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祝福》怀念真诚 (陶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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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言给陶老拜年 网友祝福 每逢佳节倍思亲怀念真诚
陶世龙,2000年7月7日
人间最宝贵的是什么?是真诚。如若失去真诚,这世界还能剩下些什么!如若人们要靠说假话才能活下去,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
怀念真诚
德坚辞世三年了。她在世的时候不觉得,而这一离去,却使许多往事时常浮现在我的心头,当初相识的情景依然那样活脱与清晰。左图,1994年10月德坚与我合影于大西洋西岸之Acadia公园,永强摄 说起我们的相识,我喜欢用两颗星星在浩瀚的银河中偶然的撞击来比喻。因为如果在时间、地点、条件任何一项上稍有差异,彼此都会不知道还有对方这个人的存在。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描述了一对夫妻回忆当初的相识,全靠路边的一把长椅。因为两个人都走累了,正好出现了这椅子,而又只有一把,于是只好坐在一起,于是相识,于是终成眷属。车氏是在借小说作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探讨。
在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偶然性,而且似乎对一个人的生活道路能有决定作用,这偶然性从何而来,谁也说不清;偶然性也并非事情的全部,在你的一生中,和你共坐过一条板凳的他或她,绝不会只有一个,为什么这些偶然没有向成为终生伴侣必然地发展?可见还另有它的必然性,这必然性从何而来?更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
就我们的感觉,不过是你知我知,彼此相知;没有甜言蜜语,也没有海誓山盟,既然是两情相许,谁也没想到还有什么任何功利主义的条件,事情就那么简单平淡,而也就这样一直走下来,共享欢乐和忧患,这一切的一切的基础,就是真诚。
德坚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来的,她那时写的家书,说的都是实话。她真诚地希望这个多灾多难,专制腐败,贪污泛滥的国家,从此得到新生。“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快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这首学生运动中常唱的歌,包括德坚在内的许多青年学生都是熟悉的。现在光明真的来了,应该也可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青年应是最得其惠者,自然更是心怀敞开,以为在物质上虽然还是那样困难,但在精神上马上可以进入一个纯洁的、人与人以诚相待的境界。德坚尤其是那样透明,并以为别人也和她一样透明。我当时已感觉到了,这是她最可贵,但也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品格。
因为我多读过一点中国的历史,我看到虚伪实为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所以我特别佩服鲁迅,就他看得深和透,“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在北大这个蔡元培传留下来的特殊环境中,我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许多主张,认为确实符合大家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新中国的愿望,看到同学和师长中不少人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是那样真诚。参加学生运动的包括许多是远征军复员来的军人,还有当朝显贵以及社会名流的子女,都起来反戈一击,他们不是为自己的理想是为什么?
想不到变革来得真快,而社会也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朝气。旧社会的污浊的确在受到荡涤,我和德坚的相识,正是在这个社会充满朝气的时分,我的心扉豁然开朗,德坚更不用说,正如她在家书中所描述的感受,这里是明朗的天。两个人走在一起,一切出于自然,一切出于人的本性,没有任何污垢蒙在我们的感情上。也不止是我们两个,我们的朋辈,多是出于真诚的结合,在史无前例的严酷风雨中,大家矢志不渝,便突显了这真诚的巨大力量。我在这里多说了几句,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后来已渐渐不为人所知,更难以为人所理解,象德坚这种从外面回来的,更要被用特殊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逻辑是,象你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还要回来?不仅在文革中被怀疑为别有用心,时至今日,往往又会被责难,你们那时多蠢!
不管别人怎样看,几乎是全民的心灵净化,在中国确实出现过,我亲身体验的就不止这一次,在抗日战争初期我的家乡,以及又隔了多年后在北京,我都得到过同样感受。我常想,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经过这样多的磨难还能长久生存下来一种潜能吧。
当然,仅仅是真诚,不等于两个人就一定能成为终身伴侣,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听说有科学家在用化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寻找原因。我是笃信科学者,但我看,在感情这个问题上,科学是无能为力的,也许只能用莎翁的办法来解决。至今我还记得在好莱坞的电影皇帝米盖罗尼主演的《仲夏夜之梦》,在电影中,是他扮演的小天使洒进眼中的仙水,使你坠入爱河。然而这真诚终究是一切的基础,离开了真诚,还有什么爱情可言。
孔孟之道提出,一个人应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作起,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是我们祖先宝贵经验的总结。现在不是那一个人来“治”“平”了,就更要求人人都作到真诚,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真诚的社会。
遗憾的是圣贤的经典,往往仅能成为中华文明的面子,里子是另一个样。说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谁最善于玩弄这两套,谁最成功。“曲如钩,得封侯;直如弦,死道边。”这民谣在汉朝就有了,告诉人们,真话是讲不得的;到了宋朝,又有人留下这样的诗句:“孔子之文满天下,孔子之道满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为饿夫。”漂亮话不妨讲,真要按那些话去做,是做不得的,而宋王朝也终于被当时尚未受到这个宝贝文化的熏染变质的蒙古同胞灭掉了。还是鲁迅看得最透,看出了这经书的妙用“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乾乾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其实把那诚意的“诚”,解读为真诚就是不聪明的。君子不是有三讳麽,对大人物来说便用不着那么认真。
应该说蒙古人和满州人都不是外人,不过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住在边远地方的一员,文化较差,或者说还保持着人类早期的古朴之风。汉族为主体的中央政权腐败了,使他们能有机会打进中原当家,开头还真带来了些朝气,有些方面甚至是汉唐所不及。然而后来也被我们的”国粹“所感化了,又是腐败。
历史不应当重演,当时我参加反贪污,就被告知这是一次预防,还得到一本《甲申三百年祭》。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感到,真要消除这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腐朽成分,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短时间可以奏效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我和德坚决不能去骗人或整人,但总得还有点自我保护,有些事碰不得就不要去碰,有些话不能说就不要说。无奈德坚仍总让自己生活在理想之中,身体力行当时所宣扬的哲学,“心中装满别人,惟独没有自己”, 而她的这“自己”是把我也包含在内的,使我感到作为个人生活的损失。总想把她拉回实际一点,或者说变得“聪明”一点,也就是在今天惯称的务实,然而她就是那样执着,真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劲头,因此我的努力总是徒劳的。多年来我们不缺少争吵,大都不是家庭生活中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所谓“大事”,她对一些人和事总是那样笃信和真诚,她是得了夫子之文就要真的要行夫子之道,而我多了几分油滑。
为此她吃了很大的苦头,对我的打击当然是巨大的,事后也有埋怨,但在我的内心中却不得不承认,她代表着正义与良心,我则有着中国知识分子软弱可卑的劣点。这在如何对待曹昌彬和陈里宁两件事上表现得最为清楚。有关过程在她写的<风雨人生>中已有已有记述。(见曹昌彬事件=反右派;不能再躲下去了;精神病?政治犯?; 68.2.21;别了,清华!)我只想说,对她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曹昌彬等人仅仅因为给党支部领导有意见就被定为反党集团,我和她一样认为,当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我没想到她竟会代表别的党员到系里的群众大会上去讲,要是我就不会这样。从上而下来纠正错误是可以的,迫于来自下面的压力而纠正,几乎不可能,而后果往往是严重的,然而她不考虑这些,自以为既然光明磊落,那还有什么不可以讲。我没有敢为任何一个被打为右派而为我所了解的人仗义执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仍然是尽量回避右派这个问题,并从自己的处境来寻求良心的解脱:我的父亲在台湾,有些话别人说可以,我要说了就不行,别人正等着抓你这漏网右派呢。大家似乎也总能谅解。我还注意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批胡风,包括那么多文艺界德高望重的元老,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只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吕荧当场为胡风辩护,马上被众人群起而攻之。对于吕荧这种敢于一士谔谔的精神我是敬佩的,但那后果也可想而知;德坚要这样做实在非我所愿,我忘不了应该有点自我保护,相形之下,德坚的精神力量何等强大!
说道陈里宁,德坚和我与他都非亲非故,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德坚发现了这个精神病院中的“反革命”,当时我觉得这当然是个问题,因为如果是精神病就不应以反革命论处,如果是反革命就应该法办而不是送到精神病院,把这两顶帽子戴到一个人头上,是怎么也说不通的。但是我又觉得。兹事体大,不是他们这些上了点岁数的人所能做的,可能由学生们去过问更合适,因为多年来传下来过这样一句话:青年人犯错误,上帝也是允许的。而长了胡子的知识分子总是首先被锁定为需要抓的一小撮,特别是他们那些人中居然还有教授,早已被盯上为右派翻天。但是德坚和她的朋友们仍去进行了干预,虽然我已预感到这可能是一场灾难的开始,因为他们的直接对手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以她一个弱女子和一批书生能行吗?但看到她和他们当时义无返顾的精神,我感到无力阻止也不能阻止。当她严肃地告别而去的时候,我没有凄然泪下,倒是马上想起著名的特累孚斯案件,为了揭开这个冤案,挽救特累孚斯这一个人的生命,有十多个人为之牺牲,但法国人一直以之自豪,因为他们捍卫的不只是一条人命。而是正义和人的尊严。今天德坚她们不也是有这样的意义麽。我更感到有她这样的伴侣,使我的生活也有了某种崇高的意义。文化的检讨
陈里宁事件的出现已过去三十多年了,参加这件事的人大多垂垂老矣, 听说陈里宁终于得到平反回家,说明当初确是一桩冤案;还听说他的女友早已离去,仅有老母尚在,不知道他这晚年是怎么过的。曹昌彬则在七年前已孤独地离开了人世,虽然他等到了一纸改正的通知书,而美好的青春年华早已在磨难中逝去。今天再来追究个人的责任,计较谁是谁非,已无实际意义。人死后,“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算是陶渊明看得开,对个人来说,社会把自己淡忘,也不足奇,但作为历史,真不应该忘记。奇怪的是,今日的文革历史,各位大人、名人的传记回忆录林林总总,而当时曾牵动许多人,使许多人受难的这些事件却见不到了,这些纸上的历史究竟有多少事情被“讳”掉了,很值得查一查,历史不是为平民百姓写的这个传统,看来是至今犹存。
我又想到了特累孚斯案件,它在西方能那样众所周知,固然有左拉这样的大作家参与的因素,而西方文化对个人生命的尊重,恐怕是更重要的基础。而在我们这里尽管自称为仁义之邦,有着仁者爱人的传统,但普通人的生命从来是不值钱的。随手一翻历史,就不难找到视人如蝼蚁,草芥人命的证据,显示出中国文化中的虚伪性。(相关文章中国文化是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吗?)
现在有些学者名流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大唱赞歌,甚至非议五四精神,鄙薄鲁迅,我拜读过他们某些大作,实由于他们缺乏对中国社会实际的了解,更未能象鲁迅那样看透纸背,看到在纸上的仁义道德后面,尽是吃人!
在我们这里,从古到今都在提倡文以载道,但实际这“文”和“道”常是分开的,如果只从纸上的文字看,那中华文化确实是真诚宽厚,谦逊纯朴,这在前朝皇帝要禅位给新皇帝而新皇帝坚决辞让的往来诏书和奏章中表演得最精彩不过了。新上台的皇帝对下台皇帝是那样仁慈,照例是要给予各种优厚待遇并保证其生命安全,然而,通常是不出三天,这下台皇帝就要暴病而终了。不仅把老百姓的生命不当一回事,对政敌尤为残酷,这就是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看不到这些而侈谈什么国粹之优越,只能如鲁迅所点破,不过是在“假借大义,窃取美名”。
且不说这“文”与“道”是分离的,单就这文来看,也不是什么都那样美好。其中露骨地教人造假和欺诈的不少,象韩非子是给帝王传授权术的,从中不难看出,要做稳帝王的宝座,最需要的本事就是会欺骗,其他许多古书里面也不乏这方面的教导,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是因为上天看到文字的出现,将使人间诈伪丛生,不事耕作,没饭可吃,为怜悯世人而降下粟米;鬼神也为悲悯世人而落泪。这当然是神话的夸张,但我们也看到,确实是随着中国人的愈来愈有学问,愈来愈聪明,人间的真诚也在减少,以致历朝历代都有人在慨叹人心不古。孙子兵法是高明的,其中有一条“兵不厌诈”,而现在流行一句话,“商场如战场”,据说不少商家在学习运用孙子兵法,这兵法确实包含了中国人智慧谋略,也许有可用于经营管理之处,但如把这“诈”也用起来就糟了;再如在文革中,”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为革命而说谎”,曾流行一时,象专门监管德坚那个专案组成员说话不算话的行径,被德坚揭露出来后,他可以振振有词:“那正是我的策略!”。(见批林彪又成为重点)那时在革命的名义下,做人的起码的道德标准都可以不要,说谎无罪,颠倒黑白有理,对我们这个社会造成的损害,实在是不可低估。现在又似乎是只要能得到利润,就可以不择手段,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其结果,我看只能是骗人而又被骗,最后都成了《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
我是相信人性本善的,真诚就是人的本性;我也看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渴望真诚的。在旧社会,我见到不少商家喜欢挂点陶渊明诗篇的条幅,“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类,我不认为他们就是简单的附庸风雅,而是在利禄场中,寻求一块还可以让心灵暂时安宁的狭小天地。
在这德坚来到这个世界和又回归自然的纪念日子,我想到的是,人间最宝贵的是真诚,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到的,因为本来就在你的心中,我相信,只要大家都来拭去蒙在心上的各种外来的污垢,能够出现一个没有欺诈权谋猜忌,不用担心害怕,互相信任理解,人人舒心的世界。
陶世龙,2000年7月7日
# 真诚是上天赐予每个人的最好礼物
Posted @ 8/24/2004 6:51 PM
真心希望每天来到网络这个世界,都能读到这样一篇“开读之作”。网络阅读虽不能读过之后“掩卷”长思,但是,陶老呼唤真诚之声是久久回响在心底的--因为对于做人之真诚,我一向是心神往之。我也尽力在现实生活中求自己真诚,而我也确实发现因为自己的真诚,而发现了很多人的内心是不乏真诚的。陶老此文写于4年前,1000多个日子过去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读到,深被打动,特此留言以抒心怀。可见真诚之力量所在
【余言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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