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毛泽东书信里的“怜”情

藏在毛泽东书信里的“怜”情

转帖 2010-11-11 21:21:13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导读] 1956年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甲舍住时，谈到鲁迅的“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一首诗时说，据周建人先生说：鲁迅反对一些人把共产党人看成是豪无感情的洪水猛兽。

         1956年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甲舍住时，谈到鲁迅的“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一首诗时说，据周建人先生说：鲁迅反对一些人把共产党人看成是豪无感情的洪水猛兽。毛泽东长谈一声，接着念“怜子为何不丈夫”，并说，我对岸英的死，就“怜”过，难道我是“妇人之仁”吗？好像一当了革命者，就六亲不认，就扳起面孔才算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这段话，表露了毛泽东在情感问题上的真实心态。

        说到毛泽东的“怜”情,其实，毛泽东何止是对岸英死才有“怜”情。他一生，最大的“怜”情，是可怜天下劳苦大众，因为可怜天下劳苦大众，也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他不惜牺牲了包括爱子毛岸英在内的六位亲人的生命，并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的确，毛泽东的生活，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都具有高尚的情操，都是感情很丰富的，决非是“豪无感情的洪水猛兽”，决非是有些人说的“冷酷无情、使人望而生畏”的。

        毛泽东一生交往很广，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有党政军的负责人、有著名的民主人士、科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理论工作者、国民党进步人士，有国际友人、还有早年的同学和师长。在这些交往中，感情洋溢，充分体现了了毛泽东的高尚情操和丰富感情。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所评说的；“我对毛泽东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⑴斯里兰卡著名作家鲁纳拉特纳．萨普坦特里说：“毛泽东怀有深厚感情”
在笔者看来,这种深厚感情,从藏在毛泽东书信里的 “怜”情当中就能得到充分的印证。

        “怜”情之一，“怜”老师。

  毛泽东一生敬重和关心自己的老师，且不说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徐特立的“尊师情”被传为佳话，就是对其他老师，毛泽东也都关怜有加。

  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致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的信⑵中写到，“张次岑、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政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戴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

 1950年7月19日，毛泽东在致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数学老师王立庵的儿媳、长期在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的吴启瑞的信⑶中写到，“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

   透过这两封信,让我们感到,毛泽东对他老师的关怜之情是真实感人的,不仅对健在的老师，毛泽东对其关怜有加,就是对已经去世的老师遗属, 毛泽东考虑关心的也很细致周到，毛泽东这种尊师、爱师、怜师的感恩之情，是很值得今天的人们去好好学习的。

     “怜”情之二，“怜”同学

  藏在毛泽东书信里的 “怜”情，不仅反映在毛泽东对老师的关怜和爱怜上，而且也体现在毛泽东对同学的关怜和爱怜上。

  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在致其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毛宇居的信⑷中写到，“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祷。”（邹普勋，小名亨二，毛泽东小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笔者注）

   同一天，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在致其小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邹普勋的信⑸中写到，“五月七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贵体渐愈，甚慰。尚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尚望告我。”

   1951年4月9日,毛泽东在致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的信⑹中写到，“此人当过北洋政府时代的国会议员，在国民党时代似乎没有做过坏事，他有许多子女在人民政府工作。本人现六十九岁，来京住湘潭会馆。生活困难，要求照顾。请你派人找他谈一下，给以生活上的照顾。”（信中提到的“此人”指罗正纬。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称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同他相识。--笔者注）

   195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致其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称胡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的同学易南屏的信⑺中写到，“体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来京。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借佐医药费用。乡间情形，尚祈时示一二。”

        透过毛泽东这几封关怜并帮助同学解决实际困难的书信,你会感到,一代伟人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尤其是信中对他小年时私塾同学和邻居、小名叫亨二的同学的关怜更是感人：“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尚望告我。”同时写信给他少年时的私塾老师毛宇居，“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这里，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对四五十年前的小年时的同学还能关心得如此细致，这是多么朴素而又多么深厚的同学情啊，这种朴素而又深厚的同学情,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伟人毛泽东平凡而又伟大的伟人情怀。

        “怜”情之三，“怜”朋友

  毛泽东说过：“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对于私人交谊，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他不仅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很尊重，并与他们交朋友，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宋庆龄一致很关心，他称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经常派人给她送去礼物。而且对于那些穷兄难弟式的朋友，也是非常地关心。

 1951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致20多年前曾在他家和杨开慧家里当保姆的陈玉英的信⑻中写到,“十二月十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已有人告诉我，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为了节省，你不要来京。你在长沙做工很好。你如果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给你一些帮助。”

  1953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其表侄文九明的信⑼中写到，“十月二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委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1954年3月2日,毛泽东在致时任他的秘书田家英的信⑽中写到,“（三）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推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1956年1月14日,毛泽东在致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间给他当过警卫员的齐吉树的信⑾中写到,“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照片送上。”

        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在致罗哲烈士之妻、大革命时期曾随罗哲一起在毛泽东领导下做革命工作的曹云芳的信⑿（512）中写到，“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和证件。……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

        从上述这些字里行间渗透着浓浓真情的书信当中，你会感到，毛泽东在人际交往中重真情，而且总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坦诚相见，平易近人，信中如“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 “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这一句兄弟，一声朋友和领袖亲自托人为早年的警卫员找药，折射出一代伟人毛泽东对朋友的真情实意。这是多么高尚的领袖情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