人在场，使我不至于承担迫使黄先生罢宴的罪过。看来黄先生是为了突出对别人“滔滔不绝”、“旁若无人”“演讲”的讨厌（尽管他离席后才知道“又是他”，并且“听不清”我在讲什么），以至忘了还得忍受近两个小时才会离开的事实。 同样在事，在我的记忆中，宾主相聚甚欢。记得席间还序了三位八十岁以上老先生的年齿，鲲西先生以九十居首，黄先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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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需要文化
2007-04-10　21:00:02
据最新报道，喧腾一时的河南新郑“华夏第一祖龙”已开始拆除，在土地、环保方面的违法行为也在由主管部门清查，此事似乎即将划上句话。但类似“祖龙”的项目在全国并非个别，由此事引出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尽管“祖龙”打着“爱国主义”、“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但当地官员、策划者、投资者心里都明白，这实际上是一个旅游项目。本来，旅游是国家的重点发展方向，也是国民的迫切需要，文化旅游更是更会受到重视。不过，文化旅游要有足够的文化含量，但即使不考虑其他方面的违法行为，“祖龙”也够不上一个文化旅游项目。
“祖龙”要建得长达21公里，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百多项吉尼斯纪录，却不想一下，游人要是站在看不到龙头的地方，面对的就只是一堵9米高的“龙墙”。由于这条龙太长，龙的两侧的大多数地方是看不到龙头的。龙是沿山脊建的，大多在高处，要看到有头有尾的龙，只能乘飞机作鸟瞰了。据设想，将有560万片镀金铜片或汉白玉石片制作的“龙鳞”要贴在龙身，每片龙鳞上工刻上购买者的名字。面对着这样一堵贴满“金玉”鳞片、上面刻满姓名的墙，游人会产生什么美感或遐想？再说，这560万片鳞片能妥善地贴好，并且不脱落吗？否则，这还会是一堵斑鳞片不整的“龙墙”。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祖龙”是秦始皇的别称，“华夏第一祖龙”也可以被误解为中国最大的或最什么的秦始皇。中国的词汇那么丰富，难道不能用一个更合适的名称吗？
无独有偶，据说为洛阳牡丹花会开幕式准备的一条龙也有5000多米！且不说制作、表演时得动用多少人，耗费多少材料，表演的效果也不见得可观。龙头做得再大，与龙身也不会匹配，大多数观众看到的只是长而单调的龙身，反而不如短一些、却有头有尾的龙的形象。
还有些应该有文化的地方，建筑粗糙丑陋不说，连清洁卫生都做不到，文字的错漏或不得体更比比皆是。例如在某氏为始祖建造的陵园中，作为某氏后裔的一位要人的题词赫然在目，但看他的落款却是连名带姓三个字，让人不明白，他是在摆谱，还是在认祖？
要是配上英文就更糟糕，找不到错误就是奇迹。去年我去新郑参观黄帝故里，见到所有的说明文字都是中英文对照。我随便挑着看了几处，居然都找到了错——不是词汇拼错用错，就是大小写不对，有的译得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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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送礼风，教师与家长都应自律
2007-04-10　00:46:16
早就听说，家长给老师送礼之风已经蔓延到幼儿园，但没有想到家长送礼的比例有那么高，礼有那么重。尽管华东师大这位研究生的问卷调查可能有误差，但实际情况大概不会差很大。不过仔细一想，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学校不是世外桃源，教师也不会不食人间烟火，既然社会上存在不正之风，学校和教师也难免不受影响。
当然，从根本上说，是受礼的教师没有遵守师德，个别或明或暗索要钱物的教师更属利用职权索贿，特别严重的已触犯刑律。但这种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还与学校领导及体制有关。前些年，中小学到幼儿园办学经费不足，教师的工资待遇过低，普遍通过补课、办班等各种办法创收。教师收入的一部分来自本单位的创收，这是公开的秘密。既然学校可以创收，自然无法制止教师自己创收；既然校长要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创收，又岂能理直气壮地约束教师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实际存在的不平等导致学校之间与学生之间的恶性竞争，择校、择班、择教师、甚至择座位，无所不用；分数、名次、评语、奖项，多多益善；权势、利益和感情成为指挥棒或润滑剂。教师不表示也会有家长主动送礼，贪心的教师更会将这些当作索取的筹码。如今上海绝大多数学校的经费已相当充足，教师的工资和津贴也不低了，但已经被诱发的私心却不会轻易收敛。
但家长也有责任，因为相当一部分礼是家长主动送的。正如调查报告所说，有的家长送礼，是希望教师能善待或多关心自己的孩子，或者说是出于无奈。但相当一部分家长将送礼作为帮助孩子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调查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初中生家长送礼的比重最高，小学家长其次，高中家长最低，这是由于小学的竞争相对较轻，而到了高中阶段，一般教师已不易左右学生的竞争结果。成绩好的学生家长中送礼的比重最低，说明家长较少考虑通过送礼提高学生成绩。而成绩中等的学生家长送礼比重最高，是因为这部分学生部分压力最大，家长也以为送礼是一种有效手段。成绩较差的学生家长送礼比重略低，说明其他部分家长明白送礼也无法帮学生提高分数。显然，这些送礼现象早已不是什么人之常情或礼尚往来，而是赤裸裸的交易。据了解，少数家长送礼也是利用权势，如交通卡、超市卡、购物券往往出于公款，有的是在企业报销，所以出手宽绰，以至水涨船高，苦了其他家长。
调查中一组数据耐人寻味：全国和市重点学校教师收礼的比例较低，区重点和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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