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董杨联宗现象与正廉文化初探

泉州董杨联宗现象与正廉文化初探
一、泉州董杨联宗的由来
“联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曾经广泛存在于闽南地区，但是，“联宗”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却尚无一致的定义。一般把“联宗”与“宗族”并列，认为“联宗”只是通过“宗族”间的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大宗族而已。明、清之际的谈迁、张尔岐对“联宗”有过描述，但是也只局限于“同姓联宗”。如谈迁《北游录》 “纪闻下”有“联宗”条：“近时凡文武科第姓同者，无论殊方遐域，辄联宗叙叔侄兄弟。”稍后的张尔岐在《 藁庵闲话》 卷二中对“联宗”现象做了追述，认为“此风大盛于唐”原因是“其时重旧姓，每竞相依附”。并对清初的“联宗”发表看法：“近俗联宗，凡同姓者，势可藉，利可资，无不兄弟叔侄矣。”在《辞源》、《辞海》 、《 汉语大词典》 以及台湾出版的《 中文大词典》 、日本出版的《 大汉和词典》 均把“联宗”解释为“同姓不同宗的人，联合为一族”，并引用张尔岐《藁庵闲话》的说法。其实，这里解答的只是“同姓联宗”，而没有涉及“异姓联宗”现象 。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钱杭先生在《 血缘与地缘之间― 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 一书中，就围绕“异姓联宗”：现象做了分析，指出“异姓联宗”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是源于同一古姓的联宗，如赖、罗、傅三姓联宗。其二是源于同一父系关系的联宗，如翁、洪、江、方、龚、汪六姓联宗。其三是源于入赘出继关系的联宗，如曾、邱（丘）联宗。① 而泉州董杨联宗文化现象却难于用同姓联宗或异姓联宗来简单界定。由于受到家族特定经历的影响、家族居住区域的文化渗透等特殊地域文化的综合作用，泉州董杨联宗文化具有特殊性。
首先，泉州董杨联宗的起因是由于其入闽始祖本姓董，后来以杨入仕，故有“董杨氏”之称。因此这一阶段的董杨联宗虽然表面现象是董、杨异性联宗，其实董杨之间是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应归入同姓联宗的范畴。
根据清代光绪五年（l 874 年）杨浚（石狮曾坑人，移居侯官，举人，内阁中书）撰《 重修旧馆杨氏宗祠记》：“泉郡旧馆杨氏宗祠，其先南宋世兴公由余杭（今杭州）入闽，本姓董。至君选公，以杨姓入仕，遂为董杨氏。”② 明代黄克缵（尚书、永宁梅林人）在为杨道宾所撰《 行状》 中，对于旧馆驿杨姓始祖的记载与杨浚的描述相符。《行状》 ：“公讳道宾，字惟彦。其先出浙之余杭，始祖世兴来监同安税，因家晋江。” 可见，泉州旧馆驿杨姓入闽始于南宋，始祖世兴公本姓董，从浙江余杭来担任泉州同安税吏，便定居晋江。元代，董君选以“杨”姓入仕，据称曾担任潮阳县尹。因此，便有“董杨氏”之称，为董、杨联宗创造力条件。
按照惯例，共建宗祠或合修宗谱、通谱是联宗的必备条件。从上引杨浚《 重修旧馆杨氏宗祠记》 得知，泉州旧馆驿“董杨氏”早在明代天顺五年（1 641 年），就由“慕闲公构砌三厅面，面拱照墙，大门路东西向”。泉州旧馆驿董杨宗祠的创建成为董杨联宗的象征，也成为全国仅有的始建于明代的董杨联宗史迹。 其次，当这种联宗关系扩大到泉州地区其它董、杨家族的时候，却并非所有参加联宗的家族之间都具有血缘关系，从整体来看，应归于异姓联宗的范畴。 比如，除了泉州旧馆驿“董杨氏”外，董姓的代表性家族有晋江沙堤（现属石狮市）董思安一派。根据民国《 开闽董氏沙堤分派宗谱》 记载，沙堤董姓始祖董思安乃王审知部将，于唐末随王氏自河南光州人闽，定居晋江，乾隆《泉州府志》 有传。明代，沙堤董姓代表人物有崇祯丁丑科进士董飏先（郑成功岳父），任广东副使，为官清廉，明鲁王赠予“风高五柳”匾。杨姓家族代表则有晋江芙蓉（后洋）杨安隐一派。据称，杨安隐也是唐末从光州随王审知入闽，其子杨逸开基于后洋。明代后洋杨姓的代表人物则有大学士杨景辰（榜眼出身），《闽书》 称其“谙练典故，为经世实用”。
显然，沙堤董姓与后洋杨姓不仅入闽时间早于旧馆驿“董杨氏”，而且，三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血缘关系。根据钱杭先生的界定来看，应该属于“异姓联宗”的第一种类型，即“源于同一古姓的联宗”。因为，董、杨均起源于古代的一姬．姓。但是，在董杨联宗后，三者却同声连气，往来密切。 其三，同样起源于‘姬”姓的家族众多，为什么偏偏董、杨选择联宗呢？看来，董、杨选择联宗的根本依据还是在于旧馆驿“入闽始祖本姓董，后来以杨姓入仕”这一血缘基础上。，然后，借助“异姓联宗”中“源于同一古姓可联宗”的规则，扩大联宗的对象与区域。当然，这种联宗现象的形成时间应该在旧馆骚“董杨氏”已经联宗并创建宗祠之后。
但是，这种多对象、跨地域的联宗现象的产生仅仅套用“源于同一古姓可联宗”的规则是不够的。此时，董、杨家族共同认同的“正谊明道（指西汉董仲舒）、廉垂四知（指东汉杨震） " （即正廉文化）在联宗过程中也起了关键作用。不管是同姓联宗还是异姓联宗，都必须涉及对祖先的认定（或认同）。钱杭先生曾指出：“为了适应最大限度地包容某一地区同姓宗族的需要，联宗在对始祖的认定上采取了灵活和通融的方针，一般只要愿意对某一个二（或某一组）祖先表示认可。就被认为具备了参与联宗的资格。”这段描述对于异姓联宗同样适用。③
泉州董杨联宗在旧馆驿“董杨氏”的范围内是没有阻碍的。但是，要将董、杨联宗扩展到泉州其他地区的董、杨家族，首先必须借助“异姓联宗”中“源于同一古姓可联宗”的规则。将董、杨两姓溯源到远古的“姬”姓，认同“黄帝”为始祖。还得为此提出理论依据，比如明代凌迪知编撰《万姓统谱》 时就说：“万千一本，万派一源。考之《 世谱》 曰五帝三王，无非出于黄帝之后… … 知此则联天下为一家反掌也。”泉州董杨联宗《 祖德颂》 也持这种观点：“维吾皇祖，绍始黄帝。豢龙赐姓，尚父封杨。同姓分枝，血缘溥将。”简单追述到远古的黄帝，只是为联宗创造条件的第一步。为了推动泉州董杨联宗。董、杨家族分别推出能被对方认同的“祖先文化”（也可以说是“文化祖先”）。董姓推出被誉为“正谊明道”的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杨姓则众望所归地推出被誉为“廉垂四知”的东汉名臣杨震。
显然，以“正谊明道，廉垂四知”为核心的“正廉”文化不仅符合中华传统道德观念，而且能够相互平等地被董、杨家族共同接受，这一文化理念在促成董杨联宗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而且持续的。泉州董杨联宗《祖德颂》 称：“仲舒博学，道谊是尚。伯起拒金，四知流芳。廉直清介，后先相望。郁郁名儒，迈汉启唐。” 当然，泉州董杨联宗的基础在于旧馆驿“董杨氏”的渊源。因此，在联宗对象及地域扩大后，这一基础也被董、杨家族共同接受。董杨联宗《 祖德颂》 称：“董公世兴，派衍余杭。杨公梦龄，望重泉疆。两情管鲍，义喻左羊。联宗佳话，媲美龙罔。”④
因此，泉州董杨联宗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深入探讨这一典型文化现象，对于研究中国联宗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明代“正廉文化”的代表人物杨道宾
杨道宾，字惟彦，号荆岩，万历丙戌科（l 586 年）进士第二名（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升礼部左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赠礼部尚书，溢文格。著述《射礼仪节》 、《 杨文格公文集》 。大学士叶向高称赞他：“直道而行，侃侃舒发，始终洁然，身名无替，卓乎完行之名臣。”杨道宾可谓“正廉文化”的代表人物与践行者，不仅是一代名宦，而且在泉州董杨联宗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董杨家族保存杨道宾画像，安海西门族谱记载，杨道宾属于泉州旧馆驿一派，入仕后，明神宗曾钦赐他为董杨公。事显示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它说明以杨道宾为代表的董杨家族在明代的振兴。作为“正廉文化”的实践者及代表人物，表明杨道宾也成为继董仲舒、杨震之后，成为董、杨家族共同接受的“文化先祖”。 杨道宾去世后，知交黄克缵为其撰写《 赠礼部尚书溢文格前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署部事荆岩杨先生暨元配赠淑人翁氏行状》 ，详细记录杨道宾实践“正廉”之道的历程，资料比《泉州府志》 详实，现摘录几则佳话以彰先贤遗德。
( l ）拒婚权贵。
1586 年杨道宾榜眼及第，授翰林编修，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某权贵之弟得知杨道宾元配夫人刚去世，便遣人说媒：“闻君失俪，吾有女方莽，愿簉君室。如不鄙，当以十万将之。”面对诱惑，杨道宾不卑不亢地回绝：“某贫士，一旦登第，何敢以金吾女为侧室？”此时，其父杨立轩为道宾聘黄氏为继室。不久．某权贵果然因事败露。
( 2 ）洁身自好。
杨道宾担任翰林编修，负责撰写表彰大臣的各类浩敕。为了得到褒扬之词，“绪绅得恩纶者，不惜重币以求褒美”。杨道宾坚持原则，拒绝贿赂，表态说：“王言岂臣子市恩之物？”杨道宾官位显赫，在泉州则只有“薄田一二顷，蔽屋数十椽。盖在朝不通贿赂，居家不干有司，故产业不长于旧时”。
杨道宾多次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主持浙江、顺天（北京）的乡试、会试。坚持以才取士、以德取人，拒绝请托之风。“时文体诡异，多创为新说，杂列庄列、佛语，公与共事者约所取必雅正，有奇异者，虽工不录。遂一洗旧习，还之大雅，可谓文起一代之衰矣”。
( 3）鞠躬尽瘁。
杨道宾为官尽责，担任经筵日讲官时，“每当进讲，必沐浴焚香，端坐待旦。于古今成败得失之际，反复致意”。每天，白天入部办事，晚上作《 春秋》 、《 通鉴》讲章，“随事发明，借古为喻，期以一窗纳约之地，为回天转日之机。沉思曾至夜分，或达宵不寐，精神劳瘁”。先后针对时弊，上疏极谏，文载《 杨文烙公文集》 。克缕称其：“公居寅清之任，因事纳忠，所言皆关国家安危大计。”
( 4）好学不倦。
杨道宾榜眼及第，文采过人，一生好学。史称："（道宾）垂老，手不释卷。诗文温粹典雅，蔼然仁人君子之言。书法猷媚，尺犊之美，流传海内。得其半幅数行者，无不珍藏。”⑤
三、泉州董杨联宗活动的复兴
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各种形式的联宗活动受到制约，局部的联宗活动也转入地下。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联宗活动逐渐复兴，但是，其复兴形式也出现不同明、清、民国时代的特征，成为研究联宗文化现象应该关注的新课题。在此，仅围绕泉州董杨联宗现象进行简要分析。鉴于原有的宗族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联宗活动一般借助“文化协会”或“研究会”的名义作出努力，同时利用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关注文物保护等有利时机，把宗祠（或祖墓）的重修、海内外宗亲的联谊活动等作为联宗活动复兴的载体。宗族文化被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泉州董杨联宗活动的复兴也基本沿用这种方式。原本就被广泛接受的“正廉文化”得到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泉州市正廉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正式成立，标志泉州董杨联宗活动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当然，不能简单理解为联宗活动利用文化研究的社会功能其实，只要妥善处理，两者之间是可以调和并协调发展的。而泉州董杨大宗祠的重修，则成为董杨联宗活动复兴的成功创举，同时，也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以合建（重建）宗祠作为联宗的重要标志的规范。
早在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年），泉州旧馆驿（董）杨氏宗祠重修之时，遇到“薄费难支”的实际困难。当时的主持人杨炳荣提议“同姓如愿附主乐输捐资者，从之”。于是，晋江南乡曾坑云祥公首先响应。接着“福（州）、泉（州）、漳（州）、台（湾）各外房、外支亦踊跃义举”。在此基础上，泉州旧馆驿（董）杨氏宗祠终于在光绪三年（1877年）落成。⑥  有了这段历史和渊源，1999年10月，全球董杨宗亲第五届恳亲会在泉州召开，这给了董杨大宗祠的重建带来难得的机遇。此次重修涉及的董杨宗亲分布在闽南、台湾、金门、潮州、汕头、香港、澳门和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缅甸、美国、韩国等地区和国家。在修葺一新的董杨大宗祠上，醒目地镌刻着“正谊明道”、“廉垂四知”的匾额，“正廉文化”的价值得到充分反映。
注释：
① 、③ 钱杭《 血缘与地缘之间― 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② 、⑥ （清）杨浚《 重修旧馆驿杨氏宗祠记》 ，现保存在泉州董杨大宗祠内。
④ 泉州董杨联宗《 祖德颂》 ，载《2 001年石狮市沙堤董杨迎祖庆典专辑》 , 2001年石狮市沙堤董杨迎祖筹委会编印。
⑤ （明）黄克缵《 数马集》 卷四十六《 赠礼部尚书溢文悟前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署部事荆岩杨先生暨元配赠淑人翁氏行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