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北京新造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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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造城运动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17期 出版日期2010年04月26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如何征地、怎样拆迁，北京城市化扩张的逻辑是否适用全国？《新世纪》周刊 记者 宫靖 张艳玲 兰方
打开北京市地图，一个典型的同心圆扩张格局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以紫禁城为圆心，二环、三环、四环……城市的边界沿着一圈圈环路向外层层扩张。
农民、外来户和政府之间“拆违”之争，近十几年一直在上演
这种环环相套的格局，自1949年以来便延续至今。
如今，北京市又在进行一场新的城市化扩张——2008年底，北京市政府决定对城市周边进行“城乡一体化”改造，将陆续拆迁数百个“城中村”。时间表已经制定，仅在2010年，50个村落的拆迁就要启动。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在完成数百个村落的改造后，北京市建成区面积将扩大一半以上。整个工程预计涉及62万户籍人口、280万流动人口。
这也将是一个艰难的工程。近年来，拆迁和征地成为社会最大的矛盾焦点，上访、群体性事件乃至自焚都时有发生。对于自期为“首善之区”的京城，这样的代价不堪承受。同时，房地产价格急速上涨，拆迁成本的飙升，又在挑战着现有土地、财税制度的承受力。
面对人口膨胀和城市化的强劲需求，北京市政府有足够动力尽快完成新的城市规划。现实条件的约束、政治和经济的特殊性，迫使北京在制度上作出较为大胆的突破。
尽管北京市刻意保持低调，但仍然可以观察到，相对于以往传统的拆迁，北京谨慎地选择了两种改进模式：大望京模式和北坞模式。
大望京和北坞，分别是北京朝阳区和海淀区两个普通的村庄。大望京模式，是对传统征地建城模式的改良，其内涵是提高村民的拆迁补偿待遇，并就农民未来分享地租收益进行初步探索；北坞模式，则是农民自主城市化的尝试，在允许农民以集体土地参与分享城市化成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更曲折。
两种模式具有不同内涵，堪称中国城市化浪潮下政府和民众利益博弈的产物；两种方式并存，又折射了在新旧制度起承转合的历史趋势下，北京市政府面临的复杂处境。在现有规划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等重重约束之下，加之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政府主导城市建设的手段和结果，最终往往与城市化的需求背道而驰。
识者认为，北坞模式对上述格局具有明确的颠覆性。问题是，由于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性，北坞模式只能是一个个案，并不能改变现有征地和拆迁的内在逻辑，同样难以复制到其他地方。
不过，北坞模式毕竟是一个现实存在，无论将来是推进、变形或是流产，它对于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足以镜鉴。
4月，北京西北郊的玉泉山尚有寒意。山下数百米外，园林工人正在修饰一片方圆30多公顷的绿地。
很难想象，就在十个月前，这里还是一个生活着2万多人的村庄。2009年6月，作为北京市城乡一体化改革启动的第一个试点，这个已有近千年历史、名为“北坞村”的村庄被整体拆除。
北坞村的变迁，只是北京市正在进行的城乡接合部拆迁改造的起点。
这场改造的规模是空前的。根据规划，2010年，将有50个城乡接合部行政村被拆迁改造，涉及上百平方公里，是拆迁面积最大的一年。而在未来数年，在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将至少有分属于227个行政村的450处自然村被改造和整治，总面积将达753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